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破解西方概念體系?(一)_風聞
范勇鹏-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02-22 14:19
我在《東方學刊》2022年冬季刊發了一篇小文章,其實是兩年前一個系列視頻內容基礎上整理出來的,供觀友們拍磚
正文有點長,分四次發吧,這是第一部分
內容摘要:建設中國話語要求系統解構西方話語。西方話語主要由四類概念所支撐:一是西方話語核心概念,如自由、法治等;二是西方話語炮製的攻擊性概念,如極權、威權等;三是被西方話語偷換和扭曲後為西所用的概念,如民主、文明等;四是西方話語力圖掩蓋的概念,如國家、階級等。對這四類概念,我們要通過不同的對策來加以破解。中國發展和世界格局變化都決定了中國已經不可能繼續低調沉默,講好中國故事、建設中國知識體系,都要自系統顛覆西方概念體系始。
關鍵詞:西方話語;核心概念;中國話語;中國知識體系
近年來,隨着西方國家內部政治和社會問題的突出,西方意識形態的霸權地位發生了動搖。2016 年美國大選標誌着多元主義話語破產,源於 1980 年代的“文化戰爭”到今天已經釀成社會文化撕裂的苦酒;美國三權分立和兩黨制如今孵化出尖鋭的“黨爭”情形;【1】新冠病毒更是以數百萬人的生命損失顯示了整個西方世界的治理無能。【2】但是,這並不是我們樂觀的理由。從國際看,西方世界內部的意識形態戰爭仍在進行之中,攻擊自由主義和多元主義的諸種思潮,如極右思想、宗教和文化保守主義、保護主義、無政府主義乃至西方馬克思主義,仍然都屬於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這些思潮上升不僅會加大西方國家政治極端化、世界動盪和國家間衝突的風險,而且在話語層面上,它們仍然會對中國的主流價值觀形成挑戰。從國內看,中國國內主張自由憲政、三權分立和所謂“普世價值”的思潮雖然因西方自由主義的受挫而喪失了一部分力量和迷惑性,特別是在青年人中日益失去往日的光環,但是並未全線退潮。在拜登當選之後,自由主義的陣線調整鞏固並有回潮之勢。這些新變化,要求我們對世界思潮演變勢頭保持高度敏感,同時也對我們的學術話語、政治話語建構和國際傳播策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這樣一個關鍵時期,在徹底解決“捱打”“捱餓”的問題之後,歷史要求我們正視和徹底解決“捱罵”的問題。這就要求我們:徹底解決國內價值觀問題,牢牢建立起全國人民對黨的理論和道路的認同;通過科學、客觀而高明的話語戰略,贏得全球價值觀競爭,樹立起中國的正面形象;以及基於科學精神,打掃屋子,清除披着社會科學外衣的西方意識形態的影響,建立起能夠科學理解和解釋中國政治實踐和人類政治經驗的政治學新知識體系。
這樣一種新知識體系一定是基於強大的核心概念體系構建起來的,而新的核心概念體系的建立首先要求系統解構西方核心概念。概念是思想的支點。哲學家們喜歡以繁瑣的語言抽象地討論歷史上出現的思想觀念,但是這些哲學觀念出現時絕不僅僅是抽象的,而是針對活生生的經濟利益、政治立場和思想鬥爭的。如果不關注那些在歷史語境中凝練出的概念,人們不可能真正理解思想的歷史。美國哲學家阿瑟·洛夫喬伊(Arthur Lovejoy)強調在思想史研究中要聚焦於“觀念的單元”,【3】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將這種“單位”具體到“概念”之上,將概念的研究作為研究和理解歷史的一種形式。【4】社會科學同樣離不開概念,任何理論體系都始於基本概念,理論本身就是對概念化的現實的解釋,因而在形式上必然表現為一系列相互關聯概念之間的關係(比如,民主化理論就表現為“競爭性選舉”與“經濟發展”“穩定”“人權”“法治”等一系列概念之間的關係)。概念又是日常會話的基礎,人們日常談論社會問題時,不可能擺脱國家、民主、自由、法治之類的基本概念。理論本身往往過於複雜,很難被大眾理解並運用在日常會話中。只有大眾化、通俗化的版本可以滲入日常生活,而這些大眾化、通俗化的理論表達,就更離不開概念。因此,概念對意識形態理論和日常話語都是關鍵的要素。
要解構西方意識形態概念體系,首先要區分不同的概念類別,然後有針對性地應對。概念有很多類型,但西方意識形態常用的概念大體可分為三類:一是西方話語核心概念,二是西方話語炮製的攻擊性概念,三是被西方話語偷換和扭曲後為西所用的概念。這三類概念通常搭配使用,給世界人民帶來了極大的觀念混亂。此外還有一類,即西方話語力圖掩蓋的概念,西方不願意使用哪些概念和喜歡使用哪些概念是同樣重要的,被刻意迴避的概念本身就是重要的信號。
一、西方話語的核心概念
西方話語是一套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因而它的每一個核心概念背後都有着明確的階級屬性和利益指向。但是在西方長期宣傳之下,這些概念往往被“中性化”,戴上了“普世”“進步”和“文明”的面具。一些受其影響的中國人在使用這些概念時不知不覺地就假定它們是正確的、公正的。這些概念主要有:自由、法治、憲政、程序正義、公民社會、三權分立、權力制衡、多元主義,等等。自由是西方意識形態中最為核心的概念,其他概念均從自由推演而來。圍繞着自由概念,法治、人權、憲政等形成了一個概念體系,支撐起了西方價值觀的底層邏輯。
西方人為何如此重視自由?有多重原因。
首先,西方歷史上極其缺乏自由。現代自由概念是基於個人主義的,是以個人為出發點的,而在古希臘、古羅馬,都沒有個人意識。希臘人是城邦的動物,人的價值就在於是共同體的一員,是部落的一員。【5】羅馬政治生活是以家族為核心組織起來的。【6】到了基督教時代,教會對人的思想、行為都實施了嚴格的控制,人緊緊依附於教會,不信教的人在歐洲沒有生存權利。即便是推翻羅馬教會之後的近代,比如在美國建國之前,新英格蘭等殖民地,異教徒或不信教者還會被嚴厲懲罰甚至處死。美國建國之後各教派也爭當國教。【7】到 20 世紀上半葉,歐洲天主教和各新教教會還在試圖控制國家。德國和北歐曾指定路德宗為國教,荷蘭、蘇格蘭和瑞士的幾個州也曾給予加爾文宗國教地位。【8】所以,西方歷史上,極其缺乏個人意識,極其缺乏自由。相比起來,中國過去兩千多年雖然也有地方宗法的約束,但是社會總體上要比西方自由得多,如章太炎所説,“名曰專制,其實放任也”【9】。
其次,中世紀的日耳曼蠻族帶來了野蠻自由。例如,自由主義者尊崇的普通法傳統就源自不識字的蠻族的習俗。在 9 世紀初之前,歐洲還有些人懂拉丁語,法官可以查閲羅馬法彙編,但是 9 世紀之後的蠻族封建時代,特別是在德意志和法蘭克,國王、貴族多不識字,幾乎已經不存在立法。法國最後的一項法規產生於 884 年,德國自虔誠者路易死去、帝國分裂後就沒有法規產生了。【10】所以除了意大利外,在歐洲各地,習慣法都成了唯一有活力的法律源泉。打官司要靠口頭諮詢當事法官,簽訂契約要靠一套儀式和手勢。在這種蠻族文明和法律制度下,保留了蠻族的很多原始習慣,也是西方自由觀念的重要來源之一。
再次,中世紀的封建制度產生了作為貴族特權的自由。封建制的特點就是權力分層,對貴族來講,是十分自由的。這種所謂自由,其實就是一種特權。封建制度下產生了很多與自由相關的制度,如代議制就是典型的貴族特權政體。今天很多人認為議會制是民主制度的形式,實際恰恰相反,章太炎早就看到:“代議政體者,封建之變相。”【11】再如選舉制、任期制、輪值制等也部分源於封建制度。
最後,資本主義要求基於財產權的自由。現代自由的本義就是私有財產權神聖不可侵犯,就是金錢在市場上不受約束和干預的自由。斯金納在考察自由概念演變時也指出了這一轉變,他發現自由的概念在近代早期指的是一種地位,到 18 世紀發生了變化,開始被定義為僅僅是不被幹涉的自由。【12】因而現代自由的核心問題就是個人以及個人和國家的關係問題,或者允不允許、在多大程度上允許國家干預個人以及個人財產的問題。
在歐洲一千多年的神權封建貴族政治中,既沒有我們現在所熟悉的國家,也不存在個人。13 世紀之後,新興的商業階級興起,追求發財致富,但是受到了天主教財富觀的限制。於是,這個新興階級首先就要打倒教會,從教權統治下解放“個人”。同時他們也推翻天主教的財富觀,為不擇手段獲取財富辯護。貪婪需要將自己打扮成一種道德,於是製造了自由主義的哲學。但是這還不夠,做生意和發財除了需要自由,也需要法律、和平與武裝,而這些東西需要強大的權力來提供。所以新興資產階級也是在打倒教會的過程中,與國王結盟,建構起了集權的國家。
因而,資產階級的個人和集權的現代民族國家是同一個過程的產物,而且自產生起就是同盟。今天流行的自由主義觀念編造出的反對國家干預市場、限制公權力、強調小政府和分權與放權的這套歷史敍事,其實都是完全違背當時歷史事實的虛假史觀。資本家崛起過程中何曾限制國家?在國內,資本主義是靠國家力量剝奪農民的財產權,剝奪之後才建立起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法律;靠國家的力量把人強行塞進工廠受剝削,然後建立起勞資契約自由的原則。在國際上,靠炮艦掠奪資源和開闢市場,佔領殖民地後,開始編造自由貿易、航行自由和國際法的神話。
然而,國家一旦強大和集權,必然會對資本形成制約,政治權力的本性就是要凌駕於一切權力之上,主權從定義上就是高於一切權力的權力。國家和資本的“蜜月期”結束之際,資產階級已經利用國家的力量,把商人擅長的私人領域中的法律應用到整個國家,讓市場的規則成為人間的規則。一旦市場的規則和資本的法律建立起來,資產階級就不再滿足於和國家的結盟,而是要俘獲、主導國家,限制國家權力,使國家只作為市場自由的“守夜人”和“打手”,只是仲裁個人之間利益關係的工具。“法律的創制和實施,政策和制度的產生,只有在其全部維護功利原則時,才是合法的。”【13】自由,也就是個人相對於國家的優先性,成了現代的“政治正確”,論證這種個人優先性也成為自由主義哲學的宗旨。正如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所説,現代政治的特徵就是私人利益變成公共事務。【14】邁克爾·歐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也説:“幾乎所有近代關於道德行為的著作都以假設選擇與追求他自己的活動方向的個人開頭。似乎需要解釋的不是這樣的個人的存在,而是他們怎麼會有對他們同類的他人的義務和那些義務的性質為何。”【15】
自由國家都建立了代議制,原因就是代議制是最適合將經濟權力直接轉化成政治權力的制度,是讓各種類型的財產權按比例享有政治發言權的制度。“這種統治樣式在 18 世紀晚期和19 世紀早期英國等地的議會制政府達到高峯,曾經是共同體的東西被認為是個人的聯合。這是倫理學中確立的個體主義在政治哲學上的對應物。”【16】英國的光榮革命就是把王權架空,讓議會來統治國家。美國革命就是成立一個服務於商人和地產、債券投機者的合股公司。法國大革命乾脆砍掉了國王的腦袋,讓資產階級的民法典來統治。所有這些革命,都是讓自由來代替專制,用財產權的自由替換了貴族的特權自由,用法律的統治掩蓋了古老的權力的統治。
我們要將自由的本質講清楚,並廣泛傳播,讓世人認識到,自由就是財產權,自由就是市場原則至上,自由就是資本的統治。至於我們所以為的自由選擇、自由意志、自由言論、自由行動,都是包裹在自由概念之上的糖衣,目的是讓毒藥更容易下嚥。
在澄清了自由的概念之後,我們很容易繼續指出法治概念的本質。自由概念直接導向了法治概念。一旦自由概念獲得了霸權地位,也就意味着國家不再是社會整體的代表,而是財產權的代言人,政府不再是規則的提供者,而僅僅是市場規則的守護者。資本家或擁有財產權的階級最樂意看到市場規則決定一切,因為這是他們最擅長的事情。市場規則被稱為法,與所謂的公權力對立起來,政府對市場和財產的干預被扣上了不道德的標籤。由此法治獲得了獨立的生命,法治的程序正義成了至高無上的正義原則。例如,美國獨立司法權的功能就是為聯邦生成統一的商法和民法。【17】商法和民法本身只是處理私人事務,特別是財產關係的工具,但是當它們以“契約自由”“程序正義”等抽象而普遍的面貌出現時,就使人們只看到所謂過程的公正,不大關注結果的正義了。經過 18 世紀以來資產階級思想家的不斷建構,現代自由民主制度或政治多元主義被描述成了一種可以依據法治和程序原則展開公平競爭的、允許多元利益在其中博弈以獲取國家權力的遊戲。這個遊戲表面上是透明、開放的,但實際上只有成功的“個人”才有贏的可能。這套遊戲規則不必講公平、正義,甚至在理論上,自由主義乾脆把正義解釋為程序正義。只要符合程序,人們不能因為結果而抱怨,只能怪自己是失敗者。在這種概念話語的誤導之下,法治概念掩蓋了資本通過代議制、律師和司法權實施統治的事實。
法治概念又引向了憲政概念。法治本身也會出問題,比如,它會失控(列寧曾説無產階級同樣可以利用議會奪權 )【18】,它會遇到統治集團內部不可調和的矛盾(如美國聯邦和州權、不同資本集團之間都會有衝突),它會遇到技術性危機(如美國 2000 年和 2020 年大選的選票爭議),它也會遇到因社會弊病而導致的政治分裂(如特朗普這種所謂民粹總統當選後導致的政治極化)。所以法治需要有一個最終的機制,令真正的權威——資本的意志來出面裁決爭議,於是就有了所謂憲政。憲政就是將一份憲法文件供奉神壇,通過“祭司”(最高法院)的解釋權來實施政治操縱,令少數統治者的力量足以壓倒多數的人民。
這些概念是西方價值觀的核心,一旦被破解,西方價值體系就會轟然崩塌。但是這些概念也最為堅固,它們的內核被大量的理論、歷史、新聞和文藝作品像洋葱一樣層層包裹,令人幾乎無法窺探其實質。數百年來的話語建構,也使普通人對這些概念產生了習慣性認同,使人們看到這些概念時產生條件反射式的正面聯想。因而我們對這些概念的辨析批判也最為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