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破解西方概念體系？（二）_風聞

二、西方話語炮製的攻擊性概念

西方意識形態話語會通過憑空捏造或改造利用而炮製出一些概念，用來攻擊、污衊敵對、競爭或受害方，如極權主義、威權主義、轉型國家 / 經濟、東方專制主義等。這些概念大多產生於冷戰和冷戰後的意識形態鬥爭之中，本身就已經嵌入了對別國的妖魔化。

“極權主義”概念是這類概念的核心和典型。極權主義曾經被用來指納粹德國和蘇聯，今天也被一些人用來影射中國。極權主義概念在中國地位極其特殊，學術文化界熱衷於使用極權主義的陳詞濫調，媒體界受極權主義理論啓蒙洗禮的從業者不在少數，出版界不厭其煩地出版此類洋溢着冷戰氣息的書籍，【19】大學專業書目裏也隨處可見它們的身影。中國的集體主義文化和強政府傳統以及“文革”等特殊歷史時期常常被一些學者和媒體或明或暗地指為極權主義。事實上，極權主義和集中營恰恰是西方文明的獨特產物（希特勒和德國納粹黨亦是學習美國的做法 )【20】，在中國乃至世界多數文明中都沒有出現過，但由於這種概念的大肆傳播，對中國的形象造成了惡劣影響。

極權主義這個詞源自意大利語 totalis，指對社會生活的全面控制。1925 年，墨索里尼第一次用這個術語來表示他的政治運動。後來西方國家用這個詞來指代法西斯主義。1930 年代的所謂“莫斯科審判”改變了一些原本同情蘇聯的西方知識分子的觀念，開始有人給蘇聯貼上極權主義標籤。1939 年春，這些知識分子組織了“爭取文化自由委員會”，發表了“反極權主義”聲明。【21】但當時這種觀點在美國還沒有佔據主流地位，納粹德國對西方威脅更大，很多人希望與蘇聯合作。就在“反極權主義”聲明發表後不久，美國一些著名知識分子在 1939 年發表公開信，反對將蘇聯視為法西斯國家。【22】二戰後，隨着冷戰的發展，西方為蘇聯量身打造了極權主義標籤。由此，極權主義成為一個抽象的、貌似學術的概念，大舉進入政治學、哲學等領域。“在許多政治學教科書裏‘極權主義’一詞俯拾皆是，它把法西斯主義和蘇聯制度畫上了等號……彷彿政治學教科書不談極權主義便不成為政治學教科書了。”【23】

哈耶克、阿倫特等人功不可沒。哈耶克最早將極權主義與集體主義相聯繫，阿倫特則完成了這個概念的建構，使之成為一個與自由民主主義的對立物。【24】如果説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把資本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看成是一樣的極權主義，【25】阿倫特則主動承擔起了為資本主義辯護的角色，給極權主義換上了左翼標籤。阿倫特的概念塑造工作十分成功，使得“國內外許多政治學家不願談唯一的一種極權主義——法西斯主義（也許是忘記了，也許是覺得毫無用處），而喜歡談純理論的‘一般極權主義’如何如何”，西方政治學家“賦予這一術語以超歷史、抽象的涵義，使之成為一種無需解釋的定式、思想代碼和印記”，“説到底是在培植對社會主義的仇恨，對與資本主義壟斷組織支配各國人民命運的自由無關的一切事物的仇恨”。【26】這句話可以原封不動地拿來批評中國的不少政治學者乃至社科學者。

當然這種扭曲歷史的概念遊戲會引起人們的不滿，例如，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Žižek）就批評了阿倫特式的概念，認為它模糊了斯大林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界限，目的就是維護自由民主的霸權地位。就像馬爾庫塞所説的“單向度的人”一樣，今天的人們處於全球資本主義的霸權性意識形態之下，容易喪失對自由民主之外的向度的想象力。因此齊澤克認為，極權主義作為一種空洞的思考方式，破壞了思考的深度和自由，人們從接受極權主義這個概念始，就已經陷入了自由民主觀念的牢籠，人們真正要反抗的實際上不是所謂的極權主義，而是無所不在的資本邏輯和資本主義的全球新秩序。【27】

西方的極權主義概念就是要混淆世人的觀念，讓人們忽視法西斯主義才是它在歷史中唯一真實的形態，而法西斯主義是資本主義的產物，是西方現代文明和現代國家的產物，“極權主義是現代國家由來有因的一個特性”【28】。阿倫特所描繪的所謂的極權主義的特徵，與西方歷史上長期的神權統治和一神教排他性觀念有深刻關聯，也與地中海數千年來的種族競爭和敵我觀念分不開，更以資本主義帶來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和種族主義為理念基石。這些都與中國這樣有着深厚民本傳統和文化包容力的文明型國家風馬牛不相及。

與極權主義相關，西方還炮製出威權主義這個概念。所謂威權，漢語習慣上稱權威。這兩個詞在英語中表述無不同（authoritarian），但是國內一些學者為了與極權主義相對仗，刻意生譯出威權主義這個不倫不類的概念。威權主義最初用於西班牙、葡萄牙等右翼國家的研究中，【29】按胡安·林茨（Juan Linz）等人的定義，它比極權主義温和一些，政治結構和意識形態不是一元化的，而是具有一定的多元性。【30】故威權主義也被一些學者視為向所謂民主政體演變的過渡型形態。現代化、民主化理論等領域熱衷於使用威權主義的概念。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重新定義了這個概念，將其泛化為指所有不民主政體。【31】與阿倫特將極權主義從右翼挪用給左翼異曲同工，亨廷頓也成功地弱化了威權主義的右翼色彩，將之偷換為所有不符合自由民主的政體，實際上將左翼也包括進來。結果就是，威權主義近年來越來越多地被扣在中國的腦袋上。國內政治學界相當多的人心悦誠服地接受了這個定義，甚至有學者認為中國連威權主義都配不上。在中國政治學研究領域中，威權主義享受着比極權主義還尊榮的地位，絕大多數文獻都是不加反思地直接套用，極少有對此概念本身的辨析和批判。圍繞着威權主義之類的概念，中國政治學界形成了一大套“黑話”“行話”，堆疊出大量毫無意義的文獻，不斷地自我複製、自我增生、自我強化。這種“文獻霸權”形成了再生產機制，使中國政治學界虛擲春秋、靡費資源，浪費了無數學人的生命和精力，為西方話語打工，卻絲毫未能接近中國實踐，更遑論對思考人類政治作出任何有價值的智力貢獻。威權主義這樣的概念已經成了“到處亂貼的狗皮膏藥”。【32】

由威權主義，邏輯上自然導出轉型概念。依據威權主義定義，必然會存在從威權主義到民主化再到民主鞏固這樣一個路線，一切不符合自由民主主義的國家都將經歷這樣一個轉型過程。“轉型”這個詞乍看起來似乎沒有很強的意識形態色彩，堂而皇之地充斥於經濟學、政治學等專業行話之中。但是，出現於冷戰終結、蘇聯解體時期的轉型概念隱含着對“正常國家”“正常道路”的定義權，西方價值觀認為非西方式的國家不是正常國家、非自由市場道路不是正常道路，所有國家或早或晚都會走向西方，政治制度和觀念上走向“歷史的終結”，經濟社會發展道路上“到達丹麥”。幾乎所有的轉型學説都或多或少隱藏着對中國現實制度和發展道路的否定，因而此類概念的流行對中國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造成“內傷”式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