鴻爪遺蹤——出使千湖之國芬蘭（上）_風聞

作者：陳辛仁1954年9月至1958年1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駐芬蘭大使；1972年1月至1974年12月，駐伊朗首任大使；1975年1月至1978年10月，駐荷蘭大使；1978年10月至1980年12月，駐菲律賓大使；1981年2月至1982年6月，任國務院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常務副主任、黨組副書記；1982年7月至1986年7月，文化部顧問、對外文化交流委員會主任；2005年7月2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9歲。

芬蘭於1950年10月28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外交關係，雙方互設公使館。中國首任駐瑞典大使耿飈兼駐芬蘭公使。1954年9月3日，中芬兩國同意將公使級外交代表升格為大使級外交代表。

1954年9月的一天，我在中共江蘇省委書記處任上，忽然接到指示，要我立即到外交部報到，出任我國駐芬蘭特命全權大使，攜夫人同行。

根據外交部領導的指示，我們要在極短的時間裏做好出國赴任的準備工作：閲讀有關駐在國情況的文件、瞭解赴任時的一些外交禮賓事宜、會見駐在國駐華使節、制裝等等。

周恩來總理

（網絡圖）

出國前，外交部通知我們，周恩來總理要同我們幾位即將赴任的大使談話。周總理剛參加了日內瓦國際會議回國不久，百忙中抽出時間，在一個晚上會見了我們。周總理在談到我國的對外政策時説，為了恢復和發展我國的經濟、文化建設，我們需要有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我們主張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和一切國家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發展貿易和文化交流。我們不想威脅任何人，但我們也不能容忍別人對我們進行威脅和侵略。

周總理談到爭取中間立場國家和中立國家的重要性。總理説：“西歐、北歐都有公開宣佈奉行中立政策的國家，亞洲、非洲也有在實際行動上不參加兩個對立陣營的國家，對它們都應增進了解，促進合作，為國際緊張局勢的緩和和世界和平作出貢獻。北歐的瑞典、芬蘭都奉行中立的外交政策，這些國家對我們是友好的，我們要支持他們堅持中立的政策，和中立國家交朋友，要爭取團結國際上的中間力量，越多越好。”周總理還對外交工作和外交人員提出了要求。他的談話，給了我們很明確的指點，也給了我們莫大的鼓舞。

陳辛仁夫婦

（網絡圖）

我和夫人曉植於10月27日從北京動身，乘蘇制伊爾-18飛機啓程。芬蘭駐華公使孫士敦、外交部西歐司領導黃華等赴機場送行。伊爾-18飛機只能作短途飛行，飛到蒙古烏蘭巴托機場停下來上乘客，旅客吃飯，到伊爾庫斯克又停下來住一宿，第二天才飛經奧姆斯克到達莫斯科。

我們於10月29日乘飛機到達芬蘭首都赫爾辛基。芬蘭外交部禮賓司司長、蘇聯和東歐駐芬蘭的使節、我國使館臨時代辦和外交官都前往機場迎接。我在候機室和這些官員及幾位記者簡短談話後，便回到位於庫洛薩里島的中國大使館，同全館人員見面。

10月30日，我到芬蘭外交部拜會禮賓司司長，又拜會了外交部部長維洛萊寧。這位外長是我幾十年外交生涯中遇到過的唯一一位滴酒不沾的外交部部長。除了見面的友好談話外，我請他安排呈遞國書的時間。

禮賓司司長還説他夫人要來拜會曉植，我説還是約定時間，讓曉植先去拜會他夫人吧，司長很高興。

11月4日，芬蘭外交部禮賓司司長到中國大使館來，陪同我攜全館外交官到總統府，向巴錫基維總統呈遞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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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錫基維

巴錫基維是芬蘭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1920年曾任芬蘭代表團團長，和蘇俄談判並簽訂了蘇俄芬蘭和平條約；1940年前後參加有關芬蘇談判和芬蘇條約的簽訂，結束了1939年以來的芬蘇戰爭。巴錫基維之後擔任過總理、總統等最高職務。我到任那年，他已是84歲高齡。

我遞交了由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簽署的國書，並宣讀了頌詞。頌詞中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始終不渝地堅持國際和平和友好合作的政策，並願意在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與世界上一切國家建立並發展友好合作關係。”

巴錫基維總統表示歡迎兩國外交級別升格後首任中國大使的到來，很讚賞新中國對緩和世界緊張局勢所作的努力和和平共處的外交政策。然後，他談了對中國的興趣，以及讀過的有關中國的書等等。他還談到芬蘭奉行和平中立政策，談到芬蘇友好合作關係，表示願和新中國發展和平友好關係。我表示，願意在我的任期內盡力為促進中芬友好合作而努力。

次日，我又拜會了芬蘭總理吉科寧。他是一位熱情而平易近人的政治家。1956年，他繼巴錫基維當選為芬蘭總統。吉科寧夫人曾於1953年率領芬蘭文化代表團訪問中國，開拓了中芬友好和相互理解的高層渠道。吉科寧總理亟盼發展中芬兩國的經濟、文化來往。

1953年，芬蘭文化代表團訪華時在魯迅紀念館前合影。（《中國和芬蘭的故事》圖）

在我國執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支持芬蘭和平中立政策的方針下，中芬關係在那幾年都本着互相尊重、互相支持、鼓勵往來的原則而正常友好地發展。

中國國旗在1952年赫爾辛基奧運會上升起。（《中國和芬蘭的故事》圖）

早在1952年赫爾辛基奧運會舉辦期間，芬蘭作為東道國就積極支持我國體育代表團參加。芬蘭是1956年加入聯合國的，從那時起，芬蘭每年都在聯合國投票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

1956年6月，我們邀請芬蘭議會代表團訪華。代表團由農民黨議長蘇克西萊寧率領，包括芬蘭6個政黨的議員代表在內，受到毛澤東主席、劉少奇委員長、周恩來總理親自會見。芬蘭議會代表團回國後，發表了不少對中國友好的報告或報道。如聯合黨議員圖爾奈作了20多次報告；另一位聯合黨議員維爾達寧發表了訪華紀事，讚揚新中國的宗教政策；芬蘭人民黨議員卡爾維柯發表文章，批評美國對華政策中的錯誤；芬蘭瑞典人民黨議員梅納德建議中國人大代表團於次年訪芬。後來，我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賽福鼎率團回訪了芬蘭。

周總理既是中國外交方針路線的制定者，又是對外交往中最廣泛、最完善的實踐者。在我的芬蘭任期內，他除了會見過芬蘭文化代表團、經濟界人士外，還會見過芬蘭合作社代表團、新聞工作者代表團、議會代表團等。

烏爾霍·凱赫寧是芬蘭議會大委員會主席，是農民黨黨員，他參加過芬蘭文化代表團訪華，但他主要考察的是中國的農業情況。他回國後寫了一封給周總理的信，交由我使館轉達。信中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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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芬蘭農業家和芬蘭農民黨的一員，我對中國農業問題是極感興趣的。雖然在農業政策，特別是土地所有權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選擇了與我們不同的道路，但它選擇的絕對是對的，而且是符合中國的條件的，這是中國增加農業生產、消除封建制度所帶來的嚴重災害的最好捷徑。

在我們的訪問中，我也能看到（中國）對工業發展，特別是對重工業發展所給予的多麼巨大的注意，這無疑是運轉一國經濟的動力。可是我冒昧地提請閣下注意，工業發展常常會成為唯一的目的，而使其他行業，特別是農業，由於“陶醉於工業”而被遺忘了。在西方國家，幾乎毫無例外地發生了這樣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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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封信是1955年12月寫的，我們轉送到國內，並建議由使館約見凱赫寧表示感謝，總理太忙，就不必覆信了。可是總理看到凱赫寧的信後，除同意我們繼續與他接觸外，還特地在1956年4月覆信給凱赫寧。信中感謝他為增進中芬兩國友好合作而作的努力，並答覆説：“您以農業專家的身份，特別研究了中國農業發展計劃，對中國在農業方面的改革給予很高的評價，這自然使中國人民感到榮幸。”“您關切地提到中國工業與農業發展的前景問題，我國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經常注意着工業和農業按比例發展的原則。”

（注：原文載於《鴻爪遺蹤》，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版，選入本書時有刪改。）

未完待續~

圖文 |《中國和芬蘭的故事》

作者 | 陳辛仁

編輯 | 外交官説事兒 青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