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征,紅軍從苦難走向輝煌(四)_風聞
春天的晨风-02-26 14:00
遠征,紅軍從苦難走向輝煌(四)
四、此時的國內社會狀態:工農武裝割據與土地革命
(一)十年內戰
在大屠殺之後被迫武裝自救自衞的中共,續“三大暴動”失敗之後,以土地革命為旗幟,在南方各地陸續建立起贛南閩南、鄂豫皖、湘鄂西及左右江等著名紅色根據地。在當地農村占人口超過90%被組織起來的這些文盲農民,拿起武器,在鐮刀鐵錘的旗幟下聚集起來。在明確了為誰而戰後,為了捍衞自己的尊嚴和土地,在戰場上表現出非凡的戰鬥力和生機。蘇維埃土地運動從南到北,此伏彼起,革命者前赴後繼,用鮮血和生命追求着自己的理想,實踐着人生的信仰。
在十年內戰中血流成河!兩個敵對陣營的眾多成員間,也於此結下了血海深仇!【第六章《陷落》】。
(二)三大主力紅軍的形成和發展
自“八七會議”作出“武裝反對國民黨反動派”決議開始,到1930年蔣在“中原大戰”最終瓦解馮閻桂新軍閥勢力之前,蘇維埃運動在深受大革命影響的中國南方多省邊界地區得以蓬勃發展,工農紅軍在這四年間得到了迅猛而空前的發展。到李立三制定“會師武漢,飲馬長江”之際,正規紅軍已達到10萬餘人。出現了紅四軍(朱毛)、紅五軍(彭德懷)、鄂豫皖紅四軍(許繼慎)、紅三軍(賀龍)等主要紅軍力量,這也是後來三大主力紅軍的雛形。
紅軍的源頭在南昌暴動失敗後,由朱德(起義軍國民革命家第二方面軍第九軍副軍長)、陳毅(73團政治指導員)和王爾琢(74團參謀長)在天心圩整編出來的一個縱隊。縱隊下編一個士兵支隊,下轄三個步兵大隊、一個特務大隊和一個機炮大隊,還有一個由軍官組成的教導隊(P117),共800人。就是這800人,經過“朱毛會師”,以毛澤東在湘南秋收暴動失敗後“上山”創建的井岡山作為初始根據地,成立紅四軍(核心即由朱陳王部隊編成的28團和以秋收暴動餘部編成的31團),聯合再次會師於此的彭德懷由平江起義建立起來的紅五軍(骨幹是由其任團長的原湘軍一師一團和黃公略帶來的師隨營學校官兵)發展起來的,這也是隨後江西中央紅軍(紅一方面軍)的核心力量。
初創於當地黃安“撲城”農軍,先是許繼慎後由徐向前(象謙)創立發展起來的鄂豫皖紅四軍。紅四方面軍據此成立,這是隨後張國燾在川陝根據地得以由四個師擴增為四個軍的建軍基石。
紅三軍是在南昌暴動失敗後回到家鄉湖南桑植縣洪家關鄉的賀龍,藉助老家賀氏宗族力量與他在當地的傳統影響,在周逸羣、曠繼勳的幫助下發展起來的。帥旗始終不倒,憑藉的是“兩把菜刀鬧革命”起家的賀龍的崇高威望,而怎麼打仗則是曠繼勳等人的功勞。隨後同蕭克、王震領導的紅六軍團並肩聯合作戰,即著名的二六軍團;直到在甘孜與由原中央紅軍紅九軍團改編的紅32軍,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
不過,在早期紅軍中最有聲譽的將領還是“朱毛彭黃”,還有王爾琢和伍中豪,可惜後三人都犧牲得太早了。隨後方有林彪的橫空出世,他也是在血與火、幾經挫折之後,才得以成就大名的,並繼而成為朱德的影子、朱德所遺軍職的遞階候補者【第四章《圍剿》】。
(三)烈火真金
在中共歷史上,出現背叛高潮的有兩個時期。
一是在“四一二”,另一個就是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之後。前者,中共黨員從大革命高潮時的五萬餘人一度減少到萬餘,鋭減80%,由此黨的組織形態大變;後者,使蘇區組織體系崩潰,除少數遊擊力量外,四年奮鬥成果盡失,這也是隨後小蔣能在贛南推行“新政”、桂系抗戰後之所以能夠長期植根於大別山地區的根本原因。
當然,這其中的主體,還是因為黨組織系統崩潰之後造成大量成員脱黨所致。這種情況如同1946年在全面內戰爆發後,中共代表團從重慶撤退之際,原由南方局領導的中共川東特委(小説《紅巖》中提到的重慶市委即重慶工委,其實受之領導)都同組織失去了聯繫的情況很類似。而在脱黨的這批人中,真正選擇背叛並加入國民黨體系,直接反對共產黨的人,為數並不太多。然而,這批人中的叛徒對黨的事業的危害性卻最大。早期上海特科竭力要清除的對象,也是其中賣身投靠最主動如黃弟洪、知曉黨內重要機密如白鑫這樣的叛徒。
這部分人主要是政治投機分子。在革命高潮時被時代“捲入”黨內,一遇到風險尤其在生死關頭就選擇了“自新”,這是其中最主要的思想根源。有不少這樣的人蔘加了中統組織,在1930年上海中共地方組織被其破壞,在行動中充當“細胞”的就有不少這樣的人,
在此不得不提到的是,中共莫斯科六大後由共產國際扶持的“留蘇派”(主要是中大和東方勞大的年輕學生出身、主幹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他們以國際宗派的面目現世,在黨內執行的極端政治政策和組織政策,也是導致黨內分化的重要因素——顧順章叛變的直接原因就在於此。否則,當昔日中央特科第四科科長李強,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寬鬆時期去上海看望顧順章遺孀和女兒時,就不會有那些頗具情義的話語之言了。個人觀點,顧的命運是那個時代的悲劇。當然,主要還在於其性格上的一些本質性缺憾所致。
而在紅軍將領中出現的叛徒,在本書中提到的從孔荷寵到老資格的龔楚則又各具自身的特點。但是,對中國革命再次陷入低潮之後來自內心的失望,加之身處紅軍高層所看到的那些因“肅反”極端化等原因形成的陰暗內幕,如“富田事變”打AB團、如項英對留在蘇區原寧都起義的“紅五軍團的十幾個人”(P264)的處置方式,也包括個人地位的跌跌起伏,都應該是其中互為因果的間接動因。
這再一次證明,人的思想是會隨着環境與形勢的改變而不斷髮生變化的。在隨時可能面臨生死抉擇的殘酷戰爭環境中,這的確是最能考慮一個人的意志與信仰的時刻!
因此,陳毅元帥在腿部負傷的情況下,同項英一起堅持了三年艱苦卓絕的南方游擊戰爭,如果沒有堅定的革命理想和革命最終必將勝利的信念是絕對辦不到的。就如同他在南昌暴亂失敗後協助朱德成功保留了革命的火種一樣。但是,這一次形勢更嚴峻、條件更惡劣、希望更渺茫——他不但是革命的倖存者,更是其中的幸運者!
其實,以陳的家族勢力,如果此時陳毅脱離隊伍還是很具出路。記得他的兩個胞兄當時就已在國民政府中擔任要職。
在譚家橋戰鬥失敗後,紅十軍團領導人方誌敏、劉疇西、胡天桃因不屈而最終被害也是這樣。正如第九章的章名“烈火真金”所言,真正革命者,正在這樣一個過程中百鍊成鋼的!
也因此,龔楚(井岡山時期“朱毛龔”中的那個“龔”、中央軍區參謀長),孔荷寵(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曾經的湘鄂贛邊區總指揮兼紅十六軍軍長),陳洪時(湘贛省委書記),曾洪易(閩浙贛省委書記),這些“很左的人一瞬間變得很右”(P260)的人,也就不過成為了中國革命洪流中的過眼雲煙!【第九章《烈火真金》。討論中共兩個重要軍隊的叛徒與陳毅的革命堅定性,如果加入顧順章等人作為反證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