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發女碩士”事件反思 :“鍵盤俠”狂歡的背後是“嫉妒”和“怨恨” | 熱點_風聞

編者按

2月19日，據共青團中央消息，24歲的杭州女孩鄭靈華因患抑鬱症離世。鄭靈華在2022年7月保研至華東師範大學讀研後，第一時間拿着錄取通知書，向病牀上的爺爺分享喜事，並曬出合影。但因為照片中鄭靈華染着粉色的頭髮，因而遭遇大規模網暴。有“鍵盤俠”認為，“染粉頭髮就是不正經”“一個研究生，頭髮染得跟酒吧陪酒的一樣” ，以及用更難聽的言論對其進行人身攻擊。也有別有居心者鼓吹“陰謀論”，“她是怎麼保研的，應該好好調查調查” “病牀上的是她爺爺麼？”據媒體報道，2022年8月，鄭靈華已經將頭髮染回黑色，但那些刻毒的言論仍對她造成了巨大影響，她也因此罹患抑鬱症。在其去世後，評論區的部分“鍵盤俠”仍在狂歡，“啥？因為這點事就想不開了？這心靈也太脆弱了，不怪網友吧。” “被人戳中痛處了，想不開了也正常。”  對此，共青團中央官方公眾號也評論指出，“言論自由在任何地方都不是絕對的，更不意味着個體和組織可以信口雌黃、顛倒是非、惡語傷人，甚至抱團對他人進行輿論審判。”

與其説“鍵盤俠”是為了社會不平現象發聲，倒不如説他們身上表現出了這個社會情緒氛圍的一個側面——“怨恨”。他們不分青紅皂白地“怨恨批評”，並非真想消除不良現象，只是以此為藉口，進行情緒宣泄，享受謾罵和否定所帶來的不斷高漲的快感。怨恨批評不會對內在價值和品質做出任何的肯定、讚賞和頌揚，僅是一味的否定、貶低和譴責。而這種怨恨從何而來，又將走向何方？是需要關注的問題。本公眾號特推出此文，供讀者思考。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公眾號立場。

從嫉妒到怨恨

——論中國社會情緒氛圍的一個側面

成伯清 | 南京大學教授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09年第10期

未經註明，圖片均來自網絡

為方便閲讀，有刪改

一個社會，不僅具有自己特定的客觀結構和發展水平，也會有自己獨特的精神風氣和心理狀態。當然，我們無意於將社會有靈化或擬人化，但是，身處一個時代，確實可以體會到一種深層的“情感律動”（rhythmof sentiment)。

不惟如此，有人甚至從情感的角度來分析當前人類文明的狀態。眾所周知，亨廷頓曾經發表過聳動天下的“文明的衝突”一文。十多年後，就在同一雜誌《外交事務》上，莫伊西又提出了“情感的衝突”之説。根據莫伊西的看法，近年來發生的一連串事件證明亨廷頓的觀點正確多於錯誤，但除此之外，我們還需認識到當今世界正面臨着“情感的衝突”，即西方世界表現出一種恐懼文化，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陷入到一種屈辱文化，而亞洲的大部分則呈現出一種希望文化。

其實，莫伊西心裏頗為不平的是，恐懼和仇恨的相互對峙，讓作為旁觀者的亞洲人一尤其是中國人坐收漁翁之利，得以專心於創造自己的美好未來。這種視角確實新穎別緻，頗能説明一定的問題。但充滿希望的中國，也已打開了自己的潘多拉盒子。從情感的角度來看，希望固然正在中國的上空盤旋，但同時也鬱積着其他的情感問題。本文所要討論的嫉妒和怨恨，正在折磨着我們。

作為競爭動力的嫉妒

我們可以從諸多的角度去描述和刻畫當代中國社會的轉型。其中一個觀察視角，可以**將這種轉型視為從激情到利益的轉變，也就是將羣眾的政治激情轉化為對經濟利益的追求。**或者説，我們日益明確地把社會秩序的基礎奠定在利益之上，把為多數人謀利益作為正當性基礎。西方也曾經歷過類似的過程。儘管在追逐利益的過程中，理性的計算和理智的謀劃可能佔據上風，但也未必能夠徹底馴服破壞性的激情，因為在追求利益的過程中導致的不公平現象，以及由於急劇變遷而導致的連根拔起的狀態，一樣可能誘發情緒的波動和激動。

**在改革開放初期，第一種引起廣泛關注和議論的主要情緒，就是嫉妒。**或者説，嫉妒情緒被人指認出來，成為一些不良現象乃至越軌行為的原因，當然可能是出於錯誤的歸因而成為“替罪羊”，因為嫉妒幾乎是無所不在的，而且縱觀人類歷史，似乎“此情無計可消除”，儘管嫉妒的對象隨時隨地而變化。

按照當時流行的説法，嫉妒就是“紅眼病”。有趣的是，按照西方的傳統，嫉妒卻是長着“綠眼”。莎士比亞在《奧賽羅》中曾有一句名言：“您要留心嫉妒啊，那是一個綠眼的妖魔！誰作了它的俘虜，誰就要受到它的愚弄。”嫉妒之時，眼睛定會放射出光芒，至於此種狀態下虹膜的顏色為何，則似乎不同文化有不同的想象（至於是否具有生理學上的依據，不得而知）。

當然，綠色作為嫉妒的顏色，對西方而言，早在莎士比亞之前就確立了，或許這跟綠色象徵着不成熟、沒經驗和生嫩有關一一對別人的成功和財富“眼紅心熱”(green with envy。有趣的是，為了準確地翻譯，我們不得不把綠色轉化為漢語裏的紅色。這幾乎已經成為隨處可見的慣例），嫉妒不就是因為我們在此類事務上的情感還不成熟嘛；同時，綠色在西方也是疾病和令人作嘔的顏色，嫉妒不也是一種情感上的疾病嗎？由此可見，除了象徵顏色的不同，關於嫉妒的含義中西似乎並無本質區別。

不管怎樣，**“紅眼病”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爆發，確實也有當時的社會背景。**試想，奉行了多年的平均主義，早已習慣了沒有明顯可見的貧富差距的人們，突然發現自己的身邊冒出了“專業户”、“萬元户”，心理豈不一下子失去平衡？情緒激動的結果，就是往養雞專業户的雞舍裏投撒農藥、把養魚專業户的魚塘掘開放水。隨着改革在城市推開，少數敢於創新、依靠自己的膽識和勤奮而富裕起來的個體户，又被人貼上各種污名標籤一一當然，歷史地看，首批敢於“下海弄潮”的人，大多是出於種種原因在傳統體制中被邊緣化了的人，他們在既定的秩序中沒有地位和自我實現的機會，只好放手一搏。

嫉妒之所以引起廣泛關注，主要是因為媒體上報道了不少“嫉妒的極端特例”一一從迫害到謀殺而導致有關嫉妒的“話語爆炸”。當時的大眾媒體和學術期刊，都紛紛把嫉妒作為自己關注的一個熱門主題，各類名流也在撰文和演講中把嫉妒作為一個時髦話題。但從一開始，嫉妒並未被一概否定，而是從消極和積極兩個方面來進行分析。有人還區分出了“東方式的嫉妒”和“西方式的嫉妒”，認為東方式嫉妒是看到別人比自己強的時候，自己不發憤圖強，反而費盡心機來詆譭別人，破壞別人的事業；而西方式嫉妒是看到別人比自己強的時候，從自己身上找原因，通過自己的努力來超越別人。

這種説法，現在看來很是有趣，把一種美好的願望投射給了當時中國人其實並不太瞭解的西方。這也跟當時的風尚大有關係：一切都是西方的好，甚至連嫉妒也不例外！但是這種區分，確實透露出一種促進變革的深層願望：既需要激發人內在的激情以推動社會的變革，又不希望這種激情具有破壞性。

在一個試圖引入競爭機制的社會中，嫉妒顯然是一種具有巨大利用價值的情緒。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有關嫉妒的討論，基本上都將之歸結為一種個人的心理問題，而且普遍認為這是一種可以通過認識水平和道德修養的提高而加以克服的心態。

**其實，我們應更多地從社會結構中去尋找嫉妒的原因。**在此，我們可以借鑑羅爾斯的觀點。在他看來，三種情況可能導致嫉妒帶着敵意而爆發：

一是個人對自身的價值和能力缺乏明確的信心；二是由於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的原因，自身與他人之間的差異變得明顯可見，併成為一種痛苦和羞辱的體驗；三是處於劣勢者看不到任何改變他們不利處境的希望，為舒緩痛苦和卑下之感，他們相信唯一的選擇就是以自己受損害為代價讓處境較佳者也受損害，別無他法，除非徹底認命和陷入麻木。

隨着新的社會分化和分層結構的固定化，在窮人(永遠是相對的）的基本尊嚴越來越受到傷害的時候，而且越來越多的人成為結構性多餘的時候（甚至社會分層結構也不復是金字塔型，而是類似一場馬拉松比賽，不能跟上競賽隊伍者將被永遠甩下，掉到社會結構之外，情形就大為不同了。嫉妒不僅可能帶着敵意而爆發，還可能發生質變。耐人尋味的是，有關嫉妒的話語似乎也日漸從公共領域轉向了私人關係，這大概與社會心理承受能力的增強有關。曾有一度，嫉妒甚至成為測量私密感情的温度計，是愛情的證明。慢慢地，嫉妒又成為一種人格的缺陷，不過，適用的範圍開始限定到兩性關係的領域。此外，“紅眼病”一詞似乎不再成為流行語，而復歸為一種眼科疾病。

作為結構性產物的怨恨

時至今日，如上文所言，隨着利益格局相對固定化，社會差異顯明化，個人向上流動的機會（比如通過教育）受到鉗制，類似嫉妒的現象依然存在，但卻有了微妙的變化。譬如，在少數先富起來的人眼中，當前特別嚴重的是“仇富心理”。

這裏值得注意的有兩點：

一是懷有仇富心理的，不再是少數認識水平和道德修養上的落後分子，而變為一種社會性情緒；二是這種情緒不再是單純的嫉妒，而帶有了仇恨的意味，甚至還經常落實到行動上。

更為重要的是，原先的嫉妒者所從事的破壞、迫害和傷害等行為，都是明確針對引起嫉妒的對象；而現在嫉妒演變成了怨恨後，帶着敵意爆發出來的情緒，針對的可能是泛化的一類人，甚至可能是所有人。

説到這裏，我們必須討論一下嫉妒和怨恨的聯繫與區別。根據舍勒的看法，“……嫉妒者見財眼紅，拼命想要通過勞動、交換、犯罪或強力把財富弄到手；這些人都不會陷入怨恨。怨恨產生的條件只在於：這些情緒既在內心猛烈翻騰，又感到無法發泄出來，只好‘咬牙強行隱忍’一一這或許是由於體力虛弱和精神怯懦，或許是出於自己害怕和畏懼自己的情緒所針對的對象”。怨恨的產生有一個必不可少的中介，即無能感。“當所渴望的價值不能獲得，而我們又在這個方面非要跟人相比時，嫉妒就導致怨恨。”

當然，怨恨除了因為嫉妒而產生之外，還可能是受到傷害和挫折而滋生。受到傷害，馬上給予回擊或自衞，則不會心懷怨恨；但假如由於無能和軟弱，或者由於恐懼和害怕，不能直接表現出反應衝動，包括必須壓抑伴隨的憤怒情緒，則這種隱忍就容易釀成怨恨，而且越是長期置身於受傷害的處境，越是覺得這種處境非自己所能控制，則怨恨就越深。

怨恨一旦形成，就會不斷累積和加速，不僅使怨恨的對象發生擴展、改變和轉移，也影響到情感本身。這種情感因為無法向外表達和發泄，便在內心猛烈翻騰。脱離了原初對象的怨恨，緊縮聚攏，融化為一團有毒物質，形成了一個毒源。如果意識控制稍有鬆懈，它就會脱穎而出。

所以，怨恨雖然具有特殊的意向，但並無明確的對象，因為經過轉化，怨恨成為一個逐漸脱離原因、不隨原因而消失的體驗和心理定勢。“在真正的怨恨中，並沒有情感上的滿足，有的只是因和他人進行比較而感受到的持久的憤怒和痛苦。

如果按照培根的説法，《聖經》中稱嫉妒為“惡眼”(an evil eye）、占星術稱之為“惡象”（evil aspects of envy/bacon，那麼，怨恨就不僅僅是“惡”了，還是一種“毒”。舍勒明確稱怨恨為“有毒的情感”（toxic emotions），尼采雖也提到“怨恨的嫉妒之眼”（the green eye），但着重強調的還是“怨恨的毒眼”(the poisonous eye of ressentiment）。實際上，尼采和舍勒所使用的“怨恨”（ressentiment）—詞，翻譯成中文裏的“怨毒”，或許更為恰當。充滿惡意的怨恨，不僅是一種心靈的自我毒害（self-poisoning），而且可能通過心理感染（psychological contagion）而影響他人。事實上，怨恨的精神毒液極易感染人，而且一旦中毒，可能就浸透到人格的核心。

作為一種潛藏在內心的無可化解的強烈仇恨感和憎恨感，怨恨無疑是源於無可救藥的無能感。但這是一種自相矛盾的情感，因為殘酷無情的力量可能在一種難以克服的軟弱中突然爆發出來。目前，我們社會就正體驗着不時爆發的怨恨所製造的事端：從沒有直接利益關係的羣體性衝突事件，到各種惡意犯罪，甚至是帶有恐怖主義性質的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應該説，目前的社會控制能力應付羣體性事件尚無問題，儘管代價越來越高昂；但對於零星爆發且日益暴烈的惡意犯罪，卻是防不勝防。可以説，這就是我們為結構性問題所付出的代價。結構性問題刑事犯罪化，是一個我們必須加以正視的急迫問題。那麼，目前到底哪些結構性問題容易製造怨恨呢？

一是貧富懸殊，多數人感到經濟利益遭到剝奪。這種傷害對於底層民眾來説，尤為普遍。當然，剝奪可分為絕對剝奪和相對剝奪，在解決温飽問題之後，相對剝奪可能更為重要。二是社會權利保障不到位。現在雖然物質生活水平極大提高，但在社會成員作為合格和成熟的公民參與公共事務上，還極為不充分，個人的社會性需求得不到滿足。同時，個人價值和尊嚴的實現途徑非常有限一社會普遍崇尚單一而粗暴的成功標準（就是“名利”二字），不符合這種標準的生活方式遭到系統的貶黜。三是公共權力的行使缺乏明確的限制，從而不時造成“合法的傷害”。同時，由於“體制性遲鈍”，對於民眾的傷痛不能有效做出應答。久而久之，受到傷害而又無可訴求的民眾，勢必萌生怨恨。

怨恨批評

從嫉妒到怨恨，中間也有一些過渡狀態，比如近年來流行的一個説法，就是“鬱悶”。鬱悶是一種心情壓抑的狀態，是找不到出路、看不到希望的反應。鬱悶久了，難免憤懣，滋生怨恨。這都是社會結構的產物。除了上述積怨重重的跡象外，我們還必須留意一個徘徊在我們社會中的幽靈，即“怨恨批評”（ressentiment criticism）。這是舍勒提出的一個重要概念。根據他的觀點，“一種持久的社會壓力越是被感受為一種‘宿命’也就越是不能產生切實改變這種狀況的力量，進而越是可能導致缺乏任何積極目標的不分青紅皂白的批判”。沒有積極目標的、不分青紅皂白的“怨恨批評”，並非真想消除不良現象，只是以此為藉口，而且，對於所抨擊的狀況的任何改善，不僅不能令人滿意，反而只能導致不滿，因為它們破壞了謾罵和否定所帶來的不斷高漲的快感。怨恨批評不會對內在價值和品質做出任何的肯定、讚賞和頌揚，僅是一味的否定、貶低、譴責。

顯然，我們的社會完全具備了產生怨恨批評的條件，而且確實也出現了怨恨批評。改革開放至今，雖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解決一些問題的同時也導致了新的問題叢生。而對於有些問題，簡直就是束手無策，舉步維艱。

在日常話語中，無論説到什麼問題，多數人都會一聲嘆息，進而歸咎於一言難盡的“體制問題”。“體制問題”可謂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流行的診斷，也是最方便的藉口，誰也不用承擔個人責任，誰也不用再費心去想解決問題的辦法。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體制問題，似乎成為我們的“宿命”，剪不斷理還亂。

最能讓我們一窺怨恨批評之究竟的，莫過於網絡上的言論。任何一個瀏覽過網上言論的人，都不難發現隨處可見的怨恨批評的蹤跡。作為一種匿名化的交流手段，在網絡上發帖和跟帖，基本上可以直抒胸臆，表達自己的不滿和怨恨。而唯恐天下不亂的看客心理，又可使怨恨發揮得淋漓盡致。任何美好和真誠的事情，在網絡上都可能受到質疑和詛咒。

當然，我們絕非否認網絡交流和批評的價值。事實上，在正規渠道不通暢的情況下，網絡的確可能成為我們撬動局部現實的唯一路徑。讓我們感到成為問題的是，網絡上經常瀰漫着一股怨毒之氣。而這也非網民之過，他們不過是以一種方式反映了自己的生存狀況而已。

從中國網民的社會處境來看，充滿怨恨的言論又非憑空而起。現在普遍推崇個人奮鬥，可機會結構越來越閉鎖在特定的利益格局之中，即便受過高等教育，沒有“背景”一一現在學者們喜歡使用“社會資本”或者“關係網絡”之類的中性概念來描述此類社會不平等現象一一往往意味着沒有施展才華的機會。

我們的教育經常又讓人產生過高的期望，在現實面前屢屢碰壁，使受教育者備感無能為力。即便是已有了不錯的職位而僥倖成功的年輕人，也許會因為更加深切地體察到社會中的制度性傷害和不公，而更為不滿。當不滿和痛苦缺乏有效的正式表達渠道的時候，讓人更加鬱悶和憤懣。顯然，這種情緒在現實權威的壓力之下，很容易就轉化為怨恨，形諸言辭之後，就是怨恨批評。怨恨批評因為沒有直接的利益訴求，似乎更具説服力和感染力，其藉助於網絡傳播的便捷，可以迅速使整個社會陷入到怨恨氛圍之中。但是，怨恨不可能產生建設性的結果。布爾迪厄曾言，怨恨是“人類苦難的典型形式，是支配者強加在被支配者身上最糟糕的東西”。惟有從怨恨和怨恨批評中擺脱和解放出來，我們方能真正直面現實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