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學閥? 中國最微妙的一場學界內鬥潮, 耐人尋味｜文化縱橫_風聞

商盛陽

東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政潮與學潮：直系主政時期的****北京政府教育部與“學閥”陷阱北京政府教育部本應是民國教育史研究的重點，但卻並未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對直系統治時期教育部在政學兩界間境況的探討更是付之闕如。事實上，直系上台後，教育部進入一段特殊時期。這一階段教育部擺脱了軍閥當局的掌控，甚至出現教育界推薦教育總長人選的情況，滿足了學界一直以來的期待。照此推斷，這一時期教育部本該得到北京學界的尊重與認可，但實際上其處境相比以往更加惡劣，對其自身發展軌跡及政學關係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因此，對直系時期教育部境況及其成因的探討是整個北京政府教育部研究中至關重要的一環。

這一時期教育部的處境與“學閥”話語的興起密切相關，因此要釐清這一問題就繞不開對“學閥”話語的討論。然而學術界對“學閥”話語的研究十分匱乏，近年一些研究關注到1926年北伐前後的“打倒學閥”現象，探討國民黨怎樣利用“學閥”這一符號暴力奪取地方教育權、進行政治清算，但對20年代初“學閥”話語的探討尚有待加強。事實上，“學閥”一詞從指代學術權威轉而與政治掛鈎，並被賦予日後國民黨熟練掌握的話語霸權的功能，最早是在1922年前後。“學閥”話語的轉變對教育部的影響很大，本文擬以“學閥”在20年代初期內涵與應用的發展為紐帶，探究“學閥”話語流行前後，即直系上台至王寵惠內閣倒台前這一時期，教育部的人事變動及其對待北京國立各校風潮的態度，探討教育部失勢的深層原因，從而深化對北京政府教育部的理解。

▍以“學”領“政”趨勢增強與教育部官長更迭

20世紀20年代前後“學閥”話語的生成和教育部最高官長的更迭都和這一時期以“學”領“政”趨勢的增強密切相關。**以“學”領“政”是傳統知識分子夢寐以求的境界，在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在國家權力結構中發揮的政治功能是輔佐君王治天下，而非主宰政治。**當西方列強武力轟開中國國門，出於愛國熱忱與救亡圖存的心理，知識分子開始嘗試進行政治改革甚至革命。**表面上看，知識分子似乎隨着民族危機加深日益靠近權力中心，但事實並非如此。**康梁等舊式知識分子主導的戊戌變法以失敗告終，新式知識分子發起的辛亥革命雖然勝利，但孫中山等人更多是以革命黨身份活躍於民國政壇。自晚清科舉制廢除後，知識分子與政統的制度化聯繫被割裂，日益邊緣化。

從傳統知識分子方面來看，民國時期雖有舊派士紳進入官場，但多因政治腐敗被他方不齒，且往往不能接觸到權力中心只能徘徊於外圍。由舊派士紳組成的進步黨曾一度成為國會第一大黨，但最終在第二屆國會大選中慘敗。舊式知識分子階層的沒落已成定局，重返政壇的希望落在新式知識分子身上。新式知識分子以學校、傳媒、社團為平台發展，這使其文化影響力相對傳統知識分子有增無減。由於民初政治的黑暗，新式知識分子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並沒有把重心放在政治上，而是希望通過思想改造完成社會改造。然而，北京政府內政外交的糟糕表現促使新式知識分子必須採取行動，後者也因此迎來進入政治舞台的契機。以新式知識分子為主的學界從五四運動開始，已經有意識地以團體的形式反抗政府，對後者造成強烈衝擊。隨着教職員團體的成長與壯大，五四後學界的訴求開始從外交轉向內政，試圖強化政治參與，走向政治舞台中心。1922年5月，胡適、蔡元培、陶行知等人在《努力週報》上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提出改革政治的三個基本原則和六項主張。《我們的政治主張》的署名者包括十六名北大教授及國立七校校長，是以北京國立高校為代表的北京學界提出的首個政治宣言。至此，北京學界對政治已經躍躍欲試，呈現出以“學”領“政”的態勢，為之後“學閥”話語的發酵和教育部處境的轉變埋下伏筆。

**直系恢復法統的意圖為學界實現這一構想提供了契機。界定法統有兩個關鍵，一是憲法文件，二是立法機關（國會）。民元約法對總統權力限制頗嚴，為政黨政治的實現提供了可能，也正是在此時期一些舊式知識分子組建進步黨競爭國會席位，嘗試進入權力中心。但隨後袁世凱廢止國會，法統中斷。儘管段祺瑞上台後改為“研究系”的進步黨暫時恢復了國會第一大黨的位置，但在張勳復辟被鎮壓後，段祺瑞以再造共和之功廢除舊約法，選舉出安福國會，建立新法統，舊式知識分子羣體被排擠出局。彼時國會、內閣都服從皖系，政府權力相對集中，以新式知識分子為主的北京學界同樣無機會進入政府。由此可見，對北京學界而言，除非法統改變（最好恢復到民元法統），否則無法介入政治。**皖系下台後進入直奉共治時期，彼時法統是脆弱的。第三屆國會未及召集，內閣頻繁更迭，直奉兩系互相拆台，中央政治框架極不穩定，出現以“學”抗“政”的局面，北京學界在與政府的博弈中開始佔據主動。1922年6月直系單獨掌權，並因抵制南方廣東軍政府主張恢復舊法統，北京學界的機遇終於來臨。

**直系恢復舊法統涉及兩點：一是恢復臨時約法，二是恢復民初舊國會。**舊國會中佔據優勢的國民黨此時已分裂成無數小黨派；直系內部有津保派與洛派之爭，且與總統黎元洪也有隔膜。總統、內閣、國會、當權軍閥各成一派，內部亦有分化。當權軍閥對中央政府的掌控相較以往更力不從心。可以看出，**恢復法統的做法令直系對中央政權的控制不升反降。如此，直系自然要廣結盟友，藉助其他派系的力量。這時，外交系進入吳佩孚的視線。**首先，外交系興起較晚，在北京政壇並無有力盟友，相對好控制。其次，外交系成員基本是親英美的外交家，這也符合直系討好英美的目的。外交系與直系的聯盟進一步增強了北京學界與中央政壇的聯繫。外交系與北京學界中的自由派知識分子關係緊密，共同的留美經歷（自由派知識分子多有留美經歷）令他們在政治觀念上有許多共鳴，且雙方有時界限並不明顯，如王寵惠、羅文乾等人既是外交家也是大學教授。正因有這些共同點，故雙方自然走在一起，成為政壇上的一股新興勢力。當外交系得到重用，北京學界對內閣的影響增強就變得順理成章，以“學”領“政”也有了實現的可能。

除外交系的因素外，早在第一次直奉戰爭結束後北京學界就積極向直系示好，在“去徐（世昌）、倒孫（中山）、迎黎（元洪）”事件中都給予助力，為後續雙方的合作奠定了基礎。直系與北京學界合作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湯爾和擔任教育總長。然而湯爾和入主教育部並非一蹴而就，最終能夠成功仍與法統恢復後的一系列政爭有關。

**舊法統的本質是分權以制衡總統，為此在內閣人選上總統黎元洪煞費苦心，以求抓住權力。**黎元洪讓沒有黨派背景又在外交界聲望卓著的顏惠慶擔任內閣總理，內閣成員包含黎的密友、西南勢力、名流派以及洛派人員。前兩派是黎元洪制衡直系的籌碼，洛派用以討好吳佩孚，名流派是為增強內閣名望。教育總長開始任命的是黃炎培，屬名流派成員。但黃炎培堅拒之，原因有三：一是教育部無法籌集經費，一旦就職將會被教職員包圍；二是顏惠慶內閣屬過渡內閣，即便就任也是短命教育總長，莫不如繼續擔任大權在握的江蘇省教育會會長；三是黃炎培在上海頗具勢力，一呼百應，比擔任在國務會議上備受拘束的教育總長更有聲望。故面對黎元洪的催促，黃炎培始終拒絕就職。此後黎元洪令內閣中的洛派補充之，以交通總長高恩洪代理教育總長。早在範源濂三度擔任教育總長之際，就定下交通部協助教育經費的傳統。高恩洪是吳佩孚的心腹，且交通部財源甚廣，黎元洪希望高恩洪能夠承擔起籌措教育經費的重任。

**從徐世昌在位時期的教育總長齊耀珊、周自齊再到黎元洪在位時期的代理教育總長高恩洪，可見黎元洪在任命教育總長方面的思路與徐世昌並無二致，都選擇當權軍閥的心腹而非教育家，導致教育行政不得其人。**不僅教育總長人選不佳，次長全紹清同樣力難勝任。全紹清曾是前清西藏辦事大臣張蔭棠的隨員，與高恩洪有同僚之誼，兩家關係也十分親厚。高恩洪擔任代理教育總長後，希望藉助全紹清與煤油大王洛克菲勒的駐京代表豪夫的關係為教育部籌款。於是在高恩洪力薦下，全紹清得以擔任教育次長。如此，教育部總長、次長皆對教育全然無知，亦未能制定相應的教育計劃，教育行政如同一團亂麻。而此時各校教職員已經不在意教育行政如何，只求能按月發薪就心滿意足。然而交通協款遙遙無期，煤油借款也無法實現。面對索薪與輿論攻擊，高恩洪、全紹清二人被教職員與教育部部員抨擊得體無完膚。

北京學界對高恩洪的態度引起吳佩孚的關注。**彼時直系內部“津保派”與“洛派”關係日益緊張，曹錕公開表態願對國立高校三個月欠薪負責，意在拉攏北京學界打擊吳佩孚。****軍閥與學界本身並不接近，兩者關係疏離有時甚至對立，然而直系政權的特殊性令其不得不尋求與學界合作。首先是直系因法統問題必須藉助其他派系力量推動統一，其次是津保派與洛派的鬥爭使尋求合作成為必要之舉。曹錕的這一做法贏得了北京學界的好感，也令吳佩孚更加重視與北京學界的關係。**在此背景下，吳佩孚接受李大釗的建議考慮讓北京學界中人出任教育次長，並徵詢教育界元老蔡元培的看法。最終在多方的肯定和支持下，湯爾和出任教育次長（教育總長仍由高恩洪代理）。

湯爾和是一個野心家，數次北京學界風潮的背後都有其影響。彼時他剛卸任北京醫學專門學校校長，被蔡元培引進北京大學。有機會晉身教育總長，湯爾和自然樂於接受，但其上任過程也出現了一些波折。此時學界真正需要的是一位能夠籌措薪俸的教育總長，行政能力如何倒在其次，否則學界風潮將迭起不休，故湯爾和提出以關税項下提撥教育經費為就職條件。1922年7月25日湯爾和在閣議上重申此議，卻遭其他閣員反對，憤然提出辭職。與此同時，內閣的改組與北京國立七校的態度也令湯爾和在教育部的地位不保。

黎元洪看好的顏惠慶內閣不被國會認可，後者堅持讓唐紹儀出面組閣，理由是唐紹儀是“與南方接近之人”，若由其擔任閣揆將有助南北統一（當然這只是吳景濂等人的話術）。為構建府會同盟來對抗吳佩孚，黎元洪轉而支持唐紹儀出任閣揆。1922年8月5日，黎元洪解除顏惠慶職務，任命唐紹儀為內閣總理。然而在吳佩孚等直系實力派的反對下，唐紹儀無法就職。於是內閣總理改由吳佩孚屬意的王寵惠代理，教育總長也由王寵惠兼任。王寵惠出任教育總長與周自齊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為擔任總理做鋪墊。代理內閣總理必須是內閣部長之一，為符合要求，王寵惠本想任司法總長，但這一席位已被張耀曾佔據，因此出任教育總長。

王寵惠就任代理內閣總理後，將湯爾和的辭職改為請假，1922年8月15日任命教育部參事鄧萃英任代理教育次長。王寵惠之所以令鄧萃英擔任代理教育次長，與北京大學和國立七校間的矛盾有關。在教育觀念上，鄧萃英反對大學區制度，與“北大派”截然相反，隸屬“專門派”。時值北京國立七校因廢止法政專門學校問題與北大產生矛盾，教職員聯合會代表警告王寵惠，要注意教育當局人選的考慮，實際是排擠隸屬“北大派”的湯爾和。王寵惠不敢批准湯爾和的辭呈激怒北大，又不能得罪國立七校，於是改湯爾和辭職為請假，令國立七校支持的鄧萃英擔任代理教育次長掌管部務。**表面上不開罪任何一方，實際是以鄧萃英取代湯爾和，國立七校暫時取代北大掌控了教育部。**此後教育部的一切大小事務由代理次長鄧萃英管理，但部中因鄧氏的到來變得頗不平靜。原來，教育部參事陳任中、專門教育司司長範鴻泰、普通教育司司長陳寶泉三人都對教育次長之位垂涎不已，因此極力排擠鄧萃英，“北大派”也對鄧氏不滿。各方氣氛不佳之下，鄧萃英經常不到部，教育行政依然廢弛。不久，王寵惠成為正式內閣總理，好人內閣成立。在吳佩孚的主導下，湯爾和擔任教育總長，鄧萃英回到參事任上，教育次長改由與湯爾和關係極密切的馬敍倫擔任。

湯爾和就職標誌着北京學界左右教育部官長人選的時代來臨，至此政府與北京學界的關係再度扭轉。**起初北京政府沒有要聯合北京學界的想法，因此在五四運動前除數任教育部官長與北京學界有所關聯外，其餘政府要員幾乎都是當權軍閥或與之有利益關係之人。**甚至在五四前相當長的時間裏，教育部官長也不從學界中選拔，而是由軍政人士擔任。**當****五四時期學生問題顯現，素有教育經驗的傅增湘被迫下台後，北京政府竟令安福系要員擔任教育總長處理學生問題，收拾北京學界的目的呼之欲出，此後政學關係對立。**直奉共治時期，兩大軍閥都沒有能力單獨控制局面，中央政府權威下降，範源濂的上台在某種意義上是政府對學界的示好與妥協，希望恢復與學界以往的和諧，扭轉五四以來緊張的政學關係。**然而事與願違，學界在與政府的博弈中掌握主動權，發展成以“學”抗“政”的局面，政府節節敗退。**這一時期教育總長人選變得極度隨意，齊耀珊、周自齊等都毫無教育行政經驗，教育部權威不斷下降，政學關係日益失衡。直系單獨掌權後對北京學界進一步妥協，不但放棄對抗，反而想與之聯合以鞏固統治，因此湯爾和得以擔任教育總長。在政府的不斷退讓下，北京學界登堂入室，一邊與外交系聯絡試圖影響大政方針，一邊佔據教育部掌控教育行政。按照這一思路，教育部與北京學界的關係會向積極方向發展，教潮、學潮應當減少，政府與北京學界的關係將更融洽。但事實上，隨着學界勢力的不斷發展與“學閥”話語的形成，教育部的情況變得更糟。

▍********************“學閥”話語的形成與教育部的轉變

湯爾和上台標誌以“學”領“政”的局面到達一定高度，但也給教育部帶來了一系列問題。**北京學界並非鐵板一塊，當其佔據教育部時，這種內部的分歧給教育行政帶來很大沖擊。**這一時期北京學界的分歧主要是北京大學與國立七校間的矛盾，緣自制訂新學制的糾紛。壬子癸丑學制規定，大學、高等師範學校、高等專門學校三者並立，但蔡元培、湯爾和、胡適、蔣夢麟等人則更傾向於設立綜合性大學，將高專和高師合併其中。**這一羣體也是日後左右1922年壬戌學制形成的核心人物，人稱“北大派”或“大學派”。**1922年蔡元培提議設立大學區，但彼時能稱為綜合性大學的北京國立高校只有北京大學，因此按照這一計劃，高等專門學校與高等師範學校都將會被合併入北京大學，這就嚴重妨礙到其他國立各校的利益，引發國立七校對北京大學的強烈不滿。儘管1922年的壬戌學制定稿中，大學、高師、高專都有一席之地，但七校與北大的矛盾已經形成。**不僅是七校，軍閥當局和其他忌憚北京學界崛起的勢力也對“北大派”充滿恐慌。**與此同時，“學閥”話語伴隨着“北大派”的崛起流行開來，對教育部的處境與行政風格產生巨大影響。

中國古代，“閥”與伐相通，有兩層含義：一是指功績。根據《説文解字》，閥最初指官宦之家為表功績立在門外的柱子，左邊為閥，右邊為閲，因此有功績之意。另據《左傳》記載，諸侯給大夫記功或自誇功績時稱伐，後世將有功之門第稱為閥。二是指攻伐，取自“伐”的含義。其中第一層含義的用法較為多見，因此閥在古代是藴含褒義的字眼。然而近代以來“學閥”一詞卻多以貶義出現，這與“學閥”一詞的輸入途徑有關。

“學閥”一詞源自日本。1871年日本幕藩體制終結，部分強藩勢力進入政府，形成新的地域性壟斷權力集團，被稱為藩閥。此後“閥”字的運用範圍也越來越廣，如門閥、財閥、黨閥等。“閥”在日語中有壓迫、壟斷之意。日語中“學閥”一詞就是將學者的“學”與“閥”字組合在一起，指在特定的職業或組織中，由來自同一所學校的學人組成的排他性人際關係。如東京大學畢業的學閥在學界、政界、財政界非常活躍，形成“赤門閥”；東京大學醫學院畢業的學閥在醫療界舉足輕重，被稱為“鐵門閥”等。由此可見，在日本，學閥是以共同畢業的學校為紐帶發展起來的勢力。這一稱謂帶有貶義，日本社會各界對學閥現象嘖有煩言。

“學閥”一詞最初引進中國時完全取其日本原意。1908年《申報》刊載日本法學家美濃部達吉的憲法著作，提到美濃部達吉在日本被稱為“學閥”。1917年《東方雜誌》探討葡萄牙新共和國政黨之時，稱：“葡國政黨之領袖，必持有大學博士之學位……誇因勃倫者，於全國大學中最著名。凡政治家暨新聞家，大都出於此大學之門。故有謂葡萄牙共和政治之實權，實在誇因勃倫大學學閥之手。”除了從日本繼承來的含義外，很多時候學閥也有學派之意。如梁啓超在《前清一代中國思想界之蜕變》中有言，“清學之興，對於明之‘學閥’而行革命也。乃至乾嘉以降，而清學已自成為炙手可熱之一學閥”。再如鄭貞文在《東方雜誌》撰文呼籲，“我願大家決不要存着學閥派別的觀念，要保全學生時代求知的精神”。彼時，“學閥”一詞在中國的使用並不頻繁，且不含明顯的褒貶色彩。

然而隨着學界勢力的發展與“軍閥”一詞的流行，“學閥”的詞意發生轉變。“軍閥”一詞由日本輸入中國，五四時期逐漸流行，20世紀20年代變得非常熱門。由於軍閥有壟斷軍權包辦政治之意，人們便承續“軍閥”的詞意來定義“學閥”，可見“學閥”一詞同“軍閥”一樣帶有貶義色彩。**促使“學閥”承續“軍閥”貶義色彩的關鍵，是新文化領袖在推行新思想、新主義過程中過於激進所致。在遭遇反對者時，新文化運動者往往對之口誅筆伐，這種不容他人質疑的態度給大眾留下跋扈之感，催化“學閥”語意的轉向。**隨着新文化運動開始呈現出過激現象，反對者日益增多，就連此前贊同新文化運動之人也開始加入批判行列。《新人》雜誌主編王無為在《文化運動之障礙物：學閥》一文中首次將“學閥”定義為“自命為學者的壟斷學術包辦文化運動”的人，開啓了“學閥”一詞的語意轉變。

王無為認為學閥的罪惡等同於軍閥，軍閥是用槍炮殺人，學閥是用學術殺人，“一般人如果做他的擁護者，崇拜他，信仰他並讚美他的行為，傳播他的主義，他就以為是他的孝子慈孫；倘若不做他的擁護者，不崇拜他，不信仰他，並攻擊他的行為，反對他的主義，他就要用他所有的力量排擠那人，恨不至那人於死地”。王無為認為學閥之所以如此，原因在於其看中的並不是文化運動成功與否，而是着眼於名與利，“自己要做思想界的皇帝，所以極不喜歡別人做文化運動，他們認為做文化運動的人只有自己是真的善的，別人也做文化運動就都是假的惡的”。**可以看出，人們對新文化派沽名釣譽的質疑直接催化了“學閥”新語意的生成。****在文章中，王無為更是直截了當地指出所謂“學閥”就是以北大教職員和帶有黨派色彩的記者為本位，其餘北大被其驅使的學生為羽翼。而北大之所以盛產學閥，就是因作為“最高學府”得以壟斷學術所致。**此後，“學閥”的含義轉變為壟斷學術謀取利益的人，與軍閥、財閥並列成為被批判的對象。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學生在五四運動中顯示出極其強大的力量，不僅令北京政府震驚不已，同時也震撼到輿論界，故在1920年“學閥”很多時候也指學生羣集起來試圖影響時政的行為，跟**“學兵”類似。此類語境中，又將教職員羣體糾集力量干預政治與學術的行為稱為“教閥”**，對“閥”的羣體進行了細分。而如何肅清兩者也成為一大難題，“若是説拿學生的力量來淘汰教員，是不是養成學閥……若説拿學校的力量來防杜學閥，是不是維持教閥？還是個疑問”。輿論同時指出，“學閥”的危害有時甚於軍閥，“今日學生之地位不及軍人，勢力不及軍人，乃竟敢囂囂自負，專斷橫行。則他日一朝得志，保不再蹈軍閥之故轍而加之厲哉”。

由此可見，在1920年“學閥”有兩種含義：一是壟斷學術謀取個人利益，主要指“新文化派”為主的教職員；二是指彙集學生力量影響時政，主要指學生。可以看出與“軍閥”詞意有承接關係的僅是“學閥”的第一層含義，但這並不是其全部或大多數用法。但從1920年底開始，“學閥”主要的用法與詞意全面向“軍閥”靠攏，其他詞意幾乎完全被遮蔽，出現這種現象的直接原因是江蘇省教育會日益明顯的北擴行為。作為近代影響最大的省級教育團體，江蘇省教育會在五四運動前就已經掌控了江蘇教育事務，此後更是逐步向北京教育界佈局。五四前江蘇省教育會成員袁希濤、蔣維喬已在教育部身居高位，前者甚至已成為教育次長。蔡元培辭職南下後，北大校長由江蘇省教育會的另一個重要成員蔣夢麟擔任，令北京學界對江蘇省教育會忌憚無比。而1920年底的北高師校長風潮則更加觸動了北京學界的敏感神經，令“學閥”一詞與江蘇省教育會直接掛鈎，並與“軍閥”的語意更加接近。

1920年5月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陳寶泉決定仿美製將高師改組為大學，遭到校內“東洋派”教職員的反對。為此**“東洋派”與贊成改組的“西洋派”**教職員產生尖鋭矛盾，陳寶泉倍感壓力而辭職。隨後教育部任命陶孟和為新校長，引發高師學生反對。高師學生懷疑江蘇省教育會欲吞併北高師。原來，當初陳寶泉向教育部提議高師改大學時，得到的回覆卻是如若想改組大學，只有併入北大方能實現。而此時北大校長正是江蘇省教育會的重要成員蔣夢麟，因此輿論懷疑江蘇省教育會欲吞併高師。之後陳寶泉辭職，教育部馬上聘任新校長，在輿論看來更坐實了這種猜測。在給各省教育會的通電中，北高師學生直指江蘇省教育會為“學閥”，並對之痛加抨擊，“某教育會之學閥派素抱侵略包辦之野心，深忌敝校之發揚，遂利用時機逞其攻擊壓迫離間種種卑劣之手腕，以達其攫取之目的，甚且欲附屬之以為擴張勢力之計”。

**在1920年底到1921年間，輿論所抨擊的“學閥”基本都是指江蘇省教育會。該時期除學界對“學閥”的指斥外，《民國日報·覺悟》對“學閥”的抨擊力度與數量居輿論界首位，並根據江蘇省教育會的特點，將“學閥”定義為“想擴張一黨、一派、一團體、一地方的勢力，把持一切，包辦一切”的學界人士。**相比於此前“壟斷學術謀取利益”而言，該定義下“學閥”變得更具攻擊性，其破壞力與“軍閥”不相上下。《民國日報·覺悟》進一步指出，“學閥”是為共同利益結合起來的一個特殊階層，分為三種：一是留學歐、美、日等國並取得學位的人，能發表論文；二是國內國立大學、外國國立大學、高專的畢業或肄業生，能翻譯東西文書籍；三是想要成為學者的人。通過《民國日報·覺悟》對“學閥”的描繪可以看出，“學閥”被黨派勢力極度反對，這為1927年北伐軍進駐上海後國民黨製造打倒“學閥”輿論以消滅江蘇省教育會埋下了伏筆。

至此，“學閥”一詞的指代對象已不限於壟斷學術謀取利益的人，而是指一個階層或利益共同體，他們的目的是要擴張勢力、把持一切，因此被看作與軍閥、財閥一樣極具威脅性和破壞力的羣體。需要指出的是，此時“學閥”的含義雖然已經與日後國民大革命“打倒學閥”時十分接近，但流傳範圍並不十分廣泛。**“學閥”一詞真正成為一種符號暴力是從“好人政府”成立開始的。**前文已述，北京學界對“好人內閣”的影響較深，隨着湯爾和入閣，各方對學界更加忌憚，“學閥”一詞的傳播範圍與恐怖程度也迅速增強，體現出各方對日益強大的學界勢力的不安。此前江蘇省教育會即使聲勢壯大，其目的也不過壟斷教育領域，而“好人政府”的出現表明胡適、蔡元培等“北大派”已涉足最高權力，以“學”幹“政”甚至是以“學”領“政”的趨勢呼之欲出，這勢必引發各方的猜測與恐慌，進而催化“學閥”話語的形成。

這一時期宣傳“學閥”危害性的主要是“北大派”的反對者：一是因學制問題與“北大派”產生矛盾的國立七校，他們對“學閥”的批判集中在教育領域，認為教育不能被“一黨一派包辦”。比如北京法政專門學校校長王家駒就曾在中華教育改進社第一次年會中竭力反對廢止法專，防止北大以改造法專為名行吞併之實，從而造成“學閥”。其他國立各校在壬戌學制制訂過程中與“北大派”產生分歧，也多次抨擊後者為“學閥”。二是“北大派”的政敵，包括“津保派”和國會等反對“好人政府”的勢力，他們認為“學閥”已登堂入室到中央權力框架之中，如若不加以遏制將對現有政治產生極大破壞。三是不認同胡適、湯爾和等人以“學”領“政”的其他團體或個人，這一羣體批判“學閥”不應以學者身份惑亂政治，失去知識分子的本真，“以純潔高尚之學界與氣焰喧囂之軍財政等閥相埒抗衡，而吾儕教育界之名譽亦自墮矣”。

“北大派”在學界與政界都引發了相當多的不滿，這就導致“學閥”被闡釋的維度更廣、層次更深。綜合各方言論，“學閥”具有如下特性：

**（一）“學閥”是一個特殊階層，發源於學界卻不代表學界的利益，有“一種反社會超階級之特性”，一旦得勢，便“與軍閥、政閥相勾結”。**這是日後國民黨能夠將“學閥”塑造成代表“大資產階級”與“買辦階級”利益、“帝國主義”幫兇的源頭，是令“打倒學閥”成為“反帝”重要組成部分和一種政治正確的關鍵。

**（二）學閥的擴張形式與軍閥類似，“學閥形成之後，當由本部而發出支隊，其意趣與財閥之多辦公司、軍閥擴張地盤完全相同……**一得機會即攫取官費，送若干人出洋遊學。又得一機會，即參與組閣，使其閥中之二三級人才，高據閣席，而且首領乃漸次取得學閥元老之名”。

**（三）學閥利用青年心理衝動以威嚇政閥軍閥，不僅要壟斷教育，其終極目的是要侵入政界，成為凌駕於所有階級之上的存在，危害極大。**第二、三兩點特性為國民革命時期國民黨宣傳“學閥”的危害提供了重要思路。

**（四）“學閥”雖能量巨大，但其存亡最終操於學生之手，若“被催眠之學生一朝醒悟，則坐享特權之學閥即不能不與軍閥政閥宣告脱離，而將其特別資格從根本取消”。**這是日後國民黨在鼓動學生羣體打擊“學閥”時反覆灌輸的觀念與宣傳重點。可以看出這一時期輿論對學閥的屬性、特點及存亡關鍵的分析形成了“學閥”話語日後被廣泛應用的內涵，之後在國民革命“打倒學閥”的革命實踐中，對學閥話語的賦予、想象與再建構事實上都以此為基礎。

人們對“北大派”的不滿與恐懼加速了“學閥”話語的形成並使之成為一種符號暴力，而各界對“北大派”是“學閥”的攻擊也深刻影響到教育部。在輿論看來，蔡元培、湯爾和、馬敍倫等“北大派”皆為學閥，王寵惠內閣實為由“軍閥”“外交閥”“學閥”組成的“三閥內閣”，“三閥”中最有力者為“學閥”。在許多人的認識中，湯爾和計劃與馬敍倫分別側重內閣與教育部，自己在內閣實現政治目標，令教育部次長馬敍倫對付教育部部員及各校教職員，同時依託教育部掌控北京學界，打通政學兩界，“將來學派統一，學兵眾多，即學閥與軍閥破裂決鬥之時，恐有槍之軍閥，終不敵無槍之學閥”。輿論將“學閥”——也就是湯爾和、馬敍倫等人，刻畫成試圖在政治、學術領域雙管齊下擴張勢力，最終超越軍閥成為統治階層的可怕角色。

**輿論視湯爾和等人為“學閥”並猛烈攻擊，固然有誇張之處，但事實上教育部這一時期的確受制於“北大派”。**人事安排上，湯爾和將浙江教育廳長馬敍倫調入北京擔任教育次長，其他國立七校支持的鄧萃英回到原參事任上。專門教育司第二科科長張宗祥被調往浙江擔任教育廳廳長，與蔡元培關係密切、曾任專門教育司司長的沈彭年繼任專門教育司第二科科長。湯爾和還將與自己關係要好的錢稻孫、洪逵等人調任為教育部秘書。這些人事安排確保了湯爾和對教育部的掌控。至此“北大派”取代七校，再度獲得教育部的控制權。其實不論教育部還是整個內閣，“北大派”都佔一席之地，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該時期北京政府的施政。至此，學界終於走到權力中心，開啓以“學”領“政”的嘗試。但與此同時，身處權力旋渦中的“北大派”處境日益艱難，原因在於北京政府政治框架中掌控最高權力的只能有兩種勢力，一是手握重兵的軍閥或其代理人，二是贏得國會多數席位上台組閣的政黨，前者擁有實力，後者佔據法統。相比之下，“北大派”既無兵權，也未組黨，真正進入權力中心時勢必遭到排擠。這種排擠不僅來自政界，學界內部的不同派別也參與其中。

因此這一時期許多人呼籲：“教育界全體都是如游魚在釜，大家還不同心協力以求渡過難關，而淨瞎了眼睛，先自兄弟鬩牆起來，則諸公的前途便可預卜了！”儘管如此，來自學界內部不同派別與政界的排擠伴隨“學閥”話語的流行，將鐵拳重重砸到“北大派”在政府中掌控的重要部門——教育部之上。

▍“學閥”語境下教育部對北京學界風潮的因應

在“學閥”話語盛行的背景下，教育部的教育行政因北大和七校間的矛盾鬥爭變得十分微妙。在“北大派”控制下，教育部通過壬戌學制，教育制度由取法日本轉為取法美國。儘管高專、高師、綜合大學、單科大學、師範大學在新學制中都佔一席之地，但新學制制訂過程中北大與七校的隔閡已經形成。彼時北京法政專門學校、北京農業專門學校、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迭起風潮，而教育部對這些問題的處理耐人尋味。

北京法政專門學校風潮源於新學制制訂。彼時新學制草案中關於高等專門學校的規定已形成共識，即保留高等專門學校，若能提升辦學層次，可改為單科大學。在此情況下，北京國立專門各校紛紛掀起改建大學的浪潮，北京法政專門學校亦在其中。此前廢止法專之議一度甚囂塵上，北京法政專門學校學生因此充滿危機感，故新學制草案甫一出現，就開始積極倡導改建大學。為此北京法政專門學校學生成立校務討論會，由學生及教職員代表組成，討論校內一切事務包括改建單科大學計劃。以學生為主體的校務討論會已經侵蝕到評議會的權限，校長王家駒對此頗為擔憂，但因學生一再堅持只能被迫同意。此後北京法政專門學校學生又提出選舉學生代表加入校評議會，但這違反了教育部對專門學校內部權力框架的規定，一旦實施，“教授治校”的特質將被削弱。為此教育部要求王家駒不得“再假借優容，致延誤青年”。儘管在教育部的阻擋下學生未能加入評議會，但校務討論會仍屹立不倒並享有很大話語權，同時引發未入會學生的不滿。兩派學生鬥爭不已，最終在彭允彝上台之際爆發巨大風潮，導致王家駒下台。**教育部此時的放任為日後的風潮埋下隱患。**王家駒是廢止法專的堅定反對者，是“北大派”的“勁敵”，曾在壬戌學制制訂過程中與“北大派”針鋒相對，極力呼籲不可武斷制訂學制從而造就“學閥”。此時被輿論視為“北大派學閥”的湯爾和、馬敍倫所掌控的教育部沒有對法專學生組織的校務討論會嚴加禁止，最終導致王家駒去職，湯、馬的真實動機令人懷疑。

北京法政專門學校爆發風潮的同時，北京農業專門學校也迭起風波。校長吳宗栻能力不足，被學生排擠，屢次向教育部遞交辭呈。教育部起初不同意吳氏辭職，但在收到學生二次請求撤換校長的呈文後，突然將辭職改為請假半月，令該校農科主任許璇代理校務。部分農科學生認為許璇才力不足、不堪勝任，反對教育部的處理方式，認為“吳校長辭職而教部給予病假已屬不合，又前次呈文上有本校教職員不得當本校校長，今乃以許叔璣代理，似乎蔑視眾意”。1922年11月15日，北京農業專門學校學生赴教育部請願，教育部承諾不會令許璇擔任正式校長。11月18日，許璇開除兩名學生代表，引發大規模的驅逐行動。學生集體罷課併發布宣言，斥責許璇把持校務、排斥異己。大規模的驅逐校長運動導致校內秩序紊亂，課業無法進行，教職員屢次勸告無效，遂於1922年11月20日致書教育部全體辭職。面對因任命許璇引發的風波，教育部卻始終置之不理，未曾將許璇撤換。許璇與馬敍倫同為浙籍、關係密切，因此教育部對農專風潮的態度令人疑竇叢生，輿論稱此為馬敍倫等人安插私人、擴張“學閥”勢力。

當此之際，北京高等師範學校也爆發了驅逐校長風潮。校長李建勳曾留學日本、美國，歷任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育研究科主任、校長，在學制會議中對高等師範學校改建大學的問題頗有見解。此時校內學生分為南北兩派，南派以江浙人為主，北派以長江以北籍貫為主。南派學生認為李氏昏庸無能、侵吞公款，於是召集會議決定驅逐之並籌建北京師範大學。此時輿論多認定此事與“北大派”吞併七校有關，南派學生在不知不覺間被“北大派”利用。 “驅李派”組織“校務改進會”，和“擁李派”針鋒相對。此外另有中立派學生組織“北京高師協濟會”，居間調停。

1922年10月12日該校自治會召集全體大會，討論校長去留。會議開始之際，“擁李派”要求清點人數，表示出席人數超過全體人數四分之三時會議才能開始。但“驅李派”認為人數已足，應立即開會，並推出周調陽為主席。然而周調陽登台後尚未發言，就被“擁李派”羣起攻之，理由為周調陽是“驅李派”中人，不能擔任主席。“擁李派”與“驅李派”爭論漸形激烈，甚至大打出手，最後先後赴教育部請願。“驅李派”學生手執白旗，上書“校長李建勳收買流氓毆打學生”等字樣，要求教育部撤換校長、保護被毆打的學生。“擁李派”請求教育部嚴懲“驅李派”，維護李建勳。雙方各執一詞，教育部表示須調查事實後方能處置，並派參事陳任中、科長謝彬前往高師查探。此後李建勳向教育部提出辭職，被後者擋回。

“擁李”與“驅李”兩派鬥爭日益激烈，紛紛利用輿論宣傳“驅李”或“擁李”的緣由，雙方各列出十三項條目。其中“驅李派”所列的十三條中，除指責李建勳貪污校款尚待查驗外，其餘十二條皆子虛烏有。此後雙方爭論的焦點集中於李建勳是否貪污公款。李建勳忍無可忍之下二度向教育部提出辭職，並希望教育部迅速派員到校查明真相，還自己清白。教育部並不為李建勳澄清名譽，稱校款用途部中已有考核，且須經國家審計手續，“無派員徹查之必要”，並勸説李建勳要包容，“一切不負責任之言，該校長樂育為懷，自不難曲為諒宥”，將李建勳的辭職改為請假十四日。李建勳非常不滿，三度上書教育部，“茲事匪特與建勳個人名譽攸關，而於學校本身及國家教育前途尤有重大影響，仍不能以大部有考核之責及須經國家審計手續為理由，以間執懷疑者之口”，堅持要求教育部徹查校款之事，不可含混過去。然而教育部卻對調查一事遲遲不予落實，反倒積極籌備改建大學，推動北京師範大學籌備會的成立。於是李建勳四度呈請辭職，稱“種種指摘，尤關人格”，強烈要求教育部“必須清查”。在李建勳的反覆要求下，教育部終於啓動調查，證明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賬目並無錯誤。然而教育部調查清楚後，卻聘請範源濂擔任北京師範大學校長，只讓李建勳在改建大學事成前暫時維持校務。此後，李建勳第五次上書教育部要求辭職，與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徹底脱離關係”。李建勳也是“專門派”成員，反對建設綜合性大學以防北大吞併七校。從教育部處理北高師風潮的態度，似乎有意要將李建勳這一“專門派”成員驅逐下台。

除北京大學講義風潮因校評議會的調解圓滿解決外，北京法政專門學校、北京農業專門學校、北京高等師範學校風潮皆無停止的跡象。這些學校風潮都由學生髮起，這與五四後學生勢力的發展密切相關。**新潮流、新思想影響下，學生極易對校務產生不滿。**時人對此曾作如下感慨：“五四以前的教員是老子，學生是兒子；五四以後，教員變成兒子，而學生變成老子了！”學生對改良校務熱情高昂，使得國立各校風潮頻發，校長、教職員束手無策。此時教育部理應出面解決，其處理方式卻令人不敢苟同。當北京法政專門學校校長王家駒無法阻擋學生干涉校務，後者勢力已超出正常範圍之際，教育部僅發佈一則警告，並未採取任何實際行動，導致學生更肆無忌憚，最終演變成驅逐校長風潮。北京農業專門學校學生因不滿教育部新任命的代理校長許璇紛爭不已，教育部卻對此置之不理，任由風潮擴大。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李建勳被“驅李派”學生污衊貪污校款，五次呈文教育部查明真相，但教育部始終拖延不辦，導致風潮愈演愈烈，令李建勳忍無可忍，在調查結果公佈後立即要與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徹底脱離關係”。可以看出，“學閥”主政下的教育部對各校風潮的處理顯得十分消極。

**教育部對各校風潮處理態度消極，直接原因是素有“學閥”之稱的“北大派”與國立七校的矛盾。****法專、農專、高師風潮，教育部的處理從結果上看都對“北大派”勢力擴張有利，也就是説教育部的消極本質上是另一種形式的進取，實際是“北大派”趁各校風潮迭起之機獲取更大的利益。教育部對國立各校本應是引領、扶持的態度，但卻演變為拆台的局面。**這種非常態情況主要源於北京學界內部對“學閥”的排斥，因此由“學閥”掌控的教育部對國立七校的破壞似乎也變得順理成章。

“學閥”話語的流行意味着學界勢力增強，這對廢科舉以來不斷邊緣化的學界本應是好事，但為何學界自身卻十分反對“學閥”，並因此上演一幕幕教育部與北京學界互相拆台的怪象？首先這與廢科舉後知識分子的分化密切相關。

科舉制廢除後，與政權失去制度化聯繫的知識分子通過控制學校與媒體擴大自身文化權勢，但各派知識分子在文化權勢擴張上的力度與成效並不一致，這種差異影響了知識分子內部的團結，也是“學閥”話語興起的重要原因。新文化運動、江蘇省教育會、“好人政府”……“學閥”語意的每一次轉變都與學界中某派勢力異軍突起導致他方勢力側目密切相關。這種側目與排斥的展現形式，更多表現為一種符號暴力——這與新式知識分子着重發展文化權勢的特徵密切相關，從這一角度看“學閥”話語的產生是一種必然。

此外，當與政統失去制度性聯繫後，從政不再是知識分子的唯一追求，這也是“北大派”進入權力中心時引發部分學界勢力不滿的重要原因之一。古代中國士大夫崇尚入世精神，認為學術帶來的政治效用遠比單純的學問精進更能體現個人價值。當科舉廢止後，多元化職業取代入仕成為廣大知識分子的出路，許多新式知識分子呼籲將鑽研學術而不是投身政治當成實現自我價值的重要途徑。但隨着內憂外患的增強，知識分子憂國憂民的傳統精神被喚醒，加上本身對政治的複雜情感，很多知識分子對政壇始終不能忘情。學術與政治兩種角色如何選擇，成為近代知識分子普遍面臨的難題。當“北大派”開始走向權力中心嘗試以“學”領“政”，這種行為在學界必然引發爭議，反對者則成為“學閥”話語的製造者與傳播者，顯示出其對自身所在羣體定位的認知和對政治與學術孰為終極追求的判斷。可以看出，“學閥”話語的存在顯示出近代知識分子在學術與政治間的糾結與掙扎，這種複雜情緒直接導致學界對“學閥”的排斥，進而破壞了教育部與國立七校間的關係。

對“學閥”極端排斥的不只有學界，政界同樣如此，這導致教育部在受到學界打擊的同時，又接連遭到政界的攻擊，處境岌岌可危。

▍“學閥”語境下北京政潮對教育部的影響

“學閥”語境的形成代表學界中的某派勢力已從壟斷學術發展到干預政治，以“學”領“政”的嘗試不僅令學界同人側目，也觸發了政界的敏感神經。

在中國古代，士大夫幾乎佔據整個官僚系統和民間社會領導層。但在民國北京政府時期，新式知識分子嘗試參與政治，卻不被政界接納，其原因需從更長線的歷史脈絡中尋求。**在傳統社會中，政道合一，知識分子有責任指導君主明“道”、行“道”，入仕為官乃使命所在。廢科舉後政道二分，從政統和道統來講知識分子都不再有從政的必需性，因此一旦進入政壇，招致非議在所難免。**此外，中國古代作為四民之首的士雖然在中央與地方政治框架中發揮着巨大作用，但這種作用是在皇權約束下發揮的，嚴守臣子本分的士成為大一統國家的有力維護者。1905年廢除科舉制令近代知識分子邊緣化的同時，也讓統治階層自此失去對知識分子的掌控。當知識分子嘗試通過組閣的方式重返政壇，他們的目標不再是與統治者成為君臣而是要成為真正的掌權者。這種充滿奪權意味的行動令統治者深感恐懼，也是“學閥”被政界極度否定的重要原因。

**北京政府時期知識分子以羣體形式進入權力中心共有兩次：一次是民初以新式知識分子為主的國民黨和舊式知識分子為主的進步黨爭奪國會第一大黨，第二次是20世紀20年代“北大派”進入“好人內閣”。**民初國民黨、進步黨通過控制國會多數席位上台組閣，背後的支撐力量是憲法與政黨政治原則，其對手主要是藐視憲政規則的軍閥勢力。而“北大派”進入政壇，藉助的是軍閥和外交系的支持，這使其相較於民初國民黨、進步黨而言面臨更復雜的危機。首先，軍閥和外交系並不能成為“北大派”的堅定盟友，前者與學界的政治目標差異巨大，後者在政府中根基尚淺。其次，“北大派”入閣後並未遵循憲政原則處事，導致之後不僅遭到軍閥的暗算，更有來自國會的打壓，這些衝擊最終落在“北大派”在北京政府中掌控的重要部門——教育部之上。

來自軍閥的暗算主要由支持曹錕的津保派謀劃。直奉戰爭後，津保派與洛派已現分歧。吳佩孚控制下的王寵惠內閣中，津保派僅佔一席，故萌生倒閣之念。1922年10月中旬，津保派與洛派就制憲與大選的次序問題爭執已十分激烈，這也使得津保派的倒閣行動更加緊鑼密鼓地展開，其中的重要環節就涉及教育部。1922年10月21日，津保派將領王懷慶密報黎元洪，有黨人宣傳過激主義、煽動叛亂，懇請政府懲處之。黎元洪將此事交內務部與教育部處理，並在給兩部的命令中指出，專訂法令反倒會激發事端，最好“無形取締”。內務、教育兩部遵照總統的態度，回覆王懷慶稱，過激黨最佳的消弭辦法就是澄清政治、調劑民生，並無取締的必要，四兩撥千斤將此事輕輕揭過。然而王懷慶並未善罷甘休。1922年11月7日各團體在北大舉行活動紀念“十月革命”，多名北大教授發表講話，內容激進。據王懷慶調查，此次會議由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鼓吹共產主義。王懷慶還指出，北京現有組織團體“圖謀破壞大局”者有二：一是共產主義黨，二是社會主義青年團。社會主義青年團北京分團以北大教授和學生為主體，負責聯絡學界，如進行“‘好政府’之預備”的胡適、李石曾等。王懷慶此舉意在打擊支持“好政府主義”的“北大派”，包括教育總長湯爾和。此後，津保派又指使教育部中不滿“北大派”的部員，以部校發款不一致為由起而罷工，將教育部推向水深火熱之境。

**如果説津保派的倒閣行動對教育部的破壞尚屬暗地進行，那麼國會則是明目張膽。**國會與王寵惠內閣不睦已久，王寵惠內閣中的諸多成員對國會也並不十分尊重。王寵惠、羅文乾等人雖是法學家，卻認為國會不是必須存在的。彼時國會大小政團數不勝數，內鬥層出不窮，人多鄙之。有吳佩孚當靠山，王寵惠認為沒有與國會相交的必要。王寵惠內閣公佈於國會休會期，始終未正式提交國會通過，此舉被國會視為藐視自身權威。院會關係勢同水火，最終羅文幹案爆發，王寵惠內閣失去吳佩孚支持而垮台。目前學界對羅文幹案前因後果研究得十分透徹，也一致認定羅文幹案是導致王寵惠內閣垮台的原因。但事實上，國會不僅對羅文幹窮追猛打，抨擊教育部也是倒閣的重要步驟。國會對“北大派”掌權的教育部早有不滿。湯爾和、馬敍倫二人出掌教育部不久，眾議院議員王恆的《論學閥》就刊載於各大報刊。該文分析“學閥”形成的原因、特點，指出“學閥”一旦得到機會，就參與組閣，使其成員佔據閣席，首領逐漸取得元老資格。文中“學閥元老”指蔡元培，佔據閣席的學閥成員指湯爾和、馬敍倫等人。可以看出，在“學閥”話語日益興起的背景下，國會議員對“學閥”佔據閣席十分不滿，這也與日後國會倒閣過程中打擊“北大派”掌控的教育部相呼應。羅文幹案爆發後，國會在吳景濂領導下乘勝追擊，攻擊教育部，加速了倒閣進程。

1922年11月20日，眾議院議員質問教育部，北京大學、北京法政專門學校、北京農業專門學校、北京高等師範學校風潮不斷，教育總長湯爾和措置乖方：第一，北京農業專門學校校長吳宗栻因受學生攻擊呈請辭職，教育部卻給假半月，以許璇代理，無異於以許代吳。第二，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李建勳被學生污衊，屢請教育部查辦均無回應。證明學生所言不實後，教育部不作任何制裁，“是非不辨，故長囂風”。第三，學生所言既為假，校長應當留任，但教育部卻聘請範源濂為新校長。第四，範源濂尚在國外，歸期未定，此次聘任未徵得本人同意。第五，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職屬簡任須經大總統任命，但教育部未呈請大總統就擅自預聘，“功罪不明，取捨任意”。在第六點質問中，眾議院畫龍點睛，指出此次各校風潮內幕與北大壟斷其他國立七校計劃有關，因李建勳作梗難以實施，故教育部唆使學生驅逐李建勳“以便造成學閥”，否則教育部“何以皂白不分，曲直莫判”。

眾議院指責教育部在“北大派”控制下為壟斷七校造成“學閥”，任由各校風潮發展而不做公正處置，雖查無實據，卻也事出有因。教育部在風潮處理過程中，所提拔的新任北京農業專門學校校長許璇與馬敍倫關係匪淺。被學生壓制或排斥、教育部見死不救的北京法政專門學校校長王家駒與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李建勳，都是在學制會議中反對廢除專門學校、與“北大派”意見相左之人。在國會質問書發佈後不久，1922年11月27日《大公報》刊登了所謂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學生向國會的請願書，所言基本與眾議院質問教育部的內容相同，怒斥教育部在各校風潮尤其是高師事件中處理不力，進而引出“教部受某大學派之利用，以包辦教育，而造成學閥”的言論，明為高師請願，實則抨擊教育部。該請願書無任何署名，後經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學生自治會澄清，乃是“受政客利用作倒閣之手段者所捏造”，這裏的“政客”明顯指的就是國會議員。

軍閥與國會通過沖擊教育部來打壓“北大派”，本質上是政界對以“學”領“政”的阻撓。北京政府時期政界對學界干政的打擊分為制度外與制度內兩類。北京政府時期當局既無封建君主時代的絕對權威，也無如科舉般可令知識分子甘心為自己效力的制度工具，這令其更傾向從制度外尋求約束、控制知識分子的方式，如“津保派”暗自策動逮捕“過激黨”和鼓動教育部職員罷工打擊“北大派”等行為。關於制度內的方法，當局主要利用彼時憲政體制的特點，將國會當成打壓異己的工具。合適的體制當能整合各方利益，但北京政府時期所確立的憲政體制卻是以國會為中心，其餘勢力都在權力外圍，導致國會極易成為操控權力、排擠異己的工具。民初舊式知識分子組建的進步黨被段祺瑞與安福系策劃的安福國會擊敗，此時“津保派”同樣選擇與國會合作，打壓“北大派”佔據重要地位的“好人內閣”。知識分子兩次嘗試進入權力中心，都被當局用國會打壓。制度內與外的打擊接踵而至，“北大派”以學領政的趨勢被遏制。

“學閥”語境下，打擊教育部成為“津保派”與國會倒閣的重要步驟。羅文幹案爆發後，兩派乘勝追擊，教育部內有索薪風潮、外有國會質問，地位難以維持。此外，國立七校也對教育部十分不滿，懷疑後者有吞併各校以造成“學閥”之嫌。“北大派”掌控的教育部成為“津保派”、國會與國立七校共同的敵人。政學兩方夾擊下，教育部最終難以維持，秩序崩盤，在王寵惠內閣下台後隨之易主。從此直至北京政府終結，由學界推舉教育部官長人選的時代一去不復返。隨着政局的發展，教育部整治北京學界的時代來臨，政學關係再度迎來鉅變。

**********▍**********結語

“學閥”話語的興起源於學界勢力的迅速擴張，後者這一發展趨勢直接導致直系統治時期教育部人事更迭與處境轉變。**科舉廢除後，知識分子失去晉身之階，發展自身權勢、重建社會重心成為這一羣體面臨的重大問題。然而知識分子進行的思想、社會與政治改造並不被他方勢力所認可，並被冠以“學閥”惡名，“學閥”話語的發展與流行，恰恰證明知識分子重建社會重心的失敗。**這種失敗折射出北京政府時期政治上的一些缺陷。

辛亥後真正面臨的問題，是如何通過制度來實現公意，可惜各方都執着於權力歸屬而非權威重建，因此各派勢力為一己之私互相爭權奪利，加重局勢混亂，私意無法轉化為公意。知識分子在發展權勢過程中也體現了這一問題。以舊式知識分子為主的進步黨爭奪國會第一大黨，希望藉此進入權力中心，着眼的是權力歸屬，所圖乃私利而非公意。因此後世在敍述進步黨被安福系擊敗的歷史時，多從派系政爭角度進行解讀。新式知識分子着眼於重建社會重心，先後致力於思想改造（新文化運動）與政治改造（好人政府），但仍無法體現公意，這也是“學閥”話語產生的根本原因。“學閥”話語在各個階段的演變，每每都精準指向學界在重建社會重心過程中的缺陷——即給人一種純為私利而非實現公意之感。例如當“學閥”首次向貶義方向轉化，就是因民眾認為新式知識分子掀起新文化運動“大前提還在名與利”，“借學術濟他的奸謀”。

此種説法雖誤解了新式知識分子的初衷，但也並非空穴來風。新文化運動是新式知識分子希望通過自身努力扭轉思想風氣，從而改變現時思想、政治、社會的現狀，這種想法本身就藴含強烈的精英意識。精英的出發點是否為實現公意以及有沒有能力代表公意，這種疑慮伴隨知識分子的權勢增長不斷在民眾心中擴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巨大阻力，同時也催化了“學閥”最為關鍵的語意轉向。“好人政府”執政期間，精英意識被證實不能代表公意。“好政府主義”的核心是要讓“好人”實現政治的清明，是充滿“聖王精神”的精英政治。在政治實踐上，相較於程序正義，王寵惠、羅文乾等“北大派”知識分子更看重“好人”的作用，這也導致了“好人內閣”與國會發展到水火不容之勢。王寵惠、羅文幹分別是耶魯大學、牛津大學的法學博士，精通憲政機理，卻總是與國會發生衝突。事實上他們真正反對的是國會背後爭權奪利的各政團，即希望能夠摒棄派系鬥爭的私意，以“好人”來實現真正的“公意”。然而就從他們架空國會開始，就已註定無法實現“公意”，最終在“學閥”語境下遭到政學兩界的一致討伐。

如果説民初各派勢力無法將私意轉化為公意，是辛亥後共和體制逐漸轉向國民黨黨國體制的關鍵原因，那麼20世紀20年代“好人政府”失敗所反映出的問題則進一步為國民黨建立黨國體制的必要性提供了證明。“好人政府”最終失敗，除“北大派”知識分子不能代表公意的原因外，沒有嚴密的組織以及背後無有力的支持力量都令其在政府中孤立無援。**近代以來，知識分子通過省界、業界形成的聯盟，一般是不具有嚴密組織和綱領、可自由進出的鬆散聯盟，這種鬆散聯盟根本無法承擔重建國家權威的重任。**與上海知識分子能夠和資產階級結盟不同，北京新式知識分子多為學院派人物，與地方勢力脱節，政府內外都沒有後援力量，因此當“好人內閣”被軍閥與國會聯手打擊時，“北大派”毫無反擊之力。有鑑於此，改造政治的力量，必須擁有嚴密組織和廣泛的動員能力，而日後國民黨所組建的政黨恰恰具備這兩點。國民黨集權於黨，以政黨整合國家與社會，認為自己可以代表人民的整體利益，從而解決北洋政府無法實現公意的問題。但在民國時期，如何藉助制度實現公意，知識分子又如何重建社會重心，這兩大問題始終都沒能得到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