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征，紅軍從苦難走向輝煌（三）_風聞

     ​遠征，紅軍從苦難走向輝煌（三）

三、此時國內的社會狀態：各省地方軍閥勢力

 

（一）地盤是這些軍閥的命根子

自北洋政府以來，歷史形成的內地各省軍閥割據，造就了各省以槍桿子作為實力支撐的地方實力派。

熟悉民國政治軍事史的人都知道，在大革命以後，民國政治中曾出現過的馮系、晉系、桂系，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劉湘，乃至西北諸馬，包括此時的陳濟裳、何健，都曾是擁有以一定戰鬥力軍隊作為其支柱的晉、川、桂、甘、青及粵、湘等省政的實際支配者。當然，也包括在“國仇家恨”面前改弦“易幟”的東北少帥張學良。

其中，閻百川自辛亥革命實際主持晉政長達38年（1911~1949），李白新桂系在三桂的統治超過23年（1926~1949）。張學良雖然在“九一八”中丟掉了東三省，但在易幟後，隨着他在中原大戰中正確及時的站隊，蔣曾將北方冀晉魯熱察綏六省和平津兩市交由其全權“打理”。

如此，地盤就是這些人的命根子，軍隊就是保護命根子的不二法寶。同時他們在自己的地盤，自然也就存在着不小的社會影響力。

當然，這些地方軍閥與南京政權的關係，多少還是略有些區別的。如劉湘、何健、馬步芳同蔣就要親密一些，新桂系則是其死對頭，曾經撰寫過“閻錫山過無錫登錫山錫山無錫”的閻錫山則要藝術得多一點。而曾經最為強大的馮玉祥則在中原大戰後軍隊盡失。在抗戰初期，蔣曾專門為其組建過第三戰區，但在“泰山讀書”之後的這位“基督將軍”，卻對原西北軍舊部根本指揮不動。

儘管如此，一旦蔣觸及這些人的地盤時，彼此之間就沒有什麼交情、更談不上絲毫轉圜。這也就是閻在抗戰初期不惜“聯共”，建立“犧盟會”以自保的根本原因。也同樣是此時的陳濟裳同紅軍談成“休戰借道協議”。隨後，白崇禧將曾佈置在桂北以石塘圩為核心構成的“全（全州）灌（灌陽）興（興安）”防線上一度虛掩上的湘江大門重新打開的根本緣由，也在這裏。

儘管在大革命前後，中國的社會形勢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北洋政府在南方諸省的統治勢力早已成為“過街老鼠”，蔣介石最終以武力為後盾，消滅了北洋勢力並隨後陸續平定了馮閻桂湘等新興軍閥力量對自己發起的歷次挑戰。然而，一旦其核心利益面臨挑戰時，這些地方勢力也將不可避免地選擇“在同歸於盡中去求生存”（P456）

也正因為如此，才發生過此前先後發生了彼此間撕破臉皮的蔣桂戰爭、粵桂之戰、蔣馮閻的中原大戰，甚至隨後的六一事變。這些都是槍桿子對槍桿子的實力之爭，即使在蔣介石佔居絕對政治軍事優勢之後，類似的明爭暗鬥也從來沒有停止過。

“在中國，帶兵統將而出身微寒者比比皆是。因為軍人必須流血犧牲。無出路而覓出路的熱血青年，最多的就是熱血。多少出身貧寒、社會地位低下的人，揣着救國、救民、救己的夢想，湧進奉軍、直軍、皖軍、魯軍、晉軍、陝軍、甘軍、粵軍、桂軍、川軍、滇軍、黔軍、湘軍、鄂軍……絕大多數不能實現自己的夢想。他們來不及走完那條充滿槍林彈雨軍閥混亂的道路。少部分滿身傷痕走過來的倖存者，聚集的能量，就絕非一條生命發出了的”（P283）【第十章《矚目大西南》】。

（二）此時大西南的川滇黔三省地方勢力

此時，蔣“攘外必先安內”國策中的這個“內”，指的不僅是中共，同時也包括粵桂川滇黔晉魯等省的這些地方勢力。

伴隨“剿共”戰爭推進到大西南，黔川滇三省地方軍閥，自然也就成為蔣此時必將清除的頭等大事。

黔軍王家烈，同蔣接觸最早但實力最弱並且朝三暮四，其主要影響僅存於黔北地區。更加之缺乏基本的政治敏感與警覺性，也就成為最早被蔣拿掉的對象，先是省主席後是第25軍軍長。薛嶽由此也開始有了自己的獨立地盤（1937年5月），但因此時已接近抗日軍興，薛的貴州省主席做得為期甚短。

川軍劉湘，以一貫奉行“擁蔣”政策並借蔣之力打敗其年幼的叔父劉文輝，最終統一全川。但隨着張國燾鄂豫皖紅軍主力西進入川，並在川北通南巴地區建立川陝紅色根據地，劉湘也同樣面臨“剿共”這一新形態。然而，在“六路圍攻”被粉碎後，致其此時態勢甚窘。在蔣決意統一川政後，“劉瞎子”以假扮的“笨拙遲鈍”（P307），使蔣最終只得以“南昌行營駐川參謀團”名義，在劉記四川軍政中插進了第一隻腳。而川軍的最終解體卻主要發生在“七七事變”爆發，劉抱病出徵因胃病突然病逝於漢口之後。在此期間，川軍主力陸續編成五個集團軍相續出川，分赴全國各地抗戰。潘文華、鄧錫侯、王陵基、王瓚緒和犧牲在河南抗敵前線的李家鈺，以及其他獨立部隊，最終陸續在解放戰爭中完全解體。

而“跑江湖”出身的彞胞龍雲（納吉鳥梯），在經歷12年長期積累後奪得雲南軍政大權，雖軍力僅13個團，但基於內部異常的團結，終得以堅持到抗戰勝利。不久，隨着杜聿明兵臨省政府的“五華山事件”爆發，被迫遷徒南京就任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上將院長【第十章《矚目大西南》，主題是介紹黔川滇三省地方軍閥同蔣在中央軍“追剿”朱毛紅軍過程中不斷的鬥法】。

（三）這些地方軍閥在紅軍長征途中與蔣中央的“鬥智鬥勇”

當紅軍長征開始時，基本上沒費多少功夫就順利通過了陳濟裳的防區。儘管在延壽之戰中被擊尾，從中也讓蔣基本判明瞭中央紅軍的戰略企圖。而通過第三道封鎖線時也算是有驚無險，因何健為避免長沙再次有恙，為確保萬無一失而將佈防重心放在黃泥河地區，主力配置偏北，從而他“估算的決戰地點，比後來的實際地點偏北了一百多里”（P227），大有臨戰時有意避戰之嫌。這也就是為什麼後來蔣本人哀嘆，“這真是外國的軍隊了”（P248）的緣由。

形成這種狀態核心的一點就是，這些地方軍閥同蔣中央政權離心離德。根本原因不外乎蔣介石在這些“剿共”戰爭的同時，秉承削平這些地方勢力“一石二鳥”甚至“一石三鳥”一舉除三害的既定政策所致。從隨後的貴州王家烈失去省主席之職、抗戰中對川軍的分割使用、直到抗戰勝利初就要剝奪龍雲省權的“五華山事件”，這條線索都始終貫穿其間。

這些事實上的“山頭”，光靠赤裸裸的武力是難以剷除的。

自己有了私心，就沒有道理責怪他人“自私”；自己打着算計他人的小算盤，更沒有任何理由指責別人不“顧全大局”。

這就叫做“滷水點豆腐，一物降一物”【第七章《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