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是如何搞情報的，又為何落馬？_風聞

作者：温伯陵

　　

　　文章開始前，先説一件事。

　　最近微信改版，以前每篇文章都是大封面的展現模式，**被改成星標讀者大封面、其他讀者小封面的展現模式。**如果沒有對這個號星標的話，文章就會隱藏在信息流中，或者兩三天後才能刷到。

　　這次改版是逼着博主去做視頻號，但我們這個號主要是寫圖文，所以……我厚着臉皮和大家要個星標，要不然，我們可能慢慢就走散了。

　　感謝大家。

　　以下是正文。

　　1

　　革命戰爭年代，我黨有很多在刀鋒上游走的紅色特工，例如錢壯飛、李克農等等，相較這些知名者而言，潘漢年有極為精彩的故事，卻不為人知，有最悲慘的結局，世人卻不知他為何落難。

　　這篇文章，我們就來聊潘漢年。

　　早年間，潘漢年的工作和情報完全不搭邊，他是個文藝青年，在宣傳領域寫出很多傾向革命的雄文，相當於1920年代初期的流量作者。

　　1926年底，國共大革命轟轟烈烈，潘漢年跟着郭沫若到了南昌，擔任《革命軍日報》總編輯、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宣傳科科長，大革命失敗後，潘漢年又回到上海，繼續做宣傳工作。

　　革命生涯平淡如水，不起波瀾。

　　但一個人的命運啊，必須考慮到歷史的進程。

　　做流量作者的時候，潘漢年認識了同樣做宣傳工作的博古，後來博古去蘇聯留學，認識了王明等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

　　1930年9月，博古回到上海，在全國總工會做宣傳幹事，早回國半年的王稼祥，在中宣部旗下的《真理》報做編輯。差不多相同時間，潘漢年調到《紅旗日報》做總採訪，和王稼祥住在一起。

　　在這樣的歷史進程下，潘漢年和博古、王稼祥打得火熱，並和王明產生了微妙的聯繫。

　　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召開，王明一步登天當選為政治局委員，並短暫兼任過江蘇省委書記。也就是在這段時間，王明問博古，有沒有宣傳方面的優秀幹部，給我推薦一個？

　　博古説有，潘漢年不錯。

　　於是憑藉博古的關係，潘漢年很快就做了江蘇省委宣傳部長，可謂是一步登天。

　　但潘漢年的運氣不止於此。

　　同年4月，中央特科的顧順章叛變革命，出賣了很多我黨機密，導致中央特科的情報網遭到極大破壞，周先生為挽救革命，決定調陳雲、魯赤水、潘漢年到上海，重組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是非常重要的部門，這份調令雖説是周先生下發的，但潘漢年的工作調動，要説背後沒有王明的影子，幾乎是不可能的。

　　可以説，潘漢年的前期革命生涯，每次進步都和王明有關。這在當時看來是平步青雲，但長遠來看，卻對潘漢年的命運產生了決定性影響。

　　在新的中央特科，陳雲兼任第一科科長，負責財政、交通和營救工作，潘漢年兼任第二科科長，負責情報、偵察、反間諜的工作，魯赤水兼任第三科科長，主要工作是領導紅隊鎮壓叛徒。

　　其他兩人暫且不説，這篇文章只説潘漢年。

　　潘漢年到中央特科工作以後，整個人都變了。

　　以前做流量作者的時候，潘漢年的文青氣質特別濃，喜歡參與文人聚會，談論些風花雪月的事，渾身充滿了小布爾喬亞風格。到了中央特科，潘漢年就必須切斷以前的社會關係，在老朋友的視線中消失，即便偶爾碰面了，也只能以“不熟”的態度打招呼。

　　有個作家後來回憶説：

　　“那時漢年已是一個完全的地下工作者，再沒有地方找他聊天了，有時偶爾碰到，笑笑而已。”

　　雖説這是職業要求，但能迅速轉變角色，足以説明潘漢年的心性、意志、適應能力遠超常人。

　　換做你我，恐怕真不一定能做到。

　　不過轉變角色是做情報工作的第一步，要想真正做出成績，潘漢年必須重建被破壞的上海情報網。

　　做工作交接的時候，原二科科長陳賡向潘漢年移交了兩個線人——楊度和焦鎧。

　　楊度曾經是袁世凱的謀士，積極勸袁世凱稱帝，北洋失敗後，楊度到了上海，做了杜月笙的幕僚，在上海的上流社會可謂是手眼通天。

　　焦鎧是青幫頭目，在法租界的飯店、茶樓、浴室裏招收了大批弟子，在上海的底層社會很吃得開。

　　接手了這兩個線人，便接手了一部分殘破的情報網，潘漢年的主要工作是在此基礎上，恢復上海中層情報網，其中的核心焦點是恢復租界巡捕房的內線。

　　因為中央特科的內線鮑君甫，和租界巡捕房的關係很好，數年來提供了很多有價值的情報，顧順章叛變以後，鮑君甫暴露，被國民黨押送回南京，這條線就斷了。

　　如果失去租界巡捕房的內線，以後要打聽上海軍警的行動，或者營救被捕的同志，都是不可能的。

　　經過一番調查，潘漢年發現知名律師陳志皋，和巡捕房的領導人物關係很好，以前也給我黨的被捕人士做過辯護，在政治上是可以爭取的人。

　　最關鍵的是，陳志皋在追求我黨黨員黃慕蘭。

　　黃慕蘭是中央委員賀昌的妻子，而賀昌在中央蘇區工作，因為一起去蘇區有危險，黃慕蘭便留在上海，擔任中國人民革命互濟總會的營救部長。

　　憑藉這層關係，黃慕蘭就是絕對可信的人。

　　於是潘漢年決定，用黃慕蘭結交陳志皋，然後通過陳志皋聯繫巡捕房高層，培養內線。

　　很快，潘漢年把黃慕蘭調到中央特科第二科，並和她説了計劃。黃慕蘭很為難，説我是有丈夫的，而且已經拒絕了陳志皋，這麼做是不是不合適啊？

　　潘漢年：“為了革命嘛，克服一下自己的情緒。”

　　黃慕蘭：“那好吧，堅決服從安排。”

　　就這樣，黃慕蘭按照潘漢年的要求，約陳志皋吃飯，並提出要在巡捕房交一個朋友，方便以後的營救工作。

　　陳志皋一聽就上頭了，黃慕蘭竟然有求於己，是不是追求有戲啊，便和黃慕蘭説：“我和法租界巡捕房的華人探長趙子柏關係不錯，可以幫你牽線。”

　　幾天後，陳志皋選了一家高檔餐廳，約黃慕蘭和趙子柏吃飯，準備介紹他們認識一下。為了給趙子柏留下印象，黃慕蘭專門打扮一番，穿着和妝容都很講究。

　　果然，趙子柏一見黃慕蘭便兩眼放光，立即遞上名片，諂媚的説：“非常願意結交黃小姐這樣的朋喲，黃小姐如果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地方，一定效勞。”

　　到了這一步，法租界巡捕房的華人探長趙子柏，便是中央特科的囊中之物。

　　潘漢年通過黃慕蘭和趙子柏約定——

　　請趙子柏留意巡捕房裏“逮捕辦案”一類的事，無論大小都儘量告訴黃慕蘭，每個月給趙子柏豐厚的酬金，如果有上海的其他軍警朋友，也可以介紹認識，酬金和介紹費都可以談。

　　趙子柏在美人計和糖衣炮彈的攻勢下，根本沒有還手的餘地，就這樣成為潘漢年的內線，法租界巡捕房也成為中央特科的情報來源。

　　搞定法租界巡捕房，潘漢年又盯上了國民黨上海黨部，準備在那裏建立內線。

　　國民黨上海黨部是CC系的地盤，裏面是清一色的反共分子，要建立內線很不容易。但經過研究對比，潘漢年發現上海黨部有個姓沈的幹事，不受重用，國共大革命時屬於左派。

　　這種人正是最佳培養對象。

　　於是潘漢年派一名同志接近沈幹事，每天吃飯喝酒聊天打屁，慢慢的，沈幹事和那名同志便成為無話不談的朋友，並且願意成為中央特科的情報人員，給革命做事。

　　再過一段時間，沈幹事被提拔到國民黨上海黨部的組織部門工作，負責登記秘密自首的人員名單。

　　所謂秘密自首人員，其實就是背叛我黨的叛徒，這份名單正是潘漢年需要的。

　　所以通過沈幹事，潘漢年能源源不斷的得到叛徒名單，然後彙報給周先生，及時處理叛徒，及時疏散黨的工作人員和文件。

　　此外，潘漢年還在一個大型商場的鐘表櫃枱，把老實憨厚的售貨員發展成情報人員，但這名售貨員只負責觀察往來人員和傳遞消息，並不知道自己在為中央特科工作。

　　就這樣一點一點的縫補，一個一個的發展，不到兩年時間，潘漢年便恢復了中央特科的上海情報網。

　　那個愛寫文章的文藝青年，也在歷史的進程下，成為潛身上海地下的諜王。

　　潘漢年

　　2

　　按照原本的計劃，上海黨組織被破壞之後，周先生和博古等人進入中央蘇區，潘漢年則留在上海繼續做情報工作。

　　結果到了1933年夏天，也就是上海情報網剛恢復的時候，丁玲和潘梓年被捕了，這件事直接影響到潘漢年的處境。

　　因為潘梓年是潘漢年的堂兄，丁玲是知名的左翼女作家，兩人和潘漢年的關係非常好，他們兩人被捕，那麼潘漢年在上海的安全就不能保證。

　　上海中央局書記李竹聲通知潘漢年，上海的事不要管了，立即動身去中央蘇區。

　　潘漢年也知道問題的嚴重性，把經營兩年的上海情報網交接出去，抬腳便走。

　　説起潘梓年，我倒想起一件事。前些年因為工作關係，認識了一位老阿姨，她老公小時候是少先隊的積極分子，每天上課之餘，老師還給分配了一項政治任務，就是陪潘梓年散步……

　　那時中央蘇區是博古和李德掌權，潘漢年屬於自己人，所以潘漢年到了中央蘇區以後，得到兩個選擇——

　　要麼做紅三軍團政治部主任，和軍團長彭德懷合作。要麼做中央局宣傳部長，調部長楊尚昆去紅三軍團。

　　這兩個都是顯赫的職位，任由潘漢年選擇，絕對稱得上是重用，從這裏也能看出潘漢年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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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潘漢年覺得，自己是軍事外行，去紅三軍團政治部工作，可能要出問題。與其如此，還不如到宣傳部做老本行。

　　這次選擇，某種程度上決定了潘漢年和楊尚昆的人生軌跡。

　　此後楊尚昆憑藉紅三軍團的資歷，在軍隊系統一路高升，新中國成立時做到軍委秘書長，有了大將的資格。而潘漢年沒有進入軍隊系統，常年做着宣傳、情報、統戰工作，軍政地位自然要差一大截。

　　人這一輩子，能決定命運的選擇就那麼幾次，一旦輕易做出選擇，就決定了一輩子。

　　沒有選擇紅三軍團，那麼潘漢年在中央蘇區，就沒什麼顯赫事蹟了，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三次談判。

　　一次是做為談判代表，和福建的十九路軍談判，簽訂“反蔣反日的初步協定”，停止雙方的軍事行動，恢復經濟貿易。

　　一次是長征前夕和廣東王陳濟棠談判，達成停止作戰、解除封鎖、允許紅軍借道的協議，給紅軍長征打開第一道大門。

　　另一次是在莫斯科，和國府駐蘇聯武官鄧文儀談國共合作，不過還沒談出結果“西安事變”就爆發了，談判主角換成了周先生。

　　這三次談判，潘漢年都是執行者，並不能起決定性作用，有功勞，但不大。

　　潘漢年真正揚名立萬的戰場，還是在上海。

　　3

　　時間到了1938年，抗日戰爭打的屍山血海，中國進入即將亡國滅種的危險時刻。

　　要打贏抗日戰爭，必須有情報支持，要保護我黨的組織和根據地，必須及時清理漢奸敵特，於是延安決定成立中央社會部，任務就是：

　　**“有系統的與敵探、漢奸、奸細做鬥爭，防止他們混入內部。有計劃的派遣同志和同情分子，利用一切機會打入敵人內部，**利用一切可利用的人，在敵人內部工作保護自己。”

　　中央社會部其實就是中央特科的延續，所以負責社會部工作的，也都是有特科經驗的老革命。

　　原第三科科長魯赤水，現在成了社會部部長，而陳雲調任中組部部長，他向教員建議説，潘漢年以前做情報工作不錯，不如讓潘漢年做社會部副部長，繼續分管情報。

　　雖説潘漢年追隨過王明，但教員用人，主要看是否認同自己的路線，並不記私仇，潘漢年表態擁護“遵義會議”後，就認可了潘漢年。

　　現在陳雲推薦潘漢年，教員就同意了。

　　分管情報的社會部副部長，看起來位高權重，實際上是個勞碌命，根本不可能在延安常住。

　　畢竟延安是偏遠的大後方，得到的情報都是被人嚼過的二手貨，要想得到準確的第一手情報，還得去風雲匯聚的香港、上海等大城市。

　　於是潘漢年以“治療眼病”為由離開延安，在香港和上海之間來回奔波。

　　那時日本在上海有個龐大的特務機關，因為辦公樓叫梅花堂，這個特務機關也就俗稱為梅機關，機關長是影佐禎昭，此人一手策劃了汪精衞投日，並親自出任汪偽政權的最高軍事顧問，控制着汪偽政權的一切重大事務。

　　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的副總領事巖井英一，也成立了一個情報機構，直接受外務省指揮，號稱“巖井公館。”

　　汪精衞投降日本後，在上海極司菲爾路76號成立了情報機構，俗稱為“76號”，由原軍統特務丁默邨、原中統特務李士羣擔任正副主任。

　　此外國民政府撤退到重慶前，在上海留下大量的軍統、中統特務，活動能力不容小覷。

　　相比這些兵強馬壯的情報機構，我黨的情報網已在長征後被破壞殆盡，在魚龍混雜的上海，顯得有些勢單力薄。

　　別説收集情報了，能不能生存下來都是問題。

　　那怎麼辦呢？

　　從零開始建立情報網肯定來不及了，最好的辦法就是執行中央命令，利用一切機會打入敵人內部。

　　首先，潘漢年和廖承志合作，鞏固了沒有受到破壞的香港情報站，然後便帶着延安派出的劉人壽、董慧等情報人員去了上海，和南方局情報部的上海負責人劉少文取得聯繫，拼拼湊湊，搭建起我黨在上海的情報班子，並建立了上海和延安、香港、重慶直接聯繫的電台。

　　其次，潘漢年重用了一個身份複雜的人——袁殊。

　　袁殊是湖北人，父親是老同盟會員，國共大革命時參加了北伐軍，1929年袁殊到日本留學，一年後回國，在左翼文化運動中嶄露頭角。

　　當時潘漢年是左翼文化運動的流量作者，自然就和袁殊認識了，調到中央特科情報科以後，潘漢年又介紹袁殊入黨，逐漸培養成三面情報人員：

　　即袁殊是中央特科情報科的人員，隱瞞身份進入國民黨CC系的情報機構“幹社”，又以“幹社”的身份為背書，給日本駐上海領事館的巖井英一提供情報。

　　1935年紅軍長征，上海的情報機構無法生存，袁殊被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的叛徒出賣，國府逮捕了袁殊，巖井英一把袁殊撈出來……

　　抗戰爆發後，袁殊加入軍統，被戴笠任命為軍統上海區情報組的少將組長，1939年準備刺殺76號副主任李士羣，結果計劃敗露被李士羣逮捕，又是巖井英一給撈出來，做為回報，袁殊寫了《興亞建國論》，迎合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宣傳。

　　總之，袁殊的履歷極其複雜，遊走於各方勢力卻毫髮無傷，到底有沒有背叛革命，到底有沒有對日本許下承諾，誰都説不清楚。

　　但潘漢年手裏的牌太少，除了重用袁殊，利用他的特殊身份換取日本情報以外，沒有其他選擇。

　　袁殊

　　1939年10月，潘漢年在上海找到袁殊，進行了一次深度談話。

　　袁殊表示想回歸革命陣營，但之前在形勢逼迫之下，不得已投靠了巖井公館，以後該怎麼辦，希望潘漢年能給出明確指示。

　　潘漢年説：“歡迎你迴歸革命陣營。現在既然巖井公館要利用你，那我們也可以利用巖井公館，至於你以後怎麼辦，還要看你的表現。”

　　大家都是中國人，沒人真心願意給日本服務，一旦有了退路，誰都想緊緊抓住。

　　所以聽到潘漢年的表態，袁殊知道退路已經鋪成，便按照潘漢年的指示，在巖井公館的旗號下，打出“興亞建國運動本部”的招牌，公開做了“漢奸”，而在這塊招牌的掩護下，潘漢年把廖承志推薦的陳孚木、共產黨員翁從六、延安的情報人員劉人壽都派到袁殊身邊。

　　這樣一來，潘漢年便在巖井公館裏，建立了我黨的情報站。

　　做為老資格情報人員，巖井英一必然知道潘漢年的行動，而且袁殊也向巖井透露過潘漢年的延安背景，想給自己再留一條退路。

　　但巖井英一併不反感，反而想和潘漢年見一面，看能不能通過潘漢年，獲取中國的國情要聞。

　　互惠互利，你中有我，這點潘漢年也清楚。

　　所以巖井通過袁殊發出邀請後，潘漢年沒有拒絕，以“胡越明”的名義和巖井見了一面，約定每半個月向巖井公館提供一次情報，巖井提供每月兩千港幣的諮詢費。

　　歸根到底，這是一次和日本互換情報的交易——

　　巖井默許袁殊向潘漢年透露日方情報，潘漢年以“胡越明”的名義，通過袁殊向巖井提供情報，互惠互利，各取所需罷了。

　　當然了，潘漢年提供的情報都是有些價值、但沒有太大價值的，不可能把家底都告訴巖井，這點覺悟潘漢年還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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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巖井公館打開局面以後，潘漢年把目光對準了汪偽政權的76號。

　　76號的實際掌權人是李士羣，此人是1905年出生的，早年參加了我黨，還到蘇聯東方大學留學，回國後在中央特科第一科工作，原本有極高的前途。結果1932年被中統逮捕後，隨即背叛革命，進入中統為國民黨效力。

　　抗戰爆發後，李士羣奉命在南京潛伏，卻因為意志不堅定，被土肥原賢二策反，追隨汪精衞投靠日本，做了76號的副主任。

　　隨後幾年，在汪偽政權的鬥爭中，李士羣擊敗主任丁默邨，陸續做了76號的主任、警政部次長、江蘇省政府主席，在汪偽政權內部隻手遮天。

　　丁默邨和李士羣

　　李士羣的地位很高，但他也有隱憂，那就是擔心汪精衞和日本失敗，想給自己留退路。

　　於是在某些公開場合，李士羣會説一些“政府希望和共產黨團結合作”之類的話。

　　所謂“政府希望”，在某種政治語境下，其實是説的人希望，所謂“團結合作”，其實是可以進行利益互換。

　　這是李士羣向我黨釋放的信號。

　　潘漢年敏鋭的發現李士羣的信號，向中央社會部彙報之後，便決定和李士羣這個前同事合作，獲取汪偽政權的情報。

　　而最適合和李士羣聯繫的人就是地下黨員關露。

　　當初李士羣被中統逮捕時，胡繡楓和丈夫李劍華營救過他，李士羣一直感恩戴德，而關露是胡繡楓的姐姐，原名是胡壽媚。

　　憑藉這層關係，關露就可以得到李士羣的信任。

　　於是潘漢年請南方局出面，把關露調到上海，以李士羣朋友的身份，經常到李士羣家裏做客，李士羣也有意無意的説些軍政情報，關露暗記在心，出門就整理成文件單線彙報給潘漢年。

　　1942年初，潘漢年和李士羣約飯，進行了一次雙方高層的單獨見面。

　　李士羣開門見山的説：“貴黨和新四軍有什麼需要幫助的，我盡力而為，希望你們對我也多加幫助。”

　　李士羣要幫我黨和新四軍的，是提供情報，希望我黨幫他的，是給他留一條退路，戰後能幫他説句話。

　　明白了這層意思，潘漢年立即回道：“我們歡迎你的態度”，言外之意，看你的後續表現吧。

　　這層意思，李士羣也明白。

　　飯後，潘漢年和李士羣約定，以後由袁殊和76號副主任胡均鶴直接進行聯繫。

　　至此，經過多年的努力，潘漢年終於打通日本和汪偽政權的情報關係，組建起龐大的情報網絡，每天將得到的情報篩選彙總，通過無線電發到延安，給教員等中央領導人做參考。

　　我黨能在抗戰時期遊刃有餘，潘漢年是做出巨大貢獻的。

　　這也是潘漢年職業生涯的高光時刻。

　　4

　　就在潘漢年的情報工作蒸蒸日上時，一件偶然的事，給潘漢年的命運轉折埋下伏筆。

　　1943年初，日本侵華的勢頭緩和下來，並且和蔣介石的重慶國府眉來眼去，準備通過談判來解決軍事問題，重慶國府也積極響應，和日本的關係日漸升温。

　　面對這種事，汪精衞很不是滋味。

　　汪精衞原本就是日本抬出來的傀儡，主要功能是穩固日本在東南地區的統治，以及對抗蔣介石的重慶國府，現在日本要繞開汪精衞和蔣介石談判，那汪精衞豈不成了無用之人？

　　於是，汪精衞想向日本展示自己的力量，而要展示自己的力量，汪精衞需要另一方勢力做背書。

　　放眼中國，汪精衞能選擇的也只有我黨。

　　揣摩到汪精衞的心思，李士羣便準備給汪精衞介紹我黨的人，以此增加他在汪精衞面前的地位，同時給排擠周佛海做鋪墊。

　　李士羣選定的人就是潘漢年。

　　而當時日軍和汪偽軍正在搞“清鄉”，大規模掃蕩新四軍根據地，潘漢年很着急，想親自和李士羣見一面，拿到“清鄉”的情報，讓新四軍提前做好準備。

　　就這樣，潘漢年向華中局書記饒漱石彙報之後，就到了南京，通過胡均鶴約李士羣見面。

　　結果啊大出潘漢年的意料，李士羣剛見面就説：“汪先生準備搞議會政治，聽説你來了，很高興，想和你談談。”

　　潘漢年怎麼都想不到，約李士羣見面談業務，怎麼就和汪精衞扯上關係了？和李士羣見面彙報過，和汪精衞見面可沒彙報過啊。

　　怎麼辦呢？

　　稍微想了一下，潘漢年做出判斷——

　　如果不見汪精衞的話，這次來南京就沒法和李士羣談業務，還會影響以後的業務往來，兩權相害取其輕，潘漢年決定見汪精衞。

　　見面的時間很短暫，談話也沒什麼新意。

　　汪精衞説：“我要搞議會政治，成立聯合政府，吸收各黨派參加，希望貴黨也來參加。”

　　潘漢年説：“我黨是不會參加你的議會政治的，上海也不會代表延安來參加，但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話轉達給延安。”

　　汪精衞：“你回去聯繫一下，以後的合作仍找李士羣。”

　　潘漢年：“如果你和日本合作有困難，要另找出路時，新四軍會給你一個轉身的餘地。”

　　談話內容不鹹不淡，簡短而無力。

　　隨後潘漢年和李士羣單獨會談，問到關於“清鄉”的情報之後，便離開南京，回新四軍根據地去了。

　　其實潘漢年和汪精衞見面沒什麼，如果和饒漱石彙報清楚，這事也就過去了，但問題是，潘漢年回去以後，隱瞞了和汪精衞見面的事。

　　而過了一段時間，汪精衞通過報紙公開了和潘漢年見面的細節，並且添油加醋一番，造成已和我黨聯合的假象。

　　這樣一來，就把一件小事鬧成大事。

　　那潘漢年為什麼隱瞞呢？

　　答案就是1943年我黨正在整風，整風的一項重要內容是清理王明路線，而潘漢年早期是追隨王明出頭的。

　　潘漢年害怕彙報之後，饒漱石兩罪並罰，終結他的政治生命甚至肉體生命。

　　所以，潘漢年是存在僥倖心理的。

　　後來汪精衞發到報紙上的消息傳回延安，饒漱石也向延安告了一狀，潘漢年便準備在1945年回延安參加七大時，當面向教員説清楚。

　　然而當潘漢年準備彙報並接受懲罰時，教員為了安撫潘漢年，説：

　　“你在敵後的工作，中央是瞭解的，對你是完全信任的。外面的謠言，我們並不相信，你也不用害怕，中央會為你澄清的。”

　　此時教員是完全信任潘漢年的，根本不相信，潘漢年未經彙報私自見汪精衞，也不相信他見了汪精衞還不彙報，於是就有了這番話。

　　説者無意，聽者有心。

　　教員安撫潘漢年的話，又讓潘漢年產生了僥倖心理，之前準備好的彙報措辭，一句都沒説出口。

　　就這樣，潘漢年錯過改變命運的唯一機會。

　　5

　　1954年“高饒案”爆發，隨即開始審查饒的工作履歷，審查發現，上海解放前夕，李士羣的助手胡均鶴進入了上海公安隊伍，還被任命為上海公安局下屬的“情報委員會”主任。

　　這份任命是副市長潘漢年和公安局長揚帆建議、饒漱石批准的。

　　很快，胡均鶴被帶到北京，承認國府撤退前命他在上海潛伏，想辦法打入我黨內部，給將來起事做準備。

　　這麼一説，胡均鶴的罪名就定了，連帶着饒漱石罪加一等。

　　原本這事沒有牽扯到潘漢年，但12年來，私下見汪精衞的事始終是潘漢年的心病，而胡均鶴是李士羣的助手，屬於潘漢年私見汪精衞的親歷者。

　　現在胡均鶴被捕，潘漢年難免犯嘀咕：“他是不是把所有事都説出來了？要不我還是主動承認吧，否則就沒機會了。”

　　於是在這個時候，潘漢年和陳毅談了見汪精衞的前因後果，並給教員寫信承認錯誤，請陳毅代呈給教員。

　　陳毅聽潘漢年説完，立即帶着信向教員彙報。

　　教員聽完陳毅的轉述，勃然大怒。

　　12年前我可是擔保你沒有問題，結果你現在説真的見過汪精衞，你到底什麼意思？做為情報人員，應該毫不保留的向組織坦白，這麼重要的一件事，你竟然隱瞞了12年，這不是被汪精衞當槍使了嗎？

　　如果只有這一件事隱瞞也就罷了，可你做情報工作這麼多年，能隱瞞一件，難道不能隱瞞十件百件？

　　**一個無邊無際的猜疑鏈，就此出現在教員的腦海，想到這裏，教員在信件上批示“此人從此不可信用”，**並命羅瑞卿立即逮捕潘漢年。

　　一代諜王就此落幕。

　　其實説到底，教員如此在意潘漢年隱瞞見汪精衞的事，根本原因在於，潘漢年做為遊走刀鋒的情報人員，是組織的裏子，必須貼心透明，和麪子保持一致，不能有一絲一毫的私心。

　　一旦裏子有了私心，可能就是會派滅門的大事。

　　為避免危險，面子只能換個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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