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氣候合作，“綠洲”還是“幻影”？聚焦第59屆慕安會CCG邊會_風聞

2月18日，全球化智庫（CCG）在慕安會上以“綠洲還是幻影：中美氣候合作關係分析”（Oasis or Mirage: Analyzing China-U.S. Relations on Climate Cooperation）為題舉辦官方邊會，來自中國、美國和歐洲的外交官、政策顧問和資深研究者與會，致力於從氣候外交和更廣泛的地緣政治角度審視中美雙邊關係，探索預防衝突和促進合作的可能性。

會上，CCG秘書長苗綠在開場介紹了會議背景和主講嘉賓。CCG理事長王輝耀作為主辦方發表歡迎致辭並主持專家研討。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傅瑩，哥倫比亞大學氣候學院聯合創始院長、全球能源政策中心創始人傑森·波爾多夫（Jason Bordoff）發表特別緻辭。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創始人、“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巴黎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院長、西班牙前外交部長及歐盟與合作部長阿蘭查·岡薩雷斯（AranchaGonzález Laya），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董事兼首席執行官布朗温·馬多克斯（Bronwen Maddox），牛津大學布拉瓦特尼克政府學院院長恩蓋爾·伍茲（Ngaire Woods），巴黎和平論壇總幹事、法國前外交與歐洲事務部政策規劃主任賈斯汀·瓦伊斯（Justin Vaisse），德國對外關係委員會主任兼首席執行官貢特拉姆•沃爾夫（Guntram Wolff）進行了主旨發言。隨後，各位參會嘉賓圍繞中美氣候合作的機遇和挑戰、大國關係對全球氣候議程的影響、如何促進世界兩大經濟體之間的全球治理合作等議題進行了探討。

CCG****理事長王輝耀表示，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挑戰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習近平主席在第75屆聯合國大會上指出，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採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力爭於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峯值，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中國提出這樣的目標是非常重要的，中國也採取了很多實際措施，大力發展清潔能源技術，預計未來中國將佔全球可再生能源增長的45%以上。氣候變化是全世界共同面臨的挑戰，在這一問題上進行合作是必須的，然而現在還存在許多潛在的威脅和競爭，需要思考像中美這樣的大國如何能在氣候問題上更好地與世界其他國家合作，期待與會嘉賓能夠就上述問題提出寶貴意見。

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傅瑩指出，中國對中美在氣候問題的合作上不會因兩國關係的下滑而停止。中國始終認為，全球化的進程不會停止，中美在經濟增長、貿易發展和氣候問題上的合作應當持續。氣候問題事關未來人類的福祉。目前，中國的全球碳排放量位居第一，美國第二，中美兩國碳排放量佔全球排放量的40%，因此兩國都沒有理由放慢自身的努力。在後疫情時期，中國正致力於經濟復甦和減排兩個目標，中國政府也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中國希望在世界上扮演一個負責任的角色，希望國際社會能夠欣賞和支持中國。

哥倫比亞大學氣候學院聯合創始院長、全球能源政策中心創始人JasonBordoff提出，全球碳排放量每年都在上升，相關數據令人警醒。為在2050年實現“零碳”目標，在接下來的數十年中，各國每年需要減少更多的碳排放量。在氣候變化問題上，中美關係具有強大力量，兩國合作是成功解決這一挑戰的前提。然而，目前中國和美國的緊張局勢依然存在，但令人樂觀的是兩國都在清潔能源方面都取得了非凡的進展。雙方的行動開啓了一個低碳產業政策的新時代，這個時代不僅意味着合作，也標誌着競爭。未來五年將是應對氣候變化挑戰的關鍵時期，如果政策制定者可以不屈服於保護主義，那麼就有可能實現良性的競爭，即在存在矛盾和對立的情況下保持相互尊重，從而實現進步。

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創始人、“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GrahamAllison認為，中國與美國之間需要更多的合作，因為中國的崛起挑戰了美國的霸權地位，中美之間發生的競爭是難以避免的，且兩國間將會發生歷史上最激烈、規模最大的碰撞，特別是在台灣問題上。然而，和平和競爭是可以同時存在的，現存的問題是中美之間的競爭遠多於合作，希望未來中美之間能像競爭一樣多地合作。在氣候問題上，中美的合作是出於雙方對生存的考慮，但若中美之間發生大規模的戰爭，其後果將是災難性的，甚至涉及人類存亡。他呼籲，中美雙方應冷靜下來避免衝突，和平對話、公平競爭，並尋找更多的合作機會。

巴黎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院長、西班牙前外交部長及歐盟與合作部長AranchaGonzález****Laya重申，《巴黎協定》中的條約將本世紀全球氣温升幅限制在2℃以內，下一步的目標是將氣温升幅進一步限制在1. 5℃以內。然而，儘管全世界都希望朝這一目標努力，但實際結果卻是遠遠偏離了最初設想的軌道。中國和美國在全球氣候合作中將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具體而言有以下三點建議：第一，中國、美國和世界各國對於氣候治理都要有更大的決心，併為此做出更大的貢獻；第二，中美都要在環保領域保持市場開放，減少對於綠色產品和原材料的出口的審查，放寬對環保技術人才交換交流的限制，為各國提供獲取環保技術支持的渠道；最後，中美可以在融資和債務方面合作，一起資助各國進行綠色環保事業。

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董事兼首席執行官BronwenMaddox表示，中美雙方探索合作的精神與雙邊氣候合作同等重要。首先，中國和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碳排放國，如果中美超級大國不能進行有效的合作甚至不能展示出合作的精神，會對全球範圍的氣候變化合作產生不利影響。其次，在當前中美關係摩擦不斷的背景下，不論是最近的“氣球事件”亦或美國國會的竄訪台灣，高層領導人的會晤可以緩和雙方緊張的態勢和雙邊關係，比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拜登在巴厘島的會談確實暫時緩解了雙方的緊張局勢。合作固然重要，但是競爭也是有價值的，競爭促使美國通過《降低通脹法案》和增加對美國環保的資金投入，這不僅僅會促進美國的環保轉型，也會極大的推動和促進世界環保技術的發展和投資，同時也是對美國政府體制的一種檢驗。

牛津大學布拉瓦特尼克政府學院院長NgaireWoods指出，中美氣候變化方面的合作對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有着積極的意義和推動作用。不同於古羅馬和古希臘時期，即使摩擦不斷中國和美國依然存在合作的空間和可能 第一，在G20框架內中美都加入了氣候危機委員會，有着共同的合作機制。 第二，在多邊機構中，中美在減免非洲等發展中國家債務和緩解發展中國家經濟危機上都在做積極的努力。第三，中美依然遵守國際條約和國際法規的約束，這些約束防止走中美走向徹底對立。中美作為兩個具有世界領先技術的大國，應該停止敵視，以多邊主義開展有成效的合作為發展中國家和世界的氣候變化合作做出榜樣。

巴黎和平論壇總幹事、法國前外交與歐洲事務部政策規劃主任JustinVaïsse認為，現在擁有一個具有約束力的聯合國條約變成了一件不可思議的事。這可能是因為當今時期比冷戰時期更加兩極分化，又或是因為系統的性質已經改變，亦或是因為民粹主義和其他政治趨勢改變了國家。他提出，這是領導力的問題，是中美雙方能力的問題。中美應該把集體利益納入對國家利益的定義中。中美現在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所做的合作還不夠。類似氣候變化這樣的全球性危機或許將迫使雙方進行合作，在這樣的情況下，能力排在第一位的那方就將會被迫進行合作。

德國對外關係委員會主任兼首席執行官GuntramWolff強調，第一，現在的情況很緊急，中國的排放量持續增長，儘管歐洲和美國的排放量在緩慢下降，但全球排放量的發展軌跡是大體增長的。第二，關於合作，各國應該加強技術開放，不能關閉市場，應確保生產綠色基礎設施所需的可再生能源和原材料能夠自由流動。第三，關於分配，從歷史上來看，美國和歐盟的碳排放量要比中國多，而目前中國的碳排放量要比歐洲多得多，怎樣平衡過去和現在、制定不同主體之間的減排標準需要達成充分的協議。

印度尼西亞外交政策協會創始人**、印度尼西亞前駐美國大使DinoPattiDjalal**表示，在競爭的同時實現合作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改變衝突的態勢，然而這需要領導人有足夠的政治勇氣和想象力。在東南亞地區的一個挑戰是，中美能否合作完成哪怕是一個氣候項目，來向世界證明它們是足夠理性的，可以相互理解並在這類問題上達成合作。

中國南海研究院院長吳士存提及，新近成立的華陽海洋研究中心專注於研究氣候變化引起的許多次生問題，如海平面上升、漁業資源的減少以及海洋環境的污染等。很願意通過CCG和慕尼黑安全會議，或者其他論壇共同搭建的平台來探討相關問題，加強相互合作。

《外交事務》編輯、外交關係委員會彼得森主席DanielKurtz**-****Phelan**認為，積極競爭是必要的。考慮到全球的整體性狀態，中美關係似乎不太可能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需要考慮的是人們是如何實現某種合作的，然後嘗試找出即使在沒有合作的情況下也能產生積極成果的動力。

國際諮詢公司KekstCNC聯合首席執行官兼合夥人Bernhard Meising談及，Kekst CNC所做關於風險認知的民意調查。調查顯示，各國民眾都傾向將別國視作最大風險。沒有一個國家的民眾認為最大風險是氣候危機。政府應負起責任並糾正這樣的認知。

波士頓諮詢公司全球首席執行官RichLesser強調，世界各國在供應鏈上都是相互依存的，只有各國共同減排才能應對氣候危機。因為阿聯酋和中美的友好關係，他還對將在阿聯酋舉辦的第28次締約方大會（COP28）給予厚望。

美國商務部中國高級顧問ElizabethEconomy指出，氣候變化是中美間合作的主要領域。在地方層面，中美間已經有足夠數量的合作，例如NGO和兩國間的合作。除了合作，中美還可以保持政策的一致性。

日本共同通信社高級專題作家和編輯作家MasakatsuOta認為，中國作為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不僅在氣候變化方面承擔着大國的責任感與使命感，在塑造一個健康的國際秩序方面也方面發揮着積極的和建設性的作用。日本的私營企業有着大量先進的環保科學技術，期待着日本與中國能在環保技術和市場方面進行更加廣闊和深入的合作

德國慕尼黑寶馬基金會GregoireRoos表示，歐洲對中國和美國的競爭十分擔憂，中美“建設性競爭”的內涵究竟有哪些還有待商榷。

北京香山論壇秘書處辦公室主任、軍事科學院戰爭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趙小卓指出，中美氣候變化的合作是為了人類的生存。氣候變化不應該被認為是中美唯一的合作領域，中美會有更多的合作領域需要去發現。即使在美蘇冷戰時期，美國和蘇聯在衞生和太空方面也進行了廣泛和深入的合作。

拜耳公司國際公共事務主管MarcoAnnas強調，合作過程中要特別注意務實。不應只注重完全規避氣候變化帶來的風險，而是要思考如何適應變化，現在急需的是制定出解決方案。各國政府應該在創新層面培養起良性競爭的氛圍，找到解決方案。

出席本次邊會的嘉賓還包括：慕安會副主席、德國原資深外交官鮑里斯·魯格（Boris Ruge），《外交政策》主編RaviAgrawal，英飛凌科技公司通信與公共政策執行副總裁兼首席通信官Bernd Hops，華盛頓郵報分社社長Morris Loveday，Trusted Future諮詢委員會委員Michael Rogers，歐洲未來主任Stephan Vopel，中國軍事科學院中美防務關係研究中心名譽主任姚雲竹，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周波，CCG副秘書長唐蓓潔等。

慕尼黑安全是國際戰略和安全領域的重要年度論壇。數十年來，這個“跨大西洋家庭聚會”已成為觀察國際關係和安全政策走向的窗口。通常，在慕尼黑安全會議獲得邊會主辦權的一般僅有歐美頂級智庫、基金會和商業團體，CCG是唯一一家在2019、2020、2023三屆年會上得到邀請主辦邊會的中國智庫，也是唯一與慕安會合作舉辦官方邊會的中國機構。

作為中國領先的國際化智庫，CCG一直以來致力於國際關係、全球化、全球治理等領域的研究，不僅就相關話題積極搭建對話平台，還積極在國際舞台上設定議題，發出中國智庫的聲音。2019年，在第55屆慕尼黑安全會議上，CCG與慕安會合作舉辦了以“‘一帶一路’：中國、歐盟及‘16+1合作’”為主題的官方午餐會。開啓了CCG作為慕安會唯一中國官方合作方的機制。在2020年第56屆慕安會上，CCG舉辦了主題晚宴——“中美冷戰？迷思與現實”（“TheUS-China cold war? myth and reality”），為從貿易和安全的角度審視中美雙邊關係、減少兩國間的誤解、加強交流搭建了國際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