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間浙江虧空案，區區學政以一己之力挑戰大清官場，結果如何_風聞

作者   小院之觀

學政的挑戰

乾隆五十一年（1786），科舉之年，浙江學政竇光鼐在閲卷的時候發現了一張奇怪的考卷：這份考卷根本就沒有根據題目答題，而是列舉了平陽知縣黃梅的種種罪行。

考卷説，黃梅在任八年來，揮金如土，造成錢糧鉅額虧空，又以彌補虧空的名義，向老百姓額外徵税、勒索錢財，把聚斂來的鉅額錢財裝入自己的腰包，等等。

總之，凡是官員可能觸及的經濟犯罪問題，黃梅都犯了。平陽老百姓苦不堪言，民間流傳黃梅時節家家苦，青草池塘處處冤”的民諺。

看完考卷，竇光鼐倒吸了一口涼氣：這哪裏是一張答卷，分明是一份舉報材料啊！

竇光鼐對這位考生的勇氣十分敬佩。對於古代讀書人來説，科舉考試決定了一個人的前途。為了準備一場考試，無數學子往往要花費十幾年甚至幾十年時間刻苦讀書，同時，考生的家人都免不了要節衣縮食，支持他讀書應試，希望他能金榜題名、光耀門楣。

所以，考試不僅左右着考生的命運，更是承載了整個家族的期望，有誰會輕易放棄呢？眼前的考生放着科舉功名不要，毅然放棄了之前的寒窗苦讀和家人的期望，是受了多大的委屈、得下多大的決心？

竇光鼐不禁想到，就在這次考試的考場上，秀才們三五成羣，談論黃梅的斑斑劣跡。有些平陽當地的秀才，情緒激動，説黃梅多年來橫徵暴斂、敲詐勒索。還有秀才説，黃梅在老母親去世的當天晚上竟然還在看戲。對於飽讀詩書，以儒家禮儀道德指導言行的讀書人來説，黃梅的行為禽獸不如。

秀才們以這種方式，請竇光鼐出面懲治貪官。尤其是那位寫檢舉答卷的勇敢考生，清楚地向竇光鼐傳達了這樣一條信息：我敢不顧一切地告，你敢接嗎？

學政是清朝主管一省文化教育事業的最高長官，並沒有司法權。看着卷子，竇光鼐陷入了沉思。他很猶豫，要不要管這件事呢？

竇光鼐，山東諸城人，當官很早，起點很高。乾隆七年，22歲的竇光鼐就考中了進士，進了翰林院。但在仕途摸爬滾打了整整44年，很多晚輩和下級都當上了總督巡撫，甚至是內閣大學士，竇光鼐還只是浙江學政。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竇光鼐為人處世堅持原則，得罪了很多人。

乾隆皇帝很瞭解竇光鼐，《清史稿》説乾隆“夙知光鼐”。一開始，他很欣賞竇光鼐勇於任事的性格。竇光鼐在翰林院學習的成績不是很好，考試只考了第四等，按規定要受到罰俸，也就是扣發工資的處分，同時下放到地方去當知縣。

但是，乾隆卻破例提拔竇光鼐為左中允，不僅沒有把他外放地方，而且還升了官。之後，竇光鼐青雲直上，歷任內閣學士、左副都御史。到乾隆二十年，竇光鼐只用了13年時間，就升遷到了從二品的高官。當年竇光鼐35歲，和他同年考中進士的多數人還是知府、知縣。應該説，乾隆皇帝對竇光鼐皇恩浩蕩，重點培養。竇光建離入閣拜相只有一步之遙。

但是，之後發生的幾件事情，讓竇光鼐和乾隆的關係開始疏遠，竇光鼐在仕途上就此止步。

竇光鼐擔任左副都御史期間，指出許多不當判例應當修正。有一年，竇光鼐作為都察院的長官參加了秋審。清朝的司法實權集中在刑部，秋審漸漸淪為例行公事，變成對刑部判決的確認儀式而已。

竇光鼐卻在秋審中發現，廣西有個犯人陳某因為保護田裏的莊稼而殺死了盜賊，被判了死刑，刑部認可了這一判決。但同樣是犯了殺人罪的貴州羅某，原因是逞兇殺人，卻被判了緩期執行，竇光鼐對此提出異議，給刑部發公文，表示反對。

這讓刑部長官很震驚，他和竇光鼐吵了一架，還向皇帝告了狀。乾隆就讓人調查這件事，結果是大家認為竇光鼐火氣太重、言詞過激，要承擔主要責任。

竇光鼐這麼一鬧，大臣們認為他要受降級處分，乾隆倒是命令竇光鼐留任了，但心中對他的印象大打折扣。竇光鼐非但沒有吸取教訓，還固執己見，上奏説：殺死盜賊，按照法律只要打板子和判處有期徒刑。近來，各省大多把殺死盜賊按照擅自殺人處理，處罰過重。應該嚴格按照法律執行。

乾隆採納了他的建議，但是認為竇光鼐頑固、迂腐，不適合擔任高級職務，不再重用他。

幾年後，竇光鼐擔任了順天府尹，順天府尹是正三品官，比左副都御史低一個級別，竇光鼐被降了一級。

北京周邊有許多滿族王公和八旗子弟的莊園、田地。竇光鼐雖然是順天府尹，是名義上北京的最高行政長官，但皇城根下的很多事情他説了根本不算。

當時京城附近蝗災嚴重，蝗蟲鋪天蓋地地來了，竇光鼐只能督促老百姓消滅蝗蟲，王公大臣和八旗子弟們一點力都不出。竇光鼐就覺得這不公平，憑什麼你們不付出只享受？

於是，竇光鼐上奏，要求不論八旗子弟還是平民百姓，都要出勞力消滅蝗蟲。

不用説，竇光鼐的建議，遭到了一大批王公大臣的反對。雙方在皇帝面前吵了好幾個回合，弄得乾隆很厭煩，乾脆將竇光鼐罷官。

竇光鼐原本起點很高，但是這一件件事情讓皇帝對他的評價大打折扣，升遷之路就此止步。

晚年的乾隆皇帝是個喜歡穩定的太平天子，討厭下面的官員和老百姓生事。但乾隆並不是一個昏君，他認為竇光鼐是迂腐的書呆子，缺乏辦事能力，卻也知道竇光鼐沒有什麼大過，陸續給他在一些清水衙門安排了一些閒職，就這樣過了四十多年。

這一年竇光鼐已經66歲了，乾隆特意安排他擔任浙江學政。乾隆的意思是這個職位比較適合竇光鼐。而且浙江經濟發達，官員的收入比較高，可以解決竇光鼐的退休生活問題，打算讓他在浙江待上三四年，就讓他退休養老了。

乾隆對竇光鼐還是很照顧的。在清朝，學政在理論上是一個差事，而不是正式的官職，學政的級別是根據任職之前職位的級別而定的，所以乾隆還很“貼心”地把竇光鼐提升為吏部侍郎。

侍郎是正二品的高官，這就解決了竇光鼐的級別問題。所以，竇光鼐在乾隆五十一年來浙江當學政，是“皇恩浩蕩”的結果。

這樣一個等着退休的老人，還有必要拋頭露面，奮戰在反腐敗的第一線嗎？

竇光鼐完全可以把考生們的陳述置之不理。因為學政不管司法，不管人事，反腐敗不是自己分內的事。但是，我們從竇光鼐的宦海沉浮中瞭解到，他不是這樣的人。

儘管多次受到打擊，竇光鼐心底始終不畏強權、堅持原則。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骨頭始終是硬邦邦的。

竇光鼐下定決心，要把黃梅的腐敗案管到底。那麼，這事到底應該怎麼管，才能真正管好？這就好比是打獵，打好了可以滿載而歸，打不好，獵手被老虎給吃了。

竇光鼐的辦法

黃梅的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他一個小小的知縣，能夠在平陽胡作非為八年，屹立不倒，難道就沒有人知道？為什麼就沒有人管呢？

這説明，黃梅只是一隻小蒼蠅而已，他的背後，極可能趴着大老虎。這頭大老虎正張着血盆大口，隨時準備吃人。

竇光鼐畢竟在官場上沉浮了幾十年，知道在帝國的政治體制下，要想辦成任何一件事都是要講技巧的。怎麼彈劾黃梅，就是一件非常敏感、非常巧妙的事情。竇光鼐決定把黃梅腐敗的事情，和乾隆皇帝關心的事情聯繫起來。

在清朝，地方高級官員赴任之前，皇帝都要召見他們，面授機宜。這是皇帝加強對地方控制的一個手段。巧的是，竇光鼐到浙江上任之前，乾隆皇帝召見他，就談了一件事。

原來對於浙江省，乾隆皇帝最關心的就是錢。浙江省千百年來都是魚米之鄉，是帝國的糧倉和財政大省。乾隆對浙江的錢糧收支情況很關心，召見竇光鼐的時候就説：你到杭州後，留心一下浙江府庫的收支情況，有什麼問題隨時向我報告。

竇光鼐決定把黃梅的貪腐問題，放在浙江省的錢糧收支的大問題下面做文章。他結合自己到浙江的所見所聞，向乾隆皇帝上了一道奏摺。

竇光鼐説：“浙江省各州縣倉庫虧空很多。之前以浙江巡撫王亶望、閔浙總督陳輝祖為首的兩大腐敗集團被揭發出來後，浙江首並沒有對他們貪污公款的情況進行徹底調查，只是籠統地算在倉庫虧空中。各級官員以文件落實文件、以賬目核對賬目，並沒有實地調宣。地方官員升遷或者調任，接任的官員不認真查看倉庫、核對錢糧，就草率出具交接文書。”

為了説明浙江省虧空的嚴重性，竇光鼐舉例説：我聽説嘉興府下屬的嘉興、海鹽兩個縣，温州府下屬的平陽縣，虧空都超過了十萬兩。

黃梅的問題，被作為例子，巧妙地鑲嵌在了“浙江府庫虧空”的大題目下了。

竇光鼐不知道，自己的這道奏摺將會掀翻整個浙江官場，引起官場的大地震，一場曠日持久的權力大戰，即將拉開序幕。

浙江是朝廷的錢糧重地，乾隆一直盯得很緊。然而不幸的是，浙江省先後出了王亶望、陳輝祖兩個大貪官。乾隆就想，他們貪污的錢是不是公款，對浙江的錢糧收支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呢？於是在乾隆四十七年，皇帝就下令浙江省清查府庫虧空的情況。

這一查就是三年多，一直到乾隆五十一年二月，在多次催促下，浙江巡撫福崧才遞上來一份清查報告，報告説，浙江各地倉庫錢糧虧缺33萬餘兩，地方官員正全力彌補。

浙江省每年徵收的錢糧數以百萬計，乾隆皇帝不相信才虧空了30萬兩銀子，他將浙江巡撫福菘和浙江布政使盛柱免職，另外派了三位欽差大臣，户部尚書曹文埴、刑部左侍郎姜晟、工部右侍郎伊齡阿到浙江省清查虧空情況。其中，伊齡阿接任浙江巡撫。

你們浙江官員不是不願意清查嗎，那好，我派人幫你們查賬。

這三位欽差大臣果然效率很高，二月十二日被派往浙江，三月底到四月初就連續上了三道奏摺，報告浙江省的虧空情況。他們説浙江省虧空33萬餘兩，照抄了被兔職的巡撫福崧的結論。

乾隆很生氣，曹文埴、伊齡阿這三個人是二月派出去的，以當時的交通條件，欽差大臣帶着一大幫人，從北京走到杭州就需要個把月時間。辦理交接手續、核對賬目、實地調查等都需要時間。

三個欽差只花了不到兩個月時間，就報告了結果，明顯是想敷衍了事。

乾隆覺得他們嚴重辜負了自己的期望，很不客氣地駁斥了三個人的奏摺，警告他們如果再不認真盤查，就要對他們不客氣了。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竇光鼐揭發浙江府庫虧空的奏摺遞了上去，對乾隆起到了火上澆油的作用。

竇光鼐指出的三個縣的虧空，加在一起就超過了30萬兩，和欽差大臣彙報的浙江全省的虧空持平。難道其他七十幾個縣都沒有虧空？

四月十二日，乾隆親筆寫下了長達1200字的聖旨，除了表揚竇光鼐外，就是在警告包括欽差大臣在內的所有浙江官員：再不認真清查，我就對你們不客氣了！

竇光鼐的奏摺讓皇帝很生氣，後果很嚴重。同時，浙江省的官員們也很生氣，後果也很嚴重。

全省官員齊刷刷地站到了竇光鼐的對立面，巡撫伊齡阿領銜，多次上奏乾隆，説竇光鼐捏造事實、污衊同僚，嚴重傷害了浙江官員的感情。各種各樣的壓力，有的是明的，有的是暗的；有的來自浙江省內，還有來自全國各地的，氣勢洶洶地撲向竇光鼐，要求他收回之前的奏摺。

全國各地、朝野內外，無數雙眼睛盯着，看這件事怎麼發展下去。

虧空的原因

竇光鼐攤上大事了！為什麼揭發虧空會引起這麼大的反響？為什麼全省官員，甚至包括其他省的官員要對竇光鼐羣起攻之呢？這要從虧空產生的原因起。

虧空最直觀的原因就是官員貪污。但如果把虧空的原因只歸昝於官員腐敗，那就把這個問題簡單化了。事實上，清朝府庫虧空的產生，板子不能只打在官員身上，原因很複雜。

首先，清朝的財政高度中央集權，所有的錢糧收支權力都集中在中央，地方上的任何支出都要上報朝廷，朝廷對地方開銷審計循例進行。

這便導致朝廷財政僵化滯後，嚴重缺乏效率又不符合實際。地方一旦出現不時之需，如軍需、河工、災荒、承辦差務等情況時，由於中央下撥的資金不能及時到位，或者根本得不到批准，地方政府就只能拿府庫裏的錢來救急。這種額外支出一旦得不到彌補就形成虧空。

比如江蘇經常發水災，整修河道的錢稱為河費。然而中央下撥的資金遠遠滿足不了實際需求。自乾隆四十七年到嘉慶二十五年，江蘇僅河費一項就虧空52萬兩銀子。這部分支出因為屬於例外開支，不能報銷，就成了虧空。

江浙地方府庫虧空的問題在乾隆中後期變得嚴重，其實與乾隆本人有關。

乾隆六次南巡，承擔接駕重任的浙江、江蘇等州縣傾盡全力迎駕，本就不能報銷，少數能夠報銷的款項長年得不到報銷，地方官只能挪用公款，造成虧空。

現任浙江巡撫的伊齡阿，之前擔任過兩淮鹽運使，操辦任務。他很清楚地方虧空的來龍去脈，也深深知道很多事情不可能通過正常渠道解決。

其次，清王朝實行十分微薄的俸祿制度。一品官員歲俸180兩，五品80兩，七品45兩，九品33兩。這些俸祿如果僅限於養家餬口是足夠的，但是清朝的情況是，官員權力太大、責任太重。

一個縣所有的行政工作，都要由知縣一個人來承擔。農田水利、造橋鋪路、剿匪捕盜、社會治安、徵收税賦等，都由他一個人來做。

官員們不是超人，不可能完成那麼大的工作量，因此，他們必須要僱用師爺、幕僚、傭人等，替自己出謀劃策、分擔工作量，而且不能只請一個。司法審案方面得請一個師爺，錢糧民政方面得請一個師爺，檔案文書方面得請一個師爺，總之方方面面都得僱傭幫手。

清朝中期以後，知縣上任一般都帶着100人左右的幕僚和傭人，巡撫布政使等帶的隊伍則有五六百人之多。這些人乾的是官府的公事，工資佣金卻是官員個人支付的。

有人會問，清朝沒有專門的行政費用來支付這筆錢嗎？

行政費用在清朝有一個專門名詞，叫作“公費”。清朝中央官員有非常少的公費，內閣大學士級別的是每個月有4兩銀子的費用，一般官員只有1兩銀子左右。

京官們要靠這筆錢承擔行政費用，比如文房四寶、交際應酬等。公費明顯不夠京官們的日常行政開支。地方官員就更加悲慘了，因為他們壓根兒就沒有公費。衙門的一切費用，自理！

地方衙門最大的開支是日常的迎來送往。地方官府沒有一個銅板的接待費用，交際應酬的任務卻非常重。來來往往的各級官員、各式各樣打秋風的人員，誰都不能得罪。

交際應酬成了地方官員的主要日常工作。接待的標準可不能是粗茶淡飯，熊掌魚翅一樣都不能少，而且還要額外送禮。

道光年間，張集磬在《道鹹宦海見聞錄》中記載，山西每有欽差到省，首府即“赴落司請借辦公銀二萬兩，事畢攤派各屬歸款，大約每次攤派俱在三五萬金”。

這些銀子，除了欽差大臣一行人在山西的吃喝玩樂之外，就是給欽差大臣的賄賂。

欽差大臣都不直接收受賄賂，山西省直接把銀子送到欽差在北京的家裏。這些饋贈、招待費用，攤派給各個官員，官員可不能做到明賬裏，而要找各種旁門左道消化掉。

乾隆後期，浙江就有“公分”名義的行政支出。各地知府借饋送上司之名，分別大中小縣分，攤派屬員，名曰公分”。

之後嘉慶末年，四川則有借總督、藩臬生辰，向各縣出單聚斂禮金的，每次每縣十餘兩至三四十兩，一年之內多達五六次至十餘次不等。

就這樣，地方政府就把朝廷存在當地的公款一方面用來維持自身的運轉，一方面為自己牟利。然後用今天朝廷下撥的款子，來填補昨天的債務。

長此以往，地方的虧空越來越大，成為一個全局性的、制度性的嚴重問題。

州縣衙門製造出了兩本賬，一本賬是給朝廷着的，規規矩矩；另一本賬是給自己看的，裏面記載了本地衙門實際收支、虧空舞弊和官場應酬腐敗的真實情況。

第二本賬的內容很潦草，甚至可能都沒有落在紙上，但卻是各級衙門真正的家底，是官員必須奉行的潛規則。

如果新舊官員關係很好，離任官員可能會把真實的賬目向接任官員透露一些。一旦辦理了交接手續，虧空的定時炸彈就從一個官員手裏傳到了下一個官員手裏。一旦日後虧空問題爆發，接任官員就要承擔所有的責任。

所以，官員都希望虧空問題不要在自己任期內爆發，這就類似“擊鼓傳花”的遊戲。

有時候上一任或者上幾任官員留下的虧空太大，下一任官員無論如何都不願接手。比如黃梅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就被彈劾過虧空公款，遭到了撤職處分。隨後浙江省先後派了金仁、汪誠先兩人接任黃梅的職務。

奇怪的是，金知縣和汪知縣兩個人，到平陽縣沒幾天，先後找藉口都不幹了。官場上流傳説，他們兩人到平陽後，看到地方財政虧空嚴重、賬目極其混亂，都不敢接這個爛攤子。

就這樣，平陽知縣這個職位竟然空缺了好幾個月。沒有辦法，上司只好申請由黃梅復職，讓他自己收拾平陽的爛攤子。

這樣一來，黃梅更加有侍無恐，他看到虧空問題普遍存在，是人人都害怕的定時炸彈，反而利用虧空問題大做文章。

黃梅不但不填補虧空，還以此挾制頂頭上司温州知府，默許他們父子倆在轄區內橫徵暴斂。黃梅的算盤是：我出事了，你也要出事，更多的官員都要出事，所以，你們都不能讓我出事。

就這樣，虧空成了黃梅的武器，用它綁架了越來越多的官員。像他這樣的害羣之馬胡作非為，進一步惡化了地方財政，讓虧空問題越來越嚴重。

因此我們不難理解，竇光鼐揭發浙江虧空為什麼引起了政壇大地震，為什麼無數官員向他施加壓力？因為虧空涉及的官員太多了，難以統計的眾多官員的身家、性命都牽涉其中。

竇光鼐能以一個人的力量去挑戰整個帝國官場嗎？

一個人的戰鬥

欽差大臣曹文埴負責盤點浙江財政，他拋出了一顆重磅炸彈。他向皇帝上了一道奏摺，説幾位欽差大臣會同浙江官員，認真盤查了府庫，認定浙江十一個府的倉庫共虧空白銀27.2萬餘兩。

這個數字不僅遠遠低於竇光鼐的揭發，甚至比一個月前浙江省承認的33萬兩的虧空數字還要小。

為什麼欽差大臣向乾隆報告的虧空數目越來越小呢？曹文埴這麼做是有深意的。

乾隆時期，對於爆發出來的虧空問題，各地官員習慣於“內部處理”，誰造成的虧空誰拿錢補上，難以確定責任的就由相關的官員按照職位高低、在任時間長短，按一定比例掏錢彌補窟窿，稱為“攤賠”。

比如，杭州府爆發出了1萬兩銀子的虧空案。浙江官員們商量後決定，離任的和在任的相關官員分別賠款5000兩。

在任的官員中，杭州知府是直接責任人，負責兩千兩；負有領導責任的杭嘉湖道台出1000兩；杭州府轄下的各個縣的知縣籌集2000兩。現任杭州知府可能是新官上任，一下子拿不出2000兩銀子來。沒關係，可以分期付款，三五年內把錢補上都行，這又叫作“流攤”。

曹文填所彙報的虧空數目的減少，説明了之前報告的虧空數目的準確性，也表明沒有新的虧空，而且浙江省官員在認真地填補虧空。在短時間內，取得了填補6萬兩虧空的“重大成就”。

另一方面，曹文填以户部尚書兼欽差大臣的權威身份，出面反駁了竇光鼐的揭發，維護了浙江省的官員。

曹、竇兩人奏摺的內容有出入。誰是對的，就意味着對方在撒謊，撤謊就是欺君，是要掉腦袋的。事情發展到這一步，雙方僵持不下，都説自己是對的。

竇光鼐不畏懼、不退縮，決定用事實説話。

他到浙江時間不長，但從官場和民間聽到了很多官員腐敗的信息。竇光鼐選取了一些和虧空問題有關的例子，寫成第二封奏摺，交給了乾隆皇帝。

在這份奏摺中，竇光鼐再次強調浙江省的虧空不是幾萬兩的小數目，而是幾百萬兩的大窟窿。台州府仙居縣等七個縣，每縣虧缺都數以萬計，這還是比較貧困的地區，其他縣的虧空遠不止這個數。

為了增加説服力，竇光鼐舉了温州的例子。温州樂清知縣虧空2萬兩，新知縣拒絕接任；永嘉縣倉庫一貧如洗，在上司來盤查的前一夜，知縣連夜向地方紳士和財主們借銀子和糧食運到倉庫來充數；平陽知縣黃梅多次以彌補虧空為名，敲詐勒索老百姓，所得錢財沒有用來填補虧空，而是全裝進了自己的腰包。

竇光鼐還特別提到黃梅的母親去世，黃梅不但不丁優守孝，還唱大戲，有損名節。

在奏摺中，竇光鼐待意提出了浙江官場交際應酬的風氣很重，間接造成了虧空。他毫不留情地批評了當時浙江的高官，比如閩浙總督富勒渾經過嘉興、衢州、嚴州等府，地方官員超規格接待，僅僅給總督大人門衞的紅包就裝了幾百兩銀子。

已經被罷職的前浙江布政使盛住，去年進京攜帶了數萬兩銀子，還裝了幾大車的禮品貨物，進京後用來結交權貴。

此外，竇光鼐也在奏摺中提到了自己管轄範圍內的情況，用來證明浙江官場的腐敗墮落。

比如，地方宮府是不能刑訊有功名在身的讀書人的，必須申報本省學政剝奪讀書人的秀才或者舉人功名後，才能動刑。台州府臨海縣的秀才馬賓卻不明不白死在鄰近的仙居監獄裏，據説是被知縣徐延翰刑訊逼供打死的。

應該説，竇光鼐的奏摺也是一顆重磅炸彈，炸得浙江官員膽戰心驚，炸得乾隆皇帝也暈頭轉向了。如果竇光鼐説的是真的，那麼浙江的吏治還能要嗎？

浙江省的官員當然不能承認。他們紛紛上奏，極力否認竇光鼐的指控。乾隆皇帝也希望浙江省的官員都是好的，浙江的虧空並不嚴重，但竇光鼐的兩份奏摺有時間、有人物、有罪行，讓乾隆滿心懷疑。怎麼辦？

乾隆皇帝決定派遣新的欽差大臣徹查浙江的虧空問題。他選擇的是內閣大學士兼領班軍機大臣阿桂。

阿桂出身八旗貴族，戰功赫赫，既有威望又有能力。乾隆皇帝多次派遣阿桂擔任欽差大臣，處理棘手問題。阿桂就相當於乾隆的消防隊員，這一回被派往浙江“滅火”。

阿桂當年虛歲七十，與竇光鼐年紀相仿。但和竇光鼐不同的是，阿桂幾十年南征北戰、遊歷大江南北，熟知地方實際情況，對虧空問題多多少少有些瞭解。

按説，他應該會支持竇光鼐。但是，阿桂是個聰明人。他知道像虧空那樣的全局性、普遍性的問題，不是憑一己之力就可以解決的，如果硬要刨根問底，不僅不能解決問題，而且只會傷害息己。

阿桂還有一個難言之隱，那就是竇光鼐所揭發的閩浙總督富勒渾，正是阿桂的族孫，已經調任兩廣總督，是可以在政治上相互支持的力量。

阿桂不希望查出他在浙江的罪行來，進而導致富勒渾的倒台。

阿桂決定就事論事，把乾隆交代的事情敷衍過去就可以了，不深入追究浙江虧空問題。於是阿桂與曹文埴等人一起，當面詢問竇光鼐。

阿桂問：“你所奏的永嘉、平陽兩縣挪用錢糧、勒索暴斂的事情，是何人告知？”

竇光鼐回答：我聽別人説的，已經記不得姓名了。”

阿桂又問：“你舉報前任浙江布政使盛住進京攜帶鉅額銀兩，有什麼證據嗎？”

這一下直擊竇光鼐的弱點。他的奏摺，根據的都是社會傳聞，並沒有確鑿證據。

而且竇光鼐不具有提出確鑿證據的能力。他的職務是學政，雖然是省級官員，但因為主管的是文教事業，與地方官員並沒有業務往來，並不掌握地方政務的文書、數據等。

同時，巡撫、布政使、按察使等人都是有屬官的，省級官員中只有學政手下沒有人，光桿司令一個。

因此，竇光鼐既沒有合法的渠道，也沒有人力物力去調查地方上的弊端。阿桂要他為舉報提供證據，表面上看是合理的，實際上是在為難竇光鼐。

最後，竇光鼐無法提供證據，浙江地方官員卻反而拿出證據，-否定了竇光鼐奏摺中的指控。嘉興、衢州、嚴州等府官員作證説，富勒渾經過這些地方時並沒有超規格接待，更沒有給總督大人的看門人送成百上千兩的紅包。

仙居知縣則提供證據證明臨海秀才馬賓，身為讀書人，勾結土匪，向各寺和尚敲詐勒索，又嫌錢財太少，誣陷和尚們賭博，導致與和尚的鬥毆，被帶到仙居縣衙後正常死亡。

阿桂就回復乾隆説，竇光鼐揭露的問題，提供不了證據。乾隆本來就信任阿桂，看了奏摺後對竇光鼐失去了信任。他傾向於相信，這次的風波是竇光鼐這個書呆子興風作浪，浙江省吏治並不像舉報的那樣骯髒。

於是在六月初，乾隆對浙江虧空案下了結論，認定浙江財政虧空白銀25.37萬餘兩。這個數字比之前浙江省上報的27萬餘兩還要少。乾隆皇帝認為這是浙江省官員認真填補虧空的結果。

至此，乾隆公開站在了浙江官員一邊，竇光鼐敗局已定。浙江的官員們看到竇光鼐已經失去了皇帝的信任，羣起而攻之，説竇光鼐揭露的官場黑慕完全是子虛烏有。

這些告狀進一步惡化了乾隆對竇光鼐的印象。七月初三日皇帝頒佈聖旨，專門痛罵竇光鼐，認定他誣告平陽知縣黃梅，給予通報申斥，並要求竇光鼐“據實明白回奏”，也就是讓竇光鼐寫出深刻的檢討。

絕地反擊

面對這種一邊倒的形勢，竇光鼐該怎麼辦呢？

誰也想不到的是，竇光鼐作出的回應是拒不接受聖旨。他還寫了一道奏摺，自我申辯。

竇光鼐説，他之前舉報的事都是參加考試的讀書人們説的。黃梅主政平陽多年，魚肉鄉里，全省輿論都在議論。

竇光鼐認為，羣眾的反映肯定是有原因的。他還倔強地指出，欽差大臣並沒有認真調查，只是派人到平陽縣走了一下過場，被温州和平陽的地方官矇蔽了。所以自己決定要“親赴平陽，查核確實，再行回奏”。

竇光鼐的膽子太大了！皇帝都已經下聖旨作出結論了，明確要你作出深刻檢討了，你竟敢公開反對皇帝的意見，還固執地要去實地調查，來證明皇帝和欽差大臣們是錯的，這是一定要讓乾隆皇帝認錯服輸啊！

竇光鼐的公然抗旨，讓乾隆臉上掛不住了，大發雷霆，於七月初一下諭痛罵其“狂妄固執”。竇光鼐作為浙江學政，教育管理讀書人才是正經事，並沒有核查州縣錢糧的權力，如今卻固執地要前往平陽訪查，是不做好本職工作、攪亂地方政務的表現。

本來，乾隆只想讓竇光鼐主動認個錯、再作出深刻檢討，這事情就算過去了。如今乾隆下令將竇光鼐＂交部議處”，要給他嚴厲處分了。

竇光鼐當然知道抗旨的嚴重後果。他現在要做的就是搶在處分到來之前，趕緊調查取證。

竇光鼐的時間和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在所有問題上展開反擊。所以他決定收縮戰線，從揭發的眾多問題中力求證明一個，進而證明自己不是無端陷害同僚。

他選取的這個突破點就是平陽知縣黃梅。黃梅劣跡斑斑，民怨沸騰，竇光鼐認為最容易找到他的罪證。他説幹就幹，在上奏的當天晚上就奔赴千里之外的平陽，實地調查。

到了平陽，竇光鼐立刻發動全縣的讀書人和百姓，希望他們提供證據，這遭到了縣令黃梅等平陽官員的阻撓。但是，竇光鼐畢竟是省裏來的領導，品級比黃梅等人高得多，黃梅等人表面上不敢對他下手。

不過對普通老百姓，他們就沒有這麼客氣了。他們威脅讀書人和百姓，禁止他們向竇光鼐提供證據。

竇光鼐一開始在平陽縣的明倫堂，也就是縣裏官辦學校的教學大堂，貼出告示，要召見平陽縣的秀才。學政大人要見，秀才們不得不來。秀才們雖然來了，但是迫於黃梅的淫威，要麼支支吾吾不敢回答，要麼避重就輕。

總之，竇光鼐沒有得到任何證據。

竇光鼐也明白秀才們的顧慮，但是黃梅威脅得了幾個秀才，他威脅得了全縣的百姓嗎？竇光鼐決定換一個地方。他來到平陽縣最熱鬧的城隍廟，貼出告示，鼓勵老百姓檢舉揭發地方官的罪行。

在古代，城隍廟在人們心目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城隍廟是供奉城隍的唐宇，而城隍被視為城市的守護神。人們相信城隍能夠分辨善惡，懲惡揚善。所以遇到鄰里糾紛、疑難雜案，官員也好，百姓也好，都習慣於聚集在城隍底裏協商解決。大家公認城隍廟具有某種超脱於官府權力之外的、平等協商和不受易力侵害的神聖地位。

竇光票選擇城隍廟，就是為了讓老百姓有安全感，鼓起勇氣來檢舉告發黃梅。

果然，老百姓踴躍來到城隍廟，七嘴八舌，哭訴黃梅等人的種種罪行。很多人還拿出了官府勒索攤派的告示、收據和白條等。

這回黃梅等人也沒有辦法了，只能乾瞪眼。

浙江虧空案發展到現在，已經變成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惡鬥。浙江上下的大小官員之前在皇帝面前堅持説自己沒有問題，現在當然沒這麼容易讓竇光鼐拿着證據到皇帝面前去告狀。

杭州的欽差大臣阿桂和巡撫伊齡阿等人當然也不會坐以待斃。伊齡阿的策略是“趁熱打鐵”，趁乾隆對竇光鼐失去了信任，進一步攻擊竇光鼐。

伊齡阿向乾隆上了加急奏摺，極力渲染竇光鼐在平陽造成的“混亂”情形。説竇光鼐因為秀才們不肯揭發黃梅，就在學堂裏發怒咆哮，恐嚇讀書人，勒令幾個讀書人作偽證，誣陷黃梅。還貼出告示，騷擾百姓。

伊齡阿認為，竇光鼐這是在逼迫百姓“挾制官長”“武斷鄉里”，嚴重干擾了地方治安，助長了歪風邪氣。

幾天後，伊齡阿又上了一道奏摺，彈劾竇光鼐，繼續渲染了竇光鼐在平陽造成的“混亂”局面。他説竇光鼐和當地的秀才、平民平起平坐，慫恿成百上千的人擠到城隍廟，使平陽城秩序大亂。

這就犯了乾隆的大忌，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清朝入主中原以來，對百姓的謀逆與反抗特別敏感，就連歃血為盟、結拜兄弟這類事也是禁止的。

大清律附例中規定，凡是異姓男子，歃血結拜的，按照“謀叛未行”律處罰，為首者絞監候，為從者減一等。如果結拜規模超過20人，則加重處罰，為首者絞立決，為從者發往煙瘴地帶充軍。

因為歃血結拜這個行為是違法的，清朝的老百姓如果真的要結為異姓兄弟，都不能結拜，而是採取“換帖”的形式來結成異姓兄弟。只有江洋大盜、綠林好漢，才歃血為盟結拜兄弟。

此外，對百姓抗糧抗税、罷工罷市等行為，清朝都從重處罰，也就是不允許有絲毫的百姓組織或者羣眾運動出現。伊齡阿指控竇光鼐發動羣眾，恰恰犯了這個忌諱。

乾隆對此尤其反感與防範。他用一生的時間把封建專制推向頂點，認為乾綱獨斷的君主專制體制是優越的。為了消滅任何不穩定的萌芽，維護自己的權利，一再強調要“嚴加處置”，視如大敵。

老百姓無論怎麼走投無路，也只能消極地等待皇恩浩蕩、糾正問題。而竇光鼐現在做的，恰恰是在組織羣眾，自下而上地主動維權。

因此，乾隆讀了伊齡阿的兩封奏摺，十分生氣。他對竇光鼐已經不是懷疑和討厭，而是痛恨了。乾隆寫了一長篇聖旨，歷數此案的經過，痛斥竇光鼐在浙江財政虧空問題上，爭執不休，誣陷他人，又招集百姓滋事，再也不能對他姑息縱容了。

乾隆在聖旨中明確宣佈，將竇光鼐革職。

當時竇光鼐已經滿載而歸，從平陽返回了杭州。浙江巡撫伊齡阿深知不能讓他把實地調查的情況彙報給乾隆，就第三次惡人先告狀，説竇光鼐在平陽嚴刑逼供，威脅不從命的百姓；説竇光鼐回杭州時，催逼隨從晝夜兼行，導致水手墮河淹死；説竇光鼐回到杭州後，張牙舞爪，公開聲稱黃梅罪行累累，一定要告御狀，説自己“不欲做官，不要性命”。

乾隆皇帝着了告狀，又憤怒一次，再下聖旨，痛罵竇光鼐舉止癲狂，不但有失大臣之體，而且煽動人心、破壞安定團結的大局，不可不嚴懲。

聖旨説，僅僅把竇光鼐革職，太便宜他了，下旨讓伊齡阿即刻捉拿竇光鼐，押赴京師治罪。

至此，浙江官員們終於鬆了口氣：竇光鼐這回算是徹底完蛋了！

難道浙江府庫虧空案就這麼結束了？竇光鼐就這麼輸得乾乾淨淨了？

案子還沒有結束。竇光鼐手中還握有一張王牌。那就是他在平陽蒐集到的兩千多張田單、印票、借票、收貼等證據。

平陽縣虧空嚴重，知縣黃梅以彌補虧空為名，按照田地面積向農民加派苛捐雜税，每畝地要交銅錢50文，每户給官印田單一張。這已經和徵收法定的税收沒有區別了，連形式上的偽裝都沒有了。

同時，平陽縣購買倉谷（政府儲備糧），都打白條不給百姓購糧款，上級官府撥付的購糧款都落入了黃梅的腰包。

那一張張單據就是證據，可以確鑿地證明黃梅的貪贓。竇光鼐估計黃梅在任八年，侵吞的上級撥款和模徵縣斂的款項總計二十多萬兩，相當於伊齡阿等人報告的浙江全省的虧空總額。

竇光鼐現在已經被迫到了牆角，手中的王牌得趕緊出手，不然就沒有機會了。他不敢有絲毫延遲，迅速擬了一份奏摺，附上證據，以五百里加急的快件發往北京。奏摺剛發出，伊齡阿就派人來押解竇光鼐去北京治罪了。

但是竇光鼐在被捕之前，成功地將蒐集到的證據，夾在奏摺中快遞了出去。在他坐在囚車中回京的路上，奏摺搶先一步，進了紫禁城。

乾隆的善後難題

乾隆看到奏摺中這樣寫道：當地紳士吳榮烈等數百人提供了乾隆五十年的田單兩千餘件。他們説黃梅以彌補虧空為名，每畝令捐錢50文，繳納後每户給一張田單。之後，吳榮烈等人又提供了乾隆四十七年的白條9張，共計2100兩銀子，他們説乾隆四十四年、四十七年，黃梅在全縣勸捐兩次。

所謂勸捐，其實是勒索。秀才伍庚等人作證，如果不主動捐錢，縣裏的差役就會上門來，強迫繳納從三五十兩到上百兩不等的捐款。平陽縣倉庫裏有記錄可查。然而這些錢都沒有用來彌補虧空，而是進了黃梅自己的腰包。

此外，平陽縣應該儲存官糧4.71萬餘石，黃梅卻把官糧倒賣一空，之後遇到用糧食的時候，都臨時從民間徵集。官府給百姓一張小票，叫作“飛頭”；或者給一張“谷領”，寫明有多少糧食賣給了官府，等官府有錢了再支付。

飛頭也好，谷領也好，表面上看起來像是白條，實際上是繳費通知單。收到的百姓，不需要賒給具衙糧食，而是按照上面註明的金額直接去交錢。

黃梅再拿着錢去大規模購進糧食臨時抱佛腳。而且他強迫百姓按照遠高於市場價的糧食價格繳費，每買一次糧食就發一次模財。黃梅正是運用這些五花八門的伎倆，貪污敲詐超過20萬兩白銀。

竇光鼐在奏摺中説，吳榮烈等證人都願意與黃梅對質；並隨奏摺附上田單、印票、飛頭、谷領、收貼、催貼、借票各一份。人證物證俱全。

乾隆百感交集地閲讀了奏摺和一張張物證。這些單據中有一半蓋有平陽縣的官印和黃梅的私人圖章，官印與私章很難偽造，就算造假也不可能造出兩千多份單據來，況且每個單據上都有遭到剝削欺壓的百姓信息，可以核實。

乾隆不得不承認，黃梅貪污腐敗，鐵證如山。

至此，事實已經清楚了，但是該怎麼善後卻變成了另外一道難題。如果承認黃梅是個貪官，會引發連鎖反應。

首先，承認黃梅貪腐就承認了平陽縣財政存在嚴重的虧空，也就證明竇光鼐並不是信口開河、誣陷他人。而之前阿桂、伊齡阿等人信誓旦旦地承諾浙江省並不存在虧空，擔保黃梅和平陽縣沒有問題則是在撒謊。

更進一步，浙江官員和欽差大臣們為什麼要撤謊呢？平陽一個縣就存在鉅額虧空，整個浙江省虧空的真實情況又如何呢？平陽的虧空存在不止八年時間，在這麼長的時間裏為什麼沒有官員衰覺、糾正呢？

我們可以説，黃梅的問題只是第一塊多米諾骨牌，會引發一系列的問題，黃梅的黑幕只是官場大黑真的一個小角落而已。

現實總是殘酷的，通向真相的道路依然障礙重重。現在，如何善後的難題擺在了乾隆皇帝面前。

乾隆推翻自己之前的聖旨事小，如何面對浙江省巨大的財政虧空、如何處置人數眾多的官員事大？

乾隆敏鋭地意識到，竇光鼐挑起的這場紛爭表明，財政虧空已經成為地方官府的大問題，成了普遍存在的嚴重問題。這個問題，能夠讓難以計數的官員齊刷刷地結成統一戰線，已經超越了個人品行的範疇，涉及了體制問題。

清朝地方財政虧空的根源在於高度集權的財政制度，在於中央與地方的利益分配，還與財務制度、官吏待遇、監督機制等相關聯。

要解決地方虧空問題，就要下放中央財權，給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員與他們的責任相稱的財權。

簡單地説，就是乾隆把錢管得太死了，他應該放手讓地方官員們自主處理財政。

但是幾千年血淋淋的皇權鬥爭告訴乾隆，財政權力是最核心的權力之一。誰控制了財權，誰就能在政治鬥爭中佔據優勢。他不可能讓財政大權旁落，不可能對現行的財政制度進行根本性的改革。

而且乾隆晚期好大喜功、剛愎自用，喜歡聽好話、喜訊，不想聽真話，討厭冷冰冰的現實。乾隆自封為十全老人，就等着死後躋身於歷代最偉大的帝王行列了。現在，你突然告訴乾隆，地方財政到處都是窟窿，虧空問題積重難返，乾隆怎麼可能聽得進去？怎麼可能進一步改革呢？

乾隆不能允許的是官員的貪污腐敗。從根本上説，官員貪污，就是從乾隆的錢包裏偷錢。同時，官員貪污也是造成地方財政虧空的原因之一。反貪污腐敗的確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虧空的惡化。更重要的是，把財政虧空的責任都推到貪官的身上。

黃梅很不幸，被證明是個大貪官，乾隆要用他來作擋箭牌，保護現行財政體制，保護皇權。

於是，乾隆確定了浙江虧空案的善後原則，就是：只動貪官。

乾隆皇帝接連下了兩道聖旨。

第一道是轉述竇光鼐奏摺的説法，承認平陽縣存在鉅額虧空和貪腐。下令立即釋放正在押解途中的竇光鼐，讓他回杭州參與此事的善後。

第二道聖旨痛罵平陽知縣黃梅劣跡斑斑、罪惡罄竹難書，要求徹底查清，絕不姑息；批評前後兩批欽差大臣，工作失誤，沒有查明浙江虧空的真相。

但是，乾隆的意思馬上一轉，説欽差大臣們都忠誠可靠，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失誤”是無心之錯，是被底層官吏矇騙了，可以原諒。乾隆要求大臣們重審對竇的處分。

平陽知縣黃梅被當作了靶子，成了整個事件的替罪羊，這在大家的意料之中。讓大家意外的是，乾隆對揭發出來的其他問題，當作根本不存在一樣，提都不提。

相反，還對這些高官“小罵大幫忙”，主動為他們開脱。乾隆用承認平陽一個縣的虧空和痛罵黃梅一個人罪過的方法，逃避了對浙江全省虧空的追查和對包括欽差大臣在內的浙江官員的責任。

接到聖旨後，阿桂、曹文垣、伊齡阿等人迅速領會了乾隆的意思，態度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他們紛紛上奏，説平陽縣存在嚴重的虧空、黃梅等貪官劣跡斑斑，而竇光鼐剛正勇敢要向他好好學習，最後盛讚“皇上聖明”。

北京和杭州兩地統一了思想認識後，乾隆皇帝在乾隆五十一年九月頒佈了多道聖旨，宣佈浙江府庫虧空案的最終意見。

平陽知縣黃梅貪污腐化多年，被判決斬立決。黃梅的兒子黃嘉圖，狐假虎威，在平陽做了不少壞事，被髮配新疆伊犁充軍。

乾隆特意選擇在大批秀才聚集杭州參加鄉試的時候公開處決黃梅，讓大家圍觀。此舉除了警告官員之外，也希望各地的秀才們，可以把自己樹立的反腐典型案例回鄉廣為宣傳。

前任浙江巡撫福崧沒有及時發現宣辦平陽縣和黃梅的問題，具有不可推卸的領導責任，不適合繼續擔任封疆大吏，被免去職務；前任浙江布政使盛住，和福崧的情況一樣，也被免去職務。兩人被要求返回北京，接受有關部門的調查。

現任浙江巡撫伊齡阿，工作不實，偏聽屬員之言，兩次冒昧彈劾竇光鼐，應該接受懲罰，但是伊齡阿趕在聖旨之前就作出了深刻的自我檢討，主動申請處分。因此，乾隆只是讓他接受在職調查。

阿桂、曹文埴等欽差大臣辦事草率，有負皇上委託，欽差大臣不用當了，回北京接受有關部門的調查處理。

現任浙江温州知府被髮配伊犁。前任温州知府、現任嘉興知府也被撤職。現任温州處州道台、永嘉知縣、平陽知縣三人，維護黃梅，官官相護，又矇蔽上司，得到嚴懲。

應該説，乾隆只處理了與黃梅問題有關的少數官員，且處理得相當輕。相反，對堅持真理、堅持原則的英雄竇光鼐，乾隆處理得卻相當重。乾隆的聖旨又一次斥責了竇光鼐，説竇光鼐揭發黃梅的罪行，只有三條經審理後證明是事實。

同時，乾隆揪住伊齡阿彈劾竇光鼐“要真相不要性命，不要做官”的豪言壯舉，斥責竇光鼐不顧大臣禮數，一味蠻幹。

的確，竇光鼐抓住真相不放，一定要把黑幕揭開，給乾隆出了一個大難題，乾隆能高興嗎？

但是，竇光鼐的功勞是實實在在的。乾隆法外開恩，讓他署理光祿寺卿。竇光鼐原來是吏部侍郎外放的浙江學政，級別是正二品。而光祿寺卿是從三品，而且還是“署理”的。竇光鼐被連降了三級。

乾隆專門解釋了把他降級的原因：“如果竇光鼐沒有揭發不實和亂講話的情節，我一定還任命他為侍郎。”賞罰顯然有失公允。

回到北京後，竇光鼐依然堅持原則，剛正不阿。乾隆六十年，竇光鼐擔任會試主考官。和珅一直嫉恨竇光鼐，就向乾隆告狀，説竇光鼐擔任過浙江學政，會試的前兩名都是浙江人，涉嫌徇私舞弊。

乾隆就把竇光鼐免職，接受調查，讓和珅擔任殿試的考官。結果，和珅評定的第一名，正是竇光鼐錄取的那名考生。竇光鼐的一場牢獄之災，就此煙消雲散。

事後，乾隆勒令竇光鼐以四品官退休。不久，竇光鼐死在了家中。乾隆皇帝也禪位，當太上皇去了。

浙江府庫虧空案就這樣結束了。虧空問題根本沒有得到解決，被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皇帝和大臣們留給了後人。

到了乾隆的兒子嘉慶親政後，領班軍機大臣王傑指出：“現在地方有的縣，虧空十幾萬白銀。一遇到核查，地方官就橫徵暴斂，東挪西借，使出各種旁門左道。老百姓苦於繁重的、不透明的税負，怨聲載道。至於各地提出的＇設法彌補＇，只有拖延的藉口而已。地方財政清查一次，虧空金額就多一次，而彌補的期限再往後拖延一次。年復一年，循環往復，不知道什麼時候是盡頭。”

據嘉慶三年至五年的清查結果，各地府庫積欠即達2000餘萬兩。經過多年的催逼督辦，到嘉慶二十一年（1816），户部統計各省仍拖欠或者財政不明銀兩1720餘萬兩。財政虧空和清朝歷史伴隨始終，不斷惡化，一直到王朝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