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今日思小平_風聞

來源：阜成門六號院

20世紀以來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探索多以失敗告終，中國的改革在過去四十多年卻能不斷深入，社會發生天翻地覆的進步，實屬奇蹟。這種小概率事件的發生，很大程度得益於鄧小平等改革家對政治底層邏輯、底層價值的成功重塑。

2月19日是鄧小平逝世紀念日，每到這一天，人們會用各種方式表達對這位偉大改革家的懷念，並且這種思念都有由衷的，而不是外力驅使的，是我們個體出於人性的良知和自身實際感受而自發的。

每次路過景山後街，我都會很認真地跟同行者説，這是鄧小平1977年後所居住的地方。不少人聽後，會以朝聖的心情去他的舊宅門口瞻仰一下。作為真正的歷史唯物主義者，我們不會認為英雄創造歷史，但是，鄧、葉、胡這些先賢以他們的勇氣和睿智，至少大大改變了歷史的發展軌跡，讓我們提前過上了有尊嚴的生活，如果沒有他們，我們可能仍舊每天在為吃什麼發愁呢！

關於1978年以來鄧小平所領導的改革開放，很多人都會説出一系列改變中國命運的政策來，比如恢復高考、家庭聯產承包、設立特區、確立市場經濟制度等等；或者列舉出一長串成就來，比如人均收入增加了多少，科技水平提高了多少，綜合國力躍升了多少……的確，這些翻天地覆的變化，幾乎發生在經濟社會的每個領域，全球現代史上，有哪個國家的改革能像中國這樣，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創造瞭如此偉大的成就呢！

而今天本文要説的是一個更重要的東西，那就是鄧小平改革對中國政治底層邏輯的根本性改變。現代史上的改革很多，進入20世紀以後，幾乎任何一個非西方國家都進行過大規模現代化改革，哪個國家不想富強呢？但是真正成功的極少（僅有十餘個非西方經濟體實現工業化或準工業化）。尤其是中國這樣的文明古國，搞改革更是敗多成少，埃及、伊朗、土耳其等一個多世紀以來跌跌撞撞、曲折反覆的歷史就是對照。

然而，1978年以來中國的改革卻成功了，這種小概率事件的發生，得益於鄧小平為代表的改革家羣體（當然還有一批知識分子），對****政治底層邏輯、底層價值的重塑，才使得改革能夠不斷衝破利益和意識形態的束縛，持續進行下去，這些正是中國40多年來不斷進步的動力根源。具體來説，鄧小平和他的同志們所開啓的改革，對中國底層邏輯的重塑表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 改變了衡量政治正確的標準，把發展好經濟變成政治第一要務，把能不能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變成衡量一切制度優劣性的試金石。**很多人覺得經濟第一這些不應該是常識嗎？其實這是鄧小平給我們樹立的新常識，在很多歷史時期或國度，人們並不以為然，發展經濟、搞好民生不但不重要，甚至可能是一種“原罪”。

比如，即使在21世紀的今天，很多信仰宗教原教旨主義的國家，傳播宗教、捍衞宗教純潔性仍舊是國家最重要使命，任何世俗主義改革觸碰到這個底線就會走不下去；清代的中國，維護祖宗之法和滿洲根本是最大的政治，至於富國強兵是其次的事情，清末的任何革新只要觸碰到這個紅線都會失敗；在20世紀的社會主義實踐中，捍衞無產階級專政純潔性、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支援全人類的解放事業，一度是整個社會的最核心任務，如果談發展經濟，甚至被認為是資產階級唯生產論觀點，由此導致社會主越來越脱離社會最現實的需求，人民的生活改善並不多。

鄧小平的偉大在於，促使全黨上下自我革命，主動放棄了那些理想主義的目標，讓政治迴歸到常理，迴歸到人的吃飯最基本問題上。如果回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三卷，他講的最多的就是讓人民吃飽飯，1992年南方談話所一再強調地：“中國只要不搞社會主義，不搞改革開放、發展經濟，不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生活，走任何一條路，都是死路”；“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要繼續發展下去，要使人民生活繼續提高，他才會相信你，才會擁護你”，也可以視為這位88歲老人的最終政治遺囑。

所以，1978年以後的經濟改革，不僅是一場傳統意義上的富國強兵的改革，更是一場具有極大普惠性的社會“進步主義運動”。無論是包產到户，還是鼓勵發展私營經濟，還是建立市場經濟制度，無不含有解放個體，釋放全體民眾經濟自由的意義。這正是改革開放成功之處，也是一直得到人民擁護之處。

縱觀人類歷史，任何有生命力的政治經濟制度，都是那些最能滿足人民吃飯、創造財富、安全感這些樸素需求的制度，而不是服務於其他更高級目的的制度。脱離基礎目的，而談高級理想，基本都是空想，而鄧小平的政治經濟學雖然簡單，卻是最正確的真理。

**第二，領導中國擁抱外部世界，讓中國第一次真正成為國際大家庭一員，徹底改變了國民的外部世界觀，以及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自從18世紀的全球化開始之後，外部力量就不斷嘗試將中國引入世界體系，但是中國始終對打開國門、加入全球經濟體系，抱有極其警惕的心態，過分地看待其中的挑戰和不安全因素，寧願關起門來以獲取安全感和尊嚴。

事實證明這種鴕鳥主義式的自力更生，非但不能保證國家的安定，反而讓國家日益落伍於世界主流。中國經濟的全球競爭力衰退最嚴重的兩個時期，都是自我封閉最嚴密的時期，一個是乾嘉時期，中國技術與全球根本上拉開差距；另一個就是本世紀中葉，中國的全球經濟佔比從1950年為4.5%下降到

1978年的1.68%，達到歷史最低值（當然這裏也有帝國主義制裁封鎖的因素）。尤其在二戰後全球化驟然加速的情形下，孤立自守對社會進步的負面影響更是加劇。

鄧小平復出以後，面對中國與外部世界的極大差距，他深刻地意識到，中國只有徹底融入世界政治經濟體系，才有機會取得發展，外部開放雖然有挑戰，但是總體來説更多的是機遇。實際上，鄧小平的外部世界觀與洋務運動以來的開放派，是有本質區別的，其他人多數頂多處於利用或接觸外部世界的認識層面，而鄧小平則是認為中國要加入、融入全球體系，明顯是實質性飛躍。

基於這種認識的飛躍，中國的對外開放，不僅侷限於引進外資、開展貿易、學習技術這種“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東西，而是要認真學習西方制度（雖然在某些方面有保留），儘可能加入國際體系，比如1979年恢復了國際奧委會合法席位，1980年恢復了世界銀行、世界貨幣基金組織蓆位，1986年開始復關談判（1995後改為入世談判），並且積極申請籌辦亞運會、奧運會、世界博覽會、APEC峯會等國際賽事會議。

這些深度參與國際體系，融入世界大家庭的歷史性進步，讓中國享受了極大的全球化紅利，可以説是半世紀以來享受全球化紅利最多的國家。尤其是加入世貿組織後，中國經濟實力發生了翻地覆的變化，2006年經濟總量超過英國，2010年又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經濟大國，超英趕美的夢想竟然在頃刻間就實現，這是任何閉關自守的國家能夠做得到的嗎？

目前全球化出現了很多挑戰，某些國外政客企圖把中國踢出全球體系，國內也有一些人認為過去的對外開放是一種戰略失誤，應該回到自力更生的軌道上來。但是四十年的改革開放，是一場極其深刻生動的國民教育運動，中國應該與世界緊密聯繫在一起，中國只有在對外開放中才能獲得發展，已成為全民的共識，任何力量都不可能把中國與外部世界切割開來了。

**第三，確立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原則，讓社會主義制度變成一個不斷吸收人類先進文明成果的開放系統，中國體制必須博採眾長、自我革新成為共識。**意識形態有神學與科學之分，神學化的意識形態，只允許受眾服從、證實，不允許質疑、修正，而科學化的意識形態可以證偽、修正。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社會主義的很多學説曾經幾度被人為教條化，被固化為只可以信從、不可以質疑的東西。尤其是蘇聯在援助全球革命中，把本國模式當做社會主義唯一的標準，凡是背離這個模式的，都是資產階級修正主義，這種做法為社會主義學説發展帶來了很壞的影響，讓社會主義理論在二戰後全球生產關係劇烈變革中逐漸落伍於時代。

鄧小平對全球社會主義學説的非常關鍵作用在於，他打破了過去形成的對社會主義的固化認識，提出社會主義並不是一成不變，而是在實踐中不斷修正發展，什麼東西是好的，是否值得堅持，需要接受實踐檢驗（胡耀邦等人在思想解放中的作用也同等重要）。這是社會主義學説的一次大的躍進，一方面承認意識形態的可證偽性，為改革創新提供了合法性；另一方面也為吸收其他文明成果打開了大門，四十年來中國社會主義理論得以博採眾長，經濟社會改革方得不斷深入，避免了被歷史淘汰。

反觀其他絕大多數以馬列主義為指導的國家，要麼早就政權易幟，要麼陷入封閉停滯，惟獨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欣欣向榮，中外命運之天壤之別，實賴於70年代末的思想大解放。因此，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實踐第一的旗幟永遠都不能丟，對着人類先進文明成果輕易貼上姓社姓資的標籤，最終只能是阻礙自身的發展進步，讓自己落伍於世界、落伍於歷史潮流。

**第四，改變了政治的規則，開啓了制度現代化大門，讓現代文明價值逐漸深入人心。**漫長的帝制時代，為中國政治留下了很多暴力和專制的傳統，所謂的“外儒內法”，在從秦漢至明清的兩千年中，國家權力和暴力的界限不斷延伸，個人（包含官僚全體）的權利空間不斷被壓縮。尤其是在上世紀的歷史大變革中，夾雜着社會革命和救亡的合法性外衣，以及受蘇聯階級專政學説的影響，這種暴力的規則發揮到極致，導致了很多悲劇的發生。

改革開放後，在處理林四兩案主犯中，高層果斷拋棄過去殘酷的路線鬥爭的做法，採取了公開審理、依法定罪的辦法，專門為十位主犯聘請了律師，並且鄧陳胡都不主張對幾位民憤極大的被告動用死刑，這無疑是一種巨大的歷史進步。

進入80年代，鄧胡為代表的高層，主動將法治、人權等觀念引入到執政架構中，逐步完全法律體系，承認公民的基本權利，約束政府的作為。雖然中國的政治文明建設剛剛起步，還有有多不完美的地方，但是現代文明價值已經深入人心。中國在這四十年中也發生了很多不可逆轉的變化，社會的力量不斷壯大，社會對權力的約束力越來越強，政策的程序性和科學性大大提高，社會秩序遠遠比過去更具包容性、穩定性和創造性，這種社會文明層面的進步，其意義不亞於經濟總量翻了多少倍。

所以説，今天我們懷念鄧小平，不僅要懷念他的功績、他的勇氣、他的智慧，更要感知到他對中國底層價值、底層邏輯方面的貢獻。這些底層邏輯**重新界定了政治的是非準則，以及社會的價值導向，**在更深遠的層面推動了中國的發展進步。

事實也表明，這些底層邏輯藴含強大的人民性和某種程度上的普世意義，它們越來越深入人心，成為社會的基本公約數，人們的底線共識，我們堅持地好壞，直接影響社會（乃至外部世界）對中國未來的信心。今天，時代和國際形勢的變幻給中國改革開放提出了諸多新問題、新挑戰，重温鄧小平的這些底層邏輯，更感覺彌足珍貴，我們有責任把它們與時俱進地繼承好、發展好，讓中國的現代化事業行穩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