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征，紅軍從苦難走向輝煌（一）_風聞

遠征，紅軍從苦難走向輝煌（一）

一、共產國際與早期中國共產黨的奮鬥

 

（一）中國人民革命的一個政治基礎

上個世紀前半葉波瀾壯闊的中國人民革命是20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共產主義始終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始終高摯的一面思想與精神旗幟。這也是我們在今天正確認識發生在20世紀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思想與社會基礎。

儘管在1949年建國之前，這場人民革命的主題一直卻是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解放的民主民族革命，一度還曾經主要是在南方農村進行的土地革命。而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最終建立是在完成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和平過渡“三大改革”的1956年。

儘管在此二十多年之後的1979年，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政策的實質是在某種程度上對國家經濟發展進程的一次“補課”。然而，在此前後國家的社會性質，自此始終沒有改變。

中國的社會主義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旗幟的科學社會主義，完全不同於由社會民主黨或工黨執政的那些歐洲尤其是北歐國家，也不是曾為蘇聯戈爾巴喬夫末期一度神往過的民主社會主義。並且，從鄧小平理論到習近平思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將之進一步明確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中國的新歷史時代社會實踐中的全新思想產物與精神旗幟。

中國早期的熱血青年，首先是從近代日本接觸並學習到社會主義思想的。河上肇，就是其中對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影響最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傳播者之一。在後期作為頑固國民黨右派戴季陶、胡漢民等人，居然還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瞿秋白就曾在1927年2月説過，“戴季陶先生、胡漢民先生及朱執信先生，都是中國第一批的馬克思主義者”（P45）【第二章《東方之夢》】。

歷史的輪迴，有時真的不得不讓人感到造化弄人啊！

（二）在中國共產黨早期奮鬥中的共產國際因素

在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活動中，從建黨、從重大決定到經費，無不滲透着共產國際因素。甚至在長征中張國燾最後選擇重新北上，也是如此。總的來説，共產國際對於中共的形成與正式建黨作用是積極的；荷蘭人馬林在促進國共首次合作，使中共成為大革命中最具有生機與活力的政治動力也是積極的。然而，斷然反對陳獨秀提出建立中共獨立武裝、隨後在放縱並導致國民黨最終走向反共過程中，以及在中心城市建立革命中心的指導方針，卻是非常消極、破壞性並失敗的。

位於幾千公里之外，身居遙遠的莫斯科的那些洋人，對於中國社會的真實瞭解，可以講是幾近於無的。從斯大林、布哈林到米夫，從共產國際東方部到其遠東局，概莫能外。更因華沙戰役失敗後歐洲國際革命化為泡影，並且當時蘇俄的遠東地區尚處於近似“獨立”狀態的現實國際背景下，此時的共產國際早已淪為斯大林保護蘇俄（蘇聯）國家利益的政治工具。因此，“共產國際和聯共（此時）指導中國革命，出發點和歸宿點從來都是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蘇聯的利益為核心，在中國尋找到能夠與蘇聯的力量以分散帝國主義的壓力，保護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安全”（P34）。他們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之於自己的國家利益，早已經置於其視界之外。

這種將國家利益與意識形態主張政治化上的本質衝突，就是後來中共黨內的陳紹禹“莫斯科派”（也許稱為“國際派”更加準確一點）見寵於斯大林，同時最終被中國革命和中國人民所拋棄的根本緣由【第一章《地火》】。此人最大的特點正如毛澤東所言，“王明問題的關鍵，癥結之所在，就是他對自己的問題考慮得太少了！對別人的事卻操心得太多了！”（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P195）。

當然，我們也應看到，當後來被納粹新政權釋放的季米特洛夫回到莫斯科並擔任共產國際總書記之後，他主導的共產國際書記處所作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和對毛澤東地位的支持，對於實現中國革命的轉折，還是很積極的【第十三章《陰見多雲》】。

（三）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支持

從共產國際歷任駐中共代表、“牛蘭（德魯尼克）事件”，到“共產國際軍事顧問”奧托·布勞恩（李德）的來龍去脈，從中我們看到了中國共產黨在這場國際運動中與莫斯科的真實關係，以及這個年輕的黨在運動初期的幼稚。首先就表現在其領導人自身的不成熟——幻想依靠別人來實現革命的使命。王明更是走向了一個極端，即“喝完牛奶吃完麪包後，用自己國家革命者的鮮血杜撰謊言，去證明另一個國家領袖的英明和另一個國家的偉大”（P191）。

這樣的人是不可能最終這個黨的廣大成員所接受的！

這也是在今天，如果我們要真正理解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那個時代圍繞中共發生的所有事件的基礎之一【第六章《陷落》】。

（四）來自共產國際中共黨的早期活動經費情況

經濟問題，也是革命的一個重要問題。

陳獨秀早期對之的觀念及其態度的轉變，很是值得後人注意。

“據陳獨秀統計，建黨初期黨的經費94%來自共產國際，黨又將其中的60%用於工人運動”。“從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止，共收到國際協款16655元”，“至1922年‘二大’之後，黨的經費幾乎全部是從共產國際領來的”。“若將這（1927）年共產國際、赤色職工國際、少共國際、農民國際、濟難國際等提供的黨費、工運費、團費、農運費、兵運費、濟難費、反帝費、特別費等總算起來，有近百萬元之多”（P32）。然而在同期，蘇俄在國民黨那邊卻“用了三千餘萬元鉅款”（P29）

【第一章《地火》，探索共產國際在幫助陳獨秀建黨中提供的幫助與其對於中國革命的利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