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使出點兒天威來那還算什麼天朝_風聞

（接上節）

第二章第四節 不使出點兒天威來那還算什麼天朝

 

中央王國説功能巨大，在思想領域，給一系列尖鋭而嚴峻的問題提供了西方人的答案。那些問題又多又複雜，諸如：

以第一次鴉片戰爭為標誌的中西衝突，究竟是什麼性質？誰對誰錯？誰應該負主要責任甚至全責？誰在精神上欺負了誰？

那是一場大國衝突，是一個大帝國與西方大國之間的衝突？是一個東方強權與西方強權之間爭奪世界的領導者地位？是兩種強權各自堅持的世界秩序之爭？還是西方帝國主義侵略與殖民亞非拉世界的一部分？

那指向一個尖鋭問題：

1840年以後的中國屬於誰？是與西方的現代帝國主義國家共同組成了列強陣營，還是屬於受盡凌辱的第三世界？

於是又導向：

近代中國革命的性質是什麼？中國人民前赴後繼，付出巨大的犧牲，目的是什麼？中國人民的勝利，是不是亞非拉人民的勝利？是否可以讓亞非拉人民受到鼓舞，看到希望？

中國革命的成功，新中國的建立，中國的崛起，是一場以弱勝強的偉大的“逆襲”，是逆天改命，還是帝國終將長存的神秘規律不可抗拒？

那是人民的勝利，還是帝國的勝利？

新中國建立之後，中美長達三十年的衝突與對立，是什麼性質？

抗美援朝屬於什麼性質？抗美援越屬於什麼性質？新中國援助亞非拉屬於什麼性質？一帶一路倡議屬於什麼性質？

以及：

中國至今不向中東派遣駐軍，不去武裝干涉非洲事務，不派軍隊去填補美國在阿富汗留下的真空，屬於什麼性質？

中央王國説把中華帝國這個大招牌一樹，給上面所有問題都報出了鏗鏘的標準答案。因此，中央王國説最重要的意義不在於講述往昔中國歷史，而在於建構近代以來的世界史、當代的世界史。亦即，中央王國説是近代世界史敍事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也許是為什麼大家那麼不在乎那套史觀裏的史實盡是胡扯，真不真的不打緊，好使就成。它是西方右派用來向世界發起戰鬥的武器。

基辛格的《論中國》與《世界秩序》説得非常清楚：

從十九世紀開始，西方無非是要教中國人做人。以西方人使勁兒吵吵的所謂馬嘎爾尼事件為標誌，西方人做的是三件事：

第一，   向中華帝國大小要個平等；

第二，   把中華帝國納入西方的國際秩序，即什麼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因為西方的國際秩序比中華帝國的國際秩序，對西方來説，更好。

第三，   要求西方在中國獲得自由貿易的權利。

今天，腦子正常的人，都能看清，幾百年來，一直到今天的此時此刻，西方人在印度，在非洲，在加勒比地區，在中東，在昨天的東南亞，怎樣開展“自由貿易”，把那些地方毀成了什麼樣子。所以乾隆皇帝的對策當然是正確的，他看穿了英國人以及其他歐洲人的狼子野心，決意對他們嚴加管束，制止他們侵蝕中國的企圖。

今天有種流行説法：就是由於乾隆爺拒絕了英國的要求，清朝閉關鎖國，導致中國錯過了工業革命，錯過了接受西方先進文明教化沐浴的機會，導致了鴉片戰爭後一敗塗地，愚昧落後。可是，亞非拉地區，尤其是今天所稱的“南方國家”，都是遭西方強行“打開”的地方，至今基本上都沒有順利進入現代化。日本幾乎是唯一的例外，至於為什麼日本會成為例外，左派理論家們有很多深刻的揭示。

中東人現在堅信二十一世紀是“亞洲世紀”，非常渴望加入這一“財富世紀”，但是，從二戰以後，尤其是越南戰爭以後，東亞成為整個亞非拉世界的特例，迅速進入現代化，是抗美援朝、抗法援越、抗美援越，三場硬仗，把美國人和西方世界打服了，西方無法在東亞像在其他地方那樣搞“自由貿易”，也就是，為所欲為地進行帝國主義殖民。

那麼，再説所謂“世界秩序”。基辛格以及其他西方右派的理論非常明確，他們概念中的世界秩序，是若干大國之間建立平等和合作的秩序，幾個大國儘量以協作的方式統治其他小國和貧弱地區，瓜分世界。基辛格一點都不反對中華帝國把越南看作低一級的朝貢國家，他只是反對中華帝國把美國看作低一級的朝貢國家。所以他説，因為天朝把歐洲列強和美國看作越南那樣的國家，就給了歐洲人和美國人攻擊天朝的合法理由，美國人要把天朝納入美國統治下的世界秩序，就合理了。顯然，這一論述在邏輯上根本不通，並不能建立因果關係。

更何況，這是事後的説辭，在中國人民成功地抗擊了西方列強的侵略之後，在中國向西方文明學習，實現了現代化之後。面對西方列強的殖民企圖，如果中國人民沒有取得勝利，那麼會不會有現在版本的中央王國論，就不好説了。

至於第一條，基辛格在著作中委婉地告訴世界，到最後，那個平等，西方也沒討着。對他這個説法，可以借用《二十二條軍規》裏的一句俏皮話，所有的人都知道這一點，只有那些不久就發覺了這一點的人才不知道。還有，只有中國人不知道。

不能用陰謀論解釋中央王國論，因為包括基辛格在內，西方文化人是真信，從他們點點滴滴的言論和行為中都可以看出來。通俗演義性質的《光榮與夢想》就講述，到底美國總統還是沒逃掉馬嘎爾尼的窘境，沒有逃掉《征服者王子》裏的“未來的成吉思汗”的窘境：

“總統專機於11點30分降落，隨行人員走出機艙後一陣錯愕。除去美國記者與電視台專業人員,機場上空曠荒涼。雖掛有標語牌,但與尼克松毫無關係:“中國共產黨萬歲！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現場不到四百名士兵唱着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紅軍歌謠《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美國這位第三十七屆總統出訪各國,會見過多國首腦，遊歷的國家包括羅馬尼亞、巴基斯坦、南斯拉夫、西班牙、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亞、日本、印度、愛爾蘭、意大利、德國、比利時、法國、英國、奧地利和梵蒂岡。所到之處皆人潮湧動。如今這裏卻是空無一人,手足無措的總統助理此時大腦飛速運轉，想着總統若真被置於此境地該如何是好。飛回美國然後説這一切只是個誤會?進退兩難之際,神秘莫測的中國人終於露面了,周恩來總理領着幾名官員走上前來。尼克松伸出雙手,正如幾百萬美國觀眾在電視上看到的那樣,周恩來握住了他的手。

進入城區後，尼克松一行駛過寂靜的街道，所有居民似乎都搬離了。5小時後，尼克松剛在一棟兩層黃磚賓館安頓下來,卻意外得知新中國的傳奇人物——78歲高齡的毛澤東邀他在其私人書房見面。……次日早上,《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了一張領袖們都在微笑的會議照片。信息很明確：這次訪問得到了毛主席的讚許。尼克松所到之處,人潮湧動,掌聲雷動,熱鬧非凡。”

尼克松下飛機那一刻，有美國電視台進行實況報道，大批美國記者在現場，事後有紀錄片，還有攝影照片，一九七四年出版的通俗演義居然能如此離譜。就算是編傳奇，都該是把我方編得高大呀。

這段敍事，很典型地反映了西方人一旦涉及中國時常發生的狀況：中央王國論的影響，意識形態和文化傳統的誤會，心理幻覺，導致對事件的當場感受和事後印象都發生偏差。在美國人那裏，還要加上涉世不深的天真。在那個時代，友好國家的領袖來訪，中方一定安排盛大的歡迎儀式，美國人就想當然地以為，他們的總統來訪，也一定會有那樣的熱烈儀式，以美國的國際地位，只怕儀式會加倍絢爛。可是，那種儀式是留給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亞非拉反帝反殖領袖的，是第三世界一次又一次展示團結的慶典。美國對新中國全面封鎖二十年，北京怎麼會把亞非拉認同的儀式安排給美國總統，讓花兒一樣的青年和少年在長安街兩側揮舞綵帶和花束歡呼，載歌載舞呢。

1960年12月15日，西哈努克親王以及柬埔寨的其他貴賓抵達北京時，受到了我國首都四十萬各界羣眾隆重、熱烈的夾道歡迎。王志淵 攝 作者：看得見的歷史 

“西哈努克親王，我們歡迎你！” 鄭震孫 攝 作者：看得見的歷史 

但是，美國人自始至終否認中國是第三世界的一員，不瞭解、也拒絕瞭解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所以立刻用中央王國論來解釋，以為是天朝再一次動了天威。據介紹，這本著作出版後，美國各大報刊讚譽紛紛。

看來，中央王國論中有那麼多神話性的成分，原因之一包括，面對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的強硬，西方人產生了心理應激反應。但是，那一套偽史觀，導致西方人發生了各種各樣的誤判，其中一些後果嚴重；另有一些看似是無關輕重的細節，卻對中國方面極不公正。

澳大利亞學者內維爾·馬克斯韋爾1970年出版的《印度對華戰爭》是一部難得的優秀著作，能夠理解當時中國如何用馬列主義看待尼赫魯和印度。但是，他仍然認為，中印潛在的矛盾之一，是兩國都自居老大，萬隆會議期間，中國對於“印度所採取的僭越的態度”“很反感”[i]，“表現了尼赫魯的極端傲慢”，“十年後，周恩來回憶起當時的場景，還感到惱火”。馬克斯韋爾認為，那倒不是個人之間的摩擦，而是“中國作為世界大戰後被公認的亞洲大國，指望印度懂得自己算老幾，這是不言而喻的”。實際上，他還是深受中央王國論影響。

1955年4月，萬隆會議期間，周恩來與印度總理尼赫魯（戴白帽者）在一場會議後交談。

從書中得知，其他西方記者、專家也很注意，周總理不止一次批評尼赫魯傲慢。可是，任何一箇中國讀者讀過《印度對華戰爭》後，馬上就能明白總理是什麼意思。書中詳細講述，1960年，周總理、外交部長陳毅以及大批隨行人員分乘三架飛機飛抵新德里，在機場，總理申明，“我是抱着解決問題的真誠願望來的。”在此後六天中，這支由中國最高領導人率領的外交使團先與尼赫魯總理會談長達二十小時；然後挨家拜訪內閣要員，內政部長、副總統、財政部長，等等，反覆試圖與印度溝通，表現出極度的誠懇和耐心。這在國際關係史上、外交史上是極其罕見的，也許是唯一的一例。結果印度方面根本就沒有協商的意思，中方白白花了六天的唇舌和誠懇，“中國代表團踏上新德里飛機場之前，他們的使命就已註定失敗了。” 這，才是後來周總理批評尼赫魯傲慢的原因。印方有些要員還態度強硬，連句表面的敷衍話都不説，用中國人的話講，一點面子不給。所以可以推斷，總理不僅惱火，更多的是難以置信，是中式傳統遇上英式傲慢的困惑。

新中國的總理同馬爾羅眼裏的“元帥先生”陳毅，為了避免中印衝突，親赴印度首都，與該國政府要員挨個進行一場又一場的會談；儘管會談毫無成效，在中方自行安排的記者招待會上，總理仍然説“印度不完全同意”，避免激化矛盾的言辭。中印戰爭的結果出於西方的意外，中國沒有佔領阿薩姆邦，更沒從新德里將尼赫魯運去北京，逼着他“叩頭”——被逼到北京去叩頭，是西方政要反覆自我驚嚇的一個噱頭。可這一切，都不足以驅散馬克斯維爾及西方同行們心中的“中央王國”的魅影。

還有一件涉及周總理的小事，特別能反映由於意識形態的鴻溝，中美雙方誤會之深。大約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有一條消息火一樣在中國人民當中傳播。至今，我腦海裏還保留着第一次聽到那個消息的景象。當時我還是個小學生，班主任是一位中年女老師，像她的同時代人一樣，留着短髮，衣着樸素，面容辛勞，一輩子沒化過妝。課堂上，她眼裏迸着火星，用同樣迸着火星，但又沉重的語氣説：

“美國代表（那時我太小，不能理解老師説的具體是什麼身份，印象是“美國代表”）遇到周總理，周總理按照國際禮節，伸出手去，非常禮貌地準備與他握手，可是，美國代表只是聳聳肩，根本不肯伸出手來，拒絕和總理握手！就因為我們國家目前還比較貧窮落後，在國際上，別人連我們國家的總理都敢歧視！”

然後鼓勵我們好好學習——在中國孩子的世界裏，不管什麼事，總歸是要歸結到好好學習上去的——班主任説：

“同學們，一定要好好學習，長大建設國家！只有我們的國家真正富強了，外國人才不敢看不起我們了！”

在美國人的版本里，並沒有“聳聳肩”這個細節，看來是中國人民的演義。那時，中國人民還沉浸在失去一位好總理的悲痛中，還在對他無盡緬懷：

“人民的總理人民愛，人民的總理愛人民。總理和人民同甘苦，人民和總理心連心。”

所以那條消息不脛而走，説的人和聽的人都很受刺激，難過和心緒低落，繼而湧起憤怒和痛苦——美國人看不起我們！美國人在外交場合輕視我們的總理，那就是輕視全體中國人民，輕視這個國家，與華人在世界各地都地位低下、備受歧視，是同一回事兒，於是，受辱感立刻連上了甲午戰爭以來的自卑、焦慮和自責：

就是因為我們中國貧窮落後，所以我們的總理在國際上都被看不起，美國人敢在公開場合當眾侮辱我們的好總理。

——幸運的是，在甲午戰爭一百週年之際，那種痛苦心態開始消退，中國人逐漸自信了。但那是新式的自信，不是清朝人的自信。

幾十年過去，很多人仍然沒有忘記這件“往事”。直到最近，我才察覺，那件所謂的往事竟是羅生門式的懸案，中美兩造各執一詞，王炳南和熊向暉指出，並沒有發生過那樣一件事；但好幾位美國人卻親眼看到了。

當美國人研究中美關係時，往往會提到那一“握手門”事件，但一律是按照中央王國論去理解的：孫中山先生及其同志顛覆了中華帝國，不僅應該從歷史記錄裏消失，“天命”也讓他們必然從歷史中消失；中國共產黨卻是讓中華帝國回來了：

“他們（中國共產黨人）知道時間對自己有利，天命在漸漸地、篤定不移地轉移到自己手中”，“關鍵因素在於，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心目中，他們極其盼望着繼承中國的主權”。（。《如果毛澤東來到華盛頓》）

“（毛澤東）早年立志要接管天朝王國（Kingdom of Heaven）[ii]，吸引了許多追隨者，率領他們走過長征……”，“中國的本質可能會把他所掀起的鉅變轉化為它那似乎永恆的綿延中的僅僅一支插曲”，“這個國家（nation）……不用很久就會吸收並改造它的最新一代王朝（its latest dynasty）所強加於它的西方唯物主義”*。（《白宮風雲》）

這確乎是一記殺招兒，把新中國定義成中華帝國回宮了，一把就否定了中國革命和中國革命者的性質。

照這麼一定性，“最新一代王朝”憋不住性子，非得對美國總統使出點兒天威，美國人也就都覺得可以容忍了；在他們看來，一點兒天威都不使出來，才不正常，並且也不可能。《光榮與夢想》像《白宮風雲》一樣，就是這個態度：

“總體看來,尼克松此行深受美國人民好評,儘管有人認為他偶爾顯得太過諂媚。”

總統拿皇帝的坐轎開了個玩笑，《光榮與夢想》還嫌他不得體：

“但他有時又略顯迂腐。明朝皇帝從太和殿到紫禁城大紅門乘坐的轎子做工極為精細,在觀賞時尼克松評論道:‘老坐轎子，鍛鍊可不夠啊。’”

西方人沉浸在如此的思路里，總是誤會周總理，他一些在外交事務上相當剋制的批評，卻被西方人理解為，周總理不能容忍任何一點外界的冒犯，連馬克斯維爾也不能免俗。這一點是讓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中國人非常生氣的。周總理去世後，他的國家和人民無保留地獻上了各種讚譽之詞，包括“虛懷若谷，胸襟坦蕩”，因為他從不計較個人得失，永遠把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革命事業擺在第一位。

中央王國論強調中國人永遠學不會平等，那麼我就舉兩個例子：

多年前，看到一位非常優秀的戲曲藝術家——魏喜奎？——在回憶錄裏講，解放後不久，有一天她剛下舞台，就聽説周總理來後台看望藝人們。這些藝人在國民黨時代吃盡了苦，在“大官”面前，全都恭敬地站着，根本不敢坐，但總理一直親切地招呼她們坐下來。從那以後，她漸漸明白，在新社會，她是一個和別人一樣平等的人。所以從舊社會過來的戲曲藝人都特別感激共產黨，擁護新社會，也始終念念不忘周總理的關懷。

另外，前一段，有一段紀錄片的片段在網上流傳，感動了大家：

毛主席與某位非洲國家領導人會見，非洲女性傳入了歐式屈膝禮的禮節，於是總統夫人便向毛主席行了個屈膝禮。毛主席微露訝色，然後，大概是總統的女兒，一位年輕女性，接着向主席行屈膝禮，快八十歲的主席立刻回了個屈膝禮。又一位非洲女賓上來向主席行屈膝禮，主席再次回以同樣的屈膝禮。非洲客人都驚訝地被逗笑了。

那一批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他們一生的理想，他們一生的奮鬥，就是為了全人類的解放，為了一個“沒有人壓迫人的世界”。

1971年10月埃塞俄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一世訪華,，主席與他緊緊握着手同行。

然而，在中央王國論裏，“中國人民的大救星”、世界革命領袖毛主席成了皇帝，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中國人民的好兒子”周恩來，則成了攝政王子(prince regent)。按同一套史觀，既然中華帝國的當權者擁有“獨一無二的自我認知”，説白了就是自認比一切人都地位更高，那麼，周總理必定不能接受世上有任何人對他不恭。美方版本的“握手門”正是如此理解周總理，日內瓦會議美國代表團的重要成員亞歷克西斯·約翰遜在1984年出版的回憶錄《大權之在》中就講述，他在場親眼看到杜勒斯拒絕與周恩來握手，並認定:

**“**周恩來從沒有忘記此事,他經常向來訪者提及,由此給人一種受到了傷害的印象。”

在此，西方人表現出他們的一種典型態度：一旦涉及到中央王國論，那麼現代社會的原則就自動失效。他們並不覺得，強行加給周總理的那種不容冒犯的態度，是可笑的；相反，確實是世界錯了。“握手門”實際上是美國人不斷自我反問的一部分：

如果從二戰起，從羅斯福總統到其他決策者，都能及時認識到，中華帝國的天命不在蔣介石，而在中國共產黨，於是像英國人那樣，主動接納紅色中國進入大國俱樂部，那麼，後來的形勢是不是就會不一樣？——包括，如果只有蘇聯支持胡志明，那麼美國人的越南戰爭是不是就不會那麼慘烈？

基辛格和尼克松都覺得“握手門”不是小事，美國一方確實舉措不當，所以先後用行動進行糾正：

“我在賓館門口迎接他，特意把手伸出去。周恩來立即微笑，和我握手。這是將舊日嫌隙拋在腦後的第一步。”（《白宮歲月》）

“****我知道,1954年在日內瓦會議時福斯特·杜勒斯拒絕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級時決心伸出我的手,一邊向他走去。當我們的手相握時,一個時代結束了,另一個時代開始了。”（《尼克松回憶錄》）

非是西方無主佑，奈何天朝有高達。——“最新王朝”用以傍身的那個高達，就是中華帝國。

那麼，那個鬼斧神工的中華帝國，又是怎麼一會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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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此據中文譯本，未核實原文。

[ii] 基辛格在此用詞非常誇張，他顯然是指中文裏的“天朝”，但Kingdom of Heaven在英文裏是“天國”的意思。温切斯特用了“celestial court”來對譯天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