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應對老齡化的底氣：糧食自主、醫療進步、醫保全覆蓋！_風聞

日益加深的老齡化，正在給中國社會方方面面帶來越來越顯著的影響。由此也帶來一個疑問：中國能否應對好老齡化，中國拿什麼應對好老齡化？

 

第一，糧食自主是中國應對老齡化的第一道堅實保障。

糧食問題在當下關於老齡化的討論中很少被提及，這或許是因為上世紀二戰後尤其是80年代以來，全世界整體上處於和平環境，中國糧食生產保持了穩定較快發展，使普通中國人對於糧食的敏感性大大降低。於是在老齡化的討論中，糧食這種人類基本需求，也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問題之一，似乎成為無需被擔心的事情而受到忽視，討論重點便大多轉移到老年教育、營養健康、失能照護等更加關乎老人生活品質的主題上。 

但近年來大國博弈下“脱鈎斷鏈”、疫情反覆和俄烏衝突為代表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導致全球糧價高漲、物價高企，普通民眾生活成本大幅上升，並且引發從發展中國家到發達國家的一系列民眾抗議示威活動，而勞動能力下降、風險承受能力較弱的老人所受傷害尤為嚴重。這一切足以讓我們重新認識糧食安全、糧價穩定、糧食自主，對社會發展尤其是老齡化社會的穩定運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具體到中國，食品消費一直是中國老人日常支出的大頭，糧價及由此帶動的食品價格的漲跌對他們的生活影響顯著。2011年中國養老與健康追蹤調查（CHARLS）數據顯示，60歲及以上老年人消費結構佔比最高的是食品消費，為49.6%。2014年中國老年社會追蹤調查（CLASS）數據顯示，各年齡段老人的日常飲食費用在總支出的佔比均達到60%以上。 

值得慶幸的是，中國一直高度重視糧食安全，為糧食和食品價格的穩定運行奠定了堅實基礎。1995年以前，中國提倡自力更生解決人民糧食需求，1996—2012年提出了確保糧食自給率95%以上的目標，2013年開始確立穀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的糧食安全新目標。根據有關統計，從主要糧食作物來看，中國的稻穀長期保持完全自給，小麥的自給率和初期相比有所提升，達到95%以上，玉米自給率穩定在98%以上。 

最新消息顯示，2022年全國夏糧總產量14739萬噸（2948億斤），比上年增加143.4萬噸（28.7億斤），增長1.0%。截至10月，今年秋糧已經收穫了超過九成，全年糧食產量有望保持在1.3萬億斤以上。 

而且中國的糧食安全和糧食自主在未來老齡化的全過程都將具有堅實保障。專家預測，隨着糧食消費需求的持續增長，以及農業生產條件的改善、農業生產技術水平的提升，未來中國的糧食生產能力將進一步提升，2030年和2050年糧食生產能力有望分別達到7.5億噸和9億噸。人均糧食消費持續增加，有望達到560～750千克（《中國糧食安全：戰略與對策》） 

這一切使得國內糧食市場總體平穩，2020年以來食品價格波動的幅度遠遠低於國際市場。 

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10月份中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2.1%，比上月回落0.7個百分點，食品價格上漲7.0%（主要受豬肉價格上漲51.8%帶動），漲幅比上月回落1.8個百分點，影響CPI上漲約1.26個百分點。 

而從全球來看，糧價上漲的衝擊對各國都造成重大沖擊。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2022年11月11日發佈的《糧食展望》報告指出，世界糧食價格上漲對中、低收入國家衝擊更大，在支付更多費用的同時，獲取的糧食數量卻減少。從全球範圍來看，糧食倚賴進口的發展中國家受到糧價上漲的衝擊很大，並且引發一系列動盪。 

發達國家由於糧食自給率的不同，受到的衝擊有高有低。美國農業發達，糧食自給率高達147%，受到的衝擊相對較小。據媒體報道，美國政府估計今年食品價格將上漲9.5%至10.5%。另據美國農業部稱，11月第二週一打A級雞蛋平均售價2.28美元，是去年價格的兩倍多。美國農場局聯合會11月16日發佈調查顯示,由於通脹導致食品價格上升,今年感恩節晚餐的費用將比去年高出20%。 

食品價格上漲已經給美國老人生活帶來負面影響。馬薩諸塞大學波士頓分校老年醫學研究所(Gerontology Institute)研究人員開發的衡量老齡化成本的“老年人指數”(Elder Index)顯示，54%的獨居老年女性的收入低於支付基本開支所需的水平。對於單身男性來説，這個數字是45%。 

我們的鄰國日本和韓國，山地多而平原少，糧食自給率相比美國要低得多，其受到的衝擊也比美國大得多。1960年日本糧食自給率為83%，2018年下降為37%；1960年韓國糧食自給率為93%，2020年為19.3%，歷史上首次跌破20%大關。

大量糧食依賴進口，國內食品價格也必然受到國際市場極大影響。據媒體報道，自2022年初以來，日本食品各個品類，如麪粉、生鮮、火腿、罐頭、零食等都迎來漲價消息。據統計，預計漲價的食品和飲料合計18532種，漲價率平均為14%。 

而且日本物價上漲不止發生在食品領域，電力、天然氣等日常基本消費也迎來同步上漲，與此同時日本工資多年未漲，給普通人生活帶來很大困難。尤其是日本老人退休金普遍不高，覆蓋範圍最廣的第一支柱公共退休金僅有三五千元人民幣，能領取第二支柱、第三支柱退休金的日本老人數量很有限，這在物價一直較高並且近年全面上漲的情況下，日本老人生活將更加艱難，社會穩定受到挑戰。 

此時再反觀中國對糧食安全的重視和保障，對糧食自主和糧價穩定的追求，無疑是應對老齡化社會的第一道堅實保障。

第二，醫療資源追趕發達國家水平，老人成最大受益羣體

醫療健康是在食品之外，老年人最大的剛性需求，為數億老年人提供全面而可負擔的醫療健康服務，也是老齡化社會的最大挑戰之一。 

挑戰來自於兩方面，一是要滿足老年人口迅速增長之後帶來的巨大增量需求，而且這個需求是多樣性的，既有各種慢性病、突發病、老年疾病的醫療需求，又有特定羣體如失能失智老人的護理需求，還有不同身體狀況老人的營養健康需求；二是在滿足上述紛繁複雜的需求的同時，必須注意價格的可負擔性，定價時不能光盯着發達國家同類產品來對標制定價格，而是要在中國國情下的收入消費水平下定價，才能真正讓老人買得起、讓醫保付得起。

中國的醫療健康體系在經過多年發展之後，已經初步建立起應對上述挑戰的基礎。 

從人均水平衡量的醫療資源來看，中國在醫生、牀位等指標方面已經與發達國家處於同一水平區間。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15年歐美發達國家每千人擁有的醫生人數都在2.5—4.0位之間，發展中國家和人口大國都比較低，一般在每千人1.0位以下。中國2015年每千人擁有的醫生達到3.6位，超過很多發達國家。 

再看牀位數量，中國2011年人均醫院牀位數為每千人3.8張。同一時期歐美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比較大，美國、英國、意大利、西班牙和加拿大等國每千人的醫院牀位數只有3張左右，而日本、德國、法國和韓國等每千人擁有的醫院牀位數都在6—13張之間。發展中國家一般都在每千人1張以下，巴西和南非達到每千人2張以上，俄羅斯為每千人9.7張（2006年）。（《中國二元經濟發展中的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 

醫生和牀位數量體現的是中國醫療體系的整體狀況，而近年來的醫療建設重點，進一步加強了對老齡化的應對。 

比如在與老年人直接相關的醫療服務上，建設力度正在加大。根據《2013年中國衞生與計劃生育統計年鑑》，截至2012年年底，全國共有三級醫院1558家，已設立老年醫學科的三級醫院不足100家。而到了2021年底，二級及以上公立綜合性醫院設立老年醫學科的比例為53.4%，設有老年醫學科的二級及以上綜合醫院達到4685個。未來這一數字將繼續提高，根據《國家衞生健康委《醫療機構設置規劃指導原則（2021-2025年）》，到2025年，設立老年醫學科的二級及以上綜合性醫院佔比達到60%以上。 

為了方便老年人就醫，2019年8部門聯合印發《關於建立完善老年健康服務體系的指導意見》提出，“到2022年，80%以上的綜合性醫院、康復醫院、護理院和基層醫療機構成為老年友善醫療機構”。根據媒體報道，2021年底已建成老年友善醫療衞生機構約2.1萬個。 

為了讓老人走好臨終前最後一段路程，2017年10月國家衞健委發佈了《關於開展安寧療護試點工作的通知》，選定北京市海淀區、上海市普陀區等五個地區作為全國第一批安寧療護工作試點市（區）；2019年5月印發了《關於開展第二批安寧療護試點工作的通知》，在上海市和北京市西城區等地啓動第二批試點；《“十四五”健康老齡化規劃》提出，穩步擴大全國安寧療護試點，支持有條件的省市全面開展安寧療護工作，完善安寧療護服務模式，建立安寧療護服務制度體系，提高老年人和疾病終末期患者生命質量。截至2021年底，設有安寧療護科的醫療衞生機構超過1000個，已有91個市（區）開展了國家安寧療護試點。 

上述舉措大多屬於“鋪橋架路“，着眼於建設符合老齡化醫療需求的“硬件資源”，距離真正形成解決未來增量的老齡化醫療需求的能力，還需要“軟件服務“即相關人才、技術、平台、流程等各方面的完善配合，這也將是未來5-10年中國醫療體系的發展重點。

第三，醫保全覆蓋、集採降費成效顯著，足以應對醫保費用衝擊，併為長護險預留支出空間

醫療體系在擁有必須的資源和能力後，還需要有一個良性運轉的機制，也就是讓民眾和財政都能負擔得起的醫保體系。中國從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建設社會化的醫療保障體系，截至2021年底，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達136424萬人，參保覆蓋面穩定在95%以上，基本實現全覆蓋，同時籌資水平、保障範圍不斷提升，數億城鄉老人無疑是最受益的羣體。 

根據有關研究，從人均每年的籌資水平看，職工醫保從2000年的392元上升到2018年的4274元；新農合由2003年的30元上升2018年的657元；城鎮居民醫保從2009年的251元上升到2018年的776元；從保障的範圍看，職工醫保一開始就既保住院又保門診，報銷目錄不斷擴大；新農合和城鎮居民醫保從保住院保大病很快擴展到保門診保小病，報銷目錄一直在擴展，保障的病種範圍也不斷在擴大；從報銷水平看，職工醫保住院政策內報銷水平達80%以上，實際費用報銷水平達70%以上，新農合、城鎮居民醫保住院政策內報銷水平由2008年的54%上升為2018年的66%，同期實際費用報銷水平由45%上升為56%。2015年全面建立城鄉居民大病醫保後，城鄉居民參保人在基本醫保報銷後可以獲得大病醫保的報銷，實際報銷比例可在基本醫保的基礎上提高10個百分點。（基本醫療保險全覆蓋：從0到1史詩般的跳躍--健康·生活--人民網 (people.com.cn)） 

老年人還有一個突出需求，就是隨着子女遷到新城市生活後，需要跨省異地就醫。針對此需求，2009年頒佈的《醫藥衞生體制改革近期重點實施方案（2009-2011年）》提出，建立異地就醫結算機制，探索異地安置的退休人員就地就醫、就地結算辦法。此後政策不斷落實，截至2021年底，住院費用跨省直接結算定點醫療機構數量為5.27萬家，2021年當年國家平台直接結算440.59萬人次，涉及醫療總費用1070.20億元，醫保基金支付624.63億元。門診開通聯網定點醫療機構4.56萬家，聯網定點零售藥店8.27萬家，門診費用跨省累計直接結算1251.44萬人次，涉及醫療總費用31.28億元，醫保基金支付17.50億元。　　

2022年8月國家醫保局、財政部發布《關於進一步做好基本醫療保險跨省異地就醫直接結算工作的通知》明確提出，2025年底前，住院費用跨省直接結算率提高到70%以上，普通門診跨省聯網定點醫藥機構數量實現翻一番，羣眾需求大、各地普遍開展的門診慢特病相關治療費用逐步納入跨省直接結算範圍，異地就醫備案規範便捷，基本實現醫保報銷線上線下都能跨省通辦。 

醫保在為民眾帶來健康保障的同時，也極易帶來費用過快上漲、醫保入不敷出的困境，為未來的長期良性運行帶來隱憂。而由地方率先摸索、隨後納入國家行為的醫藥集中採購，正在成為解決這個問題的重要舉措。 

據媒體報道，自2018年以來，共開展6批國家組織藥品集中帶量採購，共採購234種藥品，涉及金額佔公立醫療機構化學藥品年採購總額的30%，按集採前採購金額計算，累計節約費用2600億元以上。在高值醫用耗材集採方面，冠脈支架中選結果實施滿一年，中選產品年度採購量169萬個，達到協議採購量近1.6倍，人工關節平均降價82%。 

集採製度覆蓋範圍不斷擴大，有效控制了醫療費用過快上漲，將使中國的醫保體系能夠承受未來老齡化增量醫療需求帶來的費用衝擊。 

而且從近年長護險的試點運行來看，其支出大多來自於當地醫保，那麼如果未來醫保控費成效越顯著，節約的醫保費用越多，為長護險預留的支出空間就越大，為長護險和相關護理服務、護理產品帶來的發展空間就會越大。 

第四，老齡化的區域梯次特徵為應對帶來靈活施展空間

中國老齡化的一大特徵，是在廣袤的國土上，各個區域的老齡化程度差異很大，呈現出明顯的區域梯次特徵。 

上海、北京等一線城市，遼寧、黑龍江、吉林等東北地區，重慶、江蘇、四川、天津、山東、湖北等省份的老齡化程度走在全國前列，2020年60歲及以上老人佔比均超過20%。 

與此同時，還有許多省份的老齡化程度尚處在相對較低的程度，這其中既包括西藏、新疆、青海、寧夏、海南等人口總量少、經濟相對落後的省份，2020年60歲及以上老人佔比多在15%以下，西藏最低為8.52%。也包括廣東、雲南、福建、江西、河南浙江、安徽、山西、陝西等人口和經濟大省，2020年60歲及以上老人佔比在12%-20%之間。 

中國老齡化的區域梯次特徵，為應對老齡化提供了相對從容的靈活施展空間。 

首先，不同區域間的養老需求和養老供給可以形成互補，促進各個區域協同發展。老齡化程度較高的區域，其老人的各種需求率先湧現，成為引領養老行業發展的需求方、購買方。而老齡化程度較低的區域，有很多是製造業、旅遊業為主的中西部省份，恰好可以藉此機會調整產業方向，將老年人普遍使用的產品和服務作為發展重點，形成當地的經濟增長點。 

比如上海、北京等老齡化程度較高、老人收入及政府財力也較高的一線城市，對各種養老產品和服務的需求一直頗為旺盛，為過去二十年全國的養老行業提供了一個頗具規模的區域市場。而一些製造業大省、旅遊大省也在過去幾年紛紛將銀髮經濟作為發展重點，着重鼓勵扶持康復輔具、醫療器械和康養旅居等行業發展。 

其次，老齡化程度較高的區域，率先對各種養老需求、產品、服務和模式進行摸索嘗試，最終沉澱出行之有效的養老模式，為老齡化程度較低的區域提供寶貴的學習案例和發展路徑。 

第三，不同區域間的勞動力自由有序流動，可以緩解老齡化帶來的勞動力短缺問題。老齡化程度較高的區域，一般會面臨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尤其是和養老相關的崗位更是面臨嚴重不足。而老齡化程度較低的區域，人口結構相對年輕，經濟相對落後，能提供的工作崗位不足，正好可以將勞動力輸出到老齡化程度較高而勞動力短缺的區域。 

第五，科技創新能有效解決勞動力不足，降低養老崗位勞動強度、提高職業形象

中國將創新驅動作為國家層面的發展戰略，在《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中強調“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在應對老齡化方面，科技創新也將全面發揮積極作用。 

首先科技創新就是一個機器不斷替代人力的過程，只要科技在快速發展、在全面普及，就必然會降低經濟部門尤其是工業、製造業等第二產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從中國和世界各國的現代化歷程來看，就業結構都會經歷類似過程，即第一產業就業人數下滑、第三產業就業人數不斷上升，而第二產業就業人數在達到頂點後開始穩定或逐漸下降。這是因為隨着生產力發展，農業所需的勞動力迅速減少，工業則在快速發展階段吸納大量勞動力，但隨着科技進步、產業轉移等因素，第二產業對勞動力的需求逐漸降低，因而第三產業最終成為吸納勞動力最多的部門。

而且隨着機器人等先進技術的普及滲透程度越來越高，未來中國的製造業有可能釋放出更多的剩餘勞動力。 

美國有一項研究指出，1990～2007年，每千人中增加一個機器人，就業人口就會降低0.18%～0.34%。根據牛津大學和花旗銀行的預測，未來人工智能或機器人對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工作崗位的平均替代率是57%，而中國將會有77%的崗位實現自動化。

從成本來説，工業機器人的價格與中國製造業人均工資的差距在不斷減小，製造業加快機器人替代正迎來有利時機。從保有密度來看，中國在機器人替代方面有非常大的空間，2017年中國的機器人保有密度為97台/萬人，2019年時為187台/萬人，增長了近一倍。但這在全球排名中僅位列第15名，而高居榜首的新加坡擁有918台/萬人，第二名韓國擁有855台/萬人。 有意思的是，新加坡和韓國同時也是老齡化日益嚴重的兩個國家，新加坡2017年底65歲以上老人佔總居住人口的13.02%，韓國2020年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例15.7%，説明他們不約而同地用機器人替代來解決勞動力難題。至於老齡化最為嚴重的日本，其機器人保有密度卻落後前者，可能是因為日本的製造業大量外流，留在本土的產業以服務業為主，故機器人保有密度較低。 試想一下，如果中國的工業機器人保有量達到新加坡和韓國的水平，製造業將空出大量的剩餘勞動力，從而為養老行業帶來充足的勞動力供給，當下對於勞動力短缺的憂慮自然不復存在。

 其次，科技創新能夠降低養老崗位的工作強度，提高職業形象，讓養老行業對年輕人更有吸引力。 

如前文分析，未來從製造業可能會流出大量剩餘勞動力，但他們並不必然流向養老行業，也有可能流向外賣、網約車等服務業。因為養老行業的崗位如護理員，雖然一直以來需求缺口大，但工作強度大、收入一般、職業形象不高，因此長期出現招工難、流失率高的問題。而外賣、網約車等職業靈活度高，收入水平依賴於個人努力，收入高者不在少數，而且職業形象近年來也顯著提升，對普通勞動者的吸引力顯然更高。 

因此，如何建立起養老崗位的榮譽感、價值感，並給予從業人員一份體面的收入，是養老行業解決勞動力缺口的核心，而科技的應用能有效解決這一問題。目前各種高科技產品快速進入家庭、社區和養老院等養老場景，比如各種電動護理牀、助浴助廁機器人等，便能夠大大減輕養老護理員的勞動強度和心理壓力，同時提高護理老人的工作效率，使護理員這個傳統認為是“伺候人“、”又髒又累“的職業形象產生很大改觀。

 第三，科技創新能夠解決許多以前無法解決的問題，提升老人生活品質，同時也能降低社會對養老所付出的總成本。比如通過融合醫學、康復和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的健康平台，對老人進行失能失智等各類健康風險篩查，制定有效的預防康復方案，便可以幫助老人降低最終的失能失智概率，獲得更高的晚年生活品質，也能極大降低家庭和社會所付出的養老成本。

第六，低齡老人是一筆閒置的巨大社會財富 

2035年以前，中國新增的老年人口以75歲以下的低齡活力老人為主，這為中國應對老齡化提供了寶貴的時間窗口。

根據有關統計，2020年中國60歲及以上老人為2.6億，其中60-74歲約2億，75歲及以上老人約6000萬；2035年中國60歲及以上老人為4.15億，其中60-74歲約3.02億，75歲以上老人約1.13億。 

與75歲及以上高齡老人失能概率高、對護理需求大的特點不同，60-74歲低齡活力老人的特點是：雖然有各種慢性病，但身體活動能力尚未顯著下降，生活自理能力較強，對護理服務的需求很低；城市老人收入大多處於社會中等水平，生活負擔較輕；可自由支配的時間較多，但缺少參與有價值有意義的活動機會，精神世界容易空虛，易與社會脱節，是各種詐騙活動的主要目標。 

有學者根據國家衞計委2015年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和8城市城鎮本地户籍人口抽樣調查計算，城鎮居民“4050”人員（即處於勞動年齡階段中女性40歲以上、男性50歲以上的人員），過早退出勞動力市場。其中45-49歲的城鎮居民總體勞動參與率為90%，而50-54歲則降到66%，55-59歲進一步降到39%。而城鎮居民中的女性勞動參與率下降更為驚人，從45-49歲的83%降到50-54歲的40%，再降到55-59歲的10%。相比之下，農村居民60歲年齡段的勞動參與率仍保持在70%上下。 

因此，如果能將數億低齡活力老人的空閒時間充分調動起來，無論是引導他們再就業，還是從事各種志願服務，都將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產生重大的積極影響，是一筆亟待開發的巨量社會財富。 

從再就業來看，未來中國的老人中將有越來越多專業技術人員，擁有多年積累下的寶貴專業知識技能，在社會分工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如果退休後完全脱離工作其實是社會資源的浪費，通過各種途徑幫助他們再就業，就能夠持續產生很大的社會價值。 

此外還有很大一部分老人雖然缺少專業技能，但身體較為健康，可以承擔一些輕體力勞動崗位。不過目前社會上的此類崗位越來越少，比如保安、看守、收銀員等崗位越來越多地被智能安防、移動支付等高科技所替代。因此實際上能夠消化大量低齡老人的可能是國內方興未艾的志願服務，比如現在各地積極推進的養老“時間銀行”，大多都以低齡活力老人為主要參與者。 在此做一個簡單的估算：假設一位老人每天志願服務1小時，全年服務250天，以2020年2億低齡活力老人計，總志願服務時長為500億小時；而一名全職工作人員的全年工作時長假定為2000小時（每天8小時，全年250個工作日），則500億小時的總志願服務時長相當於2500萬名全職工作人員，這幾乎頂得上有關學者測算的養老服務勞動力需求的1/2。 當然，由於低齡活力老人的體力和技能有限，不能從事專業護理服務，但讓他們從事低技能的養老服務工作，仍然可以極大地緩解未來養老需求暴增情形下，勞動力供給不足的矛盾。

此外，低齡活力老人的志願服務還可以深入到社會治安巡查（比如著名的”朝陽大媽“）、少兒課後託管、生態環境保護等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在充實老後生活的同時更加能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實現比低技能再就業大得多的社會價值。 

最後必須指出，老齡化嚴重與否，並不必然決定國家前途命運的好壞。從全球視野來看，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口結構最年輕，卻從來沒有人認為他們將成為世界經濟的中心和主宰。而歐洲、日本和美國的人口結構雖然不斷老化，但依然在過去數十年、而且很可能繼續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繼續成為世界經濟的中心和焦點。

所以相較於老齡化這個客觀的、將在未來持續數十年的現實而言，更重要的是我們如何採取正確的策略和行動，使老齡化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積極影響提到最高，最終在老齡化的伴隨下實現民族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