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瑟北風冬月勁，桃花春雨驚蟄歸 ——與喬治關於民主的對話（三）上_風聞

第三章  中國團結式民主與美國競爭式民主

喬治説：“剛剛你花了極大的功夫證明了一番中國有比西方國家更先進的生產力，然後得出結論，中國有比西方國家更先進的民主。但我們普通人的感受並不是這樣呀，我在台灣和美國感受到的是西方國家更加民主，也更加註重人權和自由，我在中國大陸並沒有感受到更加民主。”我説道：“你舉個例子。”喬治道：“比如説中國大陸的網絡封鎖，還有網絡審查，這能叫做民主和自由嗎？”我回答道：“每個國家都有他自己的國情，也有自己的歷史和法律，法律既然適用於現實世界，自然也適用於網絡世界。其實美國也封鎖外國網站還有社交媒體，比如所有的中國APP和科技公司在美國就全部被封鎖，美國政府甚至提不出任何正當理由，只因為是中國公司的，甚至還強迫抖音必須出售在美國的業務，這是強買強賣。美國同樣搞網絡審查，比如谷歌、臉書、推特、油管等，前不久，他們不是聯合起來把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封殺了嗎？究其原因不就是因為他們審查了特朗普的發言內容，然後覺得違反了美國法律嗎？這其實跟民主、自由、人權都無關。至於你感受到的差別，這其實就是中國與西方國家在社會形態上的差別，就是中國式民主和西方式民主的差別，與中國相比，西方的資本主義國家有其自身的鮮明特點。”

人類社會的每一種社會形態，都有其自身的鮮明特點。比如原始社會，所有人共同擁有生產資料，享有共同的政治地位，共同勞動，共同享用勞動成果，所以在原始社會，任何人都不會比別人更高貴，也不會比別人有錢，也不會有人多吃多佔，自然也不會有人少幹活，所有人都是絕對平等的，這就是原始社會的特點；而奴隸社會的特點則是一羣人無條件的奴役另一羣人，奴隸只不過是會説話的牲口，沒有任何人身權利、私人財產或是人格尊嚴可言，奴隸可以任意買賣，奴役勞動，甚至是剝奪生命；而封建社會的最大特點就是皇權，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利，《詩經》裏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就是這個意思，一切人，一切物，一切事都可以憑皇帝一言而決；而資本主義社會的特點就是小部分人掌握着絕大多數的生產資料，小部分人擁有着絕大部分的資源，大部分人永遠在為小部分人打工，而資產階級的本質是無限的追求財富，這就要求他們不斷的擴大商品生產還有開拓更大的市場，基於這樣的本能驅使，造成資本主義社會對民主、人權、自由的獨特理解。

比如印度，印度獨立七十多年了，政府在表面上廢除了種姓制度，但所有人都知道種姓制度從來沒有離開過這塊古老的大陸，因為廢除種姓制度損害了一部份人的利益，所以無形之中自然有一隻巨手保護了種姓制度，今天的印度，一半以上的人口是賤民和低種姓，他們大多是文盲或低學歷者，很多人一生都僅會寫自己的名字，他們都處於社會的最低層，種姓制度的保留為印度帶了巨大的社會成本及深遠的族羣傷痛，但如果説真由那占人口一半以上的賤民和低種姓印度人來決定是否廢除種姓制度，我想他們一定不會反對，但為什麼種姓制度仍然保留？就是因為小部分人掌握着絕大部分的資源，所以有人就能這麼做，但在西方國家的世界觀裏，這並不跟他們相信的民主、人權、自由相牴觸，印度仍然號稱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而在中國，當年西藏進行民主改革時，廢除存在了千年的農奴制度也就在一夜之間。再比如在這次新冠疫情期間，美國以特朗普為首的相當大一部分人宣稱，他們有不戴口罩的自由，誰也不能強迫他們佩戴，但事實上因為一部分人不戴口罩，必然使他們周圍的接觸者感染風險大幅上升，甚至造成更多死亡，也必然使防疫的難度成倍增加，也使疫情更加難以控制。這就是他們為了他們個人的“自由”而犧牲了大多數人的自由，這要是在中國，這種自私自利的自由顯然是要被所有人唾棄的，但是在美國，這種“自由”卻偏偏就能成立，這就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特點。

喬治問：“天賦人權，羣體的自由是很重要，但個人的自由難道不更重要嗎？沒有自由的個體，又怎麼會有自由的羣體呢？盧梭在《社會契約論》裏説：‘放棄自由就等於放棄自己做人的資格，放棄人類的權利，甚至是放棄自己的義務。’”我點點頭：“你説到點子上了，你一直感覺中國跟西方國家相比不民主、不自由，不重視人權，其根本原因就在你剛引用的盧梭那句話裏。在西方國家，人權這個概念是特指單個自然人的個人權利，並非某個國家或集體的整體人權，所以在西方國家人權從來不是一個羣體概念。比如，法國大革命時的《人權宣言》裏就説：‘人們結合成一個國家或社會，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天然權利。’；更早一些的美國《獨立宣言》裏也説：‘人們擁有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之權，人們為了保證這些權利，就創立了政府。’也就是説，在西方國家的人權觀裏，是先有了至高無上的人權，為了保護人權，才有了國家這個保護人權的工具，工具的地位自然不可能在人權之上，國家只是單個個人的集合，盧梭甚至討論過一個人可不可以退出自己的國家。所以在西方國家人權和國家就有了清晰的主次之分，這就是人權高於主權的由來，當然引申出的還有自由和民主。而中國人覺得國家是一個階級統治另一個階級的工具，現在則是維護人民利益的工具。兩廂比較，這就有明顯的區別，西方國家人權強調的是個人，而中國不論是強調階級利益還是人民利益，都是集體的利益。比如還是這次新冠疫情，為什麼封城、戴口罩這些事在西方能引起的那麼大的爭議？就是因為它侵犯了個人的自由，國家只不過是維護個人自由的工具，怎麼可以為了解決國家的事情而犧牲個人自由呢？在很多西方人看來，這是本末倒置根本是不能接受的。”喬治問：“那中國人是怎麼想的呢？”我回答：“《孟子》裏説：‘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大概意思是，人們都在説天下、國、家，而天下的根本在國，國的根本在家，家的根本在個人。這就是典型家國天下的概念，這個道理每個中國人都認同，沒有大家就沒有小家，沒有國家就沒有個人，中國人就是這麼想的，所以在中國，幾乎所有人都自覺自願的配合國家的防疫政策，少數個別逃避或破壞國家防疫政策的，甚至會被公安局以‘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立案偵察，將承擔法律責任。”喬治想了想道：“這是兩種不同的世界觀和價值觀的比較，這裏面有太多歷史和文化等多重因素。”我道：“但我們對民主是有明確定義的，民主必須要維護大多數人甚至是所有人的利益。在中國政府積極的防疫政策下，挽救了大多數人的生命，這就是維護大多數人的利益，這是西方國家政府想做卻做不到的。”喬治反駁道：“大多數人也是個體組成的，維護大多數人的利益，也不能犧牲少數人的利益呀，應該尊重個體的差異和每個人選擇的權力。”我回答：“你的這種想法正是西方國家的主流想法，所以美國政府對那些拒絕戴口罩、拒絕打疫苗、拒絕封城的人是無能為力的，但代價呢？一百萬條人命，這一百萬罹難者他們的人權又有誰來維護呢？回到前面盧梭那句話：‘放棄自由就等於放棄自己做人的資格，放棄人類的權利，甚至是放棄自己的義務。’盧梭這句話裏的自由有沒有邊界呢？因為人歸根到底是個羣居動物，沒有人可以脱離社會獨自生存，人與人相處必然會出現利益的重疊，當出現矛盾的時候你要維護誰的自由呢？比如那些拒絕戴口罩的人，他們想要不戴口罩的自由，但那一百萬罹難者呢？他們只不過想要活下去的自由。所以，現實是自由必須有邊界，你必須考慮別人的利益，人是不能自私自利的為所欲為的。站在一箇中國人的角度來看，絕對的民主就是沒有民主，絕對的自由就是沒有自由，絕對的人權就是沒有人權。”

喬治道：“你的意思是盧梭錯了？”我想了想道：“我也沒這麼説，就像同樣的麪粉，西方人把它烤成了麪包，中國人把他蒸成了饅頭，你能説誰錯了嗎？但盧梭畢竟是十八世紀的人，受當時生產力的限制，盧梭的思想有很強的侷限性也是情理之中的。”喬治想了想道：“所以，沒有對錯之分，但是卻有先進與落後之分，你覺得中國式的民主、人權、自由更加先進。你並不覺得盧梭錯了，只是覺得盧梭老掉牙了。”我終於是笑了：“其實，西方的這套民主觀、自由觀、人權觀，本質上是資產階級誕生初期用來對抗封建皇權的，用強調人權來否定皇權，比如，同樣是《社會契約論》，盧梭還説：‘真正的自由不是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而是你不想做什麼就不做什麼。自由不僅在於實現自己的意志，更在於不屈服於別人的意志。’這裏説的‘別人的意志’，指的就是皇權。其實《社會契約論》剛出版的時候根本無人問津，甚至盧梭本人還遭法國當局追捕，後來是因為資產階級需要武器才成就了它，資產階級就用這套人權、自由的思想把封建皇權徹底幹掉了，實現了法律意義上的人人平等，平等之後資產階級掌握着絕大部分資源的優勢就體現出來了，他們用這些資源組建成了資產階級政黨，從而達到了控制國家政權的目的。”喬治説：“你覺得資產階級把《社會契約論》當武器是在利用盧梭？恰恰相反，我認為是這位啓蒙運動的偉大思想家孕育了資本主義。”我道：“孕育資本主義的是瓦特的蒸汽機，至於資本主義本身，我們前面提到過它有其自身鮮明特點。比如我們剛剛提過的美國《獨立宣言》，裏面就説：‘人權乃是大自然的法與大自然的上帝之法所賦予人們的，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自明的，即一切人被創造出來都是平等的。’説的非常動聽，那請問黑人奴隸算不算‘一切人’的範疇？印第安人算不算‘一切人’的範疇？婦女算不算“一切人”的範疇？自相矛盾的是《獨立宣言》裏面還明文規定，‘聯邦無權干預奴隸制’，還明確‘財產權大於人權’，當然少不了的還有對印第安人的醜化和污衊。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邏輯，人權當然很重要，但不能妨礙做生意，掙錢嘛，不寒磣。”喬治辯駁道：“奴隸制那是歷史的侷限，當時實行奴隸制的又不止美國一個國家，歐洲也搞奴隸制。而且自林肯上任後積極推動廢除奴隸制，為此甚至爆發瞭解放黑奴的南北戰爭。”我道：“首先，美國內戰的爆發已經是《獨立宣言》發佈85年以後了；第二，為了徹底滅絕印第安人，美國政府對印地安人婦女系統性的強制絕育，此政策一直持續到了1976年，截止1976年有超過42%育齡印第安人婦女被絕育，那一年正好是《獨立宣言》發佈200週年。而為了抹去印第安人語言、歷史和文化，美國政府還強制要求印第安人兒童必須離開他們的父母就讀寄宿學校，還強行將印第安人兒童交與白人家庭撫養，此政策一直持續到了1978年，那一年中國改革開放了，美國的民主、自由、人權究竟要如何自圓其説呢？第三，美國內戰的爆發自始至終也不是為了保護黑奴的人權，而是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我們前面談到過生產力發展水平必須和政治形態相匹配，事實上那個時候，美國北方州的經濟以資本主義工商業為主，南方州則以農業種植園為主，奴隸制這種生產關係已經與北方州的資本主義政治形態嚴重不匹配，制約了生產力的發展，而南方的種植園則把奴隸視為勞動力和財產，這才是北方自由州和南方蓄奴州的根本矛盾，最後由於南方州退出了聯邦，激化了矛盾，才引發了戰爭。林肯就曾説過，只要能挽救聯邦他可以解放奴隸，但也可以不解放奴隸，也可以只解放一部分奴隸，然後保留另一部分奴隸。第四，所以事實證明，在西方由資產階級統治的資本主義國家，民主、自由、人權都是有選擇性的，只有利益才是永恆的。”

圖32：西藏進行民主改革後，一夜之間就廢除了千年農奴制

圖33：美國反口罩團體持槍進行反口罩遊行，捍衞他們不戴口罩的“自由”

圖34：盧梭：“人生而自由，卻又無往而不在枷鎖之中！”盧梭是思想啓蒙運動的傑出思想家，但個人德行也飽受爭議

圖35：對林肯和美國北方的資產階級來説，“南北戰爭”的本質是因為奴隸制度妨礙了資產階級的發展空間，跟民主、自由、人權都沒有一毛錢關係

喬治問：“除了黑奴和印第安人，你剛提到的婦女是怎麼回事？”我道：“婦女地位在當時其實也不高，事實上《獨立宣言》裏面提到的‘一切人被創造出來都是平等的’，這個‘一切人’的範疇在當時和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其實非常狹窄，基本上只限定於白人男性。”

非白人的民主權利被限制，最重要的當然是選舉權，雖然選舉權從法律上來説，是全體公民都擁有的，但這只是理論上。美國政府長期使用各種手段來限制非白人男性的選舉權利，以達到維護特定階段利益的目的。比如早期美國就規定想要選舉權，就必須先要有納税資格，但那個年代婦女基本上從屬於家庭的，未出嫁之前家裏由父親納税，結婚後由丈夫納税，這項要有納税資格的要求就等於剝奪了美國所有婦女的選舉權，只有個別州，比如新澤西州在一段時間裏曾規定寡婦有選舉權；再來，雖然在1870年美國憲法第15條修正案就規定，不得因公民的種族、膚色或曾為奴隸的關係而剝奪其選舉權，但事實上為了限制黑人的選舉權，美國政府是絞盡腦汁，先後出台了人頭税、文化測驗、祖父條款、白人預選會等手段，人頭税是要求公民參加選舉必須交納的税款，一般1到5美元不等，表面上是向所有成年男子徵收，但是絕大多數黑人一貧如洗，實際上剝奪了大多數黑人的投票權。文化測驗是要求黑人進行選舉登記時必須進行文化測驗，不僅要測驗讀寫能力，還要求解釋聯邦憲法和州憲法，但黑人絕大多數是文盲，不可能通過這樣的文化測驗。而祖父條款是規定1867年以前其祖父和父親已經取得選舉權的人，可免除人頭税和文化測驗，南北戰爭是1865年結束的，在之前大多數黑人還是奴隸呢，這項規定使人頭税和文化測驗成了專門針對黑人選舉權的限制手段。到了二十世紀初，這些手段對新一代黑人已經不再有效，於是又有“白人預選制”來阻止黑人蔘加投票，即規定只有白人才能參加民主黨的候選人選舉投票，當時美國南部是民主黨一統天下，這個規定等於剝奪了所有黑人的選舉權。直到1964年人頭税才被廢除，1965年文化測驗才被“暫停”，1970年這些新規才在美國全國實施。

喬治説：“你説的這些已經是過去式了，種族歧視或是漠視婦女權利這些在當今的美國都是違法的。”我説：“也有現在進行式，某些項限制手段至今仍然存在。”喬治説：“哦，那是什麼？”我説：“比如美國總統大選投票日固定為十一月首個週一後的週二，這項法律是1845年制訂的，沿用至今，知道是為什麼嗎？”喬治搖搖頭，我道：“答案是因為週二是工作日，勞工階級必須工作，相當數量勞工不會專門放棄薪水請假去投票的，所以有空閒出來投票的大多是資產階級，這就是當年為了限制勞工階級投票所玩的小把戲，技巧性剝奪絕大多數勞工階級的投票權，可謂挖空心思，每當這種時候資產階級就選擇性遺忘‘一切人被創造出來都是平等的’這句話了。”喬治説：“你曾説勞工階級就是中國政治話述裏的無產階級。”我答道：“是的。”喬治説：“那西方國家的無產階級會有人為他們伸張權利嗎？我是説也會成立無產階級政黨嗎？他們似乎沒這麼激進呀。”我説：“西方國家當然也有無產階級政黨，美國共產黨成立於1919年，論年齡比中國共產黨還大兩歲，日本共產黨則成立於1922年，比中國共產黨小一歲。再比如拍攝了《末代皇帝》的意大利著名導演貝納爾多·貝託魯奇，他來自於意大利共產黨，他一生都信仰馬克思主義，意大利共產黨成立於1921年，跟中國共產黨同歲，意共曾是西歐最大的共產黨，美共、日共則至今仍然存在，都是當今世界上現存資歷最老的共產主義政黨，但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比錢多’的遊戲規則之下，美共、日共從來就沒有上台執政的機會，影響力也非常小，你沒聽説過也是正常的。”

喬治説：“你一直強調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有其鮮明特點，你是想説像《獨立宣言》一樣，言行不一，是這個意思嗎？”我道：“我可不會用這個詞，西方社會鮮明的特點其實是相對中國而言的，但其實也沒這麼簡單，我更願意用‘競爭’來形容這種現象。在西方國家的政治體制下，利益集團是客觀存在而且非常活躍，利益集團要維護自己的利益就必須打擊對手的利益，因為世界上從來就不存在一塊能讓所有人都吃飽的蛋糕，所以利益集團相互間就必然產生激烈的對抗，從政治理念、法律條文、產業政策、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比如我們前面談到的印度種姓制度的問題，馬克思在《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裏就説：‘部落之最極端的、最嚴格的形式是種姓制度。’這種惡劣的封建制度，理論上印度政府早在1947年就把廢除它寫進了憲法，首先我們可以肯定，在當時能把廢除種姓的理念寫進憲法，這本身就是利益集團博弈的結果，就像《獨立宣言》裏不也寫進了‘一切人被創造出來都是平等的’這種話嗎？至少所有人都覺得表面上還是要冠冕堂皇一下的，但實際上呢，印度仍然有種姓制度，看印度議會里婆羅門所佔的比例就知道了，而美國人仍然要迫害黑人和印第安人，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這就是競爭，力量的競爭、權力的競爭、資源的競爭，既然是競爭，利益集團間就會此消彼長，根本就不會有什麼鐵打的皇冠，所以就算是制定出的憲法、當眾公佈的宣言，也不過是力量的一種形式或是資源的一個門類，根本不存在不可戰勝這一説。所以，西方式的民主體制你可以理解成競爭式民主。”喬治道：“你的意思是西方社會一直存在各種社會互相競爭之中。”我道：“是的，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由資產階級統治，資產階級可是商人出身，市場競爭原本就是商人間的遊戲規則，給你舉個簡單的例子，美國社區。”

美國的社區本身就能典型的體現這種競爭關係。在美國的社區裏警察、消防、衞生、公立學校和公立醫院等公共部門開支全部來自這個社區的房產税，不同的社區之間獨立核算。一些位置好、環境優美的社區逐漸高檔商鋪雲集，豪宅林立，這裏的房價和房產税自然水漲船高，負擔不起這裏開銷的就會逐漸搬離這裏，由於房產税收得高，所以這樣的社區裏治安、學校、衞生、綠化等都是頂級的，於是漸漸就成了富人區。而中產階級聚集的社區各方面相比就會差很多了，而窮人的社區就更差，在美國治安最差的都是這些窮人區。如果一個社區連房產税都交不起，就什麼都沒有，連通水、通電都十分困難，甚至連警察都十分欠缺，這種地方就叫貧民窟。這就是美國的競爭主義邏輯，人以羣分，人為的以經濟能力把城市分出了富人區、中產區、窮人區、貧民窟。同一個城市，同一個政府，富人區裏陽光明媚、花團錦簇、綠樹成蔭、治安優良，而貧民窟裏垃圾成山、污水橫流、幫派林立、治安惡化。説到治安，就不得不提美國警察為了改善貧民區等地日益惡化的搶劫商鋪行徑，推出了全美警方實時監控計劃 ，名叫“綠燈計劃”（Project Greenlight），參與這個計劃的商鋪，警方會在商鋪周圍和店裏進行24小時監控，如遇到治安事件，警方會在幾分鐘之內出警，享有較高的優先級別，參與綠燈計劃的商鋪會在店外顯著位置安裝一個閃爍的綠燈，告訴犯罪分子，商鋪正處於警方的保護之中，效果也是立竿見影，參與該計劃的商鋪安全率成指數性提高。當然，加入該計劃並不是免費的，初次加入需要根據商鋪大小一次性支付數千美元不等的費用，以後每月還需支付數百美元不等的維持費用。警察收錢提供安全服務？中國人會難以接受，把社區人為的分成三六九等，享受不同等級的公共服務？中國人更難以接受。但這就是西方國家的競爭主義哲學，你要想做人上人，就得隨時展現你的實力。

圖36：印度德里的窮人區和富人區，因為地產税是按區塊徵收的，所以窮人區和富人區雖然僅隔一條公路，但卻涇渭分明，無人敢越雷池一步

圖37：美國的綠燈計劃徽標，旨在提高參加計劃商鋪的安全性

圖38：美孚加油站價目表右上角的綠燈，就是參與“綠燈計劃”的商家標誌，在綠燈範圍內有警察攝像頭監控，警察也會提供快速出警服務

喬治問道：“你是怎麼看這個問題的？”我道：“這跟美國政府的自身定位有關，前面我們説了是先有人權，其次才有了維護人權的美國政府，這個先後次序不能變，敦輕敦重也不能變，所以美國政府定位就是一個服務供應商，只不過提供的是政府服務。但很遺憾，美國的人權是有價格的，能付得起錢的人就才可以住在富人區，享受優質服務，付不起錢的就只能住貧民窟，就只能自己顧自己，這就是美國的競爭式民主。”喬治道：“那中國政府呢？你前面講了獵人兄弟的故事，中國政府是不是就是那個善於持家的老母親呀？帶着幾分大家長作派。”我答道：“你也可以這麼理解，在老母親眼裏兒子們都是一樣的，中國政府提供給普通民眾的公共服務完全是一視同仁的，無論富有或貧窮，在中國最好的學校都是公立學校，最好的醫院都是公立醫院，他們之間沒有本質上的區別，中國的治安也比美國好了無數倍，你從美國來應該體會得到，中國治安非常好，而且是普遍性的，從全國範圍來看也是如此，根本不會出現富人區路不拾遺，貧民窟屍橫遍野的情況，更不會出現要老百姓自己花錢找警察買服務的情況。再比如説扶貧工程，中國政府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用了幾十年的時間不間斷的幫助窮人脱離貧困，全世界除了中國政府外，再沒別的國家做過這種事了，這本身就是在體現一種社會公平。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政府服務的是全體中國人民，而不是某一部分人或是某一個階級，所以，中國人民和政府之間，人民與人民之間凝聚力非常高，因為我們目標一致，利益一致，中國式民主就是一種團結式的民主。”

喬治問：“中國警察不收錢嗎？”我回答：“公安局替你辦身份證會收工本費，保護你安全是免費的。其實美國這種治安環境，警力嚴重不足是很正常的，只能有選擇性的保護重點地區，一般來説普通人晚上八點以後最好就不要出門了，除非你住在富人區，富人區是美國警方重點保護區域，其他連中產區治安形勢都十分嚴峻，就更別提窮人區或是貧民窟了，尤其美國槍支氾濫，更是加劇了這種不安全感。”喬治點點頭：“美國的槍支問題確實是個老大難問題，每年死於各種槍擊的有好幾萬人，平均每天上百人，但這一方面是文化問題，另一方面是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明確了‘人民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不得侵犯’。所以又是一個法律問題。”我笑道：“可拉倒吧，美國建國二百多年來一直在違反《獨立宣言》的精神，所有人不也同時失明瞭嗎？這時候想起要遵守法律了？況且幾百年前的法律不能修改嗎？這裏面其實還是利益爭奪的問題。”

西方國家政黨身後都有無數利益集團，而利益集團的利益往往是嚴重重疊和矛盾的。比如美國老大難的控槍問題，美國總人口3.3億，民間卻擁有槍支超過4億支，僅在2020年美國全國銷售本國產新槍超1100萬支，還額外進口了400萬支，這還不算海量的“幽靈槍”。民主黨一直的政治主張就是嚴格的控槍，因為民主黨代表了小資產階級的利益，而持槍犯罪往往針對的就是超市、餐館、加油站等小資產階級利益。但相反的共和黨反對控槍，因為共和黨代表了軍火商等大資產階級的利益，一旦控槍，軍火商的銷量勢必下降，斷人財路如殺人父母，是不能接受的。當然共和黨對外自然也有冠冕堂皇的話述，他們聲稱“殺人的是人，不是槍”、“不能讓好人失去了保護自己的武器”。但事實上，僅在2022年前5個月，美國就發生了233起單次死亡4人以上的大規模槍擊案，其中校園槍擊案就達39起，以2022年5月24日發生在德州羅布小學校園槍擊案最為嚴重，造成了包括19名兒童在內的21人死亡。前5個月美國已經有1.8萬人死於槍支暴力，其中包括約640名未成年人。但諷刺的是，據公開統計，美國國會參眾兩院中，有超過300名議員從“全美步槍協會”拿到過政治獻金或是其它利益，拿人手短，議員們自然要維護擁槍者的利益。美國前民主黨總統奧巴馬在任八年，一直在強力推行控槍，但在利益集團強大的阻力面前，最終仍功敗垂成。

我笑道：“共和黨的邏輯好像是維護社會治安不是美國政府的責任一樣，需要武裝老百姓，讓他們跟犯罪分子搞‘恐怖平衡’，這不是搞笑嗎？”喬治撓撓頭：“其實很多時候，我也不是很能理解美國人的邏輯。就像你説的一樣，美國除了富人區，其它社區的治安都不是很理想，犯罪率非常高，美國每三個成年人中就有一個曾被關進監獄或是被司法拘禁過。”我補充道：“我記得以前美國司法部有過統計，有660萬美國人正在監獄服刑、緩刑或假釋之中，佔美國成年人口的3.1%，也就是説平均每32個成年美國人中就有一人犯罪，創造了美國犯罪人數新高。由於關押在監獄的犯人太多，美國甚至還引進私人資本，設置私人監獄，把經營監獄當成一門生意來做，甚至有監獄還上市。因為囚犯太多，美國加州最近有個新規定，偷盜950美元以下輕罪化，不用服刑，因為監獄關不下了。”喬治道：“美國治安差，其實跟美國流浪漢太多也有關係，美國你要是交不起房租物業，或是個人破產了，都是銀行直接收房，或是就被房東直接趕出去的。”我説：“他們其實也不想流浪的，所以正式叫法應該是無家可歸者，美國人的儲蓄率太低，據調查，一半的美國人拿不出400美元現金，日常消費全靠透支信用卡，然後掙了錢再還銀行的債，一旦遇到特殊情況，比如這次新冠肺炎，大量的美國人失業，沒有收入來源，資金鍊就會中斷。有數據顯示，有32％的美國人無法支付抵押貸款和房租，多達1400萬個美國家庭由於無力償還房貸或支付租金，面臨被驅逐出所在住房的風險。”喬治擺擺手：“所以，美國政府要對他們進行救濟。”我道：“無償得到的救濟又推高了通貨膨脹，然後更多的美國人會為了領救濟金而辭職，反過來又加劇了失業潮和用工荒。”喬治道：“但美國的無家可歸者實在太多了，已經是嚴重的社會問題。”我點點頭：“是啊，根據無家可歸者聯盟（Coalition for The Homeless）的數據，過去十年，美國無家可歸數量激增92%，預計到2023年美國無家可歸者將達到116.8萬人，達到疫情前的兩倍。至2022年2月，僅紐約市就有超過8萬名無家可歸者，但紐約市收容所裏僅能收容約2萬人，收容量已經創歷史新高，但絕大多數無家可歸者仍然露宿街頭。他們當中很多人都有吸毒、酗酒或精神疾病等問題，直接帶來盜竊、搶劫、槍支犯罪、毒品犯罪等暴力犯罪事件，全美國每年都有數萬無家可歸者孤獨的死於街頭。”喬治道：“這就是我不能理解美國人的幾個方面之一，美國做為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為什麼就解決不了社會底層人民的基本生存問題呢？”我答道：“你在台灣長大，思維裏還帶着中國人的邏輯，其實並不僅僅是這類問題無法解決，而是很多社會問題都無法解決。美國政府每年為無家可歸者服務部門編列的預算只有21億美元了，是因為美國政府沒錢嗎？可是僅一個阿富汗戰爭美國就花了2.31萬億美元，這次俄烏衝突，美國援助烏克蘭累計也達到了540億美元。所以，根本也不是錢的問題，本質上還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邏輯導制的結構性問題無法解決，當然，站在美國政府的角度，他們可能也不覺得這是問題。所以為什麼西方那麼多慈善組織呢，就是因為很多事情西方國家政府不願做、不能做、做不到。”

圖39：2016年1月5日，奧巴馬在白宮發表演講，談及槍支暴力受害者時禁不住老淚縱橫。作為民主黨的奧巴馬，在其八年任期中，拼盡全力的進行控槍，但仍功敗垂成

圖40：美國警方繳獲的“幽靈槍”，幽靈槍是指私人通過購買槍支零部件自行組裝的槍支，由於槍身上沒有可追溯的商業序列號，所以根本無法追蹤來源。但令人嘆惜的是，美國政府連禁止非法槍支零部件的生產、流通、銷售都做不到

圖41：美國街頭的無家可歸者，由於長年露宿户外，無家可歸者的壽命普遍偏低，每年美國都有數萬名無家可歸者死於街頭

圖42：位於紐約曼哈頓的貝爾維尤男性無家可歸者收容所，由於牀位已滿，剩餘的人只能睡在地板上

圖43：美國的無家可歸者正在街頭注射毒品。無家可歸者是搶劫、盜竊、槍支犯罪、毒品犯罪的重要來源。由於已經沒什麼好失去的了，無家可歸者在犯罪時相比於普通人往往更容易“放得開”

喬治道：“其實慈善組織的能量是很有限的，多頭馬車各行其事，治標不治本，無法從社會頂層來統籌和解決問題，甚至還要受相關法律的制約。”我道：“關於法律這點我不同意，尤其是美國法律，從來就不是繞不開的銅牆鐵壁，就跟《獨立宣言》一樣，話不能這麼説，但事可以這麼做。比如美國聯邦法律規定，法定最低婚姻年齡為18歲，也就是説只有成年人才能結婚，但如果這項法律真的無法逾越的話，為什麼美國會出現臭名昭著的童婚？”

根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界定，“兒童”係指18歲以下的任何人。但在美國絕大多數州只要父母雙方同意兒童的婚姻，並且得到法官的批准，無論年齡多小都可以結婚。也就是説，只要父母和法官同意，在美國大多數州結婚是沒有年齡下限的，這就是童婚。根據美國人口普查數字，在2000年至2018年間，美國有232474名兒童結婚，其中87%是女童，最小的年僅10歲，她們幾乎全部嫁給了成年男性。童婚也經常被用來逃避法律的制裁，根據美國《法定強姦罪》規定，在美國大多數州的合法性行為年齡為18歲，也就是隻有成年人才可以合法發生性行為，少數州規定為16歲，如果成年人與小於這個年齡的兒童發生性行為，無論兒童本人是否自願，也會被認定為強姦。但是，美國有38個州接受婚姻做為法定強姦罪的免責例外，也就是説強姦犯在被起訴前與被害人合法結婚，強姦罪名將不成立，因此，童婚成為大量強姦犯逃避法律制裁的有效手段，由於兒童可以在“父母允許”下嫁給成年人，大量的保守派或宗教家庭會同意讓兒童結婚來避免家庭名譽受損；而有些州則有嚴格的“反墮胎法案”，規定女性不得在懷孕的任何時期墮胎，即便是因為強姦或亂倫導致的懷孕。所以，如果被害女童懷孕，一些女童家庭無法承擔撫育新生兒的費用，往往也迫不得已同意女童和強姦犯結婚。但這就使得強姦犯不僅逃避了法律制裁，甚至還可以繼續他的罪行。且這些“被”結婚的孩子們，由於並未成年，沒有完全民事責任能力，所以除非在法定監護人的書面同意下，否則他們甚至沒有離婚的權力。雖然近年美國國務院宣佈童婚侵犯人權，但至今在美國50個州中，仍然有45個州童婚是合法的，28個州沒有明確法定最低結婚年齡。美國是世界上至今唯一未批准《兒童權利公約》的國家，美國也未批准《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喬治撓撓頭：“童婚是美國一個很大的社會問題，但就像你説的，美國人自己並不這麼覺得，那五個反童婚的州也是近兩年才通過的禁止童婚法案，比如新澤西州到2018年才通過的，但也有些州反而在推動取消最低結婚年齡的限制，比如田納西州。童婚其實不叫不遵守法律，而是鑽法律的空子。”我道：“這能叫鑽空子嗎？那聯邦法律規定年滿18歲才能結婚又有什麼意義呢？難道一個是自主結婚，另一個是‘被’結婚嗎？那你又怎麼解釋美國的‘重婚’呢？”喬治一臉疑惑：“重婚？”我道：“就是一夫多妻，美國憲法規定美國實行一夫一妻制，但美國實行重婚的州仍然將一夫多妻合法化，比如猶他州議會就自行解釋，説一夫多妻制雖然沒有符合憲法，但是也沒有違背憲法，意思是雖然聯邦憲法規定一個丈夫一個妻子，但也沒有禁止不能有第二個妻子或更多妻子。此外，馬薩諸塞州通過的‘家庭伴侶’法案實際上也是重婚的意思；事實上要按美國憲法規定婚姻必須一夫一妻，那同性戀婚姻也明顯是不合法的，因為‘夫’和‘妻’在法律上都有明確定義，但現在同性戀婚姻已經是美國全國上下最基本的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2015年就被美國最高法院裁定為美國全境合法，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甚至表示，同性戀婚姻裁定是‘邁向平等的一大步’，還説這是‘美國的勝利’，這會讓‘我們更加自由’；而最近美國最高法院那個反對婦女墮胎權的內部意見，顯然也是跟美國憲法相違背的，怎麼感覺美國人經常違背憲法呀？美國憲法到底什麼地位呀？”喬治雙手一攤道：“一夫多妻制這個跟猶他州盛行摩門教有關，摩門教的總壇就在猶他州，猶他州80%的人口是摩門教徒，這個法案其實是共和黨爭取當地選票的行為；同性戀婚姻嘛，他們當然不符合必須一夫一妻的定義，但根據最新憲法解釋，你要不同意他們結婚，也是違反憲法的，還踐踏人權；至於墮胎權，現在有消息説最高法院要推翻1973年的‘羅訴韋德案’，簡單説就是要在美國全境禁止婦女墮胎，其實美國很多州早就已經禁了，不過這次是全國性質的，但1973年的案子美國最高院已經裁定婦女有墮胎權，並稱受憲法保護，所以就我個人的觀點來看，反墮胎無論如何都是違憲的。至於美國憲法的地位嘛，就像你説的，美國法律從來不是繞不開的銅牆鐵壁，就算是同一部憲法，不同時代，不同政黨的不同人進行主觀解讀，得出自相矛盾的結論也是十分正常的。”

圖44：給一名小學生戴上婚戒是一種什麼體驗？中國人無法想像。雖然從理論上來説，在美國與未成年人發生性關係算強姦，但現實中，美國法律從來也不是不能繞行

圖45：美國65歲富豪迎娶12歲女童，他們之間的年齡差達到了驚人的53歲。一樹梨花壓海棠，在中國這只是一個梗，在美國卻是一出真人秀，真不知幾人歡喜，幾人落淚

圖46：美國童婚中近九成都是女童，她們又幾乎全嫁給了成年男性。像照片中新娘的年齡只有新郎孫女那麼大的現象並不少見

圖47：在美國年滿21週歲才可以合法購買煙酒，但女童在任何年齡都可以“被”嫁人。現場似乎所有人都很高興，但顯然不包括新娘

圖48：截止2014年美國各州每千人中15-17歲的童婚人數統計，美國全國平均值為4.6，按這個統計，美國僅僅在15-17歲的年齡區間累計就有超過150萬童婚者

圖49：美國典型的一夫多妻制家庭，照片裏是男主人和他的4個妻子以及11個孩子

圖50：鹽湖城的一户摩門教家庭，照片裏是男主人和他的5位妻子以及24個孩子。摩門教教義認為擁有越多的妻子及孩子才能獲得越多的榮譽及越接近神，所以，摩門教家庭往往人數眾多

我道：“嗯，你也覺得反墮胎是違憲的，但美國最高法院仍然在不斷推動。我沒記錯的話美國憲法是不能改的吧？”喬治道：“是的，美國憲法從二百多年前頒佈那天起就一個字沒改過，只不過不斷的增添憲法修正案。”我道：“憲法修正案其實就是變相的修正憲法了，以前法律不准許的，甚至被認為是大奸大惡的事情，這幾年也在慢慢鬆綁了。”喬治問道：“大奸大惡？什麼事能擔這樣的形象詞？”我回答道：“一個是近十幾年都在不斷炒作的賣淫合法化，另一個是近幾年美國政壇的顯學，毒品合法化。”

美國是世界上毒品最氾濫的國家，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由越戰引發了美國第一次毒品大爆發，美國政府專門成立了“美國緝毒局”，用於打擊毒品生產、販運、走私等活動，每年的經費達到了數十億美元，那時的美國意氣風發，曾多次越境到墨西哥、哥倫比亞等國打擊毒梟，甚至還在紐約時代廣場上豎起了林則徐的銅像，以彰顯禁毒的決心。但打擊毒品半個世紀後，美國人驀然發現花費了上萬億美元的經費，犧牲無數人命後，美國的毒品卻越禁越多，毒品問題越演越烈。美國人口僅佔世界的5%，卻消費了全世界60%的毒品，僅在2021年美國就消費了1.6萬噸毒品，美國有近10%的人口常態性吸毒，僅在2020年，美國就有9.3萬人因吸毒過量致死，吸毒人羣佔總人口比例也是逐年攀升，超過了三千萬人之巨，美國政府已經完全無法控制毒品了。既然解決不了問題，那就解決製造問題的人，美國政府的方法是讓毒品合法化，堵不如疏，美國政壇和社會近十幾年來一直都有毒品合法化的聲音，這麼做有幾點考慮：一是合法化毒品後，市場上可以公開售賣毒品，從中可創造可觀的經濟效益，還能增加税收，創造工作崗位；二是美國政府認為毒品合法化後，可以大幅降低毒品的價格，這樣就會減少因毒品引起的社會性問題，正確引導，説不定還能減少吸毒人羣；三是可以大幅減少因打擊販毒等犯罪活動而產生的行政及警力成本；四是在美國吸毒人數眾多，毒品合法化後可以爭取吸毒人羣的選票。於是，2014年，俄勒岡州率先允許民眾合法使用“娛樂大麻”；2020年，俄勒岡州通過了“110法案”，將民眾少量持有海洛英、可卡因、冰毒等“硬”毒品合法化，將不再視為犯罪。隨後美國各州紛紛跟進，亞利桑那、蒙大拿、南達科他、新澤西和密西西比州也先後宣佈大麻合法化。最終，2022年4月1日，美國眾議院以220票比204票通過了大麻合法化法案，至此，大麻在美國全境合法化，美國的一些藥店隨後開始合法的向普通民眾出售大麻。在硬毒品方面，2021年11月30日位於紐約的美國首批“毒品安全注射點”正式開張營業，在這裏吸毒者能夠在工作人員監督下注射毒品，防止吸毒過量致死並提供醫療保健，紐約市長聲稱這是為了方便美國民眾吸毒的同時，還能享受到由政府提供的“乾淨針頭和社會服務”。美國其他地區也在積極推動毒品的安全注射點建立，而在其它西方國家中，加拿大、澳大利亞、荷蘭等國也開設了上百家“毒品安全使用中心”，其中最繁忙的注射點，每天有超過700人光顧。

喬治道：“美國社會認為吸毒屬於個人自由的範疇，人權又高於主權，所以像吸毒呀、同性戀呀、童婚呀，在美國民眾眼裏那都是個人的私事，國家應該不干預，或是儘量減小干預，共和黨就一直想要一個‘小’政府。”我説：“這就是中美兩國在社會層面的巨大差異，如果這個問題你去問一箇中國人，中國人會告訴你，絕對的民主就是沒有民主，絕對的自由就是沒有自由，絕對人權就是沒有人權。比如前面説到過的口罩問題，正是因為所有人都戴口罩，看起來像是所有人都付出了代價，但實際上這恰恰是維護了所有人的利益；再説吸毒這個問題，這不僅僅是吸毒者自己的私事，因為吸毒需要鉅額資金支撐，一箇中產家庭不出兩、三年間就必然家徒四壁，合法收入是無法支撐毒品消耗的，那時候怎麼辦？只能是男的去搶劫，女的去賣淫，這會產生巨大的社會問題，比如美國政府提供的一個數字，僅在2016年一年當中，就有20萬兒童被迫進行過性交易，他們絕大多數都和毒品有關。都説藝術源於生活，誰還記得蝙蝠俠的父母是怎麼死的？蜘蛛俠的叔叔是怎麼死的？當你被人用一支點三八口徑的手槍頂在天靈蓋上，問你要錢還是要命的時候，你還能説吸毒是個人私事，不關別人的事嗎？ ”喬治擺擺手：“你説這些我全明白，但是在西方那種民主政治氛圍下沒有這麼簡單。在美國，電視裏天天都有各路專家在辯論，街上天天都有人在遊行，學校裏天天都有人在發傳單，每一個人都能扯着嗓子説兩句，但又好像跟每一個人也沒太大關係，但每一個人又都被裹脅其中。就像一鍋八寶粥，裏面亂七八糟什麼都有，誰也不能説服誰，誰也不會被別人説服，很多人好像時時刻刻都在爭辯，但總是説的多，做的少，事情就一直這樣了。”我道：“你所表述的正是利益集團，和他們彼此之間的競爭。其實不管是童婚、重婚、同性戀婚姻、還是婦女墮胎、還是黃賭毒的合法化，我們都可以看到，這些社會現象大都是違背當今美國法律甚至是憲法的，當初這些法律的制定，肯定也是多方力量博弈的結果，制定者是希望用這些法律來治理國家，但事情不是一成不變的，當初博弈失敗的一方並沒有消失，他們的利益訴求一直存在，隨着力量的此消彼長就會有人不斷的突破法律的桎梏，形成了今天這種局面。於是開設‘紅燈區’來讓賣淫合法化，開設‘賭場’來讓賭博合法化，終於，現在要開設‘大煙館’來讓毒品合法化了。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競爭性邏輯，整個社會的方方面面無時無刻不在互相對抗及博弈之中，這種資本主義民主形式就是競爭性民主。”

喬治忽然問：“那中國呢？你總結了美國這麼多特點，那中國呢？”我道：“中國可不一樣，中國永遠也不可能讓毒品合法化，也不會有童婚或者槍支問題。”喬治道：“那貧民窟呢？中國總是有很多窮人吧？”我道：“在中國只能説哪裏的房子貴點，哪裏的房子便宜點，從來沒有西方意義上的富人區或是貧民窟。”喬治道：“我知道香港有，香港的‘劏房’不就是貧民窟嗎？”我點點頭：“劏房那確實是，一般劏房也就不到十個平方，往往住着一家三口或四口；其實比劏房更不堪的還有‘棺材房’，用木板圍出一個三、四個平方的空間，剛能放張牀；而比棺材房還不如的就是‘籠屋’，是面積更小的一個鐵籠子，2021年國慶的時候當時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專門去參觀過籠屋，誰能想到在一間不足十平米的小屋裏，佈置上籠屋後居然住着二十口人。”喬治道：“籠屋這倒是不知道呀，香港寸土寸金我是知道的，但也沒想過會這麼誇張，新加坡人口密度比香港高多了，但人均居住面積也能達到30平米，中國大陸超過40平米，香港怎麼會搞成這樣呢？”我回答：“香港政府要負幾乎全部責任，在香港，劏房、棺材房、籠屋居住着近100萬人，再加上租住公屋的近230萬人和其他租房者，也就是説香港750萬人中，一半的人買不起房，住在人均居住面積低於十平米的居所裏。香港政府是沒看見嗎？當然不是，恰恰是視而不見，因為香港永久居民根本不限購，也不限貸，有錢人可以隨意買房，三十套五十套，只要爺有錢，沒有任何限制，劇烈的炒房導致海量的資本湧進房地產市場，香港區區一座幾百萬人口的中型城市，其地產商在相當長時間裏居然是中國首富，還有比這更荒唐的嗎？香港名星張學友就是個典型的“炒樓客”，他名下的房產從香港淺水灣一直到渣甸山愉富大廈，有幾十套房產，每月光房租收益就有百萬之鉅。香港政府對地產商也沒任何限制，地產商拿地後可以不用蓋房子，因為地產商發現炒地比炒樓更賺錢，他們從總量上控制了進入市場的新房數量，房屋的稀缺性直接推高了香港的房價，聯動又推高了地價，所以地產商什麼也不幹，地價就水漲船高。而且香港政府本身也從房價、地價的上漲中獲取巨大經濟利益，比如香港政府每年出售土地就是筆鉅額收入，與房價相關的物業税、轉讓印花税等也讓香港政府收入頗豐。所以香港政府本身恐怕也沒有要控制房價、地價的意願。”喬治問：“那你覺得香港的情況和美國的情況性質類似嗎？”我回答：“完全一樣，因為香港政府本質上仍然還是一個資本主義政府，秉承的是資本主義競爭邏輯，他們會對那些住劏房、棺材房、籠屋的人説，你有能力可以搬到山頂道去，誰也不會阻止你，但他們忽略的是社會公平的問題。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參觀完籠屋後就表示：‘最根本是解決發展為了誰的問題，只要牢固確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具體問題是可以逐步解決的。’駱惠寧這句話説得非常準確，非常到位，香港之所以會出現劏房、棺材房、籠屋，就是沒理清楚發展到底是為了資本，還是為了人民這個問題。”

圖51：於1997年在紐約時代廣場設立的林則徐銅像，銅像面向正東方，1999年紐約政府將銅像所在的東百老匯大道命名為“林則徐廣場”，豎起林則徐的銅像，彰顯了當時美國政府禁毒的決心。但諷刺的是，短短20年後，時代廣場上卻開起了合法的大麻專賣店

圖52：新澤西州的一處藥店，合法銷售美國農業部官方授權生產的大麻，一大早門外已經排起了長隊

圖53：2022年3月，在美國紐約曼哈頓新開張的一家大麻專賣店，在新冠疫情仍然嚴重的當下，美國的毒品業者們仍然沒忘記商業擴張

圖54：在西方國家，毒品已經深深的介入到民眾的日常生活中，開放的程度越來越高，上圖為含有大麻的餅乾、糖果，在西方國家商店裏合法銷售

圖55：含有大麻的飲料，在西方國家已經是登堂入室，沐浴在陽光之下了

圖56：加拿大温哥華一處毒品安全注射中心，被中國網友戲稱為“國營大煙館”，在這裏可以合法注射海洛因等毒品

圖57：香港劏房，這張照片已經包含這個家庭的全部空間了，一家四口擠在不到九平米的劏房是常見情形，這甚至還沒有一個停車位面積大，但比起棺材房跟籠屋，劏房環境已經不算差了

圖58：香港政府就是沒理清楚發展到底是為了誰這個問題，才會出現香港籠屋這種違反人道的社會現象。在這裏一個籠子就是一個“家庭”，這張照片裏包含了九個“家庭”

喬治道：“其實香港也算有人情味了，至少政府還會出錢、出地修公屋，低價出租給買不起房的人。”我道：“那不過是保障有錢人利益後的一種為了穩定社會的補償手段。”喬治道：“那為什麼香港政府解決不了住房問題呢？”我道：“並不是香港政府解決不了這個問題，而是資產階級政府都解決不了這個問題。資本主義社會重視個體利益，個體利益的矛盾產生激烈的競爭，無論是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等方方面面皆是如此，而競爭的前題是公平。比如説，如果香港出台政策來打擊炒房、炒地，那立竿見影就能緩解窮人買不起房這個問題，但這顯然犧牲了有錢人的利益，有錢人是社會競爭的勝利者，是資本的所有者或代理人，而香港是資產階級政府，犧牲有錢人的利益，你讓香港政府如何自處？所以駱惠寧才會問出‘發展為了誰這個問題’，是為了資本呢？還是為了人民？再比如，我們前面講到的美國街頭的無家可歸者，美國政府真的無力解決這個問題嗎？當然不是，其實是不願做，不能做，實際上也做不到。”喬治問道：“這是什麼道理呢？”我答：“我們講過美國富人區、綠燈計劃、控槍、童婚、墮胎、毒品等等這一系列問題，這些光怪陸離的社會現象看在中國人眼裏，既難以接受，更難以理解。中國人就會問，為什麼美國政府禁不了槍？禁不了毒？反而要禁止婦女墮胎？美國可以禁止21歲以下的人不得購買煙酒，卻不能禁止童婚？答案是，這些社會現象本質上就是利益集團相互競爭的結果，遊戲規則就是這樣設計的，比如富人區，人家交税多，理應享受更多的行政資源，而貧民窟不交税，就無權享受行政資源；綠燈計劃也是同理，交錢的商鋪理應享受警察更好的治安服務，不交錢的你就只能自己照顧自己。這既體現了競爭，也體現公平。所以無家可歸者的問題，如果政府動用大量資源去根除這個問題，就等於是用勝利者的錢去救濟失敗者，這不公平，也妨礙競爭。當然無家可歸者羣體越來越大，這會是個社會問題，為了不影響勝利者的利益，美國政府會修建收容所緩解這個問題，但美國政府永遠也不會像中國一樣去扶貧，從社會層面杜絕這些問題。”喬治問道：“所以你覺得利益集團眼裏永遠只有利益？完全不顧社會道德？”我回答道：“利益集團要是講社會道德，那就不是資本家了，而是慈善家，再給你舉個明顯的例子——美國奴隸。”

美國有當今全世界最嚴重的人口販賣、強迫勞動、囚禁性奴等問題，美國國務院在2018年承認，美國是強迫勞動、債務奴役、非自願奴役、性販運受害者的“來源國、中轉國和目的地國”。據美國政府統計，過去5年，每年從境外販運至美國從事強迫勞動的人口多達10萬人。根據美國反人口販賣組織“遞送基金會”2020年發佈的報告，美國每年有1.5萬至5萬名婦女和兒童被迫成為性奴。僅在2019年，美國“全國人口販運熱線”就處理11500起人口販賣案件。但就在美國人口犯罪如此猖獗的情況下，美國的利益集團仍然還在一步步推進賣淫合法化，賣淫合法化後，人口販賣問題將急劇惡化，性奴和強迫婦女賣淫的行為也會更加變本加利。

我道：“這就是利益集團，他們合法的追逐自己的私人利益，你有能力你就推動打擊人口販賣，我有能力我就推動賣淫合法化，勝負各憑本事，至於道德上的問題，那不是資本家需要考慮的，這就是資本主義的競爭式民主。”喬治道：“內華達州等地方其實一直是賣淫合法化的，波士頓也有紅燈區。”想了想又問道：“你剛才説美國政府永遠也不會去扶貧，那假如美國政府有一天真的像中國這樣去扶貧呢？”我回答：“真有那一天，美國就不能稱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了，而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喬治問：“那中國這個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又是什麼性質呢？”我答道：“跟西方具有鮮明競爭和對抗性質的民主正相反，中國的民主是一種團結式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