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發女碩士”事件持續發酵，或許更應關注背後的網暴土壤問題｜熱點_風聞

編者按

2月19日，據媒體報道，24歲的杭州女孩鄭靈華因抑鬱於1月23日自殺去世。生前，鄭靈華因染粉色頭髮在爺爺病牀前分享考上研究生的喜訊，而遭遇大規模網曝，被貼上身份作假、學歷作假、“陪酒女”等諸多標籤，甚至與爺爺的合照被污衊為“老少戀”。許多網民對她的不幸遭遇感到悲憤：“那些脱口而出的偏見、嘲諷、羞辱，都化作了利劍，一次次紮在了女孩心上，真是心疼。”2月23日，知名女演員張靜初通過微博曬出了一張戴着粉紅色假髮的自拍照，為因染粉頭髮遭網暴致死的鄭靈華髮聲，並配文表示“今夜，我們都可以是那個粉紅色頭髮的女孩”。微博發出之後，繼續在全網引發了熱議。

正如鄭靈華曾經指出的網暴者的網暴言論：“有的是根本沒了解清楚事情全貌，有的是現實生活不如意、想借機發泄情緒，甚至有的是為了賺錢”。那麼，如此不符事實的標籤式話語為何短時間內被塑造成為“多數人的話語霸權”，甚至導致網絡空間中狂暴激進的“民主的暴政”？這種網絡民粹主義形成的機制與根源又是什麼？本公眾號特推出此文，供讀者思考。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公眾號立場。

社會轉型期網絡民粹主義話語形成機制及治理策略

鄭元景｜福建農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本文原載《社會科學輯刊》2021年第1期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自俄國民粹派“到民間去”運動和美國人民黨運動相繼爆發100多年以來，民粹主義（Populism）不斷在全球蔓延並呈週期性爆發趨勢，其間不同國家、區域的民粹主義形式和麪相具有多樣性和差異性，體現出某種特定的時代色彩和本土風格。**當今隨着全球化和互聯網的發展和普及，民粹主義以網絡民粹主義的新形態出現，它變化多端並擅長滋生和煽動怨恨情緒，不斷製造話語壟斷來對抗主流，給國家政治秩序和全球治理帶來巨大的干擾和破壞。**我國當前正處於社會轉型期，我國的網絡民粹主義主要呈現為一種契合互聯網特質的話語政治，對其研究需要超越現象描述。因此，本文試圖從其話語敍事切入，深入剖析其話語結構、動員邏輯和實施策略，並從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角度，着重探討轉型期中國網絡民粹主義的風險預防與規避的治理之道。

一、網絡民粹主義的話語敍事與內在結構

（一）網絡民粹主義的話語敍事

**在全球政治史上，民粹主義代表着一種徹底的反建制力量和反抗性政治。**它源於特定的經濟結構裂痕和社會階層差異，宣稱“以民為粹”，形成各種“反官、反富、反智”的話語氛圍。它既可體現為一種政治思潮，又可體現為一種社會動員、政治話語。作為一種“薄意識形態”，民粹主義既可像某種“政治塗料”一樣依附在多種多樣的社會組織上，也可“像變色龍一樣”棲身於各種不同的政治立場和政治生態中。儘管全球範圍內持續推動的民主化進程在很大程度上壓縮了民粹主義的生長空間，然而，網絡社會崛起的同時也建構了一個開放的公共話語空間，民粹主義似乎又找到一個理想的棲息之地。在虛擬網絡空間中，在社會分配不當、法治不健全、政治參與不暢的社會轉型境遇下，普通民眾長期積澱的怨恨情緒易於藉助互聯網匿名參與、解構性強的特點，發酵並形成富有批判性和極端情緒化的“網絡民粹主義”話語。

**網絡民粹主義是現實民粹主義在虛擬網絡空間的一種延伸、拓展和重構。**雖然其“民粹”特質並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但它具有的全新面相和形態可歸為兩類：**一是“民粹主義網絡化”，**即將互聯網作為民粹主義新的傳播、交流、組織和動員工具；**二是“網絡化的民粹主義”，即將不斷發展的信息網絡技術與其他社會思潮相結合從而產生新式民粹主義。網絡民粹主義以互聯網平台為傳播載體，建構、確立“平民”對“他人”機械對立的思維範式，進而以“人民”的名義直接參與並佔據網絡輿論的道德制高點，製造所謂的“人肉搜索”“圍觀就是力量”“輿論綁架法律”的“網絡抗爭”奇觀，其目的是以羣體非理性的話語與行為方式來消解權威、反對並妖魔化精英，最終常常以“眾聲喧譁”之勢去幹預國家立法、公共政策制定與社會治理。網絡民粹主義的價值訴求、社會動員等主要是藉助網絡話語表達，話語即為其存在形式。**現今種種網絡抗爭事件的影響力也主要來自網絡民粹主義從虛擬時空延伸至現實社會的“話語敍事”。因此，網絡民粹主義話語敍事的生成與變遷、權力的博弈與控制是其凸顯政治能量、施展政治效能的重要渠道。

（二）網絡民粹主義的內在結構

福柯認為，話語是權力的展現。權力可以看成是在循環的過程中的一種鏈狀結構。權力是通過網狀的組織來運作和實施的。與此對應，承載着權力的網絡話語也具有某種內在的鏈狀結構。**藉助此鏈狀敍事結構與傳播機制，網絡民粹主義傳播和擴散的範圍更廣、潛在風險更大。**縱觀歷次網絡抗爭事件，網絡民粹主義的話語導向、話語權、話語內容等構成其獨特的敍事框架，其有機的組織運作和實施相應地代表着一種以網絡話語為載體的微觀權力，具體的內在結構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一是貼標籤式的話語導向。**網絡民粹主義具有非常明顯的話語傾向性，它首先強調並藉助某一特定社會事件進行“話語建構”，通過對某些議題進行加工進而貼標籤賦予人物身份，設置對立關係：一方是作為“人民”“平民”的“我們”，另一方是作為“敵人”“精英”的“他們”。與此同時，極力鼓動網民的民粹心態，賦予其做法以所謂的“正義感”和“高尚感”。在網絡空間中，眾多網民對佔據優勢地位的人羣的不滿和憤慨情緒在民粹話語語境下被機械地聚合起來，被大力渲染為階層對立的負面氛圍，炫耀、宣泄着通過對該人羣的諷刺、謾罵、詛咒、人格侮辱甚至人肉搜索而產生的快感。鮑曼對現代性現象的生動描繪，非常切合網絡民粹主義這一話語導向：“惟一能夠導向迴歸共同體團結的，……就是選擇一個共同的敵人，針對這一共同的目標，集中力量，共同施暴。”於是，反官、反富、反智的網絡話語在議題論爭中鋒芒畢露，從而形成網絡民粹主義的固定話語模式——貼標籤式的話語導向，這將極大地影響網絡輿情和政府形象，影響政府對社會風險的有效管控。

二是多數人的話語霸權。在當今迅速崛起的網絡社會中，具有非中心化特質、開放式互聯互通的網絡輿論環境削弱了精英階層的信息壟斷權和傳統政治權威，突破了單向的自上而下的專制權力所造成的話語壟斷，大大提升了大眾媒介使用的自由度，賦予了沉默的大多數以話語表達的權利。尤其是隨着Web2.0的勃興和社會化網絡運用的不斷升級，互聯網對社會及大眾的“技術賦權”（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開啓了一個話語權威被顛覆的自由輿論場域，這裏的主體既可能是“人民”“平民”，也可能是“組織者”“領導者”；於是，網絡境遇下日益激烈的話語權爭奪導致了“話語權的重新分配”和“話語權力結構的轉型”。網絡空間充斥着民粹式的嘲諷、質疑和怨恨的非理性話語，造成所謂的“顛覆性祛序”“話語造反”甚至是“話語搶佔”。頗具反諷意味的是，本來試圖通過所謂“大多數”人的言論消解經典、惡搞主流敍事、挑釁等級結構、顛覆傳統主流意識形態和權威媒體把控話語權的網絡民粹主義話語，最終卻又塑造了“多數人的話語霸權”，導致網絡空間中狂暴激進的“民主的暴政”。

**三是過度自由化且低俗的話語內容。**網絡民粹主義的現實影響力和衝擊力來自經由網絡放大和擴散的過度自由化且低俗的話語內容。網絡話語內容作為網絡民粹主義的傳播介質，在後者滋生和散播過程中起着重要作用。隨着平民話語權的不斷擴張，極力迎合網民、營造圍觀效應的網絡話語在網絡上的傳播更加無所顧忌。如果得不到有效治理將極易導致以下兩種狀況：一方面，開放的信息傳輸和恣意任性的移動終端使用使網絡傳播為所欲為。眾多“反政治的、空心化的、打着危機旗號”的煽動性內容和蠱惑性話語，隨意裁剪、評價敏感事件和人物，較易“在羣體心理中掀起最可怕的風暴”。另一方面，由於網絡信息播送門檻較低，在博客、微博、微信等平台上，各種反精英、反主流、反富、反智的議題層出不窮，大量過度自由化且低俗的話語內容集中體現了網絡民粹主義極端的反精英、反權威的話語實踐，嚴重侵蝕着網絡輿論生態，擾亂了我國轉型期主流意識形態安全和社會治理的正常秩序。

二、網絡民粹主義話語動員的雙重邏輯及實施策略

（一）網絡民粹主義話語動員的雙重邏輯

布迪厄的“場域理論”認為，“在高度分化的社會里，社會世界是由具有相對自主性的社會小世界構成的，……具有自身邏輯和必然性的客觀關係的空間”。網絡媒體助力建構了由各種“趣緣羣體”或“烏合之眾”組成的虛擬社區，而隱匿分佈在各類虛擬社區或專業網站的民粹主義者極易被動員、煽動，形成具有相對自主性的網絡場域。因為“網絡為……彼此孤立的極端情緒者提供了……平台，並由此得以聚集和互動，進而建構起羣體認同和聯繫網絡與組織”。

**作為一種複雜又矛盾的社會思潮，網絡民粹主義的鮮明標識是其典型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具體體現為其複雜的話語敍事和網絡意見領袖在話語動員中“以民為粹”和“為民之粹”的內在張力，它決定了網絡民粹主義話語動員具有表達不滿與催生不滿的雙重邏輯。**一方面，“以民為粹”能夠在網絡空間煽動起巨大的話語建構能量，將帶有怨恨情緒的網民作為輿論議題的道德基礎有效地動員起來，這是由於網民將網絡空間當成消解權威、表達訴求的傳播平台；另一方面，“為民之粹”以網民的專屬代言人和領袖身份自居，煽動洶湧的網絡民意，為達到某種羣體利益甚至對公共輿論進行道德綁架，進一步誘發、加劇了網民對現實的不滿情緒。總之，網絡民粹主義者藉助網絡平台進行政治動員和話語博弈以滿足自身利益訴求，其話語動員的雙重邏輯反映了對現實社會影響的複雜程度及其自我接納和自我強化。

（二）網絡民粹主義話語動員的實施策略

網絡民粹主義源於社會階層固化和分配不當等現實因素。與傳統民粹主義相比，網絡民粹主義可以有效利用網絡平台將草根階層聯合起來進行某種“集體行動”和政治參與，展現出更強的社會動員能力。這是因為互聯網具有匿名性、互動性、擴散性的特質，它既是草根階層政治參與的平台，也是一種十分有效的大眾動員和傳播載體，因而成為網絡民粹主義進行政治動員、維護底層利益的重要工具。**網絡民粹主義根深蒂固的二元對立思維和話語政治的雙重邏輯決定了其動員的基本策略。**在一次次的網絡民粹主義事件中，民粹式的話語動員與抗爭形成了一套相對固定的模式：由於現實政治訴求渠道不暢，網絡民粹主義以互聯網作為政治動員的最佳載體，藉助網絡羣體性事件不斷煽動網民的民粹主義情緒，利用洶湧的網絡輿論浪潮進行有效的話語動員。使某種議題發酵並對其推波助瀾產生“蝴蝶效應”，進而製造話語壟斷併產生“羣體極化”現象，最終在現實社會掀起某種羣體性運動。在網絡空間的羣體事件的演化擴散過程中，網絡民粹主義往往採取、實施以下四個標誌性的話語動員策略。

**首先，身份設定。塑造“我們”，並設定“共同敵人”，刻意製造草根與精英、平民與權貴的對立，這是民粹主義話語動員的基本條件和邏輯基礎。**它往往“設計出一個有明確敵人的對立衝突，而這是每一個具備有效動員力的政治表述的必要條件”。網絡民粹主義更廣泛、更頻繁地採取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思維以身份等級、貧富差距來分辨“敵我”，渲染官與民、窮與富、強與弱等羣體的二元對立，在網絡羣體事件爆發時往往未能辨別真相就將具體當事人對號入座，歸入非此即彼的羣體，用抽象的二元對立思維塑造並代替當事人的真實身份和處境：一方作為精英階層被污名化，被建構成恃強凌弱、蠻橫囂張的“共同敵人”；而另一方則被設定為平民階層，將其設定為被同情的、正義的和不幸之弱者。

**其次，對立認同。**學者肯尼斯·博克認為，對立認同是言説者為了與受眾拉近關係、結成同盟，往往通過建構大家一致反對的某種東西或者塑造“共同敵人”以達成凝聚人心與聯合行動的一種動員策略。在網絡空間中，為迅速而有效地將網民的民粹主義情緒動員起來，對立認同策略被頻繁運用。它通過攻擊批判對手，以儘可能實現廣大網民的身份認同，在網民中建立共識，發揮話語動員的雙重政治功能：一是確立並鎖定人民“公敵”並將之具體化為批判的靶子；二是通過“推崇人民”，將平民階層所具備的抽象美德賦予到遭受不幸的弱勢羣體，喚起憐憫之心，佔據道義制高點，實現廣大網民的團結一致和凝聚認同，以便最大範圍最大程度地動員網民羣體，為網絡民粹主義提供政治資源與發展動力。

**再次，採用否定性和簡單化話語。**民粹主義由於沒有任何體制內的資源可以利用或者憑藉，故對現行政策與體制極不信任，往往虛構“純粹的人民”，誇大“我們人民”與“他們”的對抗。出於對最廣泛的體制外的數量佔絕對優勢的大眾進行動員的需要，網絡民粹主義在每次重大事件的網絡輿論中，一是採用直接而鮮明的否定性話語，如反精英、反建制、反權貴、反全球化等各種類似於“反××”的話語模式；二是採用易於理解的口號式或斷言式的簡單化話語，將所謂的“坦誠”“樸實”“明晰”作為民粹主義的號角，並以套路化、模式化的表現形式不斷渲染對立面的負面形象，直接將羣體事件性質引向對立框架之中，如反官員腐敗、反精英壟斷、反貧富差距等，同時加以二次解讀和社會動員。這種動員策略極具對抗性，往往是主流政治話語難以杜絕的，缺乏政治訓練的民眾極易受其影響和誤導，從而獲得強大的社會動員優勢。

**最後，虛實互動。**網絡民粹主義是對社會現實的反映，在虛擬網絡空間中，網民們能夠以較低的交易成本通過網際互動方式，短時間內在最大程度上將各種分散的訴求、民意和怨恨情緒在“人民”的話語下暫時集聚起來，在作為“統一戰線”的共同社會心態的激發下，形成一種“合力”和“連線力”並製造眾多網絡民粹風波。然而，“僅僅通過點擊率、跟帖或發言來表明觀點、立場是難以滿足網絡民粹主義的現實關切的”。只要時機成熟，網絡民粹主義者就會藉助網絡平台推波助瀾，加強線上線下的聯絡、煽動和組織，由其催生的虛擬政治參與往往推動、轉化為民眾的現實參與。因而虛擬世界的羣體行為極易轉化、升級為線下羣體性行動。

一旦線下羣體性行動爆發，將會導致事件在網絡上的二次惡化。目擊者會利用自媒體將抗議行動的現場照片和視頻上傳到網絡，使得網絡輿情更加洶湧，形成無限放大的“蝴蝶效應”，進而吸引更多人加入線下的羣體行動中，最終導致虛擬與現實之間的跨界互動，形成具有真實功能的政治效應。

三、轉型期我國網絡民粹主義的風險擴散及其有效治理

（一）轉型期我國網絡民粹主義的風險擴散

“一則新聞可以在剎那間由一個地方擴散到全球，而一個羣體也可以輕易而迅速地……被動員起來。”在社會轉型期，我國網絡民粹主義政治動員能力不斷凸顯，究其原因，一是由於網絡空間中草根、自由的輿論氛圍非常適合網民釋放、表達不滿和意見；二是由於互聯網的羣體性聚合功能使得網民積壓的怨恨情緒不斷聚集、再傳播；三是由於匿名、即時、超時空的虛實互動極大地刺激、煽動了網民表達各種政治訴求。於是，分散在各地的民粹主義者及其意見領袖們在某種議題的刺激下直接在網上發表各種言論，使訴求和意願不斷具體化。**在互聯網“信息繭房”裏因“協同過濾”和信息窄化的作用，民意容易向極端方向發酵並逐漸裹挾廣大網民，造成網絡空間中“沉默的螺旋”效應，進而形成強烈的民粹主義式的話語霸權和話語專制，即表現在數量上的眾多原子化網民一邊倒的非理性立場，以及表現在強度上的對權威精英階層帶有對抗情緒的話語極端化。**於是，線上線下的羣體言行互相激發、彼此共鳴，導致網絡民粹主義風險裂變式地蔓延、擴散，最終在現實社會掀起對抗主流的巨大輿論壓力。當前，必須高度正視、警惕它可能引發的以下四種風險。

**一是“反精英政治”威脅意識形態安全。**網絡民粹主義堅持二元對立思維，試圖以“去中心”的扁平架構取代現實的等級架構，大肆倡導無政府主義意識形態，傳播崇拜平民、批判精英的政治價值觀，妄圖消解主流政治信仰和政治制度的理性權威，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安全造成嚴重威脅。

**二是“泛道德化批判”消解社會共識。**網絡民粹主義十分推崇“革命道德至上性”，認為民眾是社會歷史評判的標準，高舉對弱勢羣體絕對維護的道德大旗，以偏概全地給所謂“強勢羣體”貼上非道德標籤，偏激地號召民眾進行“泛道德化批判”，以“人民”的名義敵視和審判一切優勢階層，這往往會擴大社會問題的陰暗面，激化社會矛盾，將人民羣眾割裂、分化為內部兩個對立的階層，消解社會共識與民族凝聚力。

**三是輿論“倒逼”擾亂法律裁決。**網絡輿論具有兩面性，既可立足於客觀公正的立場而發揮遏制司法腐敗的重要作用，也可因不以事實為依據、錯誤煽動輿情導致司法審判有失公允。網絡民粹主義引發的輿情往往聚焦於對立雙方的身份地位而非法律事實和司法原則，裹挾着網民對社會的不滿情緒，常常進行網絡輿論炒作或者人肉搜索，並以人口數量眾多的優勢製造輿論壓力，進而傳導到司法過程中，造成輿論綁架司法或者輿論倒逼干擾司法審判。

**四是“多數人的暴政”踐踏個人權益。**網絡民粹主義十分推崇少數服從多數的簡單原則，並廣泛動員大眾進行網絡政治參與，通過集體圍攻、形象惡搞、言語謾罵、人格羞辱、人肉搜索及曝光隱私等方式對羣體衝突事件當事人行使網絡暴力，表面看這是“主權在民”，實則是“多數人的暴政”，漠視和踐踏少數當事人名譽權、隱私權等個人權益。

（二）轉型期我國網絡民粹主義的風險治理：防範與疏導相結合

轉型期我國網絡民粹主義及其風險的生成擴散具有深刻複雜的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對其有效治理必須擺脱經驗主義、技術主義的窠臼與侷限，在深入考察分析其話語結構、內在矛盾、動員邏輯及實施策略的基礎上，從現實社會和網絡空間兩個維度，將其置於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視野和框架下進行價值審視，堅持標本兼治的策略方針，致力於防範化解與疏導管控相結合，探尋轉型期中國網絡民粹主義的風險預防與規避的治理之道。

（1）處理好“一元主導”和“多樣發展”的關係。“一元主導”與“多樣發展”是我國意識形態的格局特色。當前，互聯網是社會發展的最大變量，網絡民粹主義話語政治及內在悖論對網絡意識形態治理的不良影響重疊交叉。如何處理好二者的關係呢？**首先，要繼承和靈活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證對待民粹主義。**實際上，民粹不等於民主，其所作所為更不能代表廣大人民羣眾的意願。雖然網絡民粹主義在關注弱勢羣體、促進民意表達和民眾參與、監督公權力等方面具有某些積極的正面作用，但總體來説其負面效應遠大於正面效應。因而要在理性認知網絡民粹主義的性質、特徵和演進趨勢的基礎上，對多樣化的網絡民粹主義進行全面的研判、歸類和區別對待，剖析各種網絡民粹主義產生的社會心理及其發展規律，進行有重點、分層次、有針對性地差異化分類指導，警惕並防範其超越當前社會發展階段的政治意願，包容其合理的階層利益和訴求，抵制其落後觀念和錯誤言行的侵蝕破壞，引領其與主流意識形態同向發展。**其次，結合重大社會熱點話題，因勢利導，藉助大數據、人工智能加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傳播教育力度，**科學把握網絡輿論主動權，使之在與民粹主義的交鋒碰撞中合理引領網絡輿論、統領全局，為網絡民粹主義的風險治理提供優良的網絡文化生態。

**（2）改善民生與保障公平相結合，消除網絡民粹主義滋生、散播的社會土壤。**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現了較長時期的中高速經濟增長，財富蛋糕繼續做大，人民生活水平持續提升。然而，分配不公、貧富分化、權力濫用、城鄉差異、地區差距等問題十分突出，造成部分羣體產生被剝奪感和失落感，導致對精英階層心生不滿與怨恨。這種由於發展不平衡和階層分化導致的結構性怨恨是網絡民粹主義滋生的重要原因。實際上，網絡民粹主義風險能否得到防範與規避，從根本上取決於我們能否科學有效地解決引起階層分化與利益衝突的現實問題。因此，我們需要將改善民生與保障公平相結合，剷除網絡民粹主義滋生擴散的社會土壤。**一方面，持續推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均衡發展，通過實現“包容性增長”讓最廣泛的人民更有獲得感、成就感和幸福感；另一方面，全面深化體制改革，構建和完善既保障公平又促進效率的利益分配與協調機制。**按照實現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本質要求，通過對分配公平、制度公平、程序公平的保障實現民生持續改善、貧富懸殊和結構性怨恨的消除，為網絡民粹主義的風險治理提供堅實的經濟基礎和社會保障。

**（3）堅守法治底線與健全政治參與制度相結合，促進網民有序參與政治。**當前，我國網絡民粹主義的滋生與擴散折射出草根羣體權益訴求渠道受阻、網民政治參與無序或失序的事實。在國家治理現代化實踐中，羣眾利益訴求與話語權的保障迫切需要健全制度的頂層設計和實施有效的政策。否則，弱勢羣體要麼沒有機會和平台參政議政，要麼容易越過法治底線導致“輿論治國”，造成對國家、羣體與個人利益的損害和對社會秩序的破壞。因此，必須將堅守法治底線與健全政治參與制度相結合，促進網民有序參與政治。**首先，必須堅守法治底線。**加快網絡輿論立法，建立健全網絡空間與現實社會互相適用的法律規範，既要制約現實政治權力、加強對公權力的監督和限制，也要在網絡空間遏制民粹司法，避免蔑視規則、踐踏法治的“多數人的話語霸權”。**其次，健全政治參與制度，拓寬網民政治參與的制度空間與渠道。**網絡民粹主義不是空穴來風，它是因現實社會中政治參與制度缺失、話語資源被精英羣體壟斷、利益表達渠道狹窄而在體制框架之外產生的一種替代物。因而，我們必須充分利用好網絡社會場域來構建民意表達機制和協商民主機制，走好網絡羣眾路線，建立常態化的網絡民意表達機制、甄別機制、回應機制，有計劃、有步驟地吸納網民進行有序的政治參與，暢通民眾利益訴求和民意表達渠道。**再次，促進輿情危機管理政策實施。**網絡輿情危機是負面輿論演化的極限，政府、媒體、公眾必須共同參與應對，相關部門要迅速實施輿情危機應對政策。一方面，要立即開啓輿情危機應對程序，及時有效地掌握信息，收集、分析和研判網絡輿情，避免堵、躲、拖延和敷衍等言行，在輿論引導中把握主動權，因勢利導防止網絡民粹情緒堆積；另一方面，通過完善輿情危機治理體制，促成政府、媒體、公眾的聯動與協同。必須控制在民粹主義網絡動員過程中情感動員的發展方向，縮小民粹主義情緒擴散範圍，整合和化解網絡民粹主義的羣體極化式的社會心理和複雜情緒，有效提升應對網絡輿情危機的能力，為網絡民粹主義的風險治理提供有力的制度與政策保障。

**（4）培育網絡意見領袖與加強網民的公民意識教育相結合，化解網絡輿論風險。**考察“互聯網+”時代各種羣體事件網絡輿情演化過程，可以發現網絡意見領袖通過“議題設置”對輿論導向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實際上，網絡民粹主義話語動員中的意見領袖既傳播專業知識信息，也經常附帶有非理性的情緒宣泄。作為國家政治系統與社會公眾系統之間的傳播中介，網絡意見領袖既促進社會整合，又醖釀離散與牴觸心理。因此，必須充分發揮正面積極的網絡意見領袖的動員功能，將培育網絡意見領袖與加強公民意識教育有機結合起來。**首先，整合體制內外的資源，培育積極正面的網絡意見領袖。**一方面，建立健全軟硬兼施的培育引導機制。既要對網絡意見領袖的動員行為進行硬性的監管，又要加強軟性的線上互動、線下溝通，逐漸從封堵與灌輸轉向傾聽與對話，消除分歧化解矛盾，促成積極正面的輿論共識。另一方面，必須大力培育官方網絡意見領袖，搭建富有活力、多層次的虛擬社區和公眾意見表達平台，在重大問題上舉辦專題論壇，讓不同利益羣體進行充分的對話交流，支持、鼓勵體制內網絡意見領袖積極發聲，弘揚正能量，以合理引導網絡民意的形成，從而築牢治國理政的民心基礎。**其次，加強網民的公民意識教育。**網民是國家網絡治理必須重視和依靠的重要力量，化解網絡民粹主義風險必然要尊重並及時聽取和接納網民的合理表達和訴求。然而，網民自身素質特別是公民意識素養水平直接影響到其對民粹事件的情感話語表達和行為參與，進而極大影響網絡輿論的演化發展。因此，需要加強網民的公民意識教育。當前，應該加強對網民的主體性、社會性和主導性方面的培育和引導。一是主體性教育。在網絡民粹主義風險治理中，網民的角色地位和存在狀態非常重要，其積極參與的主人翁精神和獨立、自主、參與、進取等主體意識對於免受網絡民粹主義輿論左右至關重要，故應加強網民的批判性思維等主體性教育，提高網民的信息鑑別能力和對羣體事件的獨立判斷意識和反應能力。二是社會性教育。在網絡社會中，網民在享受公民權利的同時，又必須履行約定的公民義務。要在網民互動參與自由討論的基礎上，培育網民的公共理性和道義責任，養成權利與義務統一觀和自由與法律統一觀，培育對國家、社會、集體和他人的責任意識。三是主導性教育。具有巨大影響力的網絡社會呈現文化多元化趨勢，這決定了必須對網民進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主導性教育。要通過網絡媒介建構擬態環境，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觸角在網絡空間中延伸，內化於心，外化於行，以有效疏導網絡民粹行為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傾向，從而化解網絡輿論風險，最終牢牢主導網絡意識形態領導權和話語權。

當前，大量網絡羣體性事件在我國湧現。網絡民粹主義風險的擴散從側面折射了轉型期中國社會日益增多的分歧和對立。從治理能力現代化視角來看，轉型期中國網絡民粹主義的風險治理必須擺脱經驗主義、技術主義的窠臼與侷限，堅持標本兼治的策略方針，致力於防範、化解與疏導、管控相結合。一方面，重視網絡民粹主義的利益關注點和話語表達，極力解決民眾怨恨情緒背後藴藏的深層社會問題，以政府的“良政”和治理水平升級來疏導民怨、凝聚民心**；**另一方面，科學引導網絡民粹主義的政治參與和話語傳播，各級政府應在輿論約束和寬容之間謀求動態平衡，力求在言行自由和責任之間找到合適位置，確保言行自由且不突破法律邊界、不造成社會失序，最終有效防範與化解轉型期我國的網絡民粹主義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