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征，紅軍從苦難走向輝煌（二）_風聞

遠征，紅軍從苦難走向輝煌（二）

二、中國共產黨早期與國民黨錯綜複雜的關係

 

（一）中國國民黨的思想特質

此時國民黨的政治旗幟是經孫中山在國民黨一大上重新解釋過的新三民主義，在此孫逸仙博士是堅決不贊同在中國搞社會主義的。在作為決定行將進行國共合作政治基礎肇始的《孫越宣言》中的第一條，對此就説得非常明確，並在國民黨一大上專設的中央監察委員會（其10名成員全部由黨內右派組成），以確保執行此項“紀律”。

其實，國民黨內的主流觀念始終都是堅持反對在中國推行蘇俄式社會主義革命的，從孫逸仙、汪兆銘、胡展堂，到蔣中正，均是如此。因此，1927年蔣本人在上海的反共、汪兆銘在武漢的“分共”、馮煥章在北方的“送共”，這都是歷史的必然。在這個《孫越宣言》中早就對此有了思想與組織準備！

然而，終生“剿共”的蔣介石，卻被他從國內的中心城市趕到南方農村去的中國共產黨人，最終將土地革命的點點“星火”燒成了“燎原”之勢，在21年之後最終被趕到了那個島上去了。

這説明了什麼呢？

這也正是在本書中作者所要解答的主題之一【第一章《地火》】。

（二）成為中國共產黨主要對手時年39歲的蔣介石將軍

蔣介石（蔣志清）20歲參加國民黨，但到40歲時才在1926年1月舉行的國民黨二大上進入中央執行委員會。

然而，他卻在此後一年多內，經過處理廖仲愷被刺案和“三二零中山艦事件”、“整理黨務案”，通過這兩次“一石三鳥”之策，在極短時間內，成功清除了國民黨內的元老重臣許崇智（出逃上海）、胡漢民（出使蘇聯）和汪精衞（出走歐洲）在國民黨中央與廣東國民政府內的影響。隨後，經北伐戰爭和“四一二事件”建立起自己的軍事獨裁政權：在上海公開反共後的第四天，與武漢國民政府針鋒相對的南京蔣記國民政府，隨之成立。

機遇是留給有準備，儘管“沒有思想但有意志”，像蔣介石這樣的人的。其中，最關鍵的就在於蔣手中所掌握的實力。而此時所謂的“實力”，就是蔣在北伐戰爭中不斷壯大的軍隊。

在二次“東征”隨之真正統一廣東之後，蔣的聲望達到了高點；以黃埔軍校學生軍（黨軍）為核心的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是其起家的本錢。這是一個“共產黨人（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對手”（P80）。從中才讓使得在大屠殺中倖存下來，真正感到切膚之痛的中國共產黨人，方才真正認識到了“槍桿子裏面出政權”這條中國革命的真理。其最早的源頭是毛澤東在“八七會議”上發言中提到的，“以後要非常注重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P75）。

而在此前的廣州時期縱橫捭闔，此時深受斯大林信任，被稱為“廣州的列寧”的鮑羅廷（格魯森伯格）對之已難以控制，在他到達漢口之後，局面進至完全失控。作者在本書中講道，“周恩來也有着鮑羅廷的風範。他表現出的遇事冷靜、對棘手問題不動聲色的沉着、待人接物時的細緻周到、迅速行動能力與長期忍耐能力，有效地和背景不同、政見各異的人共同工作的能力，以及事無鉅細、每每親自辦理的工作風格，與當鮑羅廷的做法很像”（P65）【第三章《岩漿》，介紹中共最強勁的對手蔣介石的出現及其精神特質】。

（三）作為“委員長委託人”的德國將軍塞克特

據説，德國人對蔣的影響伴其終生。自己沒能留學德國，其次子緯國算是了了他本人的一樁心願。其中，對之影響最大的估計就是曾是一戰後德國國防軍首任總司令、被聘為“委員長委託人”的塞克特了！——他的那套“在普魯士，軍隊擁有一個國家，而不是國家擁有一支軍隊”（P133），對蔣思想的影響與制約至深【第四章《圍剿》】。

（四）何謂“嬗變”？

本書提到的“嬗變”之一，講的是此後任職國民黨軍中黃埔軍校時期的共產黨員，在第五次“圍剿”中的突出“建樹”。其中，一個是奉旨處決過前中共中央總書記瞿秋白的國軍第36師師長宋希濂，一個是攻佔紅都瑞金的第10師師長李默庵。其中，李也是在“中山艦事件”後在黃埔軍校名列公開退出共產黨的39名學生之首，同時有250餘名在第一軍中的跨黨中共黨員退出國民黨。其實，中國革命本身就是一場沒有任何轉圜、非此即彼、無情的大浪淘沙。

在大革命時期及之後，兩黨都在稱自己在進行革命。

號稱國民革命領袖的蔣介石，在本質上從未在其真正行使過管轄權的地區，無論是在作為其統治根基的江浙、華中地區，還是“易幟”之後的東北、軍閥林立的西南和貧瘠的大西北地區，推行過真正意義上孫中山所提倡的三民主義，民生困頓、農村貧困現象始終沒有絲毫改善。所謂“黃金十年”，也就不過是在上海打造了一個閘北。加之從“九一八”到“華北事件”直至“西安事變”前夕，對日本步步緊逼的侵華戰爭，屢屢採取的以“不抵抗”為基調的對外政策，使之最終淪為千夫所指，幾乎喪失了繼續執政的合法性【第六章《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