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報酬佔GDP比重下降，是因為中國發展太快導致的_風聞

【本文來自《羅思義：決定2023年中國經濟刺激計劃成功與否的關鍵問題是什麼？》評論區，標題為小編添加】

• 信真
• 您説的二次分配調節方案不能從根本解決問題，中國四十年產生的富豪（私有資本積累）量超過美國二百年的根本原因是第一次分配的嚴重傾向性所致。

還是讓數據説話：我國居民勞動所得（工資）從1983佔GDP的56.5%，到2005下降為佔GDP36.7%，2020進一步降為GDP的24.9%（參考《中國統計年鑑》），而剛剛過去的2022，全國工資總額GDP佔比進一步降為20.9%。其不但遠低於美日英法（工資佔比均在50%左右或以上）等富國，也大大低於大多數低收入國家。

而在勞動報酬佔比下降的同時，資本所得則反向增量同步增加（現在還要討論讓勞動者延遲退休，再多奉獻、再少拿，還談什麼二次分配調節？）。

這個問題不好評論。

我以為一個原因，在於中國的發展太快。

市場經濟條件下，工資增長當然遵循經濟規律，國家很難干預。一個干預手段就是規定最低工資，我印象中至少上調了兩次。國家上調了最低工資線，其他崗位必然同步上調。

最近十年好像沒調過了。我試着給一個原因，中國發展太快。

比如勞動密集型行業，八十年代月工資600到800，現在沿海至少得4000吧？於是這類行業或者往內地遷移，或者往東南亞遷移。比如富士康就從深圳遷移到河南，還同步提高了工資。

由於這一切發生在二代人之間，一次分配再提高，這類企業外流速度也會提高。但是勞動力素質卻難以在二代人之間大幅度提高，國家通過行政手段調節，就導致相關企業難以盈利，被迫外溢。那麼未能提高就業能力的一批人就會面臨無業可就的局面。

高素質就業也是如此，大量高學歷人員被培養出來，但是除尖端行業緊缺以外，一般高質量行業競爭激烈，因此光是大學生可就不行了，博士也開始競爭中學教師了。

還要至少一二代人社會才能走向平衡。

所以問題很對，主要手段不在二次分配，在一次分配。

但是一次分配的調節也受很多因素約束，簡單比較發達國家和中國的工資佔GDP比重不合適。

我記得有一個類似問題，那就是每萬元GDP能耗，二十年前還是公知話題。據説中國每萬元GDP能耗是外國的數倍，於是bebebebe。

當年我就看出問題，中國接過的是中低端企業，當然相對能耗高，國外把這類企業淘汰了，當然看起來用最少的能耗創造了最大的GDP。

可以持續嗎？現實應該已經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