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立民：美國對華政策是自我傷害，更像是冷戰時期的蘇聯_風聞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冰汝看美國”，作者：王冰汝 

在“流浪氣球”事件佔據美國輿論焦點的過去十幾天，原本以為將開始緩和的中美關係，又走向了緊張。而拜登政府對於這件事的處理也遭受到質疑。前美國資深外交官，尼克松總統訪華的首席翻譯傅立民（Charles W. Freeman）稱，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因為氣球事件推遲訪華，是可悲的（pathetic）。（請戳歷史文章👉傅立民：布林肯因氣球“推遲”訪華，太可悲了！）

近期，傅立民與我分享了他在美國外交學會的講話，他稱美國現在的對華政策是在進行自我傷害。在當前的形勢下，非常值得美國的執政者反思。

（以下是傅立民演講全文）

234年前，這個國家的人民明智地決定通過新憲法“組成一個更完美的聯邦”。該憲法的序言仍然是有史以來最雄辯的清單，列出了人們建立政府的目的。它宣佈美利堅合眾國的使命應該是：

建立正義

確保國內安寧

提供共同防禦

促進公共福利

確保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子孫後代得享自由的幸福

與這份基準清單相比，我們目前對中國的政策越來越具有破壞性( ruinous)。 中國能夠而且將會打理好自己的事務。短期內，我們可以制約甚至削弱它。但從長遠來看，我對我們的政策正在做什麼以及將對我們做什麼深感擔憂。讓我按照國家憲章中規定的順序回顧一下清單。

我們在最近的“選擇之戰”中決定將中國列為我們的敵人，這非但沒有推進正義事業，反而導致了針對美國華裔的新一輪不公正對待。 輪到他們並且蔓延到那些看起來像他們的人，去經歷其他少數民族（如德國人、意大利人和美國日裔人）在過去戰時因為祖國與美國的緊張關係，從而遭受民眾和執法機構的仇外迫害。

與冷戰時期一樣，我們再次讓有才華的中國移民科學家和工程師感到在這裏不被歡迎，並激勵他們回國。朝鮮戰爭期間，傑出的加州理工學院控制論工程之父錢學森回到了中國，在那裏他成為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核武器和運載系統之父。我們現在正在培養另一代才華橫溢的美籍華裔科學家和工程師，他們害怕受到監視和迫害。他們的離開是我們的經濟技術損失，中國的收穫。

當然，針對亞裔的暴力行為並不新鮮。現在發生的只是種族主義和宗教偏見的最新證據，這些種族主義和宗教偏見已經擾亂了國內的安寧好幾個世紀。馬丁·路德·金充滿希望的樂觀主義讓位於喬治·弗洛伊德令人窒息的絕望。伊斯蘭恐懼症根深蒂固，反猶太主義捲土重來，我們將外國人和他們的想法拒之門外。美國人對信息環境的忠誠度、替代事實以及剝削性公司和社交媒體強加給我們的盲點分裂。辯論，就其發生的程度而言，是充滿敵意的，而不是文明的，還很少有成果。

如果像卡爾·多伊奇（Karl Deutsch）宣稱的那樣，一個國家是“一羣因對過去的錯誤看法和對鄰居的仇恨而團結在一起的人”，那麼我們就不再符合這個要求，除非我們對官方指定的和妖魔化的敵人，就像中國、伊朗和俄羅斯等國家，懷有強烈的敵意。 

我們在我們的歷史及其深刻的意義上有着很深的分歧。美國人之間現在對這些問題持有很深的不同意見：

我們的國家是否誕生於自由之中，或者説依賴於非洲奴隸制。

我們是否是一個“白人”或多種族國家。

我們的國家是否應該獨立於宗教，或者服從於各種不同版本的基督教。

我們的祖先是否是通過勇敢地突破邊界或通過對這個大陸的土著居民進行種族滅絕來建立我們的國家

選舉的合法性是否取決於他們的公平性，或者取決於狂熱者是否選擇接受他們的結果。

我們正在經歷的不團結和功能失調不僅僅擾亂了我們國內的安寧。它削弱了我們與其他國家的關係。華盛頓的政治僵局阻礙了經濟、種族、意識形態、軍事和其他利益之間的權衡，並阻礙了總體國家利益的合成。這使我們的外交政策成為國內特殊利益競爭的載體。就中國而言，單一利益集團圍繞着怨恨和恐懼聯合起來，表面上使他們結成對北京的共同敵意。但每個羣體的議程都會削弱其他羣體的議程，從而損害所有人的利益。

1991年，蘇聯不再與我們爭奪全球霸權。解體後，我們沒有了明顯的敵人。**中國現在已經成為我們治癒敵人剝奪綜合症的良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已經放棄將外交策略作為國防和外交關係的工具。我們之間的交戰理由是台灣與中國其他地區的分離，這是我們為分裂中國內戰各方而進行軍事幹預的意外結果。我們甚至不再假裝遵守我們後來與北京達成的基本協議，使它能夠將台灣問題擱置一旁，以便未來和平解決。 

現在，都在談論如何打仗來確定台灣的地位。雙方都必須知道，這樣的戰爭對台灣來説是災難性的，對美國和中國都是災難性的，對任何加入我們或中國參戰的國家都會造成嚴重損害。但華盛頓沒有人試圖像五十年前的尼克松政府那樣，試圖找到解決辦法或權宜之計來處理中美在台灣問題上的分歧。

美國人不喜歡大政府，除非它穿着制服。與中國開戰的預期現在是大幅增加對我們的軍事-工業-國會-情報機構聯合體的補貼的主要理由。軍事凱恩斯主義找到了可靠的後冷戰動力。

**但是，將我們為延緩並在可能的情況下扭轉中國崛起所做的努力描述為“冷戰 2.0”是一種逃避。**這意味着之前我們與蘇聯的經驗在某種程度上使我們能夠在不引發熱戰的情況下與中國抗衡並擊敗它。因此，這是一種否認的做法，是幻想外交政策的藉口，也是對國際事務採取適得其反的、完全軍事化的方法的藉口。

中國對我們的地區主導地位和全球霸權的挑戰，儘管真實存在，但與已故的、未被悲嘆的蘇聯所發起的挑戰幾乎沒有任何共同之處。它不能通過遵循冷戰劇本來實現。 

與自我孤立、自給自足和高度軍事化的蘇聯不同：

中國完全融入了 1945 年後的政治和經濟秩序。它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它可以對抗，但不能“遏制”。

中美經濟相互依存。不存在我方勝中方輸的零和博弈。脱鈎會讓雙方都付出經濟增長、就業和技術進步的代價。

中國對美國全球霸主地位的挑戰並非來自意識形態侵略或海外帝國建設。中國試圖將其制度與美國意識形態救世主隔離開來。與蘇聯不同，中國既沒有試圖也沒有威脅要征服其鄰國。中國的政治經濟影響力開始讓我們自己黯然失色。我們把它偽裝成一個軍事問題。

中國的財富和權力的迴歸正在削弱美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逐漸取代我們在二戰後的區域和全球政治經濟霸權地位。**但北京不對美國的領土或獨立構成威脅。**東亞經濟秩序已經以中國為中心。中國已成為非洲舉足輕重的外部力量。阿拉伯人和拉丁美洲人歡迎中國，以此抵消歐洲和美國的持續主導地位。中美之間的爭論是關於美國全球和區域影響力的衰退，而不是關於中國征服鄰國的願望。

**美國的軍事姿態與我們面臨的經濟和技術挑戰無關。**它無助於恢復我們下降的聲望或平衡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

與我們 1918-1920 年干預俄羅斯內戰不同，美國在 1950 年派出第七艦隊干預中國內戰，成功阻止了共產黨的全面勝利。它將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台灣與其他地區分開。七十多年後，我們繼續在軍事上爭奪中國的邊界。我們越是這樣做，中國就越覺得有必要挑戰我們。

中國與印度、日本、馬來西亞、菲律賓和越南有較小的領土爭端，但不佔領或威脅佔領鄰國。我們選擇在軍事上支持其他對中國提出索賠的國家，而不是幫助解決他們與中國的爭端。

**美國與中國“競爭”不是通過效仿中國堅定地專注於自我完善，而是通過試圖阻礙其發展並將其排除在國外市場之外。我們，而不是中國人，首先尋求“脱鈎”。**中國對美國的關税進行了報復，並試圖減少對美國進口產品的依賴，但直到最近，它還是以補貼和支持本國公司作為回應，而不是效仿美國的經濟戰。

從一開始，我們“遏制”蘇聯的冷戰戰略就有一個明確的目標——蘇聯體制最終因自身的弱點而崩潰。我們與中國開始的準戰爭既不包括勝利的定義，也不包括戰爭終止戰略。很少有人認為中國會崩潰。

與冷戰時期不同，其他國家現在看不出有什麼令人信服的理由在我們和我們指定的對手之間做出選擇。歐盟和日本以及全球南方國家希望與中國接觸，而不是孤立它。

中國的工業經濟規模已經是我們的兩倍。世界上四分之一或更多的科學家、技術人員、工程師和數學家現在是中國人，而且這個比例還在增長。技術平衡正在向對我們不利的方向轉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我們與中國競爭的最有效方式是引進更多的中國人才。但我們正在做相反的事情。禁止美國向中國出口技術或在兩國進行交叉投資不會逆轉中國的進步。它甚至可以加速它。中國人開始在越來越多的領域引領國際技術創新。

在與中國就其邊界和領土主張進行的任何戰爭中，中國將擁有工業激增能力和經受住消耗的能力的優勢。它的通訊線路也會短得多。民族主義熱情的天平將站在北京一邊，而不是華盛頓一邊，就像河內在努力統一越南時那樣。但與北越不同，中國是一個擁有核武器的超級大國。

在國際事務中，就像在物理學中一樣，對於每一個動作，都有一個相等而相反的反應。我們的行動刺激了中國鏡像、滿足和匹配我們對它的軍事敵意。我們現在正在與中國進行軍備競賽，我們還不清楚我們是否能堅持自己的立場。我們將台灣作為美國在東亞勢力範圍的一部分的明顯決心，以及我們派海空軍積極巡邏中國邊界，為北京提供了迅速重組和全面現代化解放軍的理由。

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海軍。據報道，中國海軍的一些艦船配備了軌道炮，這是我們無法開發和部署的技術。陸基解放軍火箭軍部署的彈道導彈能夠打擊距離中國1000英里的移動中的航空母艦。中國部署了我們無法防禦的高超音速導彈。解放軍空軍現在擁有世界上最大的轟炸機部隊，以及裝備有射程超過我們的空對空導彈的戰鬥機。北京正在加強其核能力，以阻止美國再次干預其與蔣介石的政治繼承人未完成的內戰，蔣介石在大陸輸掉了與中國共產黨的戰爭，但在美國的支持下，在台北重建了政權。

儘管中國的軍事實力顯着增強，但北京方面迄今仍將國防開支控制在遠低於 GDP 的 2% 的水平。與此同時，成本控制繼續難倒五角大樓。國防部從未通過審計，還因依賴美國的成本加成採購而導致的浪費、欺詐和管理不善而臭名昭著。相當於利潤驅動的國有企業---軍工企業官僚機構的收入（和利潤）完全來自政府。就我們的支付能力而言，美國的國防預算已經失控。

四十年前，美國迫使蘇聯將更多的經濟投入國防，而忽視其公民的福祉，從而使蘇聯破產。現在，即使我們的人力和實體基礎設施正在衰退，我們美國人仍將更多借來的和納税人的錢用於我們的軍隊。**在某些方面，就中國而言，我們現在處於冷戰時期蘇聯的地位。**我們的財政軌跡損害了美國人的整體福利。然而，這與我們的自由一樣，是我們的武裝部隊要捍衞的。

美國打壓中國國家技術龍頭企業、束縛其電子產業並剝奪其外國市場，表面上的目的是減少我們對全球供應鏈的依賴並恢復美國的就業和經濟領導地位。但直接的影響是：

促使中國做出相應的決定，減少對美國進口的依賴，並加大力度增強科技自力更生。中國現已承諾投入2650億美元用於減少對進口半導體的依賴。

擾亂供應鏈，導致組件短缺，從而降低美國的經濟效率，同時引發通貨膨脹。

促使外國和公司尋求替代美國技術和美元融資的方案，以避免未來像我們單方面對中國、伊朗和俄羅斯施加的那樣的長期制裁和供應鏈中斷的風險。

引導中國和韓國等技術競爭者增加對其半導體和其他高科技產業的補貼，增加資金，使我們為新制定的產業政策分配的資金相形見絀。

導致中國開始仿效我們的軍國主義的新重商主義限制其在全球處於領先地位的技術出口，正如其最近決定禁止出口用於太陽能電池板的硅片生產技術所表明的那樣。

使美國半導體工具和設計公司失去了他們的主要市場，損害了他們自籌資金進行研發或進行新投資的能力。

加速將世界劃分為獨立的技術生態系統，一些由美國技術壟斷，一些由美國和中國共享，還有許多由中國主導。

加速中國在全球南方的工業和技術市場的主導地位。

將美國的投資從中國轉移到墨西哥、越南和印度等第三國，而不是將工業和工作“迴流”到美國。

迫使台積電和其他亞洲公司在美國投資於政治上有利但缺乏競爭力的半導體代工廠。他們計劃在美國生產的半導體將比在本國生產的半導體成本高出至少 50%，而且技術水平不如本國生產。

減少中國對美國經濟的投資，而不是像我們那樣創造就業機會和減少對外國供應鏈的依賴，例如，歡迎德國、日本和韓國的汽車製造商在美國設立生產基地。

成功的外交體現了政治經濟誘惑，而不是強暴。 然而，我們目前的經濟治國之道完全是強制性的。 如果貿易和投資夥伴未能遵守我們的強制性授權，出口管制和制裁將帶來痛苦。 這種方法疏遠而不是拉近關係。 它對美元主權的依賴現在威脅到美元的地位和賦予我們的特權。

更重要的是，我們正在做的事情並沒有停止，也不會阻止美國公司通過將生產轉移到國外來應對競爭——如果不是中國，那就是墨西哥、越南，或者其他擁有可靠、廉價、勤勞勞動力的地方。企業對外包的吸引力並不是中國陰謀竊取美國工作崗位的結果。這是我們選擇構建公司財務、勞資關係、税收政策、健康保險體系以及環境和其他國內政策和做法的方式的結果。中國極具競爭力的經濟可能使其成為外包的首選目的地，但其他國家現在也加入了這場遊戲。如果我們目前沒有興趣進行國內政策改革，就不會有美國的再工業化或我們飽受打擊的中產階級的復興。

美國人的決定性特徵是我們對個人自由的堅持，以及希望增強這些自由並將其傳遞給子孫後代的願望。但長達四個十年的冷戰、所謂的“全球反恐戰爭”、為政權更迭而進行的“永遠的戰爭”，以及我們對中國和俄羅斯的偏執妖魔化，催生了一種以國家安全為中心的監視和戰爭狀態，它已經嚴重侵蝕了我們共和國的傳統和公民自由。當然，即使是偏執狂也有敵人。但我們在國內為我們的外國精神病症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包括最近我們對中國的民族反感。

戰略的目的是將目標與資源聯繫起來，併為以儘可能低的成本實現願景鋪平道路。**我們的對華政策既缺乏遠見，也缺乏對節儉效率的關注。這不是一種戰略，而是一種旨在通過強制而非鼓舞人心的手段維護美國首要地位的姿態。**它不包括國內改革的願景或以身作則恢復領導地位的努力。不起作用。正如我們目前對中國的態度開始表明的那樣，這將不必要地加速我們的衰落。

最後，我要感謝一位瑞士外交官，他最近提請我注意喬治·凱南的一些非常相關的言論。凱南關於蘇聯和莫斯科的説法適用於我們目前對中國的態度。我回憶凱南所説的話時用“中國”代替“蘇聯”或“俄羅斯”和“北京”代替“莫斯科”。

“我相信（中國）的觀點……今天在我們許多政府和新聞機構中盛行的觀點是如此極端，如此主觀，與任何對外部現實的清醒審查所揭示的結果相去甚遠，它不僅無效而且作為政治行動的指南是危險的。”

凱南繼續説道：“這一系列無休止的扭曲和過度簡化；對另一個大國領導人的系統性非人化；這種對（北京）軍事能力的例行誇大和（中國）意圖的所謂不公平；這種對另一個偉大民族的本性和態度的單調歪曲，……這種在判斷（中國人）和（我們自己）的行為時輕率地應用雙重標準，這種最終無法認識到他們的許多問題和我們的問題的共性 ，隨着我們無情地進入現代技術時代。這些都是知識分子原始主義的跡象，以及在一個偉大的政府中不可原諒的憤世嫉俗和懷疑的天真。”

當我們接近21 世紀第一個25年末尾時，我自豪地回憶起我們的國家誕生了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政府之一。我願意相信，我們美國人還有更多的期待，而不是沉思和爭論。樂觀之於外交官，猶如勇氣之於士兵。我相信，如果我們認識到這樣做的必要性，我們的共和國就能找到一條實現民族復興和增強競爭力的道路。但是，如果沒有明智的治國方略和外交手段來創造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我們將無法做到這一點。與中國建立更少對抗、更多合作的關係，將在某種程度上使我們能夠恢復先輩們建立美利堅合眾國的宗旨，換句話説，“讓美國再次偉大”。

（演講英文原文可以在傅立民個人網站閲讀https://chasfreeman.net/25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