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總有人想否定岳飛？_風聞

文 | 劉夢龍

過了正月，今年的春節檔也算告一段落了。這段時日，《滿江紅》這片子折騰的夠多了，我們也説了不少。但在最後，有一個問題是值得談一下，為什麼這麼多年來，爭的總是岳飛？從一百年前，一直到今天，圍繞岳飛的爭論始終不曾停歇。

一次次文化與意識形態的激烈交鋒，總是圍繞在這個一千年前的英雄人物身上，至今依舊火花四射。以至於對這個人物形象的描繪與定義已經完全脱離了單純歷史事實的爭論，更多代表着雙方話語權的強弱，成為東風壓倒西風，還是西風壓倒東風的標誌，是我們這個時代意識形態爭奪的四平、塔山與上甘嶺。

岳飛之爭，爭的是什麼**？**

岳飛的生平，國人無不耳熟能詳。岳飛之死，不僅是他的人生悲劇，更是一個時代的轉折點與整個國族大悲劇的起始，壯士扼腕，豺狼當道，直至崖山悲歌，神州陸沉。他波瀾壯闊又格外悲壯的一生與整個國家民族的苦難融為一體，成為中華民族永不能忘卻的沉重記憶。這樣一個歷史人物，當然具有永恆的感召力。

毫無疑問，岳飛是中國人最為熟悉的英雄人物之一。這種廣為人知是岳飛不斷成為意識形態鬥爭焦點的重要基礎。但為什麼最後一切交鋒都集中在岳飛身上？實際上，和岳飛齊名的歷史人物並不少。比如明朝人一般把于謙和岳飛並稱為於嶽雙少保。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日月雙懸於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西湖的于謙祠和嶽王墓，在傳統中國的文化視野裏，具有相似的意象。而在很長的時間裏，較少有獨立的岳廟，但遍佈天下的關帝廟則常稱為關岳廟。比如泉州塗門街的關帝廟，正式的稱呼就是關岳廟，左祀關羽，右祀岳飛。關岳並稱，是把二者當做忠義的典型。

無論是關羽，于謙，岳飛，他們都以一種悲劇英雄的形象廣為人知，其人生有着相似之處。但細究起來，就能看出他們明顯的不同。關羽之死是突兀和充滿戲劇性的，也是蜀漢事業衰敗的開端，從威震華夏到敗走麥城的戲劇性不亞於十二道金牌，但這與抗擊外辱無關。于謙是存亡繼絕，力挽狂瀾的英雄，最終死於王朝內部傾軋。但北京保衞戰是勝利的，強敵也先死於內訌，瓦剌分裂，他抗擊外辱的事業是完全成功的。而岳飛之死，則是王朝恥辱的開端，一系列悲劇的根源與起點，直到整個國家一敗塗地。

很明顯，岳飛在一般人心中的歷史形象，是和外御強虜，內除國賊緊密相連的，戰則生，降則亡，忠奸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苟安一時，長久必亡，是堅持抵抗，反對妥協，主戰派的象徵。對這一歷史人物的長期淡化扭曲，是一種長期存在的，面對外辱不要強硬而要妥協的心態的表徵。

我們説的不妨更直白一點，當我們面對一般大眾爭論著名歷史人物的是非與定位時，絕大多數談的不是歷史人物的具體史實，而是他們在公眾心目中的文化形象，以及由此隱射的具體現實觀點和態度。

結合整個二十世紀直到今天，外敵始終虎視眈眈，國族飽受欺壓的歷史與現實背景。我們可以明確的説，百多年來，圍繞岳飛的各種爭論，絕大多數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和真實歷史中嶽飛的生平無甚關係。尤其是每當國家面臨強敵壓境之時，它都是一個明確的風向標，圍繞岳飛的爭論，就是主戰和主降的路線之爭，就是堅決抵抗和苟且偷安的路線之爭，就是兩條不同路線的鬥爭。

一條穩定而安全的進攻路線

正因為岳飛之爭所象徵的意義是明確而強烈的，它才會成為一個往復交鋒的焦點。或者我們換一個角度，正因為在這條路線上往復交鋒廝殺，它就不僅具備了強烈的象徵意義，足夠的社會影響力，它也成為一條穩定的交鋒路徑。

只要你提起岳飛這個話題，究竟是奔着什麼而來，大家就都很清楚。甚至説，這個議題在某種程度上是格外安全的，尤其是對進攻的一方來説。在中國，在社會大眾之中討論政治，或者路線的分歧，發動者往往會在這類問題上採取迂迴的手段。借歷史人物影射，就是這種一個典型的迂迴手段。這不是聰明，只不過是一種大家裝糊塗的默契。

藉着圍繞岳飛長期的交鋒，大家已經把一切能説的話都説開，説完了。以至於能説什麼，能説到什麼程度，都有明確的意義，可以清晰體現出雙方意圖與力量的強弱。這就像典型的外交辭令一樣，隱晦，安全，到位，而話裏話外的不同意思，一説大家都懂。

同樣，正因為這個話題的成熟和長期相持不下。每次，其中一方在這個話題上取得新的進展，玩出新的花樣，也是對己方的力量最好展示。彷彿是古代的陣前勇士決鬥一樣，殺傷不大，鼓舞士氣的效果不小。

説到這裏，大家應該承認，在這個話題上，圍繞岳飛的攻守其實是不對稱的。否定岳飛的一方總是處於進攻狀態，而肯定岳飛的一方往往要逼到牆角才得以反擊。而這種反擊，對於否定岳飛的一方來説，其實沒有多少傷害。就像這次的《滿江紅》，該賺的錢也賺了，該展示的力量也展示了，就是把東西糊你臉上，又如何？實際上，最近四十年來，在岳飛的話題上，否定的一方，遇到最壞的情況也不過是這次縮了，下次還敢。

最終，就是否定岳飛的一方主動活躍，有利可圖又安全無虞，而肯定岳飛的一方被動無奈，消耗精力不少，但沒什麼好處。這種不對等，很好反應了在中外力量對比失衡的情況下，中國社會在意識形態領域只能勉強維持，儘量迴避衝突，以求避免社會撕裂的不理想局面。我們如果從經濟基礎的角度説，在加入世貿後中國經濟剛起飛那些年月裏，一個以低技術含量，勞動密集型為主，在世界市場沒有多少話語權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結構，輿論環境也確實不太可能對外強硬起來，必然是買辦之流佔優勢的。

久而久之，就是岳飛一類歷史人物逐漸被壓縮到角落，處於一種被社會所避諱的狀態。相對而言，岳飛已經是幸運的。比如像左宗棠，是清末在抗擊外辱上成就最高的民族英雄，結果被扣上一頂影響民族和諧的大帽子，完全成了一個透明人。實際上，岳飛也頂了好些年影響民族團結的帽子，本質也是一種類似的迂迴側擊，大家心裏都懂。這種情形大規模出現，是歷朝歷代所未有，難以想象的。幾乎每一次相關話題的熱烈，都是以一種傷害民族情感，消解國家正氣的情形出現的。

當然，當前的局面正在好轉。隨着我國國力的上升，特別是佔世界經濟比重和話語權的不斷上升，產業升級已經勢在必行。由此，面對外部勢力的步步緊逼，言而無信，過去那種不得已韜光養晦，以妥協求生存的思潮正在失去市場。受到這種國際環境變化的影響，在新一代人中，對祖國的自信在增長，對外敵的恐懼在減少。

由此，整個社會輿論環境是逐漸改善的，岳飛等民族英雄的迴歸也是有廣泛民意基礎的。實際上，即使是《滿江紅》這樣的擦邊球，也只是一種泛娛樂的文化消解，**甚至需要掛羊頭賣狗肉，玩一出典型的低級紅，高級黑，**手段比原來的直接否定要隱晦不少。

**從正面進攻，到側面迂迴，**手段的變化，本身也説明整個社會輿論環境在改善。只不過，社會文化領域是一些反動買辦勢力長期盤踞荼毒的領域，多少有些積重難返。即使經過幾次針對歷史虛無主義的論戰，這種情形也還沒有得到完全逆轉，而是以一種娛樂化，後現代的包裝手段，在文化領域繼續不斷滋生。

顯然隨着當前內外環境的惡化而激化，不同意識形態人羣的對立越發明顯，從輿論立場到社會權力的鬥爭也註定會越發激烈。

虛大的主流人羣，總被犧牲的基本盤

其實，在有關岳飛的爭論中，我們很容易觀察到，所謂正統、主流的意識形態，長期處於被動，甚至是弱勢的狀態。毋庸置疑，廣大羣眾一直對岳飛這樣的英雄人物是持同情，認同態度的。這也是歷次岳飛之爭，或者説整個意識形態鬥爭，最後我們能頂住歪風邪氣的根本原因。但反擊總是被動，只能擋住，而無法打回去，這種抱頭捱打式的消極防禦，對英雄的避諱始終存在，又是一個事實。許多人把這種被動歸結於文化政策的滯後，相關部門的和稀泥，也就是被拉偏架了，其實不完全是這樣的。

誠然，最近幾十年來，我國在嚴重失衡的內外力量對比下，以團結求發展，以經濟為優先，在意識形態上處於一個勉強維持，盡力求穩的狀態。這種官方層面有意識的不爭，是大的時代背景。但客觀的説，就是人民羣眾對傳統英雄人物被過分打壓，有所不滿，可投注的關切，引發的不滿並不強烈。實際上，我們的社會是一個長期去政治化的社會，普通人對在歷史文化領域的意識形態爭論並不太關心。很多人覺得，這事不重要，這是政府應該管的事情，成自然好，敗也就那樣，普通人被動接受接好。

直白的説，所謂的主流，並沒有大家想象的那麼強大，關心這類問題，願意參與這種爭論的，始終只有少數人。這是我國當前意識鬥爭的現狀和主要問題。

我國的政治傳統本身是大政府，更不用説幾十年間，我們在意識形態領域發生了幾次大的，相對徹底的調整。在這種由上而下的大格局中，普通人明哲保身，無所適從是常態，而人民羣眾對官方的依賴性更強。

以主流自居的人羣往往自詡為國家的基本盤，是傳統價值觀的捍衞者。這樣一個羣體天然有一種自豪感，覺得自己代表正確，代表傳統，是為國家和民族着想，理應得到人民和國家的支持。但實際的情況並不是這樣的。就像我們之前説的，尤其是文化與意識形態領域的種種爭議，羣眾的態度至多是同情，而不是統一戰線。

有關部門從全盤考慮，從自己的業務能力考慮，更多時候的選擇還是息事寧人，而不是旗幟鮮明的站隊。反正羣眾對此的反應也沒有那麼強烈，遠沒到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程度。這實際上形成了一種雙向奔赴的局面，羣眾不關心，有關部門不熱心，有關部門不熱心，羣眾就更不關心了。

其實，當代我們説起基本盤時，情緒往往是複雜的。當然，一般羣眾積極支持國家的政策，服從國家安排，識大局，有覺悟，使社會的運轉成本低，是我們國家的一個傳統優勢。但因為我們也容易發現，作為基本盤的一般人，往往不是政策普惠的優先羣體，反而常常是政策的犧牲對象，也就是我們經常自我調侃的不具備統戰價值。暫時苦一苦的，往往就是更為聽話，更講覺悟的基本盤。

聽話的孩子沒奶喝，會哭的孩子才有奶喝。**在總體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又要維持局面穩定，那就要和稀泥，要遷就少數，**收買少數人的代價，攤平到多數人頭上，也就顯得不那麼沉重了。

我們如果把目光放的更遠一些，就會發現這種基本盤被犧牲的問題，其實是當代世界的普遍問題，並愈演愈烈。**以我們最常見的政治正確為例，我們就會發現，基本都是多數向少數讓步，**主流，保守但沉默的大多數人，被活躍，激進的極少人數逼迫，節節敗退。一開始是單純的意識形態層面交鋒，進而影響到實打實的社會利益分配層面，世界正在變得日益匪夷所思，為我們所陌生，又好像勢不可擋。

我們所熟悉的現代社會正在這種步步緊逼中逐步邁入後現代。在現代社會中，自認為代表進步、進步的主流社會成員，本身是原子化，去組織化的，而後現代，甚至前現代，反而是組織化。於是出現了，現代不如後現代化，後現代又不如前現代。

在最文明的社會里，誰也不願意撕破臉，最終導致，最落後的反而可能是最強大的，這樣一種荒唐局面。在一個空前繁榮的和平年代，世界快速分化，腐化，除了小部分上層人物，大部分中下層不但不能分享到發展的成果，反而每況愈下，日益對立分裂。

所以，要説我國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弱勢是獨此一家是不對的。我國的情形固然有特殊性，但即使在冷戰勝利者那裏，這類情形也是存在的，只是表現形式的不同而已。這種多數服從少數，有意識的打散多數，使社會多方制衡，從而降低治理成本的辦法，是冷戰後，各國都普遍採取的措施。

冷峻的新時代

隨着冷戰後黃金時代的結束，和平發展的紅利將告一段落，一場席捲全球的利益再分配已經迫在眉睫。全球的整體思潮，從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激烈鬥爭，走到二十世紀末的整體緩和，再發展到新世紀日益沉淪的離散化，多元化與庸俗化，如今又將通往新的鬥爭起點。統治世界多年的舊秩序已經腐朽不堪，到了必須再分一個高下的新階段。相對的，就是上一個歷史階段佔優勢的社會思潮也必將發生大的變化。

在這樣的新歷史時期，家家都沒有餘糧，不爭就是投降。這種鬥爭將是全球範圍的，勢必都要走向不同階層的全面決裂。這表現在西方，就是大家熟悉的，近些年來以懂王領軍，民粹主義的崛起。與之對應的，則是以瑞典小聖女為代表，各種政治正確的一波波新高潮。這樣的衝突，遲早會發展成一種徹底撕裂社會和國家，你死我活的正面對決。

而在我們的國家，隨着社會不斷進步發展，國民也要去適應內外環境的不斷變化，不能重複過去的教訓，更應認清西方的前車之鑑。我們要認識到，國家治理，不僅僅是政府的任務，也攸關每一個公民的切身利益。公民從單純的服從到理解認同，是有助於國家政策的進一步完善的，恰恰相反，只講服從，不講認同，反而不利於困難時期的政策運轉。典型的例子，就是我們在疫情防控後期面臨的困境。

對大政方針的支持，並不代表對一切政策的默認，現代社會的治理，本身就是一個不同階層，相互磨合，博弈，利益合理分配的過程。其實隨着我國現代社會的不斷發展完善，像國民的福利體制的建立，社會保險機制的完善，税收機制的調整，這些都涉及社會廣泛博弈。

最典型，最迫在眉睫的例子，房產税很快就會到來，而怎麼收必然要牽動所有人的利益，沒人能置身事外，每一個階層都要儘量使政策有利於自己。現代社會的公民要學會在可以討價還價的地方，有理有據有節的討價還價，使公民有能力，有渠道，更廣泛的參與到治國理政，大力發展健全人民民主，也是現代化國家長治久安要探索的範疇。

這樣一個變化，既有務實層面的變化，也會有務虛層面的變化。基於過去的經驗和客觀條件，我們的國民更重實輕虛，我們的政策也自然有這樣的傾向。但通過西方的經驗我們也能看到，意識形態領域的爭奪，也就是人的思想的爭奪，最終都會影響到務實的層面。

像百年來圍繞着岳飛的爭議，遲早都會演變成一次全面對決的突破點。正因為在這個問題上長久的交鋒，使整個社會積累了足夠的關注度。所謂默契就是用來的打破，而這種打破，也只能發生在這種過去被認為已經充分交鋒的熱點上，所謂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意識形態領域的交鋒，和國際輿論環境的變化，是一種彼此促進的關係。近百年來，中國的進步，往往是帶有被動性的。帝國主義的步步急逼使得我們不得不尋求獨立自主，不得不建立一個足夠強大的國家。隨着形勢的變化，特別是當我們從被動的出口滿足外需，轉為主動的維護自由貿易的合理權利，意識形態是必然要變化的。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大環境越動盪，對立雙方的的動作也會越激烈，反動買辦配合外部進攻的高潮也必然是廣大人民愛國反擊的高潮。

在岳飛這樣一個議題上的劈入，最終應該演變成一場整個社會廣泛參與的新共識、新方向的大討論，並帶來全社會的廣泛動員和廣泛團結。畢竟，要應對接下來，更加風雲激盪的時代，本就需要我們這個國家基於正確的共識，前所未有的團結起來，而不是充滿了分歧渙散，功利庸俗。

我們希望，這樣的大討論應該以一場掃盡舊時代積壤的大掃除為終結。而不該是千萬普通人辛苦奮鬥的成果最終落到極少數人手上，伴隨信息繭房和娛樂萬物時代的到來，看似從此和諧美滿，名為和解，實為合謀，大家在默契中共同走向虛無墮落的後現代狂歡為結尾。

我們既要承認後現代的客觀存在，又要盡力去避免已經日益暴露的後現代陷阱。最終，主流人羣要學會苛刻而不是寬容，尤其是在涉及國家民族大的歷史走向的議題，要學會防微杜漸。

**政治正確應該屬於大多數人，而不是屬於極少數人，應該是一種團結的工具，而不是分化的根源。**只有整個社會的廣泛團結，並積極表達意見，使公理正義成為真正的共識，才能充分保障作為主流人羣的主體地位，而告別過去那種作為默默犧牲的背景板，基本盤的不利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