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福就設想過中美軸心國？！_風聞

（接上節）

第一章第八節

美聖宗就設想過中美軸心國

 

    在出了安迪沃霍爾、披頭士之後，在有了核彈和氫彈之後，仍然認為美國人是野蠻人，美國總統來訪是來朝貢，如果真有這樣的人羣的話，按正常情況，旁人就該認為那個人羣愚昧到不可救藥。

那麼接下來就是，美國人在設定了中國人是上面那樣的人羣之後，怎麼看這個情況兒？

《傾城傾國的帥哥兒》裏，男主曾經怒吼“我們都是野蠻人”，皇帝也曾經有一次把扎木合叫做“那個野蠻人”。男主因為這個情況兒，非常沉鬱，但是，他的憤怒不是朝向皇帝和帝國，而是朝向自己，錯在他是個野蠻人，錯不在中華帝國。——他承認，他是個野蠻人，那是個事實，所以作為帝國化身的皇帝施加給他的種種精神虐待，雖然讓他不快，但他卻默認皇帝有權利那樣對他。

事情還就是這麼巧，《白宮風雲》裏，基辛格博士一邊同總統，在想象中，與中國人的固執展開有禮有節的鬥爭，一邊表示，美國不妨容忍中國的自高自大。到這一步，也還算是大人大量，不稀得和中國人計較。可是，兩位爺都在回憶錄裏很坦然地表示，他們曾經擔心受辱來着。

按照牛仔的性格，難道反應不該是勃然大怒：“老子倒看看是誰敢把我們的總統看成野蠻人，敢以為我們是去他們那裏朝貢！”

相反，兩位爺都表示：“矮油，中國人搞得我們有點兒擔心，當時心頭麻麻的。”

似乎，他們的這般態度，在美國也沒引起強烈的輿論指責，《白宮風雲》出版後還獲得了美國國家圖書獎。美國人民，包括他們的精英羣體，並沒覺得他們曾經的一任總統和兩任國務卿精神出了問題。

咬定中國人把一切非中國人都認定是野蠻人，那是把中國人審判為最嚴重的種族主義者。在二戰以後，這可是至為嚴重的指控。進入後奧斯維辛時代，人類，至少其中的各國精英羣體，形成了一種道德共識，在那樣的道德共識下，假如某個國家、某個民族真的是那樣的種族主義者，那麼，那樣的羣體就是人類不能接受的了。

可是，《白宮風雲》裏，基辛格僅僅是採取一種幽默態度，把那項指控當成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個有趣現象，繪聲繪色地説給大家聽。尼克松是同樣的態度，在《領導者》一書裏，他也是繪聲繪色，講述了同一個版本的“中國人”，不無讚賞之意。

《領導者》在涉及周恩來的一章中認為，面對美國人時，就算中國人表現出學習的態度，坦白承認“需要了解和克服他們的不足之處”，那也是因為“堅定不移的自信心”，而“這種自信是中國人在他們的本土上由於享有數千年文化的最高成就而獲得的”。他是真不知道，還是不願意告訴世界，真相實際上是：當時中國相距美國的落差實在是太大，相比美國，中國太落後了，中國人不謙虛也不行。

相形之下，基辛格的看法是，英迪拉·甘地夫人“認為自己幾乎生來就在道德上高人一等”、“自負”，印度領導人也都是些“複雜而且顯然倨傲的婆羅門領導人”，當那位印度領導人造訪白宮的時候，面對美國總統，她表現出“居高臨下”、“自以為屈尊的態度”，她厭惡尼克松，因為“她的全部教養都使她鄙視這個人”。這種感受讓基辛格非常不高興，甚至似乎有種嫌憎，而且，據他透露，尼克松也“特別感到不快”。在基辛格的感受裏，兩個東方古國的領導人都面對美國人表現出屈尊附就的態度，那麼，為什麼中國人的態度就是好玩兒，印度人的態度就是討厭呢？

同樣，當基辛格敏感地覺得，歐洲人試圖教育美國人時，他也很不高興：

“戴高樂增添了一個新調子，叮囑同德國合作要謹慎……尼克松和藹地回答説，他希望法國和德國能保持密切和友好關係。

（英國首相）哈羅德·威爾遜在歡迎尼克松時的神氣，表現出一片婆心，頗像一箇舊式家庭的長者。這個家庭過去顯赫一時，現在依然叫人肅然起敬，記得這家人的智慧、尊嚴和威力，也就是這個家庭向來出名的原因。”

我們前面分析出，《征服者王子》裏，到了電影中段以後，男主與他的部落對中華帝國的認同感超越了對原生民族、故鄉與文明的認同。神奇的是，這一段情節，在尼爺與基爺關於中國的敍事裏有某種回聲。

這兩位美國大政治家，對毛主席，心態矛盾，一方面拼死詆譭他，一方面又承認他偉大，是“近代史上的巨人”，並且，他們因為獲得了毛主席的認可與欣賞，而感到欣喜。——中國人也確實善於恭維人，一見尼克松，先讚美他的《六次危機》寫得好，幾個小時前還在飛機上犯嘀咕的美國總統，頓時心裏暖洋洋的。（怎麼好像這段情節在《傾國傾城的帥哥兒》裏也有類似的……）

對周總理，兩位政治家更是感情豐沛。兩人在著作中都用很長的篇章，細細講述，他們如何與毛主席和周總理達成了精神上的共鳴，似乎有種幸福感。在豐沛的感情之下，他們記錄與周總理外交談判的篇章，都特別的美、温暖而柔情，成了動人的散文。

一直受到忽視的是，《尼克松回憶錄》中追述訪華之行，其中一條重要線索，就是作者與周總理就印巴陰謀裏誰對誰錯交鋒，經過幾個回合參禪式的對話，最後，作者被總理説服，委婉地認了錯。那一節，是為總理鐫刻在紙上的銘文，在那一節裏，總理有多美呢，是“寒塘渡鶴影，冷月葬花魂”那樣的美。原文中“飛雪送春歸”一詞的英文譯本，讓我有要哭的衝動。

尼克松總統與周總理那種靈魂與靈魂的對視，基辛格感應到了，在《白宮歲月》裏，把總理給總統送行，講述得特別温柔：

“二月二十八日早晨，很早，就在周恩來陪伴尼克松去機場之前，他專程來向尼克松道別。那是一場温雅的，思緒深沉的對話，發生在彼此瞭解了對方的品格，對彼此的諸般意圖都心情平靜下來的兩個男人之間。”*

尼克松則如此抒懷：

“我很傷心，當我一九七六年二月第二次訪問中國時，周沒有能活到使我有機會再次與他會面。”*

——為不清楚那個年代的年輕讀者提示，周總理去世於那一年的一月八日。

翻閲這兩位政治家和思想家的論著，不難發現，在他們的經驗裏，他們與歐洲各國領導人，從來沒有產生過同樣的靈魂共鳴。丘吉爾，戴高樂，阿登納，以及其他西方大政治家，他們都給與極高評價，表達了適當的尊敬，但是，沒有靈魂之間的“顫流”。相反，他們與歐洲領導人之間存在着解釋不清的隔閡：

“不過，我對他（意大利總理莫羅）有催眠的魔力；他和我會談時不止一次睡着了；我要是能叫他醒着，就算有本領了。

他(尼克松)最希望同希思保持一種他不會同其他任何外國領導人保持的親密合作關係……這種關係始終沒有得到充分發展。就像一對夫婦一樣，人們都勸他們應當相親相愛，他們自己也作了很大的努力以求不辜負這種期望，然而毫無成效。”（《白宮風雲》）

甚至北美鄰國的政治家也是一樣：

“尼克松和特魯多這兩個人不能説相互很投合。特魯多出身於魁北克舊家族，瀟灑、聰明、才華橫溢、莫測高深，他引起尼克松對“上流人”的全部痛恨，在尼克松眼裏，這種人總是瞧不起他的。”

  可是，多年後，尼克松的《領導者》裏，將周恩來定義為“來自達官門第的政治家”，對那一出身表達了欣賞。

基辛格還利用幽默作為掩飾，表達了對歐洲的輕蔑。他對歐洲的政治羣英冷嘲熱諷，這麼描述戴高樂：

“他壓倒一切，無論他站在哪裏，他都成為那裏注意的中心……人們感覺到，如果他走向一個窗口，重心就會改變，整個的房間就會傾斜，把人們拋到花園中去。”

並且直言戴高樂不尊重他，他也就對戴高樂不客氣，搞得兩個人很不愉快：

“戴高樂對我的粗率深感不快，他好像又長高了一英寸，他像阿爾卑斯山的雪峯對它腳下的一個小山丘一樣極其自然地居高臨下俯視着我。”

——我強烈推薦各位閲讀《白宮歲月》尼克松出訪歐洲的章節，真是讓人笑嗆。然而，到了今天，這些章節會有一項副作用，就是讓年輕讀者對二十世紀有全盤錯誤的印象，以為在那個世紀里歐洲不重要，而中國比歐洲更重要。

尼克松在著作中，同樣對歐洲領導人們對他的不尊重很敏感，對歐洲的大人物們同樣冷嘲熱諷：

“他（丘吉爾）相當嚴峻但又饒有興趣地注視着我説，‘年輕人，不要擔心，隨着年齡的增長，你會習慣的。’那年我四十一歲。

丘吉爾不光以歷史的創作者聞名，也以歷史的寫作出名……這兩本書（《戰後》與《東方戰線》）中所談的事，丘吉爾都不是主要的參與者。然而，在這兩套多卷本的歷史書中，他都非常成功地實踐了他著名的格言：‘創作歷史的最好辦法是寫歷史。’”（《領導者》）

不知第二段評論是否可以翻譯成，以征服者王子的標準，丘吉爾不夠格兒。

對於戴高樂，尼克松評價極高，感情誠摯，把他當做榜樣，可是，還是有不少微妙的評論：

“在戴高樂看來，威風、偉大、光榮，對一個國家來説，是至為必要的，尤其是對法國；而法語中‘威風’這個詞兒，在戴高樂的筆下或口中，有時又同時具有這三者的含義。

他又覺得需要使法國立志走向偉大。他堅持不懈地號召他的人民攀登‘高峯’；雖然‘高峯’有時只不過是淡淡的影子，或者什麼是‘高峯’也未必説得很清楚，但對戴高樂來説，重要的是，人民感到自己是在向上攀登。只有這樣，國家才能偉大。”（《領導者》）

似乎，這兩段評論裏，也有着那樣的意思：以征服者王子的標準，戴高樂不夠偉大。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美國和法國矛盾重重，互相嫌棄。印巴危機期間，尼爺和基爺以異乎尋常的自信，相信中國會出兵印度，他們的印巴陰謀一定能成功，於是，他們還想把王霸之氣使到法國人頭上，一石多鳥。他們提前安排，與蓬皮杜總統在亞速爾羣島會面，商談貨幣問題，在法國人不知情的情況下，把會談時間定在他們預期裏中美暴兵的日子。接到黃華通知之後，這二位爺顧自動身前往亞速爾羣島，讓黑格和洛德去紐約接受中國的信件，同時尼克松氣勢洶洶地命令航母特遣艦隊進入孟加拉灣。他們希望，當從次大陸傳出震驚世界的消息時，能夠即時欣賞蓬皮杜總統的表情！

      如果不是南亞人的話，我倒是建議讀一讀《白宮歲月》“印巴危機”那一章，很多段落都像好萊塢大片一樣精彩，四十多歲的基辛格和不到六十歲的尼克松，在該章，顯得像是兩個又壞又淘氣的大男孩，讓讀者又氣又笑，一方面嘆氣他們實在是太壞了，一方面又忍不住覺得他們天真的孩子氣有點兒可愛。實際上當時包括參謀長聯席會議、情報部門等多方捲入，而且毫無疑問影子勢力也知情並首可，因此是一大羣又壞又淘氣的大男孩兒在把世界的生死當做過家家一樣玩兒，可真是要命。

尼克松和基辛格不是普通人，他們是超羣拔類的大政治家。他們冷酷而無情，非常殘忍，幹下的很多事，我們這些普通人不願意去多想。——他們兩位的回憶錄裏，我永遠不會去讀的，就是關於智利的一章。他們在中南半島的作為，也是極其殘忍，是對人類的犯罪，不可原諒。

這麼兩位冷酷和清醒的大政治家，為什麼一遇到中國，就迷迷糊糊的？

當然，要説明，在與中國打交道的過程中，那兩位政治家總體上是冷靜與理性的，並且器局非凡，智識過人，因此才能與中方合作成功，為中美關係正常化奠定了起點。也正因為他們是超羣拔類的大政治家，做成了凡人做不成的功業，才讓大家忽視他們在過程中的異常心理狀態。

他們那些奇怪的想法，追究原因，我們仍然可以解釋成，中美長達二十年的沒交流，以及麥卡錫主義毀掉了有價值的中國問題專家們。我們甚至可以猜測，冷戰的壓力，越南戰爭的壓力，對當時的美國決策精英羣體產生了意外的心理影響。

可是，二〇一二年出版的《戰爭的餘燼——一個帝國的倒塌與打造美國之越南》（中文譯本名為《戰爭的餘燼：法蘭西殖民帝國的滅亡及美國對越南的干預》，以下簡稱《戰爭的餘燼》）中宣稱，當二戰中，羅斯福總統就一度規劃，在戰後“建立某種中美軸心國，以統治亞洲和太平洋大部分區域”，“計劃讓中國在戰後成為世界四大主要強國之一，在亞洲承擔起維持和平穩定的重大責任”，設立“四警察”——“需要在各自區域維持秩序的美國、英國、蘇聯和中國”。

在我國，凡是上過中學歷史課的、稍微關心近代史的，都聽説過羅斯福總統當年力倡“四大國”，在他的設想中，確實是要建立由美、蘇、英、中四國主導的戰後國際秩序。但是，就我的印象，在二戰以後的一切歷史著作中，從來沒有羅斯福總統設想“中美軸心國”、“四警察”的往事。所以，要搞清楚的是，《戰爭的餘燼》裏那段簇簇新的敍事，是史實鈎沉，還是故事新編。

近年來，中國年輕網民半是玩笑、半是出於真誠的敬仰，給羅斯福總統上了個尊號，叫“美聖宗”。《戰爭的餘燼》裏那一骨（需按老北京話發音，念成一聲，姑）節兒極其新穎的歷史敍事片段，等於告訴世人，早在二戰當中，美聖宗就“日常乳髪”，當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勝利在望之際，美聖宗構想戰後的世界秩序時，竟把我們法國——不好意思説漏嘴了，是他們法國——排除在外。他作為美國的時任征服者王子，胸中已然隱約在醖釀Chimerica——中美國。

如此顛覆歷史成説的作者，是又一位哈佛大學教授，是越戰史的權威。而他的《戰爭的餘燼》受到了美國知識界的認可，獲得二零一三年普利策獎，中文版的扉頁上登載了美國多位學者的美譽。

據説馬克·吐温有句名言：“歷史不會自我重複，但它有某種旋律。”《征服者王子》、尼克松與基辛格的著述、《戰爭的餘燼》三者中有相近的旋律，那麼，那支旋律唱的是歷史？還是僅僅在唱一套對世界的觀念？似乎，在這支旋律裏，心理感受、觀念、想象與真實互相混淆，彼此穿插在一起，界限模糊。

觀察者網發表過《喬治·帕克：一分為四的美國》，文中有很具啓示性的觀點：

“國家與個人相似的一點是，他們講述故事的目的都在於瞭解自己是誰、來自何方以及想要成為什麼。國家敍事與個人敍事一樣，容易陷入多愁善感、委屈、驕傲、羞恥與自欺欺人的情緒。敍事方式從不是一成不變的，相反，各種類型的敍事相互競爭並不斷變化。最為長久的不是那些最經得起事實檢驗的，而是那些能夠滿足人們最深層次的需求與願望的敍事方式。”

西方人的高明之處，在於把歷史學變成一種戰略，不僅講自己的故事，還講別人的故事，讓別人講自己的故事不被世界聽到，讓世界各地都跟着講西方人講的故事。而且，西方人打造的歷史故事具有全局性，其中包括中國歷史，而西方人編造的中國歷史，不僅是相對於西方的歷史敍事編造，還相對於西方人編造的全球史而編造。而那作為一種戰略的中國史敍事，有漢學家們的專業中國史著作，有藝術史家們的繪畫史等專業領域的著作，有《論中國》、《中美必有一戰？——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避免的嗎》等政治學著作，還有《征服者王子》這樣的通俗文藝作品，而不同領域的作品，在講述同一套“中國史觀”上則是驚人的一致。

作為人類心靈的一種醒目現象——雖説也是常見現象，西方人對於他們編造的中國史觀是真信，而且那套史觀中的很多觀念已經內化在西方人的意識裏。像尼克松的《一九九九不戰而勝》，是一部嚴肅的政治學著作，為美國展開戰略設計，似乎不涉及上述的那些離奇的中國史觀，然而，在書中，他很自然地提到了如下觀念：

在複述了據説是拿破崙講的那句名言之後，他寫道，“這個巨人醒了。她的時代到來了，她在準備震撼世界。”——這一觀點是西方中國史觀的根基，是一神教觀念的產物。

當他在一九七二年訪華時，“中國領導人關心的不是美國的金錢，而是美國的肌肉。把中國和美國拉在一起的是國家安全方面的壓倒一切的需要”。——這就是《征服者王子》的內容，也是西方中國史觀的基本內容：中國人無力保護自己，因此，對野蠻人的武力和野蠻人王子有一種必然的需要。

“近幾年來，無論是西方或共產國家的領導人，一個接一個地為了本人或國家的利益而訪問中國，和中國領導人一起站在萬里長城上。中國領導人明智地接待每一個求見者[i]。……“我們不打算把自己綁在一駕戰車上。””——這就是《征服者王子》的情節。

自五四以來，知識分子就真誠甚至虔誠地學習西方先進文明，及至改開初期，那種學習和尊敬更是化成了舉國上下的熱情，工人、市民乃至農民，都加入了學習的洪流。可是，在尼克松的意識裏，在那些年，中國人依然認為世界是圍繞着自己轉的朝貢體系，西德總理施密特、法國總統密特朗、美國總統卡特等等，有一個算一個，都是請求朝貢而獲得恩准的野蠻人王子，得以進入長城。“一起站在長城上”是個下意識的比喻，意思是，那些人都蒙恩“加入”了中國。（錯！我們法國人那麼驕傲，才不會加入誰！切！）再一次，尼克松體現了西方人的典型態度：他一口咬定中國人是那樣認為的，同時表示，中國人那樣認為和那樣行動並沒有錯，朝貢體系作為一種世界秩序是不可動搖的。

澳大利亞記者內維爾    ·馬克斯維爾的《印度對華戰爭》是西方世界罕見的“人間清醒”，他能夠理解中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看待尼赫魯，水平極高。但是，在書中，他居然認為，中印當年的最大矛盾之一是中國嫌棄印度“僭越”，並且引述他人著作，如此介紹尼赫魯的訪華之行：

“據説尼赫魯在會見後感到似乎他“就像從中華帝國的屬國或附庸國來的臣民一樣，被引進謁見。””

照例——照西方人的例——馬克斯維爾告訴讀者有這麼個事兒，但他自己不表態，他拒絕對所謂的那種中國方式提出批評。

 

作為這倉促一章的結尾，我把《尼克松回憶錄》中“飛雪送春歸”一詞的英譯版，再翻回來，獻給**“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

《梅花的頌詩》

“春天隨着雨和風消失，

又隨着飄飛的雪前來。

冰懸在一千英尺的懸崖上，

然而在那最頂端，梅的樹枝開花了。

梅不是一個炫耀自己的亮麗女孩兒，

但她預示着春天的到來。

當山花蓬蓬勃勃地怒放的時候，

她在繽紛中發出咯咯的笑聲。”

 

---

[i] 恕本人沒有核對原文。這裏的求見者，原文的詞彙很可能是supplicant，即《白宮風雲》中譯本中的“祈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