“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誅的是誰？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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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説起那句“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總能讓人想起西漢衞青、霍去病的光輝戰績以及漢武帝在位時的鐵血年代。很少有人知曉這氣壯山河的豪言壯語，卻出自一場遠涉重山、驚心動魄的戰役。

　　

　　匈奴南北分裂

　　漢宣帝五鳳元年（前57年），匈奴上層圍繞着單于繼承問題而發生了內訌。其時，草原上出現了五位單于（呼韓邪、屠耆、呼揭、車犁、烏藉），相互攻伐。最終呼韓邪單于統一各部，平定了內亂。這場“五單于爭立”導致“死者以萬數，畜產損耗十之八九，人民飢餓，相燔燒以求食”。但戰爭還沒有完全結束，呼韓邪單于之兄呼屠吾斯又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于，即郅支單于。郅支兼併匈奴東部後，勢力大增，向西打敗呼韓邪，佔據了王庭。由是匈奴分裂，形成了以呼韓邪為代表的南匈奴與以郅支為代表的北匈奴共存的局面。

　　

　　呼韓邪單于（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漢宣帝甘露元年（前53年），呼韓邪派遣其子右賢王朝見，此舉原因有二：一是為了獲取援助。呼韓邪部在經歷過“五單于爭立”、郅支的侵奪後，極度衰弱，需要漢朝的援助；二是想利用與漢朝距離較近的優勢，提前爭取漢朝的支持，以孤立郅支。當然，郅支單于也不甘示弱，利用呼韓邪部南遷之際，控制了匈奴大部，向漢朝遣使奉獻，並派遣人質，也在積極爭取漢朝支持。但漢朝態度卻截然不同，據《漢書·匈奴傳下》載：“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呼韓邪獲得了漢朝政治認可以及絕對的物質支持，漢朝此舉明顯是孤立郅支，這是分化政策的體現。

　　烏孫友漢遭打擊

　　郅支單于認為，南匈奴在得到漢朝的援助後實力增強，僅僅依靠自身的實力難以實現統一，又擔心南匈奴依靠漢朝趁勢打擊北匈奴。因此，郅支所部極力向西域發展，一是規避來自南部漢朝以及南匈奴的威脅；二是想極力爭取西域國家的支持，依靠西域來加強自身實力。烏孫（位於今巴爾喀什湖東南、伊犁河流域）作為西域大國，是郅支單于首先考慮聯合的對象。郅支單于派遣使者面見當時的烏孫小昆彌（昆彌為烏孫的最高領袖）烏就屠，希望雙方聯合。烏就屠則認為，呼韓邪為漢朝所支持，支持郅支違背了漢朝的意圖。因此，烏就屠將郅支使者斬首，並將使者的首級送往漢朝西域都護治所，斷絕與郅支的關係，以表明對漢朝的忠心。郅支在烏孫的失敗，實質上是漢朝的“斷匈奴右臂”的結果。漢武帝時期，張騫兩次出使西域，目的便是與西域國家建立同盟關係，以求共同應對匈奴，達到“斷匈奴右臂”的目的。為了聯合烏孫，漢曾兩次派遣宗室公主前往和親，建立了牢固的同盟關係。並在漢宣帝本始二年（前72年），漢與烏孫共同打擊匈奴，獲得了空前的戰果。因此，此時的烏就屠斬首郅支使者，做出傾向於漢朝的行為也就不難理解了。

　　遠嫁烏孫的漢朝解憂公主（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面對烏孫的抵制，郅支單于採取針鋒相對的措施。“郅支由是遂西破烏揭、堅昆、丁令，兼三國而都之”，“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

　　西逃康居

　　儘管郅支在西域有諸多不法行為，但郅支對漢朝還是有所顧忌。漢元帝初元四年（前45年），郅支單于遣使朝見，請求歸還人質。以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為首的強硬派認為，先前已經有使者被郅支侮辱，且郅支部遠離漢朝，並未開化，其心多有不服，因此派遣使者將人質送到塞外即可。但衞司馬谷吉認為，漢朝與郅支部是藩屬關係，如果僅將人質送至塞外，則是表明朝廷拋棄了郅支部，會使雙方矛盾進一步加深，因此應該將人質送至郅支單于的王庭。最終，漢元帝接受了谷吉的意見，並派谷吉等人送還人質。漢元帝此舉主要是對形勢估計嚴重不足。郅支單于與漢朝盟國烏孫發生衝突，挑戰漢朝在西域地區的統治，侮辱漢朝使者，就已經表明與漢朝撕破臉，而這時對郅支單于還存有幻想，認為其不敢直接與漢朝發生衝突，還想極力挽回雙方關係。但這僅是漢朝一廂情願。果然，郅支單于殺害了谷吉等人。

　　

　　西域主要國家（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所謂“兩國相爭，不斬來使”，在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交往中，一國殺害另一國的使者意味着兩個國家的完全對立。郅支單于自知己方實力遠在漢朝之下，只得繼續向西逃至康居國。郅支單于選擇康居國作為避難之地原因有三，一是康居國地理位置。該國大致位於今天哈薩克斯坦南部和吉爾吉斯斯坦之錫爾河中下游地區，其與漢長安相距一萬兩千餘里，與漢朝西域都護府還相距五千餘里，且其間葱嶺（今帕米爾高原）阻隔，沙漠戈壁橫亙，地理隔絕使得康居國遠離漢朝的勢力範圍；二是康居國有人口六十萬、軍隊十二萬，地域廣闊，資源豐富，稱得上西域一強國。郅支單于可藉助康居國的力量儘快恢復本部的實力；三是康居國政治立場。西域很多國家都隸屬於漢朝的西域都護府，康居國是個例外，除了地理因素，其“東羈事匈奴”的政治立場也是重要原因。

　　擾亂西域

　　郅支單于率部西進，沿途因天氣惡劣而導致部眾大量減員，抵達康居時，五萬多人只剩下三千有餘，元氣大傷。但康居王想依靠郅支來脅迫西域國家，對其全力扶助，郅支的勢力逐漸恢復起來。郅支單于覺得自己距離漢朝較遠，漢朝對其無可奈何。先是藉助康居的力量多次入侵烏孫，殺戮人民，掠奪財產，又喧賓奪主，“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肢解投都賴水中”，殘酷之行令人髮指。又在康居國發號施令，作威作福，奴役康居人為其築城。郅支單于還極力壓榨西域各國，強迫西域各國貢獻財物。迫於郅支的兵威，各國不敢不從。隨着勢力的不斷恢復，郅支對漢朝的態度更加惡劣，漢朝派往西域的使者也多被郅支扣留。郅支擾亂西域的行徑，已經嚴重影響到漢朝的權威以及西域地區的穩定。

　　漢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漢西域副校尉陳湯、都護甘延壽出使西域。陳湯是一個優秀的軍事將領，《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載：“湯為人沉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陳湯與甘延壽共同治理西域，面對咄咄逼人的郅支單于、西域地區嚴峻的形勢，陳湯認為應出兵討伐。原因是：一是降服於強者是夷狄的天性，今有強大郅支，必然導致西域國家對漢朝的離心；二是“郅支單于威名遠聞”，“其人剽悍，好戰伐”儼然已經成為了西域霸主，如果不加以制止，必將導致漢朝權威受損，使漢朝經營西域數十年的成果毀於一旦；三是郅支單于雖然遠在康居國，但其城池不固、裝備不精，對其實施打擊容易獲勝。另外，陳湯本人也想立功異域。基於上，陳湯認為應該出兵討伐，以絕後患。

　　陳湯（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但陳、甘二人在出兵時機的問題上產生分歧，甘延壽認為應將出兵事宜奏請朝廷，然後出兵。而陳湯認為奏請朝廷耗時過長，應儘早出兵以免貽誤戰機。就在二人相爭不下時，陳湯獨自矯詔徵兵。甘延壽見木已成舟，只得依從。

　　雖遠必誅

　　陳湯發動西域諸國軍隊以及屯田吏士，合計四萬餘人。部隊分兩路向郅支所在地郅支城（今烏茲別克斯坦江布爾）進發，其中一路走南道，穿過葱嶺（帕米爾高原）至大宛（今烏茲別克斯坦費爾幹納盆地）然後到達康居國。另一路走北道，經赤谷城（今吉爾吉斯斯坦的伊什提克），過烏孫（今伊犁河流域），到達康居。兩路人馬計劃在郅支城下會師，一南一北對敵形成夾攻之勢。

　　陳湯約束部隊，嚴明紀律，得到了怨恨郅支單于的康居貴族擁護，漢軍得以順利到達郅支城附近。起初，郅支得知漢軍前來討伐，意圖棄城而逃，但轉念一想，漢軍遠來疲憊，不能長久，因此決定拼死一搏。這是嚴重的戰略失誤。第一，漢軍征討郅支，得到西域國家的大力支持，漢軍有着政治上的優勢；第二，郅支單于已被完全孤立，被奴役的西域國家不會出手相助，郅支城已成為一個孤立的點，漢軍極易完成合圍，郅支單于無處可逃；第三，郅支部人少城微。郅支到達康居國時部眾不過三千餘人，又與西域國家進行了幾場戰爭，兵源沒有及時的補充，人數不會超過三千人。此外，“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郅支城武備不足；第四，匈奴擅長的是騎兵作戰，守城不但規避了其優點，還為漢軍的全面合圍創造了條件；第五，漢軍戰鬥力強於匈奴兵，“夫胡兵五而當漢者一”。且漢軍在人數上佔優，郅支單于根本打不起守城消耗戰。因而，郅支單于執意固守城池，註定失敗。

　　漢軍到達郅支城附近後，望見郅支城上數百人披甲臨戰，城下的匈奴步兵組成夾門魚鱗陣，百餘騎往來馳騁。匈奴兵氣焰十分囂張，陳湯命令漢軍弓弩手射擊，匈奴人撤回城內。漢軍攻至城下，完成了對城的合圍，“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户，櫓楯為前，戟弩為後”，並放火燒城（城分裏城、外城，裏城為土築，外城為木築）。郅支單于親自登城迎戰，甚至自己的“諸閼氏夫人”也引弓搭箭參與作戰，這也驗證了匈奴兵源的不足。城下漢軍仰視射擊城上人，“諸閼氏夫人”中箭而死，郅支單于也被射中鼻子，負傷下城。夜半，木城被燒燬，漢軍攻入木城。這時，外圍的康居騎兵一萬人，趕來救援郅支城，多次衝擊漢軍營地，均被漢軍擊退。天明時分，土城終於被攻破，郅支單于率領百餘人逃入內宮。漢軍爭相湧入，郅支單于受重傷而死，軍侯假丞杜勳斬下單于首級。漢軍大獲全勝。此戰，包括單于本人、閼氏、單于太子、匈奴諸王，共一千五百五十八人被殺，俘虜一百四十五人，另有一千餘人投降。

　　漢軍（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此次戰役意義重大。第一，加速了漢匈雙方和平的到來，加強了漢匈關係。《漢書·匈奴傳下》記載：“郅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喜的是郅支被誅殺，草原上再無威脅，懼的是漢朝的強大。因此，呼韓邪上書朝見，其後，昭君出塞。終西漢一朝，雙方再無戰事。第二，提高了漢朝在這一地區的地位。《漢書·西域傳上》記載：“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近匈奴。匈奴曾困月氏，故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到國，過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物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所以然者，以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欲市乃得所欲。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鹹尊漢矣”。這足以説明，漢朝的權威已成壓倒性優勢。第三，完全解除了郅支部對西域的威脅，鞏固了漢朝經營西域的成果。漢軍跋涉萬里，“蹈康居，屠三重城，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解除了郅支對西域各國奴役。西域各國視漢軍為救命軍，歸附漢朝的願望更加強烈。

　　大戰後，陳湯、甘延壽上書漢元帝，奏疏上有這樣一句話“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總之，這是一場讓一個國家揚眉吐氣的戰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