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死亡，是土耳其自己的“選擇”？_風聞

雖然過去的20年裏，土耳其的每一次危機，最後都成了埃爾多安這位**當代“蘇丹”**的權力的墊腳石，但2023年2月6日從土耳其東南部到敍利亞北部的大地震卻直接命中了這位“現代蘇丹”權力結構中最薄弱、最核心、最底層的一環。

截至寫稿的時候，里氏7.8級地震已在土耳其造成超過十五萬人死傷，還有無數人被埋在了廢墟中。

比起冷冰冰的傷亡數字，一棟棟現代化設計的酒店、公寓、住宅樓，如豆腐般垮塌的視頻更加觸目驚心。

中國救援隊員在破拆中發現，倒塌建築主樑水泥質量差，一掰就碎、一鑽就松，露出光滑的鵝卵石與稀疏的鋼筋骨架，用的還不是最常見的螺紋鋼，而是又細又脆的圓鋼筋，導致支撐結構脆弱，根本談不上抗震性，還給救援增加了危險。

還有大樓在整體傾倒後，被人發現竟然連地基都只是意思了一下…..

隨着一道道逮捕令發出，地震區域的工程師、承包商們跑的跑、抓的抓，埃爾多安被推到了風口浪尖。

因為他在執政期間，四次發佈“建築特赦”令，每一次都是用收費方式，一平米十幾美元，將幾十上百萬棟非法建築合法化，埋下了數不清的安全隱患。僅2018年一次就赦免了750萬棟房屋。

但在大多數土耳其人看來，絕對是個德政，這是投票給埃爾多安的最好理由之一。

因為土耳其官方數據顯示，全國一半房屋不符合建築安全法規，辦不了正規手續，所以“特赦”就是給黑户轉正，從普通人到建築商再到地方官員，你有了房產證我收了轉正費，大家都高高興興，選票大大的有。

2019年，埃爾多安在選舉造勢的時候，還吹了一波“建築特赦”。

如同美國民主黨動不動拿赦免非法移民混選票，就會滋生了地下移民中介業務一樣。土耳其對非法建築常態化的赦免，給本就腐敗重重的土耳其建築行業帶來了理直氣壯鑽空子的理由。

你忽悠房子，房子就忽悠你。

承包商隨便建，隨便糊弄，水泥鋼筋能省就省，三層地基懟上十八層，什麼抗震消防，紅包它不香嗎？拿不到證過不了審有什麼關係？只要給埃爾多安投票，過幾年就合法了。

但埃爾多安能靠“建築特赦”持續撈選票這件事也很奇怪。

因為他執政二十多年，全國各地大地震近十次，每一次都多少暴露了“建築特赦”導致的垮塌問題，但土耳其人轉眼就忘，每次罵完回頭就是一個：真香！

問題的根源，還是中國人熟悉的，房地產的經濟支柱問題。

01

如果説土耳其這些年的經濟有什麼制勝法寶的話，大膽印鈔，絕對是第一位。

十年前的2013年，1美元兑換1.8里拉。

現在則1美元兑換18里拉。

你美元大放水，我里拉放得比你還猛，十倍你怕不怕。

顯然，土耳其的經濟實力遠遠遠不如美國，所以為了讓里拉在不斷超發的情況下，金融秩序和社會運轉還不至於崩盤，埃爾多安想盡了辦法。

最近一次是在2021年9月，當時土耳其央行曾連續4個月降息，從19%降到14%，500個基點，讓里拉的匯率在年內跌幅一度超過了50%。

當時土耳其的民眾們就紛紛把里拉換成美元或黃金來避險。這同時，土耳其的通脹也在加速，11月份通脹水平甚至超過了20%。

2021年12月20日，土耳其政府推出了一套救市措施，刺激出口，提高養老金、補貼民生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當中有一個應對匯率貶值的**“愛國儲蓄”**：

給本國民眾們開設一個特別的“匯率保護賬户”，只能存里拉。

這個賬户是有固定的存續週期的，在週期內，民眾們就等於跟國家綁在一起在打里拉的匯率保衞戰了，而且你要是鎖定期未滿就把里拉賣掉了，不但沒有利息，而且只能以最差的匯率來兑換美元。

但土耳其人也不傻啊，所以作為一起打保衞戰的回報，土耳其政府規定，如果里拉貶值了，那蒙受的損失，土耳其政府會印錢補給你，穩賺不虧。

這就叫，只要你愛國，國也愛你。

等於是政府在承諾無限兜底了。

埃爾多安敢這麼拉着國民一起賭，有兩個前提：

一、土耳其政府威信與信用不崩潰，能夠從國際上獲得外部輸血，里拉的法幣地位就有背書。

二、里拉貨幣在規模擴張的同時，有資產願意支撐起土耳其的債務。

如果沒有這兩個前提，單純靠印鈔來解決印鈔過多問題，貨幣貶值遲早會失控，最終整個國家經濟都淪為龐氏騙局。

這個政策一發布，里拉的匯率馬上扭轉了頹勢，短短几個交易日就飆升了50%以上，一度創下了歷史上最大的單日波幅。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在沒幾天之後就宣佈説，本國的里拉存款增加了接近20億美元，一下穩住了經濟。

埃爾多安憑什麼可以讓土耳其老百姓願意和里拉捆綁在一起？

哪怕是賈躍亭那個小盤子，也得弄個“生態化反”、“為夢想而窒息”才能一次次忽悠住股民和投資人吧？

土耳其靠什麼畫大餅呢？

主要是埃爾多安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夢”，以及土耳其政府的地緣政治影響力。

比如北約成員國、準歐盟成員、中東準話事人、俄烏衝突調停人、黑海水道保安、突厥國家老大（自封）、奧斯曼的繼承者等等等……

別看這些虛頭巴腦的東西不管用，但埃爾多安在政治外交上四面出擊，的的確確身處中東、東歐、巴爾幹、高加索這四個火藥桶中心的土耳其爭取到了儘可能安定的經濟發展空間。

在俄烏戰爭中，由於歐洲國家特別是東歐、中歐國家淪為了美國戰略的附庸，不得不切斷、或者被切斷過路俄羅斯天然氣管道，而同為北約國家的土耳其憑藉其左右橫跳、斡旋四方的屬性，反而能夠安逸的享用每年150億立方米俄羅斯管道天然氣的紅利。

埃爾多安還把俄羅斯和烏克蘭雙方代表拉到了一起，成功簽署一項旨在解禁烏克蘭糧食出口的恢復黑海運糧通道協議，緩解了全球糧食緊張，獲得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的高度讚揚，恢復了不少國際聲望，也能按住外國資本信心動搖收拾跑路的打算。

但匯率穩定，對於土耳其里拉而言是暫時的，如何轉化銀行賬户裏實實在在的現金流才是關鍵。

那麼支撐里拉印鈔和擴張的資產又從哪裏來呢？

答案是基建和房地產。

02

基礎建設投資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經濟引擎，其實土耳其也是一樣，甚至因為工業化歷史淵源，土耳其對房地產依賴更加嚴重。

因為相比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土耳其只有“投資”這一駕。

一百年多前，由於緊挨着歐洲工業發達國家，奧斯曼帝國時代的土耳其被傾銷的程度不亞於滿清，而且國內工礦企業也大多是外國所有。

1923年，凱末爾實現土耳其建國後，沒有辦法暴力收回所有外國資產，而是在不得罪歐美國家的前提下，優先選擇了輕工業，慢慢積累資金髮展重工業，然後贖買外國人控制的工礦企業。

而且由於與西方經貿關係不錯，凱末爾雖然學習蘇聯搞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還制定了五年計劃，但卻是個現實主義的保守派，沒有革命底氣，跟殖民者徹底翻臉是不敢的。

凱末爾自己所掌控的土耳其民族資本也主要集中在利潤高的金融、商業和房地產，沒有貿然向難度更大的工業過渡，至於廣大中西部的鐵路等基礎項目還要依賴外資進行開發。

等土耳其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慢慢從建國的混亂、落後中緩過來，三十年代的全球大蕭條引爆第二次世界大戰，土耳其的重工業發展一而再再而三被耽擱。

好不容易等到二戰結束，接二連三的石油危機與中東戰火導致能源不能自給自足的土耳其，經濟發展路線隨着政局動盪左右搖擺，重工業始終沒有成型。

缺乏重工業與基礎部門的後果就是，今天土耳其雖然擁有一個體量還不錯的工業體系，四五千億美元的貿易規模，佔國民生產總值的40%以上，全球排名靠前，但整個全鏈條嚴重依賴進口來維持經濟增長。

比如，土耳其前五大逆差來源地分別是，俄羅斯（能源、糧食）、中國（機電、日用品）、印度（糧食、紡織品）、韓國和美國（高端電子與消費品），可謂是從上游到下游，樣樣不足，出口越多進口更多，哪一個環節出問題，土耳其的貿易赤字就上漲。

土耳其貿易赤字

由於連年赤字，土耳其外匯儲備也就一千億美元上下，考慮到一年赤字幾百億美元，央行儲備分分鐘就能見底。

2022年由於疫情和中美貿易戰影響，土耳其趁機搶訂單，出口額達到2542億美元，比2021年增長12.9%，創歷史最高紀錄。誰知道，由於戰爭刺激能源價格與供應鏈動盪，2022年土耳其進口飆得更猛，逆差直接翻了一倍多，飆到1090億美元。

既然出口支撐不了里拉，而且土耳其國家不大，國內市場有限，那就只有投資，而最快見效的就是房地產，而且是跨國房地產。

這也是歷史淵源。

70年代，中東石油危機，能源價格暴漲，土耳其“國產替代進口”工業發展路線失敗，本該服務工業建設的建築業大量閒置，於是藉助區位優勢與國際地位搞起了“走出去”戰略。

歐洲的資金、本國的勞動力、亞洲特別是阿拉伯土豪的市場，讓兼具東西方文化屬性的土耳其搞房地產這種勞動密集型產業天然具有優勢。

今天中國企業海外承包往往依賴國內信貸資金與政策支持，土耳其當年卻是利用溝通東西方的地位，海納百川，大量從歐洲獲取資金、從阿拉伯國家拿項目，結合本國豐富的大理石等建材資源，既帶動了本國就業和產業鏈發展，又創造了大量外匯收入。

1978年-1990年，土耳其建築公司對外承包合同就增加了13倍，出海的建築承包商從十幾家增長到三四百家。

過去50年間，土耳其承包商在全球131個國家履行了11125個項目，遍及整個亞歐大陸以及非洲，總金額達4530億美元。

2016年，共有39家土耳其建築和承包公司被列入《工程新聞記錄》編制的250強國際承包商名單，僅次於中國。

全球最頂級十大超級項目，土耳其獨佔六個，讓大量土耳其工人走向國際市場。土耳其8000多萬人口，其中360萬在國外打工，在歐盟打工的有320萬，也給國內貢獻源源不斷的現金流。

建築業在海外積累的第一桶金以及與歐美金融市場結合的投資方式，讓土耳其的基建行業內外循環了起來。

靠着北約成員與歐盟準成員的地位，土耳其大量進行海外融資（借錢），補齊了外匯儲備不足的缺口，支撐着里拉印鈔機高速運轉，為國內建設提供大量資金。

換句話説，如果説中國是靠出口、投資和消費三駕馬車驅動，背後其實是鉅額貿易順差積累的外匯儲備支撐起人民幣通過土地財政與基礎建設進行M2的擴張，滿足工業化的一次次升級轉型所需要的天量資金需求，最後通過出口創匯實現良性循環。

土耳其則直接拿外匯、外債搞建設，利用、發掘區位優勢，吸引眾多歐洲製造業企業在外設廠，帶動很多歐洲職業經理人、公司高管或者企業老闆，以及周邊敍利亞、伊拉克、伊朗有錢人、中東石油土豪置業安家、躲避戰亂、旅遊觀光，把土耳其變成“歐洲工廠”、中東安全島，由此推動經濟增長。

可以説，建築業就是土耳其的金融引擎，年產值高達兩千億美元，佔土耳其GDP比例快四分之一了，為近兩百多萬土耳其人直接提供了工作崗位，而與房地產相關的供應與需求，間接支撐起了土耳其三分之一的經濟運行。

但土耳其卻沒能實現循環。

原因很簡單，土耳其一沒有國內市場、二沒有充沛的能源，三也沒有完備的供應鏈，四沒有高科技產業，土耳其靠什麼説服外資源源不斷投資土耳其的基建呢？

你發個債還得路演一下，給投資人吹吹牛逼，送點好處吧？

答案就是土耳其人所謂的**“資本特赦”——徹底放開外國資本管制。**

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土耳其推行自由和開放的經濟政策，簡化外資政策和行政手續，積極吸引外資。

根據最新的土耳其外商投資修整法案，允許資金、黃金、證券和其他市場資本合法進入土耳其而無需納税，並且可以自由兑出。

此税收優惠被外界戲稱為“資本特赦法”，會導致美元在國內氾濫成災，相當於美元在土耳其境內收割完，瀟灑轉身，實質上並不增加外匯儲備，反而會帶走國內大量儲蓄資金，外匯儲備加速減少。

而外國投資者與土耳其有錢人對於這樣的匯率危機，早已經習慣了。

因為有土耳其法律允許，土耳其經濟活動中很多都以美元、歐元計價，等於脱離了里拉體系。如果里拉對美元跌了，但本地物價沒有變的話，不但不受影響，甚至還是賺的。

也正是這樣，歐洲資本和中東土豪眼裏的土耳其，才具有“統戰價值”。

就好像那些“避税天堂”一樣，只要放得夠開，門檻夠低，就能用主權換來大量資金。

截至目前，土耳其外債規模高達4450多億美元，是外匯儲備的四倍多。

這些錢刺激了金融、房地產與旅遊業的發展，但並沒有流入本國製造業，卻同樣帶來了房價飆升，通貨膨脹高漲，反過來擠壓了製造業的發展。

你給外資收割便利，本國資本也不傻。

最終，無論是外資還是本國資金，大家只往短平快的金融業、房地產和服務業走，根本不會投入土耳其的製造業。

自1990年代後期以來，製造業已從經濟的22%以上萎縮至16%左右。

今天來看，土耳其的經濟發展模式類似於一個龐氏結構，先把資金鍊條支稜起來再説，把老百姓綁在一起支持里拉不崩潰，只要土耳其還具有國際地位，只要全世界還認他這個**“中東小霸王”**，只要美國還需要這個“中東北約”支點，就要想盡辦法忽悠外資來投土耳其基建與房地產，土耳其就有折騰的資本。

而老百姓揹負鉅額債務為房價買單，卻沒有足夠體量的製造業為老百姓提供價格穩定的生活品消費品，特別是能源無法自給自足，導致土耳其民眾生活成本持續攀升，入不敷出，進而導致國內儲蓄根本補不上投資的缺口。

貿易赤字+投資赤字，歷屆土耳其政府還要打仗、買武器，撐起帝國門面，就只能不斷印鈔外加削減社會公共開支，卻總是無法提供足夠的產品，惡性通脹自然居高不下。

由於土耳其遲遲找不到良性循環的出路，所有壓力給就到了底層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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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埃爾多安的政治基本盤就是農村居民、城市貧民。

長期以來，由於“白土耳其人”為主的西部經濟發展快，所以大量中東部的“黑土耳其人”，特別是農村人紛紛往城市和西部遷，這就導致土耳其的“工業化程度”遠遠趕不上“城鎮化速度”。

城裏老百姓沒房子，就原地起樓，既沒有環評也不辦手續，土地還是國家或者別人的，後果就是聚集大量違章建築物的的棚户區廣泛存在。

這個問題在凱末爾時代就出現了，後來越來越嚴重。

早在1960年，伊斯坦布爾、安卡拉、伊茲密爾三大都市的棚户區居民比例就已經高達45%、60%和34%，到了2000年，土耳其約有1000萬棟**（約佔全國總建成房屋的62%）房屋都是違章建築**。

違章建築越多，貧富撕裂越大，棚户區老百姓的宗教情節也越來越嚴重，政治主張也越來越極端。

埃爾多安以及其他土耳其伊斯蘭政黨的崛起，靠的就是來自城市棚户區的遊行與選票。

埃爾多安在1994-1998年出任伊斯坦布爾市長時，重點政績就是基礎設施上頗有建樹，為解決供水問題鋪設了數百公里供水管道，為緩解交通堵塞修建百餘座高架橋，解決了很多前任們沒有魄力解決的問題。

當然，這不是埃爾多安獨創。

在土耳其建國至今的發展過程中，快速的城市化，讓基建成了土耳其歷屆政客們撈選票的池子。

自60年代開始至90年代，在短短30年間，靠着建築業的帶動，土耳其的城鎮化率從30%飛漲至超過70%。大量的人口湧入城市，令到城市的住房壓力陡增，帶來了一個利潤巨大的市場。

當土耳其在80年代開始經濟私有化改革後，住房壓力從無人問津的棘手問題變成一個促進經濟增長與拉選票的大好機會，大量千篇一律的住宅高層隨着地產商的崛起，急速地拔地而起，建築質量被排在了最後。

這麼做短時間取悦了選民，但房地產飛奔的後果是房價飆升，反過來危及到了伊斯蘭政黨（比如埃爾多安的正義與發展黨）的基本盤——鄉村農民與城市貧民。

（土耳其房價上漲率）

怎麼辦？

埃爾多安上台後，為了平衡房地產驅動型經濟給基本盤帶來的壓力，重組了前政府建立的民眾住房管理局，大量為中低收入人羣開發翻新住房，至今累計建造了50萬套住房，是此前20年時間的10倍。

但很顯然，五十萬套住房是遠遠不夠的，一旦分配出問題，還會得罪人，不患寡而患不均。

要解決不均，只能建更多房子，但人均一套是不可能的，更何況土耳其。

所以就有了第二招：

我雖然不建房子，但我可以創造條件讓你們自己建房子或者把你家的違建合法化——這就是**“建築特赦”**。

“建築特赦”相當於打掉了房地產這個遊戲的門檻，變相降低普通人擁有房產的成本，不僅為土耳其“農民工”創造就業機會，也給廣大城市貧民憑空帶來了固定資產。

因為面對無休止的通脹，土耳其生活在農村或郊區的居民，在自己土地上蓋房子就成為了為數不多的保值手段之一。

這些私建居民樓的最初目的並不是因為家庭居住需求或者建築技術的進步，而更多是家庭面對高通脹，唯一的資本保值的手段。

在高通脹背景下，今年不建房買房，明年可能只夠個廁所。

不是想炒房，而是被逼着不得不買房。

再加上土耳其的基建設備也大多需要進口，普通人本着能省就省的原則，什麼現拌混泥土、空心黏土磚、劣質圓鋼筋，什麼省錢用什麼，私人住宅、自建房的質量可想而知。

相似的情況國內也有，比如長沙雖然有大城市中罕見的低房價，一個原因是城區大量自建房的存在，進而給2022年4月29日長沙自建房坍塌的悲劇埋下隱患。

扯遠了，還是回到土耳其……

“建築特赦”，幫助埃爾多安在繼續維持高通脹的經濟增長模式下，還能夠鞏固自己的選票基本盤，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搞。

甚至還有一波新的建築特赦正在醖釀中，如果沒有地震，大概今年6月份就要推出。

但危機不會消失，只不過從通脹的經濟隱患，轉移到了劣質建築帶來的人命隱患。

把建築安全標準當屁放的後果是，整個行業的進一步崩壞，建築質量低劣到如開篇中國救援隊看到的那種喪心病狂的程度。

如果能説話，穿越土耳其的兩條上千公里、覆蓋96%國土面積、憋了五百年應力的斷裂板塊大概就一個感想：

土耳其人，是你們不敬畏自然，自己把天災改寫成了人禍……

尾聲

“資本特赦”與“建築特赦”代表着“埃爾多安經濟學”的兩根支柱：

一邊是用印鈔變相徵税、削減公共支出、高物價壓低居民儲蓄、想方設法讓民眾支持建築業，導致通脹居高不下，最後靠“建築特赦”打補丁，安撫基本盤；

一邊徹底打開金融國門，吸引歐洲、中東外資大規模投資基建房地產，給土耳其人畫大餅，給里拉印鈔背書，隨着外債越滾越多，只能靠“資本特赦”繼續賣“金融主權”。

支撐這套運轉模式底座的建築業，卻是一震就垮的豆腐渣。

這種放在任何國家都無法持續的“旁氏”發展模式，埃爾多安能維持二十多年，還給了整出了“中東小霸王”的架勢，少不了一套“畫餅充飢”的“埃爾多安政治學”。

任何深層次經濟問題都離不開政治根源，埃爾多安之所以崛起，也根源於建國後凱末爾改革遺留下來的宗教、民族與世俗的三重矛盾。

凱末爾代表的世俗主義，實際上是政治精英+軍閥獨裁+資本壟斷的治國路線，土耳其建國初期的銀行大股東就是凱末爾本人。

所以當土耳其靠外部投資，轉型為現代國家時，也切斷了精英與底層的文化精神紐帶，擴大了緊挨歐洲的先富地區與其他落後地區的矛盾，再加上傳統文化快速退潮，給極端伊斯蘭宗教在落後地區的滋生創造了空間。

土耳其內部逐步分化為兩大陣營，分別是生活在伊斯坦布爾和安卡拉的西化世俗主義精英——“白土耳其人”(White Turks)，和生活在土耳其腹地安納托利亞的虔誠中下層穆斯林教徒——““黑土耳其人”（Black Turks）”。

底層民眾的宗教、民族主義的情節與軍隊、精英們的世俗專制主張發生劇烈衝突，所以搞民主選舉贏得往往是宗教分子，而世俗總和政變、軍政府捆綁在一起。

從埃及、敍利亞到土耳其，中東國家都有這個問題，而土耳其軍方更是打着“凱末爾”的旗號，自詡為“世俗主義”捍衞者，每十年發動一次政變，卻總也留不住民心。

然而，宗教與民族主義的結合，往往帶來了社會的保守封閉，不利於吸引外資發展經濟，而軍隊與官僚領導的世俗派，又導致民心不安政局不穩，無論哪方執政，最後還是形勢惡化、經濟結構脆弱。

凱末爾改革後的土耳其，雖然用現代民族國家的體制擺脱了其他伊斯蘭國家沒有走出的極端落後，但並沒有惠及大部分人，無法激發內部經濟活力，沒有可靠的經濟支柱，所以在凱末爾之後，位於亞歐十字路口的土耳其，雖説區位條件便利，但對外依賴程度越來越深，國內先富與後富的矛盾也更加劇烈。

對於缺少原始積累的土耳其而言，要發展經濟，那就勢必得罪宗教與民粹勢力，引發政治動盪。

政治穩定與經濟發展成為繼任者同時要解決、又相互矛盾的難題。

土耳其就得了一個外號：脆國。

2002年，埃爾多安來了，他帶着剛剛成立的正義與發展黨贏得大選，從階下囚變身登上了土耳其總理寶座。

簡單理解埃爾多安，其實就是土耳其版的特朗普，民粹、強勢但骨子圓滑至極，而且比特朗普執政經驗多得多，也老謀深算得多。

如同被土耳其軍方推翻的民選政府一樣，埃爾多安年輕時候就看到了傾向世俗化帶來的國家撕裂，主張建立政教合一的國家，踏入政壇後，還宣傳過宗教仇恨作品，結果被軍政府治了罪，還丟了官。

上台後，埃爾多安第一時間就對軍隊説，你們不是要學西方世俗化麼？那麼土耳其要加入歐盟需要進行的“文官治軍”改革，你們總沒有意見吧？

於是，在入歐談判進程的驅使下，土耳其軍方勢力在權力機關、教育部門、輿論領域全面撤退，再也沒有翻出大浪。哪怕是2016年7月15日的軍事政變，背後操盤也是“居倫運動”，屬於宗教背景的體制內精英，軍方最多是個打手。

2017年後，埃爾多安推動土耳其修憲，改議會制為總統制，並當選總統，實現了大權統攬，軍方被徹底摁在了角落裏。

對於民眾，埃爾多安則是宗教與民族主義雙管齊下，看似繼續高舉凱末爾大旗，實則開世俗的倒車，推動一系列“伊斯蘭化”的政策，比如把索菲亞大教堂改成大清真寺，培養大批宗教青年充當死忠粉。

埃爾多安還把奧斯曼土耳其的光榮歷史搬上來，對外打造“泛突厥”的國際認同，自己當成突厥民族國家的老大，把手同時伸向阿拉伯、中亞、高加索甚至中國新疆，凝聚土耳其民眾國族認同感。

這種以自己為中心的“政教合一”，給了埃爾多安相對穩固的政治地位，才能用奧斯曼土耳其的舊夢，不惜在軍事、外交、地緣政治上四面出擊。

雖然代價是有時候是四面捱打，但不得不説，這種圓滑的“莽”也是一種自我保護，最終把“經濟主權”賣個好價格，能續一波是一波。

比如，當年打掉俄羅斯飛機後，又與俄羅斯拉關係，然後靠斡旋俄烏戰爭來換取俄羅斯天然氣供應穩定；又比如為陷入“暗殺記者醜聞”沙特緩和與北約關係，換來50億美元外匯儲備支援。再比如，埃爾多安一上任就干涉新疆，後來果斷認慫再也沒有公開表態，反倒又是加入亞投行、加入上合組織。

沒有埃爾多安，按照土耳其軍方動不動就政變的作風，被圍在中東、東歐、巴爾幹、高加索四個火藥桶之間的土耳其恐怕早已崩潰多少輪了。

然而沒有健康實體經濟支柱、放縱外國金融投機、任憑民生產業滑坡，埃爾多安這套把國家興亡寄託在豆腐渣房地產上的“旁氏遊戲”，無論興亡，終究是百姓承擔下了所有。

可憐那些被深埋在廢墟里的地震死難者，不過是帝國舊夢的“代價”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