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是“樹”還是“河”？——評吳國盛的《什麼是科學》丨展卷_風聞

“樹”的比喻與“河”的比喻有巨大差異。樹是由根部長出莖再有樹枝，而河是由涓涓細流匯成洶湧幹流的。科學史在整體上很難用“種系發生”（分支系統學）的思路來理解。

撰文 | 劉華傑（北京大學哲學系）

《什麼是科學》第一版和第二版國盛第一時間就送我了。國盛希望我有空寫一則評論，長短皆宜。按我的推測，可加一條：表揚和批評都歡迎。國盛是公認的才子，才華橫溢，功成名就。更多的表揚不會增加什麼，從圖書銷售的角度看，某種商榷反而可能有點意義。須先強調幾點：我跟國盛曾是一個教研室的同事，而能成為同事國盛幫過忙，從科學與社會研究中心調到哲學系是國盛的建議。國盛到清華任職是北大的巨大損失。第二，我最早是從國盛那裏聽説自然科學之博物學傳統的，這個對我啓發甚大，以至於後來到處吆喝博物。

吳國盛，《什麼是科學》，商務印書館，2023

《什麼是科學》是在科學哲學和科學史研究的基礎上，用流暢語句完成的優秀論著。它是高水平的學術作品，但以高中生能夠閲讀的形式呈現。內容基於作者的長期教學和學術研究，敍述中使用了許多材料，卻能跳出具體細節而達成有特色、有啓發性的概括。

如今“科學”是個大詞、大事，國盛對科學本性的刻畫儘可能做到有理有據，但就若干邏輯側面而言，可能還有不協調的部分，這是我要商榷的。

國盛同時治科學哲學和科學史，但不是具體的、分支的、經驗科學史，而是科學思想史，起步早、起點高。但此書對“X是Y”這類天生帶有本質主義預設的問題，並沒有給出完全自洽的邏輯刻畫。圖書一開始就提及，討論科學是什麼，人們有許多考慮，背景相當不同。有語法層面、語義層面還有語用層面（政治層面的也可歸於此）；在縱橫兩個維度上都可以從容地展開。有如此多的層面和角度，對“什麼是科學”就不容易給出簡單的回答。國盛可能想給“科學”或科學的核心部分（數理實驗科學）以某種不含糊的回答，而這就難免不自覺地被某種本質主義帶進溝裏（思想史“幽靈附體”）。第一版面世後有人已經指出這一點，當然我也注意到國盛對本質主義的一些反省。在漢語中，“什麼是科學”與“什麼算科學”有關聯，但感覺上是不同的事情；“科學是什麼”與“科學算什麼”差別更大。國盛的書想照顧多個方面，邏輯上就難以處理。在我看來，對於“科學是什麼”宜給予某種本質主義的回答，對於“什麼算科學”則應當給出約定論的回答，當然兩者都要列標準、講道理。順便説一句，都包含建構的成份，本質主義、思想史進路聲稱不建構，其實建構得比誰都生猛！

國盛在前言中説“今天我們稱之為科學的東西本來就是來自西方的，要理解什麼是科學，就必須回到西方的語境中”。對這一句子，籠統講我也是贊成的，就現實社會需求而論我也支持由此而推導出的一系列操作性主張，但細究起來，就不能認同了。

較真來看，此一句子預設了其科學概念的所謂本質。表面上，它沒有否定科學的多種來源，但是實際上它強調了西方是其最正宗的起源，而且有排它的味道（表現不明顯）。“回到西方語境”，表面上看也沒問題，但為何只是西方語境，為何不提埃及、阿拉伯、中國、印度等非西方語境？難道在古代非西方地區沒有對“科學之河”的匯聚起到作用？“科學之河”是我的比喻。在此“河”上，勘定河流長度時經常要上溯那條最長的“支流”。在我的比喻中，希臘再重要，依然是“一條支流”（相對於河之下游“主流”而言大家都是支流），當然可以加上修飾詞以強調某一支的重要性。這是就科學之知識、方法和精神全方位而言的，包含時空兩個維度。簡單講，科學（技術）無非是某種“知行體系”，人這個物種要生活，就得有相應的東西，多一點少一點而已，希臘“那旮旯”確實多一些，如此而已。讀者可能注意到，我偷偷加上了“技術”兩字，其實不加也無妨。科學與技術從來不能完全分得清，兩者總是交織在一起存在的，只是為了敍述方便才分離出抽象的部分和具體的部分。就此一點，我反而認為“技科”（technoscience）一詞適用於描述一切時代，古代天文學、老普林尼博物志、伽利略力學、愛因斯坦對同時性的研究都有着顯然的實際應用背景。擴展“技科”的適用範圍也可順便提升技術哲學的地位。

國盛的潛台詞在下面一句話中有顯露：“中國古代沒有科學，根本不是偶然的錯失，而是存在的命運。”不必細究“錯失”一詞的確切含義，它至少表露中國古代以至到現在一直缺乏某種東西。缺乏什麼呢？缺乏西方科學（中國缺乏西方的東西非常自然，就像希臘人不認漢字一樣）。如果把“西方科學”四字寫全了，我沒有任何意見；若只寫“科學”則講不通，會與此書第五章第六章打架。如果不採用“又有又沒有”的辯證法來論述的話，確實有問題。因為後面又講了“譜系”的事情及“傳統中國的科學”，“在理性科學與技術之間，還有一大類知識存在，這就是博物學（自然志）。我們或許可以用‘小樹’來比喻博物學” （249頁）。要注意，“樹”的比喻與“河”的比喻有巨大差異。樹是由根部長出莖再有樹枝，而河是由涓涓細流匯成洶湧幹流的。科學史在整體上很難用“種系發生”（分支系統學）的思路來理解。書中還指出，“在這個譜系中，除了佔據最右邊的西方特有的理性科學之外，博物學特別值得我們注意”（240頁）。理性科學西方特有嗎？別的地方一點都沒有？

在此書中，國盛小心翼翼避免直接説“博物學是科學”（在此書之外的雜文中確實説過類似的話，比如“博物學是完善的科學”），卻不得不提及自然科學的博物傳統。那麼，人們不免要追問：博物學傳統算不算科學？部分算、全都算還是都不算？按本質主義的進路，很難回答這類問題。自然科學有多少傳統？國盛這裏主要講了數理實驗傳統和博物學傳統，即兩大傳統。英國科學史家皮克斯通有另外的劃分，我本人則傾向於至少劃出博物、數理、控制實驗和數值模擬四大傳統（也是韋伯意義上的“理想類型”），因為“數理實驗”包含的不是一類事情而是兩大類不同的事情，前者與數學模型有關，後者對事物的高度簡化和還原論有關。籠統談實驗也不合適，博物學中也做實驗（比如達爾文），雖然深度不夠。達爾文與孟德爾做的宏觀植物實驗，也有差別，後者最終通向了現代意義上控制實驗。麥克林托克的實驗更復雜，用到的理論工具也更多。四大傳統的劃分當然不完備，也沒法做到完備，只是説至少包含這些“理想類型”，它們之間也可以組合。

上面的引述也透露，在國盛看來，雖然博物學也重要，但與數理實驗相比較，就是“二等公民”！這是可以理解的，用“求力”“影響因子”之類的缺省標準來衡量，博物學確實差得很（但不等於博物學不是個東西、不值得延續）。但是這樣的分級，不是回答“什麼是科學”的恰當方式。追問一句，博物學及地方性知識究竟是不是科學？回答不是科學有問題，回答是科學也有問題。對於後者，我最近專門寫過文章也做過“分享”，大意是博物學不是科學的真子集，這裏不展開。

《什麼是科學》算是高度重視博物學了，用了相當多的文字討論博物學，但對於平面化的、認知級別不高的這類探究方式，此書依然説“博物學也是來自西方”（第272頁）；在其他場合國盛也説過類似的話，許多人還覺得頗有道理。這首先令我想起曾經的“西學中源”説。這兩者其實都不值得當真。“博物學也是來自西方”可能有兩種意思：（1）“natural history”這個詞來自西方。這是事實，太正確了，接近於一種分析陳述，沒啥信息。這相當於説“西方的是西方的”。（2）西方以外原來沒有博物這類東西。這是一個綜合陳述，有信息，但很難令人信服。東北有句俗語，“不把豆包當乾糧”。地中海那地方的人吃葡萄、探究葡萄，中國這地方人吃桃子、探究桃子，憑什麼前者可以算博物學，後者不算？各地人都看星星看月亮，在對象上都指稱同樣的星星和月亮（暫按“實在論”的敍述），都“發明”了自己的素樸天文學。我説的“博物版古代四大發明”茶葉、蠶絲、瓷器、豆腐難道不算正經學問，或者説來自西方？

有人可能不服，認為西方的natural history有結構有體系，自成一種獨特的東西，是非西方所沒有的。我的回應則是，對於深刻程度不同的“譜系”，一端是高深抽象的數理成果，另一端是膚淺具體的經驗總結，前者西方特徵確實濃重，但在譜系中也是為衰減的，到了博物一端，世界各地的做法沒有根本上的不同，都與直接的餬口、謀生、規避風險有關。説圓錐曲線、慣性定律、加速度概念、麥克斯韋方程組有明顯的西方特徵，必須承認，但説種品嚐野果（包括辨識本地植物，做出某種分類）、種莊稼、養花都是從西方學來的，就勉強了。説到底，博物學接地氣，是生活世界的底層學問。佩西和白馥蘭的《世界文明中的技術》討論了世界各地多種文化中心的技術貢獻，其中自然包含一些博物層面的內容，不能説它們都來自西方。實際上《什麼是科學》中又多次提及“中國古代缺少數理實驗科學，但不缺乏自然志”（第272頁）還給出許多例子，而“自然志”就是國盛意義上的博物學。於是，前後聯繫起來考慮，邏輯上就顯彆扭。在我看來，論起源的話，科學技術從具體的到抽象的整個譜系（從博物到數理），不必然只有一個起源；以“河流”作譬，此河有多條支流，各支流性質上沒有根本性差別，貢獻的水量或水質可能有些差別。可以説某條是清流某條是混水，但匯合起來都是水。就算某一支流非常突出，是其他支流的十倍百倍，依然缺少系統發生學意義上的必然性（理論上可以設想其他可能性，比如某個消失的非西方文明發展出了更高級的數理實驗學問，但沒傳下來），邏輯上也無法將科學的本質與西方關聯起來。

其實在實踐層面，我們的分歧並沒有那麼大。我們都毫無疑問地認為，當下國民的科學精神嚴重不足，應當學習，包括向西方學習，其實幹脆點説主要就是向西方學習！那麼為何要強調理論層面、邏輯上的細微差別呢？因為這涉及對未來可能科學的憧憬。此書的書名《什麼是科學》似乎限定了對當下科學技術的批判性分析和對未來科學技術的展望。國盛在別處做了許多相關工作，但因為某種原因沒有整合進來。如果從“科學元勘”和文明演化的考度考慮對當下“技科”的批評以及對將來科學的期盼，國盛前面的若干敍述可能就需要弱化，就得做出讓步。但是，那樣的話，整部書將承擔複雜的使命，至少是雙重使命，一是啓蒙二是再啓蒙。而從鴉片戰爭到現在連啓蒙都沒完成，對公眾甚至科學家還要談再啓蒙，豈不亂了套？“半啓蒙者”也不服！

可是，現實問題擺在那裏，科學技術並非一切都光鮮靚麗。優點可能就是缺點！西方主流數理實驗科學技術成功之處，恰恰暗含着它帶來的一系列問題，現代社會的許多大麻煩它難脱干係。有力量的東西，本身並不在邏輯上自動意味着善、應當。我個人考慮博物學平行於自然科學存在、演化，用的是非本質主義的觀念，也是一種建構，更多考慮到當我們批評當代科學技術的種種問題時能否端出一點正面的可操作的東西。我從人類歷史中尋找（不是從當下找，也不是從未來找，因為我覺得歷史上用過的東西多少靠譜一點，況且不只人類在用，其他生命也在用），找來找去，看中了“博物”（在不同文化中有不同的叫法）。現在自然科學真的遠離了公眾和胡塞爾意義上的“生活世界”，非專家根本搞不懂科學技術的細節（專家也是隔行如隔山）更無法親自操作，那麼普通人如何有效地、理性地訪問世界、訪問大自然？現代“技科”號稱“自然科學技術”，但已經“不自然”，不管“自然”是取西方的含義還是取中國古代的含義。博物學進路是否走得通？誰知道呢！只能走走試試，試比不試強。悲觀的看法是，沒戲！但知識分子不可能是完全的悲觀者，推遲毀滅是該做的，看清楚後至少不能繼續為虎作悵吧。麻煩之處在於，技科中的好與壞總是分形交織在一起，無法分離，於是辯證法就得用上。而辯證法用得不恰當，就成了“變戲法”。

小結一下，國盛似乎想對科學進行一種精確描述，退一步是刻畫其最核心的部分，包括精神氣質和主要方法、知識傳統，但是，如果“科學”不是一個自然類（natural kind），甚至談不上“家族相似性”，那麼這個任務就難以完成。解決辦法是，徹底放棄本質主義、思想史的進路，轉而用社會學、人類學的方法給出非本質主義的刻畫。這樣描述出的“科學”這個“筐”的邊界是動態的，有進有出。人們總是需要科學這樣的“筐”，裝什麼，裝多裝少，都是可以商量的。自然，不是誰都可以進場商量，話語權掌握在權威手中。他們每天每月每年都實實在在地操作着什麼是科學什麼不是科學、什麼是好的科學什麼是不那麼好的科學，因為這直接與項目、資助額度、就業崗位、激勵機制聯繫在一起。而人文學者通常進不了圈子，只能在圈外嘟囔幾句，一不小心還會撞雷。可是，鑑於科技對人類、對蓋婭的重大影響，又必須讓更多圈外人士介入討論，這如何操作呢？用風險社會學家的語言講，科技本身包含的、藴涵的風險對於圈內人可能是盲的。短期化是當代科技不可否認的存在！於是需要變革。

作者注：此文初稿寫於2023年1月25日，刊於《中華讀書報》2023年2月15日第16版，此文為原稿。另，此文發表後我從網上搜索，發現2016年4月30日呂乃基老師在科學網貼出一文《河流與大樹：析“科學素質”之爭》，恰好已經用到河與樹的比喻，含義也差不多。而呂老師的此文內容主體部分來自呂老師的一部書《科學與文化的足跡》第一章。特此註明，向呂老師致敬。

編注：此文原題為《科學“樹”與科學“河”——評吳國盛的<什麼是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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