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年前的那場激烈爭論，為什麼厲以寧堅持的股份制改革這麼重要？_風聞

文 | 陶魏斌

1992年，距離今年已經過去31年了，也是在這樣的一個2月裏——2月10日。

新聞裏用“晴空萬里”來形容這一天的天氣。被稱為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老人重新出現在上海——他一度淡出了老百姓們關注的視線。

那天和他在一起的，是時任國家主席楊主席。他們來到一家叫做貝嶺的半導體公司。

88歲的老人對於技術的熱情和想象力，顯然超出了人們的想象。當他在放大鏡裏努力看清了三微米大的集成電路後，不禁感嘆道這東西就像是高樓大廈。

不過，老人畢竟是一個政治家而不是一個科學家，他的內心深處，此時湧上了一個更加重要的問題：

“你説，這東西姓‘社’還是姓‘資’？”他突然轉頭問站在旁邊的時任上海市委書記吳書記。

而此時此刻，老人的眼前正面對着一大片來自美國的設備。這些結構精巧的設備被巨大的玻璃所籠罩，一塵不染，這裏被稱為“百級淨化車間”。

聽到老人的問話，上海吳書記似乎明白了老人的用心，他順水推舟地回答説；“這東西過去姓‘資’，現在為我所用，就是姓‘社’。”

“對嘛，資本主義的東西，我們引過來，它的姓就變了，變成姓‘社’了。”老人用四川口音笑着接過話，“我們不少幹部，至今姓‘社’姓‘資’這個觀念還沒解決好，要再開放一點。”

在這個官方新聞中的上海“視察”之後，這位老人開始了自己的南方之行，歷史迎來了大家念念不忘的“東方風來滿眼春”。

一年之後，63歲的經濟學家厲以寧，出任北京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院長。同年，他出版《怎樣組建股份制企業》一書。

摸着石頭過河

如果把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劃分為兩個階段，那麼1992年就是分水嶺。1992年之前，中國經濟在摸索中前行，屬於“摸着石頭過河”。

1930年出生於南京的厲以寧，無疑是最早一批摸石頭的人。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在中國的經濟學界，關於中國未來經濟體制改革的探索中，一直存在兩種不同的思路——“價格改革主線論”和“企業改革主線論”。

厲以寧作為當時北京大學的學者代表，認為在設計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思路中，應該把“企業制度的改革放在首位”。

他們給出的理由是：商品價格以生產要素價格為基礎，生產要素價格又以所有權為基礎，所以價格説到底是市場當事人之間轉讓所有權的交易條件。

沒有有效的所有權結構，就不可能有對企業和消費者有效的財產權利關係的約束，也就不可能有真正合理的價格體系。

而在那個年代，中國的企業不具有真正商品生產者法人的自由度，放開價格只能加劇短缺條件下的經濟混亂，而不能收到“二戰”後西德和日本價格改革帶來的效果。

所以厲以寧提出，改革的首要任務是“用八年左右時間明確企業產權關係，實現企業的公司化。應把企業經營機制的改革與企業產權關係的改革聯繫起來，把非規範化的承包與規範化的產權改革聯繫起來。”

在八年的時間裏，企業改革的重點應逐漸由承包制向股份制過渡，由低層次的經營機制與產權關係的改革向高層次的經營機制與產權關係的改革過渡。

從現在的眼光來看，厲以寧的觀點無疑具有更大的價值，但實際上在那個年代，有關企業的產權改革是一個**“大膽到無法想象”**的觀點，無法獲得對此充滿疑慮的領導們的支持。

“總起來説反對的多”

毋庸置疑，所謂產權問題，是當年中國企業——絕大部分是國企——改革的核心問題。

這其中，和產權相關的詞，正是“股份制”。

如果時間再往前回溯，有關“股份制”的提出，是出於另一個社會動因：在1978年後，大批青年人從農村回到了城市。這些充斥着青春荷爾蒙的年輕人，在回到自己熟悉的城市後，大部分無奈地發現，他們幾乎找不到上班工作的地方。

據統計,1979年全國返城知青多達1700萬,再加上320萬沒有就業的留城青年,總數達到2000多萬。

成千上萬的返城知青要求政府分配就業,而政府和企業又無法滿足這麼多待業人員的要求,因而當時全國各大城市,就業矛盾非常突出。

在一次高級別的勞動就業座談會上，作為學者代表，時為北京大學經濟系副教授的厲以寧提出：“可以號召大家集資,興辦一些企業,企業也可以通過發行股票擴大經營,以此來解決就業問題”。

這是厲以寧第一次提出“股份制”，但是,他的這個提議當時沒有引起什麼反響。

幾年之後，在上文提到的經濟體制改革爭論中，厲以寧積極主張以股份制作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和方向的。

1986年9月,一篇名為《我國所有制改革的設想》的文章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大標題下作者一欄的名字正是“厲以寧”。

在這篇文章中,厲以寧從理論上詳細地討論了中國改革以後的所有制體系，以及股份公司的構造。

此後,厲以寧在一系列著述中，不斷地為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大聲疾呼,從而有了“厲股份”的稱號。

事實上，厲以寧關於股份制改革的主張在學術界和政府官員中，都引起了很大爭議。很多年後，厲以寧回憶起那段經歷，也坦言“壓力很大”，“總起來説反對的多、贊同的少”。

心寬無處不桃源

任何改革取的突破，“天時地利人和”，一樣都不能少——股份制改革也是如此。

客觀來説，股份制觀點的提出，正處於我國城市改革的初始階段，由於股份制帶有極大的“姓資”的嫌疑，而“姓社”的承包制又在農村獲得了輝煌的成功，因此在那個時候，人們將“熱烈擁護”的掌聲投向了國有企業的承包制。

然而，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的是，在農村，承包製取得了持續數年的巨大成功，而在城市，伴隨承包制的卻是各種“短期化行為”，並最終證明是失敗的。

更為重要的是，在進入上世紀90年代之後，中國改革迎來了“偉人時刻”——有關姓“資”和姓“社”的爭論，被巧妙和反覆地被熄滅，解放思想成為了人人都需要對標的改革精神。

1992年國務院頒佈了《股份制企業試點辦法》、《股份有限公司規範意見》、《有限責任公司規範意見》、《股份制試點企業財務管理若干問題的暫行規定》等11個法規，引導股份制試點走向規範化。

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要進一步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

這是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提到“產權”二字。

到了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明確提出：

股份制是現代企業的一種資本組織形式，有利於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有利於提高企業和資本的運作效率，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

2009年11月22日，厲以寧和他的“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理論”獲得了第二屆“中國經濟學理論創新大獎”，頒獎當天正好是厲以寧的80歲生日。

更多的人説，沒有厲以寧的股份制理論，就沒有今天的中國股份制改革。

當被問到“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有哪些改革是最成功”時，厲以寧的回答是：

第一個是農村的家庭承包制，第二個是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革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證券市場，第三個是民營經濟的興起。

“我評價的標準是改革是否有不可逆轉性。改革走上這一步就不能再後退了。農民搞了承包再回到人民公社，他就不幹了；國有企業已經變成股份制企業了，你叫他再退回來就不行了；民營企業已經搞了，退不回去了。”

這三個大石頭投進水裏濺起了層層波浪，從此中國的經濟再也不能平靜下去。

厲以寧在三十歲生日時，曾經填過一首詞：《鵲橋仙》。

在下闋裏，厲以寧寫道：“茫茫人生，漫長苦旅，一生如同弈局。榮枯順逆俱尋常，總難免彎彎曲曲。”

在談起自己一生如何面對困難時，這位詩詞愛好者秘籍是：

關鍵在於如何對待，“心寬無處不桃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