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政策如何擺脱新四座大山？_風聞

在兩會召開之前，我們有必要直面中國經濟的基本問題：目前國內主流經濟學家主張的宏觀經濟政策，能否讓廣大羣眾擺脱新四座大山（教育，醫療，養老，住房）？

討論具體政策之前，先要破除幾個國內盛行的新自由主義的錯誤經濟觀念。

第一，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製造一個幻覺，以為國家財富源於勞動分工。但是書裏承認，財富源於權勢。原因很簡單，分工打破自給自足，必然擴大營銷風險。全球化成為大國競爭市場份額的國家競爭，而非企業競爭。這是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貿易戰的起源。國內學美國的規模經濟造成賣菜難，賣車難。企業為了生存，不斷用機器取代人力，造成世界各國的就業難。發達國家教育成本越來越高，青年越來越不願生育。發展中國家人口爆炸，大規模向發達國家移民，衝擊社保體系不可持續。所謂市場優化資源配置成為天方夜譚。各大國科技競爭的產業政策和軍備競賽，決定各國的經濟格局和地緣政治。

第二，科技競爭的新陳代謝，使任何物質資產都不可能保值增值。只有長遠發展的國際競爭力才能生存和發展。夕陽產業的衰落，使老工業區的房地產的價值成為負值。特朗普在大西洋城建設的豪華賭場只能炸燬止損。美國週期性的註銷沉沒資產，才能不斷創造新興產業。國內目前學日本對房地產泡沫採取拖延戰術，只會加劇沿海地區實體經濟的衰落。中國教育體制的落後，使年輕人就業越來越不穩定，如何能扭轉人口下跌的趨勢？沒有穩定就業，即使放寬補貼和信貸，年輕人如何敢擴大消費？北大退休教授都無法在上海落户，如何讓農民工進城接盤房地產負債？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追隨弗裏德曼的貨幣理論，試圖直升飛機撒錢，是製造新一輪通脹和經濟大蕭條的政策根源。

第三，科技革命造成產業的新陳代謝和經濟中心的變遷。美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傳統製造業和軍火工業集聚於美國東部。東部的房地產泡沫逼新興的核能和空間產業在七十年代移往美國西部。房地產泡沫從二十一世紀開始把新興的能源和智能產業移往美國南部。中國經濟中心的轉移，也有從北向南，從沿海向內地轉移的趨勢。中國基礎設施的投資，如果不能縮小地區差距，就必然導致產業出走，加劇年輕人的就業困難。最近十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不斷放慢，説明中國的投資風向缺乏長遠眼光。科學規劃指導資本投資，才能扶持新興戰略產業。投機資本主導技術趕超，必然受跨國資本制約。國內經濟學家空談市場效率，不知道區分短期的經濟效率，中期的社會效率，和長期的生態效率。才有如今教育醫療產業盲目市場化造成的四座大山。

在今年兩會開幕之前，我們建議新的國務院考慮長遠目光的改革大計。

第一，認清大國競爭的本質是科技是第一生產力。恢復國家科委，用科學規劃指導教育改革和工業佈局。在明年高考前取消各地區考生的分數線差別，讓內地學生和大城市學生有同等的錄取機會，並允許華羅庚那樣的自學成才以同等學力的報考機會。這就給學區房釜底抽薪，使房地產投機失去土壤。給內地和農村青年和沿海大城市平等競爭的機會，鼓勵全社會增加對新技術跨學科發展的智力投資，而非拉動不可持續的炫耀消費和酗酒抽煙暴食等不健康消費。中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目前沿海大城市保姆和護理的工資已經超過大學畢業生的待遇，而且極不穩定。這次新冠疫情的重災區就集中於世界各國的大城市。大批老人死亡的原因就是缺乏穩定的護理人員。中國要應對生物戰和老齡化，與其學香港和新加坡引入菲律賓保姆，不如鼓勵新農村發展和城市幹部和退休居民下鄉養老，讓農村婦女可以就近照顧老人和子女，減少留守兒童，又能兼職護工，增加收入。同時降低城市居民的養老成本和國家的社保負擔。大批城市退休幹部和居民到生態良好的小城市和農村養老，也將促進醫療佈局從集中於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和農村分散，減少看病難看病貴的難題。如果城市中小學和鄉村中小學發展姐妹關係，城市中小學定期下鄉學農。下鄉老人的子女也會在假期來農村訪問老人，農村可以發展李子柒模式的學農課堂，增加城市青少年的生活能力和戰備訓練。我自己在五六十年代的親身經歷證明，大自然是比電子遊戲，虛擬世界對青少年身心健康更好的課堂。城鄉對流的機制，加上草原和林區發展多種經營，將創造綠水青山化為金山銀山的經濟基礎。提早實現馬克思和毛澤東縮小三大差別的社會理想。

第二，認清中國國情是高度不平衡的地區差距，不可能有要素自由流動的放任市場。新加坡的房地產市場，美國的高科技市場，歐盟各國的勞動力市場都不能自由流動。美國各州管制金融和保險的法律都不相同。即使避税天堂也對資本進出的時間長短有所限制。現代市場經濟不存在要素自由流動的空想資本主義烏托邦。要解決金融嫌貧愛富的難題，可以借鑑美聯儲的體制，以及中國革命根據地的歷史經驗，在央行底下增設幾個地區分行。把央行偏愛沿海大城市的統一利率，改為流域治理的幾大地區分行有不同的利率政策。保留統一的國家政策性開發銀行，成為長遠投資的第二財政，直接受中央指導。現有的財政部繼續歸國務院和發改委指導，應對短期和中期的宏觀調控。在金融調控上也可以實現黨政分工。中國模式最成功的經驗就是長江流域上下游的綜合治理，可以推廣到北方的黑龍江流域，中部的黃河流域，淮河流域，和南部的珠江流域，西南的雅魯藏布江流域。不同流域實行不同的發展政策，制定區域不同的中長期利率，人口移民，醫療社保，生育政策的不同政策也能因地制宜。下游發達地區贊助上游地區的人才技術培養和基建投資。改變各地進京要補貼的傳統模式，也根治中央各部九龍治水尋租腐敗的體制土壤。在金融劃區明確後，再逐步推行行政體制改革，減少中間層次，鼓勵城鄉人口對流，逐步縮小城鄉差別，發展多樣特色經濟，實現低社會成本的可持續共同富裕，逐步縮小區域差距。

第三，內地的財政壞賬責任在中央和地方不合理的財政分權體制，給外資過度讓利造成沿海地區過度繁榮和內地過度衰落。處理內地的土地金融和財政赤字，是財政部的責任。可以仿效改革初期處理國有銀行壞賬的辦法，打包凍結，讓地方輕裝上陣。只要國民經濟恢復中高速可持續發展，分母做大，分子總量不變，地方壞賬的比例會在經濟增長過程中降低。在國際競爭中，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遠高於發達國家和多數發展中國家。大國競爭，競爭的是國家信用，不是資產評級。中國目前的主要危險，是財政保守主義，讓地方財政自揹債務而破產會動搖社會穩定。只要中國在國際競爭中勝出，永遠可以發新債還舊債，基礎建設不必考慮歸還本金，税收政策也無需顧慮收税成本。在發展中把餅做大，什麼社會矛盾也會緩解。搞去過剩產能，自廢國際競爭力，是國內維穩成本急劇增加的政策誤區。

我們殷切希望下屆國務院的道路自信，要從宏觀經濟政策的大局做起。

祝中國兩會創造比凱恩斯還高明的發展戰略，給中國人民以自信，給世界各國以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