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年來中國政治大變樣，卻有一條始終沒變?｜文化縱橫_風聞

李裏峯

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導讀】如何理解中國，如何理解中國政治是擺在當代國人與世界面前的重大課題，也是難題。中國具有悠久、複雜而獨特的政治傳統，長時段的歷史透視，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當代中國政治的淵源和特質。

自中國古典政治制禮作樂以迄於今，近3000年過去，哪些在變，哪些又沒有變？本文作者以3000年、200年、100年為三個時間座標，試圖探求中國政治的常量與變量。在作者看來，西周確立的宗法分封制和嫡長繼承製奠定了中國政治文化的“倫理型”底色，但分封制到秦漢時期，演變為大一統、中央集權的官僚民主制。**秦漢以降，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仍在不斷演化，但是，大一統、中央集權、官僚民主制的制度框架以及融會周秦、兼採儒法的基本精神，的確延續二千餘年而未有實質性改變。**近代以來，原有的制度體系在前所未有的內外壓力下，遭遇總體性危機。但是，近二百年、一百年來中國政治的發展歷程，究其實質，可以説是從傳統政治形態向現代政治形態、傳統政治文明向現代政治文明的轉化。

透過歷史座標，我們仍可以看到中國政治長期延續的特徵，究其實質，可以概括為一元主義與民本主義的交相為用。一元主義傳統確保了政權的向心力、凝聚力和強大效能，民本主義傳統則賦予其必要的道德意藴和調節機制，二者共同作用，方使中國政治體系得以賡續至今並繼續保持旺盛的活力。

本文原載《江蘇社會科學**》**2023年第1期(2月刊)，原題為《中國政治的變與常：長時段的歷史透視》，************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中國政治的變與常：

長時段的歷史透視

**********▍**********引言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中華文明是世界幾大古老文明中唯一沒有中斷而延續至今的文明。“歐洲從未喪失其多國體系，而中國則未能真正經歷過永久的分裂。”在工業革命之前的幾千年裏，中國的經濟、技術、制度、文化均長期位居世界前列。近代以降，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歐國家在工業化等因素的推動下走上加速發展的軌道，以中國為代表的東亞世界則處於相對停滯的狀態，由此出現了東、西方歷史進程的“大分流” (the Great Divergence)。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逐步失去領土和主權完整，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與此同時，先進中國人也開始積極探索救亡圖強的現代化道路。經過各種政治力量、政治觀念、政治制度的不斷嘗試和交鋒，最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走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開啓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徵程。

由於中國具有悠久、複雜而獨特的政治傳統，只有將其置於長程歷史脈絡之中，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國政治的淵源和特質。近年來，中國政治學者越來越意識到從“長週期”視角探討中國政治統一體的必要性，並從理論建構和經驗研究層面提出“歷史政治學”的研究路徑。本文將從3000年、200年、100年三個歷史時段出發，對傳統時代、近代以降和共產黨成立以來中國政治的發展歷程進行宏觀透視，進而對中國政治的變與常、中國道路的獨特性與合理性加以學理反思。

**********▍**********3000年：周秦之變與官僚君主制

“子曰：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創建於公元前11世紀的周朝，是中國傳統政治文明形成和發展的關鍵時期。王國維認為，“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殷周間之大變革，自其表言之，不過一姓一家之興亡與都邑之移轉，自其裏言之，則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所謂新制度，一曰立子立嫡之制，二曰廟數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數者，皆周之所以綱紀天下，其旨則在納上下於道德，而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團體”。

如果説以宗法分封制和嫡長繼承製為主要內容的“殷周之變”奠定了中國文化的“倫理型”範式的話，那麼以官僚君主制和郡縣制為核心特徵的“周秦之變”，則確立了中國大一統、中央集權的制度框架。

歷代思想家、政治家在總結中國傳統政治的特徵與得失時，往往以“秦制”或“秦政”稱之，即秦代所創立的政治制度。清代文人學者惲敬認為:“秦者，古今之界也。自秦以前，朝野上下所行者皆三代之制也；自秦以後，朝野上下所行者皆非三代之制也。”為變法流血犧牲的清末思想家譚嗣同對傳統政治和學術進行嚴厲批判雲:“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媚大盜。”中國革命領袖毛澤東也曾説過，“百代皆行秦政法”。他們都認為，中國兩千多年的政治制度、政治觀念是繼承了秦代的遺產。與周代相比，秦代在政治制度上發生了若干重要變化：一是天下之共主的天子變為天下之獨主的皇，二是間接統治的分封制變為直接統治的郡縣制，三是基於血緣的貴族制變為基於爵位的官僚制。還有學者主要從社會結構的角度出發，認為周秦之變的重要性不僅在於變封建為郡縣，更在於士大夫階級的形成，促使中國從宗法封建的貴族政治轉變為由士大夫階級主導的官僚政治。

秦朝二世而亡，只存在了短短15年時間，何以能奠定其後二千年中國政治的根基呢？**一方面，以郡縣制和官僚製為基礎的中央集權，並非秦統一六國之後才開始實行的創舉，而是戰國時期各諸侯國普遍開展的法家取向改革的延續和推廣，至秦朝建立已有數百年的基礎。**春秋戰國是一個社會變動、思想轉型、制度革新的過渡時期，經過數百年的演化和戰爭，天子為天下共主、分封諸侯、官員由世襲貴族擔任的政治格局被打破，在秦統一之後形成了以官僚君主制和郡縣制為制度基礎、以中央集權和大一統為基本特徵的政治形態。這種制度形態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在中國歷史上長期延續，直到19世紀才開始發生實質性的變化。這和西歐歷史形成了鮮明反差，後者從古希臘古羅馬到中世紀、從中世紀到近代，都曾發生顯著的斷裂。

另一方面，漢承秦制，存續四百年之久的漢代既繼承和發展了中央集權的秦制框架（皇帝制、郡縣制、官僚制），又重拾周制遺意（宗法封建、地方自治）並確立儒家意識形態的正統地位，逐步形成了融會周秦（漢高祖）、兼採儒法（漢武帝）、雜用王霸（漢宣帝）的制度精神，此時，距離秦始皇統一六國已經過去了一個半世紀。馮天瑜認為，正是周、秦相結合的漢制，才使中國傳統政治既保證了中央集權、天下一統、賡續不絕的基本特徵，又藉助天道、祖訓、禮治、官僚等因素對皇權構成了一定的制約，所以皇權在多數情況下沒有演變為絕對專制，制度因此具有較強的再生能力而得以長期延續。趙鼎新則借鑑邁克爾·曼(Michael Mann)關於四種社會權力(IEMP)的分析框架，認為西漢統治者的治國策略為中國造就了“一種將政治力量和意識形態力量融為一體、軍事力量受到嚴格控制、經濟力量被邊緣化的統治體系”，他稱之為“儒法國家”(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這種獨特的政治形態，從18世紀起就引起了伏爾泰、孟德斯鳩、黑格爾等西方思想家的關注。隨着20世紀西方中國學和歷史社會學的興起，越來越多的學者意識到，秦漢時期的中國已經具備了歐洲16、17世紀才出現的一種國家形態的基本特徵，即君主作為主權的化身而凌駕於法律之上，集立法、行政、司法、軍事等權力於一身的“絕對主義國家”(absolutist state)。

從制度來看，作為王權支撐的基本元素——金字塔式的官僚體系、完備的税收和財政體系、戰鬥力強大的常備軍、有效的文官選拔制度，在秦漢中國都已出現並得以不斷發展。從觀念來看，路易十四的名言“朕即國家”堪稱歐洲絕對主義國家的象徵；而在中國，成書於春秋時期的《詩經》中已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説法，儘管此時它還只是一種有待實現的理念。因此，一些西方學者以歐洲歷史為參照，認為中國政治是“早熟的”。韋伯(Max Weber)強調，中國在秦代已建立了歷史上明顯發展且數量最大的官僚制度。福山更明確地指出，中國人早於歐洲一千八百年，便創造了一箇中央集權、官僚治理、非人格化、幅員遼闊、整齊劃一的程度遠超羅馬帝國的國家。但“早熟論”的另一面是，正因為中國政治很早就達到了極高的發展程度，隨後就陷於長期停滯甚至衰退狀態，只有依靠西方的衝擊才能走出傳統、邁向現代。這正是西方漢學界以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為代表的所謂“衝擊—回應”模式的基本邏輯。

從制度主義視角出發，傳統中國政治制度中有兩個不容忽視的關鍵要素。

**一曰官僚之選拔。**西方的比較政治學有一個流派特別關注精英問題，認為精英結構和精英鬥爭是現代國家形成的關鍵變量。與近代早期西方國家的精英鬥爭不同，中國傳統政治的重要特徵之一是政治精英以特定方式和其他領域的精英有機整合起來，共同維繫政治和社會穩定；實現這種精英整合的制度基礎，就是以科舉制為代表的官僚選拔機制。西周的宗法制、分封制、貴族世襲制在春秋時期逐漸解體，政治制度和社會結構發生劇烈變動。在戰國後期各國變法的基礎上，秦始皇以中央的三公九卿制和地方的郡縣制為核心，構築了初具輪廓的官僚體系。漢代在中央層面繼承三公九卿制，在地方層面則兼採周秦、郡國並行，並以徵辟制和察舉制從各地選拔優秀人才進入政府。中經魏晉南 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到隋唐時期終於出現了中國製度史上影響至為深遠的一項創舉——科舉制。

從政治角度看，科舉制首先是一種精英選拔機制，通過科舉考試將社會各階層的優秀人士吸納到官僚隊伍中，既提升了治國理政的能力和成效，又強化了知識精英的政治認同感。從社會角度看，科舉制又是一種社會流動機制，傳統社會結構本質上是等級制的，皇室、貴族、官吏和平民構成了相對固定的社會分層，但科舉考試有效增進了社會流動，緩解了因階層固化而導致劇烈社會衝突的風險。此外，由於科舉考試沒有年齡限制，宋代以後還會在“正科”之外另開“恩科”“加科”以擴大取士範圍，併為多次應試落第者提供額外的進身之階，這一制度實際上還發揮了“社會安全閥”的功能。金耀基、康曉光等人曾以“行政吸納政治”來描述當代中國的政治特徵，即政府以特定方式把各界精英人士吸納到行政機構中，以實現社會整合和政治穩定。顯而易見，傳統時代的科舉制也具有這樣的政治功能。正因為科舉制在傳統政治結構中發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何懷宏甚至直接將中國傳統社會稱作“選舉社會”，作為“封建社會”“官僚帝國社會”等既有解釋模式的替代性概念。當然，其所謂“選舉”乃是歷代正史《選舉志》之選舉，指官員的選拔薦舉(selection)而非現代政治選舉(election)。

**二曰權力之制衡。**學界通常認為，傳統中國政治的基本特徵是專制主義或王權主義，因為君主權力在理論上是至高無上、不受制約的。但從秦漢開始，中國已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巨型國家，君主必須依靠官僚系統的協助才能對廣土眾民實行有效治理。傳統中國當然沒有現代意義上政治、行政與司法的三權分立，但在君主制的大框架下仍然存在不同類型權力的分工與制衡。一是行政、軍事、監察的橫向分權，秦代設立的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即分別代表了這三種權力，這種格局在後世長期延續；二是決策、審議、執行的縱向分權（或稱流程式分權），這是唐代三省制（中書、門下、尚書）所實現的制度創新。

毋庸贅言，中國傳統政治中的橫向分權抑或縱向分權，都是以服從和服務於君權為前提的。在兩千多年的演變過程中，君主權力與官僚權力（以相權為代表）經歷了一個此消彼長的過程，由唐代的集體宰相制度，到宋代宰相的名實分離，到明代廢除丞相、清代設立軍機處，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逐漸發展到“頂峯”。但即便到了清代，官僚系統仍能在一定程度上對君權構成有效制約。

從制度上看，經常作為一個複合概念來使用的官僚君主制，是由君主制、官僚制兩種制度組合而成的，二者既相互依賴又有所制衡的辯證關係及其演變過程，構成了中國傳統政治的一條基本線索。一方面，皇帝是天下的 “獨主”而不是“共主”，這是秦漢以降與夏商周三代的最大區別，皇帝任命官僚、支配官僚，並以秘書、 侍從、特務機關來控制甚至取代官僚。另一方面，官僚又在一定程度上發揮着制衡皇權、防止其偏離太遠的作用。中國歷史上出現過數百名皇帝，其中堪稱賢明者寥寥可數，普通甚至昏庸的君主為數眾多，極端情形如明神宗二十多年不上朝，而社會仍能有效運轉，足見官僚系統有着不容忽視的獨立性。要言之，君主制和官僚制具有非常不同的特質，前者是專斷的、非常規的、人格化的、血緣世襲的、封閉的，後者則是理性的、常規的、非人格化的、選賢與能的、開放的，官僚制既依附於、服務於君主制，又是君主制的有效平衡和緩衝機制。如美國漢學家孔飛力(Philip A. Kuhn)所説，官僚制“可以阻擋任何一種狂熱，沒有這樣一個應急的錨錠，中國就會在風暴中急劇偏航”。

關於帝制中國的政治特徵，學者們還有很多不同的説法。例如，法制史家張晉藩總結出專制主義日趨完備和強化、官僚機構不斷膨脹和吏治的制度化、皇帝對軍隊的控制不斷強化、宗法制度和政治制度密切結合等特徵。社會學家趙鼎新歸納出七點：相似帝國政體的長期延續，科層制政府和官僚選拔機制，強國家傳統，軍隊由文官控制，開疆拓土主要是遊牧民族自身漢化的結果，超驗宗教未曾對政治發生重大影響，商人階級不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其根源即在於由東周戰爭催生並在秦漢時期定型、將法家治理術與儒家意識形態有機結合起來的儒法國家形態。學者們採用的視角和概念各不相同，但對傳統政治的基本看法是有相通之處的。筆者以為，從君主與官僚、世襲與選舉、周制與秦制、儒家與法家這幾組關係出發，大體上可以把握中國傳統政治的基本特徵。

**********▍**********200年：政治發展與現代國家建構

如果説秦漢所奠定的大一統、中央集權的官僚君主制在兩千年間長期延續，有局部性制度創新而沒有實質性結構變遷的話，那麼到了近代，在內部和外部的雙重壓力下，中國的社會政治結構開始出現從傳統向現代艱辛而劇烈轉型的態勢。這種變化大致開始於19世紀初，迄今已過去了兩個世紀。

在現代政治學中，一個國家的政治形態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過程通常被稱為“政治發展”(political development)。美國政治學家白魯恂(Lucian W. Pye)在評述相關命題的基礎上，提出政治發展概念的三個基本要素：平等，即公民廣泛參加政治活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根據個人才能和成績而非血統門第來選拔人才；能力，即政府活動範圍和規模的擴大，行政管理合理性的增加，公共政策效率的提高；分化，即政府各部門職責明確，按專業分工原則互相合作。西方學者在探討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發展時，關注焦點大多集中在與上述第一點密切相關的所謂“民主化”(democratization)問題上，即從低政治參與的專制政體發展到高政治參與的民主政體。但是徵諸近代中國的政治發展歷程，至少包含了獨立、統一、富強、民主四個核心議題，民主只是其中之一，而且並不具有位階上的優先性。

**首先是獨立。**傳統中國的政治形態，於內部而言是中央集權的，於外部而言是獨立自主的。傳統士大夫的政治論述中很少涉及國家獨立性的問題，是因為它在傳統時代是一個不言自明的事實。但是到了近代，隨着一系列侵略戰爭的爆發和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中國的領土、司法、關税、外交、防衞、文化等主權都遭到嚴重破壞，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即介於主權國家和殖民地之間、名義上有獨立中央政府而實際上沒有完整主權的一種狀態，陷入日益深重的存亡危機，到19世紀末更面臨列強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的“瓜分”狂潮。這種危機不同於歷史上王朝末期屢屢發生的農民起義和社會動盪：後者是一種政權危機，在以各種形式實現改朝換代之後，原有的制度框架和意識形態會在新政權下得以修復、延續和發展；**前者則是一種總體性危機，如果不能有效應對，不僅政權會傾覆、制度會坍塌、文化會崩解，連政治共同體本身都可能不復存在。**1874年，清廷重臣李鴻章在《籌議海防折》中提出“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著名論斷，表達了對這種總體性危機的深刻體認。因此，近代以來的先進中國人，從地主階級改革派、洋務派、早期維新派、資產階級革命派直到中國共產黨人，其共同的、首要 的奮鬥目標都是要挽救民族危亡，把中國從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重新變成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輝煌燦爛的歷史與沉淪屈辱的現狀所形成的強烈反差，會很自然地激起國人的民族主義情感和愛國主義精神。尤其在甲午戰敗以後，從《馬關條約》到《辛丑條約》，從“二十一條”到“五卅”慘案，國恥事件屢屢發生，國恥觀念也不斷累積和擴散，為知識精英和革命政黨進行民眾動員、推動政治發展提供了無窮的動力。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中“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的呼聲，學界關於“救亡與啓蒙”關係的討論“，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的提出，都是和這一段歷史密不可分的。

**其次是統一。**中央集權之外，大一統是用來描述中國傳統政治形態的另一個關鍵詞。從西周算起的三千年中國歷史，至少形式上的統一佔據了主導地位。基於不同衡量標準，對歷史上統一與分裂的時間長短會有不同的判斷。值得注意的是，其一，統一是有程度和層次之分的，在不同政權並立對峙的時期，如南朝與北朝、兩宋與遼金，對峙政權的內部仍以統一形態為主；其二，統一在觀念層面具有優先性，即便在分裂、割據、動盪的時期，統一仍是歷史演進的方向和大多數人努力的目標。因此，所謂“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不應該理解為統一和分裂在中國歷史上同等重要，而是説常態性的統一會不時被非常態的分裂所打斷。自13世紀元朝重新統一中國之後，大一統的政治格局延續了700多年，直到19世紀中葉才再次受到嚴峻挑戰。爆發於1851年的太平天國運動，是歷史鐘擺從統一向割據擺動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在這場持續十四年、波及大半個中國、被稱為“中國農民起義的最高峯”的運動中，以漢人督撫為主的封疆大吏幫助清政府鎮壓了起義、度過了統治危機，同時也從中央政府獲得了相對獨立的用人權、徵税權、司法權和軍事權，致使中央權威急劇衰落，地方實力迅速擴張。這種趨勢在袁世凱死後達到頂點，中央政府名存實亡，大小軍閥劃地而治，強者武力兼併，弱者力求自保，形成《申報》主筆楊蔭杭所謂“五代式的民國”。反對軍閥政治者，也因統一希望渺茫，而提出種種地方主義的政治改進方案。如梁啓超、熊希齡主張先實行“湘人治湘”“粵人治粵”的“省自治”，再在“聯省自治”的基礎上建立聯邦制國家。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毛澤東也曾提出實行“湖南自治”、創建“湖南共和國”的政治構想。**如何把中國從一個分裂割據的國家重新變 成一個統一的國家，成了近代政治發展的第二個核心議題。**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經過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長期努力，直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才同時實現了獨立和統一的目標。

**再次是富強。**中國現行憲法序言規定，“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國家的根本任務”。在黨的十八大提出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12個主題詞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富強。“富強即國富民強，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經濟建設的應然狀態，是中華民族夢寐以求的美好夙願，也是國家繁榮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質基礎。”西方政治學對經濟增長與民主政治的關係有一個基本假設，即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增長到一定程度（通常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為測量指標）的時候，發生民主化轉型的概率就會大大提升。中國將富強寫入憲法並置於核心價值觀之首，顯然與此無關。在積貧積弱、被動挨打的歷史情境中，近代知識人越來越意識到，只有國家富強的價值設定才能將國家訴求與民眾訴求整合起來，一方面激發統治者和民眾的民族主義意識，另一方面促使他們學習西方的科技、經濟和政治制度。魏源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馮桂芬提出“人無棄材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必符不如夷”，梁啓超總結中國學習西方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過程，都體現了這一邏輯。中國近代最重要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嚴復，也不得不將自由作為尋求富強的工具，形成一種富強為體、憲製為用的思想路徑。不僅如此，**中國作為一個後發現代化國家，富強也是執政者最為直接有效的合法性來源。**韋伯認為政治合法性的來源有三種理想類型，即傳統合法性(traditional legitimacy)、魅力合法性(charisma legitimacy)和法理合法性(legal-rational legitimacy)，前兩種都會在現代化進程中被侵蝕，只有最後一種可以長期存在。但法理合法性本質上只是一種程序合法性，而對於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説，僅僅依靠程序的合理合法並不必然帶來自願的服從，相反，只有實現良善治理(good governance)、滿足民眾基本需求的執政者，才能真正贏得民眾的認同和支持。

**最後是民主。**在近代中國政治發展歷程中，民主當然也是題中應有之義。從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中期，先行者們始終把了解西方、學習西方作為擺脱西方、超越西方的必經之路，在政治領域也是如此。他們認為君主專制制度和儒家意識形態是中國貧弱落後的根源，希望以源自西方的君主立憲或民主共和來實現政治革新、挽救民族危亡。從甲午戰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曾經出現過多次建立民主政治的嘗試：謀求政體改革的變法維新運動、具有自救色彩的清末立憲運動、辛亥革命與共和國的誕生、國民革命運動與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以及抗戰時期民主憲政運動的高漲。但是和西歐歷史相比較，不難發現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具有非常不同的特點。在西歐，從觀念層面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啓蒙運動，到制度層面的資產階級革命、建立立憲政體、實現全民普選，民主化進程大約經歷了三百年時間。而在此之前，君主專制或絕對主義國家直到16、17世紀才普遍出現，到法國大革命發生之際，也不過兩三百年。換言之，西歐專制制度存續的時間和民主政治形成的時間是大體相當的。而在中國，如前所述，中央集權的官僚君主制在公元前3世紀已經形成，延續長達兩千多年；而民主觀念、民主制度醖釀和形成的過程則非常短暫，從鴉片戰爭算起，到1912年共和國成立，總共只有70多年時間。因此，民主思潮在近代中國風起雲湧，卻往往浮於表面，難以紮根。更因西方侵略造成的民族危機之深重，對民主政治的追求不得不服務於救亡圖存的迫切任務，論者所謂“救亡壓倒啓蒙”，是有其歷史根源和合理性的。

究其實質，這些議題最終都指向現代國家建構(state building)問題。**秦漢以降傳統政治結構的長期穩定，與近代以來政治觀念和制度的急劇變遷，形成了鮮明反差，也彰顯了中國現代國家建構的獨特路徑。**除了“衝擊—回應”模式、“傳統—現代”模式等具有西方中心色彩的解釋框架外，一些學者也試圖從中國內部的歷史脈絡來理解這一問題，如羅威廉(William Rowe)、冉玫爍(Mary Rankin)、史謙德(David Strand)等對晚清民國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的探討。孔飛力認為，中國的現代國家建構有三個根本性議程(constitutional agenda)，即政治參與、政治競爭和政治控制，但是他充分意識到中國政治的獨特性，這些議程的主角都不是普通民眾，而是具有功名並有機會廁身官僚隊伍的精英人士——士紳。

20 世紀80、90年代，金觀濤、劉青峯嘗試用系統論來解釋傳統社會形態何以長期延續、近代以來又何以迅速變遷。他們認為，在傳統中國社會，官僚政治、地主經濟和儒家正統相互耦合，形成了具有強大自我修復能力的、超穩定的一體化結構，導致傳統時代只有王朝的循環更替，而沒有發生實質性的結構變遷。近代以來的急劇政治變遷，則是因為國門被工業化的、資本主義的西方國家強行打開， 一體化結構由封閉的變成開放的，於是自我修復能力被削弱、超穩定結構被破壞了。從歷史制度主義的角度觀察，我們也能在3000年、200年的歷史座標中，分別看到“路徑依賴”（傳統政治結構的慣性力量、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和“制度變遷”（外部壓力下的強制性變遷和內部動力下的誘致性變遷）的邏輯。

**********▍********************100年：**********百年大黨與民族復興

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是中國歷史上“開天闢地的大事變”。所謂“開天闢地”，首先是指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完全新式的、以馬克思主義為行動指南的、統一的和唯一的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在中國數千年歷史上，這是前所未有的。如果着眼於政治制度、政治形態的長時段變遷，這一判斷仍然可以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使中國出現了第一個具有嚴密組織系統和強大動員能力的現代型政黨，對中國社會的發展走向產生了決定性影響。

經歷了曇花一現的戊戌維新和“圖強而速患”的清末新政以後，從20世紀初開始，革命逐漸成為中國歷史發展的基本線索。通常以1919年發生的五四運動為標誌，此前為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此後則是工人階級登上政治舞台的新民主主義革命。20世紀前半期至少發生過三場革命：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制，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國共合作開展的國民革命推翻了軍閥統治，建立了南京國民政府；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幾場革命既有不同的性質和目標，又有前後繼替和不斷遞進的關係。辛亥革命以“驅除韃虜”、恢復漢人國家為號召，首先呈現為種族革命的面貌；其結果又的確終結了帝制、建立了民國，具有政治革命的意義。國民革命對外要“打倒列強”，對內要“除軍閥”，併為此對普通民眾進行廣泛動員，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的性質都在其中有所體現。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引入階級分析和階級鬥爭，使革命的範疇更為豐富、目標更為徹底。

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也是革命觀念、政黨觀念轉型與政治實踐探索相結合的產物。十月革命及五四運動前後，國人對革命的認知發生了很大變化。辛亥革命之際，中國人借鑑模仿的主要藍本是法國革命；十月革命發生後，很快出現將法國革命與俄國革命相比較並認為後者才能代表時代潮流的看法。孫中山説，法國革命僅僅是政治革命，俄國革命則是“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同時並舉”。李大釗認為，法國革命是“立於國家主義上之革命”，俄國革命則是“是立於社會主義上之革命”；法國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俄國革命才是“二十世紀中世界革命的先聲”。十月革命發生在國情與中國相似（專制歷史悠久、經濟文化落後）的俄國，對中國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蘇俄反對帝國主義的號召，也使飽受帝國主義欺凌的中國人民產生強烈共鳴。因此，十月革命“有力地推動了先進的中國人傾向於社會主義，同時也推動了他們去認真瞭解指導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學説”。

中國共產黨作為一種全新的政治組織，和此前中國政治舞台上出現的政黨（如國民黨、進步黨）或準政黨（如興中會、同盟會）均有實質性區別。西方近代政黨概念在19世紀後半期傳入中國，並於甲午戰爭以後廣為流傳和被接受，為中國知識精英提供了觀察時局和表達政見的新視點。從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國人筆下的政黨通常是指代議制政黨，即在代議和選舉的制度框架下，由不同政黨代表不同階層、不同羣體的利益和意願，共同推動政治運行、維繫社會穩定。而在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影響下，中共創建者們不僅接受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和階級鬥爭學説，更將列寧所闡發和實踐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理論引為奧援，**實現了從“作為部分的政黨”向“作為整體的政黨”的觀念轉型，為建黨實踐提供了必要的知識資源和理論指導。**中國共產黨的創建，第一次將“主義”與“組織”有機結合起來，二者相互支撐，相得益彰，最終成就了近代知識精英喚醒民眾、救亡圖強的理想。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從根據地和解放區的局部執政黨成為全國性的執政黨，其根本任務也從武裝奪取政權變成了經濟建設和治國理政。經過幾十年探索和實踐，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帶領全國人民取得了巨大的發展成就。**“研究好中國共產黨，實際上就抓住了研究中國的核心，就找到了解答當代中國從哪裏來、向哪裏去的‘鑰匙’。”**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第三個歷史決議，將百年黨史分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和推進社會主義建設、進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四個階段，並對中國共產黨百年奮鬥的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做了系統總結。

從長時段來看，百年黨史具有一以貫之的歷史邏輯，1949年前後、1978年前後的歷史面貌各不相同，但不同階段之間的接續關係仍然清晰可辨。首先，革命戰爭年代為當代中國留下的最大遺產，就是結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結束了舊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面，廢除了不平等條約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使中國在經歷百餘年的沉淪屈辱之後重新成為一個獨立和統一的國家，為現代 國家建設奠定了根本前提。沒有這一前提，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都是不可想象的。其次，作為一個列寧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創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過程中，將自身嵌入政權結構之中，形成黨和國家、黨和政府高度整合的黨政體制，建構了一個以中國共產黨為核心和中軸的國家政權結構。在此結構中，執政黨全面進入國家系統，居於核心位置，履行重要的政治和行政職能，同時又保留了自身的相對獨立性。可以説，這是當代中國政治的核心特徵，也是中國道路獨特性的根本體現。再次，以奪取政權為目標的革命黨和以治國理政為中心的執政黨，儘管性質不同、任務有別，但在組織、文化和風格上仍是一脈相承的。中國共產黨始終是革命、建設、改革事業的領導核心；常態化、制度化的治理方式與非常態、運動式的動員方式相結合，靈活機動、因地制宜，也一直是推進各項工作、實現各種目標的有效途徑。以具有高度凝聚力的黨組織為一體，以行之有效的動員和治理為兩翼，形成了相對穩定的政治風格。總之，革命與建設、革命黨與執政黨是難以截然分開的，“繼續革命”固然是特定年代的曲折，“告別革命”也是不切實際的想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完成社會主義革命，消滅剝削制度，實現了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實現了東方大國邁進社會主義社會的偉大飛躍；也在探索過程中出現了“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文化大革命”等錯誤，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經歷了嚴重曲折。從制度形態看，這一時期政治權力高度集中，國家與社會的邊界被弱化，黨政機構的權力可以隨時進入社會的各個角落；與此同時，常態的科層化組織又遭到破壞，而須藉助羣眾運動和政治動員的方式來實現統治目標。

改革開放後，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狀況發生了巨大變化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了把全黨工作重心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歷史性決策，開啓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在實行改革開放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大背景下，黨政體制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方面都有所收縮，國家賦予社會、中央賦予地方、政府賦予企業以更大的自主性，有效激發了社會和經濟的活力；同時也吸取蘇東劇變的教訓，採取了一系列理論創新和組織措施，對制度體系進行有效調適。習近平指出，“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沒有改革開放，社會主義中國就不可能有今天這樣的大好局面，就可能面臨嚴重危機；沒有1949年建立新中國並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積累正反兩方面經驗，改革開放也很難順利推進。這為正確理解中國共產黨歷史的延續性特徵指明瞭方向。

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取得了一系列理論創新。毛澤東思想堅持實事求是、羣眾路線和獨立自主，系統總結了中國革命實踐中的一系列獨創性經驗，為取得革命勝利提供了理論指導；鄧小平理論求真務實，尊重常識，打破教條主義的思想桎梏，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鋪平了道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擴大黨的階級基礎、羣眾基礎提供了理論依據，也為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奠定了基礎；科學發展觀針對經濟發展中出現的環境污染、貧富差距等問題，讓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成為社會共識；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針對國內外形勢變化和我國各項事業發展，系統回答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目標、任務、佈局等問題。這些理論創新及其實踐，彰顯了中國共產黨堅持與時俱進、勇於自我革命的品質，回應了國內外的各種壓力和挑戰，使這個百年大黨得以始終保持“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也逐漸認識到中國共產黨在國家治理和現代化建設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得不放棄曾風靡一時的所謂“崩潰論”，承認中國政治體制具有強大的適應性和生命力。

**********▍**********小結：中國政治的變與常

將眼光從當下投射到過去，從100年、200年到3000年的長時段出發，我們可以更深入、更透徹地理解當代中國政治的淵源和流變。

西周確立的宗法分封制和嫡長繼承製奠定了中國政治文化的“倫理型”底色，但分封制本身則在春秋戰國的變法和戰爭中逐漸瓦解，到秦漢時期演變為大一統、中央集權的官僚君主制。秦漢以降，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仍在不斷演化、不斷創新，尤其到唐宋之際，中國社會出現了君主權力的進一步強化、貴族階級的進一步衰落、官僚職位的進一步開放以及民眾土地權的確立、貨幣經濟的形成等一系列重要變化，以致內藤湖南、宮崎市定等日本學者提出“唐宋變革”論，認為宋代標誌着中國從“中世”向“近世”的轉移。儘管如此，**大一統、中央集權、官僚君主制的制度框架以及融會周秦、兼採儒法的基本精神，的確延續二千餘年而未有實質性改變。**還需要強調的是，秦漢至晚清之中國常被稱為中華帝國，但此帝國主要是指由皇帝所統治的強大國家，而並非以軍事征服不斷擴大統治區域之帝國，如羅馬帝國、阿拉伯帝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之謂。

近代以來，原有的制度體系在前所未有的內外壓力下遭遇總體性危機，國人開始向西方學習變政圖強之道，先後嘗試開明專制、君主立憲、民主共和、聯省自治等多種政治方案，最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形成了以執政黨為領導核心的黨政體制。在觀念形態上，也經歷了從天下國家到民族國家、從夷夏之辨到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轉變。**近二百年來中國政治的發展歷程，究其實質，可以説是從傳統政治形態向現代政治形態、傳統政治文明向現代政治文明的轉化。**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結合，彰顯的正是現代政治形態的特徵。

但與此同時，我們仍能在漫長的歷史河流中看到中國政治長期延續的特徵，究其實質，可以概括為一元主義與民本主義的交相為用。一方面，“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天下、國家都是有機的整體，必須也只能有一個居於中心地位的力量，對整個國家和社會發展起到引領和主導作用。在一元主義傳統之下，政治力量對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發揮支配性作用，國家擁有很大權力也承擔着很大責任，社會力量相對弱小，在制度上則呈現為大一統、中央集權的單一制國家。另一方面，“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甚至“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統治者深刻意識到民心向背之於政治穩定的重要意義，因而必須關心民間疾苦、確保百姓生計，並逐漸催生出一種以家國同構的政治想象、父權式的愛民思想、施行仁政的政治理念為主要特徵的“保育式政體”。如果説**一元主義傳統確保了政權的向心力、凝聚力和強大效能的話，那麼民本主義傳統則賦予其必要的道德意藴和調節機制，二者共同作用，方使中國政治體系得以賡續至今並繼續保持旺盛的活力。**相比之下，古希臘的人本精神、古羅馬的法律體系、中世紀信仰與世俗的二元結構、近代以來的社會契約論和啓蒙思想、資產階級革命和工業革命等等，使西方逐漸發展出個人取向而非集體取向、社會中心而非國家中心、多元主義而非一元主義、自由主義而非民本主義的政治特徵，和中國形成了鮮明反差。

漫長的歷史、悠久的文明，積澱了豐厚而多元的政治傳統。3000年、200年、100年這三個長程時間座標，分別對應着不同的歷史資源。自西周起，中國逐漸在制度和觀念上形成自己的政治傳統。從封建到郡縣，從世襲到選舉，從周秦到漢唐，既有繼承，又有發展；“儒的醇厚、墨的謹嚴、道的超逸、法的冷峻”，各有特色，和而不同。19世紀以降，近代西方政治文明傳入中國，為中國政治發展提供了重要的資源和借鑑，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觀念也逐漸融入本土，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十月革命後，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廣為傳播和被接受，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的指導思想，並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不斷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創新性理論成果。長時段的歷史透視，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中國政治的變與常、各種傳統的異與同，進而在歷史比較和中西比較的視野下，闡明中國道路、中國經驗的獨特性和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