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瑟北風冬月勁，桃花春雨驚蟄歸 ——與喬治關於民主的對話（三）下_風聞

什麼是團結？團結就是為了實現共同利益而使眾人緊密的聯合起來。如果説競爭的基礎是公平，那團結的基礎就是協商。團結式的民主也必然是由協商產生的，而協商的前題是妥協，妥協就是願意為了別人的利益，而犧牲自己的利益，那為什麼要妥協？答案是為了團結，為了實現更大的共同利益，在中國的政治民主中壓倒一切的是團結。毛澤東就曾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寫道：“在一九四二年，我們曾經把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這種民主的方法，具體化為一個公式，叫做‘團結——批評——團結’。講詳細一點，就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鬥爭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按照我們的經驗，這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一個正確的方法。”毛澤東的意思放在今天就是使人民“團結”，遇到問題“協商和妥協”，然後實現人民再次“團結”。

舉幾個例子，比如先前我們談到了美國槍支問題，其實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國也曾經槍支氾濫，造成嚴重的社會治安問題，早年間中國也是可以合法購買到槍支的，甚至還有合法的售槍點，1996年全國登記在冊的合法民用槍支就有280萬支，非法槍支更是十倍計，那時候，僅僅是農村械鬥，警察一次就能繳獲槍支上百支，持槍犯罪更是家常便飯。中國政府很快就意識到槍支氾濫的問題，1996年出台《中華人民共和國槍支管理法》，中國立即就雷厲風行的在全國範圍內杜絕民間的一切槍支。但禁槍必然損害一部分人的利益，比如合法購買槍支的個人，比如確實需要用槍來滿足生產生活需求的人，比如山區的獵户等，還有生產槍支的廠家還有銷售部門的利益，這就是矛盾，但為了更大的共同利益，經過協商和妥協，中國順利完成了禁槍，雖然短期內社會上會有些反對的雜音，但從長遠看今天的中國之所以是世界最安全的國家，民間的全部禁槍是功不可沒的，這就是團結式民主；再比如説這次新冠疫情，武漢、西安、上海等城市都先後封城，封城毫無疑問肯定會損害相當一部分人的利益，當然也免不了有些雜音，但中國人都懂舍小家為大家的道理，都明白團結的重要性，中國人民對中國政府有高度信任感，堅信中國政府能為人民做出最優的選擇，中國人相信一方有難八方支援，不管哪座城市封城，全國人民都傾盡全力的對它支援，所以當全世界都在躺平搞與病毒共存的時候，只有中國仍有後勁堅持動態清零，這就是團結式民主；再比如中國的扶貧工程，中國政府從改革開放後不久就開始進行扶貧工程，至今歷時四十年才取得初步成功，期間各級政府投入的扶貧資金達到了數萬億元，僅犧牲的扶貧幹部就達一千八百多人，對西部落後省份還實施對口援建，全國十七個省市對口援藏，十九個省市對口援疆，這些省市自籌資金、自備人員、自找項目，千方百計的去幫助西藏、新疆發展，只問付出，不計回報。最終扶貧工程使八億中國人擺脱了絕對貧困，聯合國就盛讚中國扶貧説：“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能像中國一樣在扶貧工作中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其實全世界只有中國政府在對窮人進行系統性扶貧，中國對全球減貧的貢獻率超過70%。扶貧工程就是典型的中國團結式民主，政府永遠在思考着所有人的利益，永遠不會放棄每一個人，中國政府的口號都是“共同富裕、共同發展、共同幸福”。這三個“共同”，體現的就是團結。

喬治問：“你説團結的基礎是協商，那中國政府平時都跟誰協商呀？”我説：“與人民協商，靠的是‘人民代表大會’，人大還是中國的權力機關；與其他黨派或愛國統一戰線協商靠的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政協存在的意義就是為了最大限度的溝通和協商，團結和民主是政協的兩大主題。‘人大’和‘政協’，合稱兩會，其地位在中國政治生活中居於核心地位。”喬治道：“那西方國家就不能實施像中國這樣的團結式民主嗎？”我反問道：“你覺得，世界上是先有資產階級，還是先有資產階級政黨？”喬治想了一下説：“當然是先有資產階級。”我答道：“是的，先有了資產階級，後才有了資產階級需要干政的需求，從而產生了服務供應商，也就是資產階級政黨。所以是資產階級締造了資產階級政黨，資產階級政黨則從屬於資產階級。《史記》裏説：‘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兩千年前司馬遷用這樣的筆觸來形容商人，兩千年後用同一句話形容資產階級也再恰當不過。資本逐利，這是資產階級不可違逆的天性，永遠也不可能逆轉，由資產階級締造的資產階級政黨，再由資產階級政黨統治的資本主義國家，也必然是這樣的國家稟賦和性格。所以，你要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違背逐利的本性，不求回報，費時、費力、費錢的去搞扶貧，他自己都不知道這是為了什麼，所以那是永遠也不可能發生的，自打有了資本主義國家那天起，還從沒見有哪個國家這麼幹過呢。”喬治道：“可中國改革開放後，放棄了計劃經濟體制，允許民間發展私人經濟，不也是在轉向資本主義道路嗎？”我道：“這可不一樣，這有本質的區別，中國現在的社會制度叫‘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本質上還是社會主義，只不過與市場經濟相結合了，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的具體實際情況的結合。”我想了一下繼續説道：“我知道你不好理解，我簡單闡述一下。馬克思曾有過兩個觀點，一個是‘階級鬥爭是歷史的火車頭’，另一個是‘生產力發展是推動歷史前進的根本動力’，李大釗就曾説這兩個觀點是互相矛盾的。中國在建國後至改革開放前，整整搞了三十年的階級鬥爭，結果如何大家都看到了。而中國共產黨是最注重‘實踐’和‘實事求是’的，毛澤東在《實踐論》裏就説：‘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所以，不能説階級鬥爭在中國沒有實踐過，但本着實事求是的精神，也應該去實踐一下另一條道路。所以，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在實踐和實事求是的指導下，解放了生產力，摸索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這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從改革開放後的這四十年來看，中國在政治上以社會主義制度團結了整個國家和民族，兼顧了社會公平，規避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政黨內鬥、金錢政治等弊端，充分發揮了集中統一行政的優勢；然後在經濟上又以市場經濟制度調動了社會上的經濟活力、能動性及創新性，充分發揮了政府和社會兩個積極性，使政府和社會，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所以就我個人看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充分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兩者的優點，而規避了兩者的缺點，在目前人類的生產力水平之下，從總體上來看是一種近乎完美的社會形態。”

喬治説：“你的意思，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錯了？”我道：“當然不是，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就是革命，從辛亥革命到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總的來説在中國是成功的也是必然的。只是建國後實行的階級鬥爭並沒有實現富強國家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的，所以才有了改革開放。”喬治説：“改革開放使中國經濟迅速騰飛，這是不是意味着資本主義制度在中國的勝利？你之前也承認人民的內涵裏面包括了資產階級，那今天中國的發展道路，是背離了馬克思的共產主義路線嗎？”我回答：“當然沒有，中國拋棄的是計劃經濟制度，並沒有拋棄社會主義，更沒有拋棄馬克思。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裏説：‘在共產主義的不同階段，應該實行具有不同特徵的分配製度。在社會主義階段，生產力水平還不高，勞動還僅僅是謀生手段。個人消費品的分配應當實行按勞分配原則。只有到了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社會財富充分湧流，人們得到全面發展的條件下，才能實現理想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則。’馬克思的意思其實很清楚，按需分配是共產主義社會才能實施的，而在當前的社會主義階段只能實施按勞分配。既然是按勞分配，那就必須承認人與人之間的個體差異，有的人聰明一些，有的人勇敢一些，有的人勤奮一些，有的人好學一些，所以他們之間分配的社會財富也應該是不相同的，這就是市場經濟，這並沒有背離馬克思主義的道路。”喬治説：“那你覺得共產主義社會真能實現嗎？”我答道：“我不知道。共產主義社會對生產力有極致的要求，這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而生產力的發展有其自身規律，是需要時間和過程的。”喬治問：“那生產力水平達到了極致要求，就一定能實現共產主義嗎？”我回答：“我也不知道，不過在當今世界上有些社會現象可以跟你分享。比如歐洲一些富裕國家實行了高福利政策，教育免費、醫療免費、甚至公交車都免費，這其實就已經具有一些共產主義社會的特點了。學校就在那裏，需要學習的人可以去；醫院就在那裏，需要看醫生的可以去；公交車就在那裏，需要乘坐的可以去。這些其實就已經是名符其實的按需分配了，要想做到這些，需要國家有發達的生產力，否則就不能負擔，如果能夠持續不斷發展生產力，可以想像將來免費的領域會越來越多，等到所有領域都免費了，我想共產主義對生產力的要求應該就達到了。但我們也看到了南美一些國家的反面例子，國家一段時間實行了高福利政策，但是幾年後國家經濟不能負擔，又退了回去，取消了福利政策，來回折騰，國家和人民反而更窮了，這就是生產力不夠發達強行搞共產主義。所以歸根結底還是在生產力上，至於説將來生產力極致發達，是否就一定能實現共產主義社會，這個我確實不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裏認為，要實現共產主義有兩個條件，一個當然就是生產力的極致發達；另一個則是‘交往的發展’，意思是全世界的人民、國家、民族都要深入的交往，不僅是物質的交往，也包括精神和思想的交往，只有當交往擴大成世界交往，只有佔統治地位的各民族都深入的交溶在一起並同時行動，共產主義革命才有可能成功。根據這套理論，要實現共產主義社會，除了要生產力極致發達，還要全世界人民齊心協力、同心同德，所有人共同努力才有可能實現。所以，我想當今社會應該沒有人有十足的把握説這一定能做到，並且一定能實現共產主義吧，這也許就是我們此時此刻的歷史侷限性吧。”

喬治問道：“你説的團結式民主讓我十分驚訝，這種政治形態怎麼可能成立呢？”我雙手一攤：“但他就是成立了，你感到驚訝那是因為你理解沒有到位。但其實也很好理解，就像我們聊過獵人兄弟的故事一樣，大雁怎麼吃？到底是站在一個人的角度來考慮呢？還是站在一家人的角度來考慮呢？事情就是這簡單。就像控槍的問題，美國的利益集團只從自身的角度考慮，其他人沒他們錢多，就競爭不過他們，所以美國就控不了槍。”喬治道：“但這不就是民主本身嗎？”我道：“當然是民主，不過是競爭式民主。而中國在面對同樣的問題時，從全體人民的角度考慮，人民不會反對讓自己更安全，所以大多數人不會反對控槍，控槍就輕而易舉，中國這就是團結式民主。”喬治道：“但美國式的民主，不是更能傾聽個體聲音嗎？維護多數人的利益也不能犧牲少數人的利益呀。”我道：“那問題又繞回來了，維護少數人的利益是否能被稱為民主？倒不是説要漠視少數人的利益，而是裏面要有個主次的問題。而且西方式民主的問題，是他永遠在從個體的角度思考問題，維護一部份人的利益就必然打倒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人人都在自私的強調自己的利益，整個社會、整個國家都處於激烈對抗之中，這又怎麼能夠團結呢？比如2021年1月份，特朗普的支持者佔領了國會山，這就是社會對抗激化的表現，當時美國各大媒體紛紛報道説美國處於‘內戰’的邊緣，説美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分裂過，《衞報》就評論，説這是美國的一場‘政變’，2022年6月份，美國國會正式對此事件進行定性，説這就是‘未遂政變’。拜登自從上任以來就反覆呼籲美國上下要‘團結’，其實歷屆美國總統任上都反覆喊團結，典型的缺什麼喊什麼，但美國的政治體制從結構上就團結不起來。團結對美國有多重要？你看看美國國徽上的格言——‘合眾為一’（拉丁語：E PLURIBUS UNUM）就明白了，這句話就是在強調團結的。但是，西方國家在利益集團激烈對抗的大背景下，要求國家團結就成了一種口號，一種奢望，年年喊、月月喊、日日喊，就像要求世界和平一樣，幾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喬治説：“但西方的資本主義民主更具有穩定性，不會出錯，不會出現極端情況，就算出現一些偏差也可以自我修復，而中國式民主則會出現文革這樣的事情。”我道：“從理論上來説，不會出錯的體系是從來都不存在的，就像沒有不會壞的機器，沒有不生病的人一樣。西方式的民主選舉，不也選舉出了希特勒這樣的人嗎？遠的不説，要往身體裏注射消毒液的特朗普不也是西方式民主選舉產生的嗎？他還是一個白人至上主義者。至於説西方式民主具有自我修復能力，我也不是第一次聽到這種説法了，但事實上，我們前面談到的諸多美國社會問題，比如童婚、重婚、控槍、黃賭毒的合法化等等，也沒見美國的修復能力修復這些問題呀，當然美國人也許不認為這是問題，有些人反而認為這體現了美國社會的多元屬性。”喬治道：“那中國呢？中國也會反覆強調團結嗎？”我答道：“中國政府從來不説‘中國需要團結’這樣的話，因為中國自始至終都非常團結。對中國的團結式民主來説，團結就是大廈基石、團結就是骨骼血肉、團結就是勃勃生命，團結本身就是組成我們這種政治制度的最基本的粒子，有了團結就有了一切，所以中國政府和政治體制會盡一切辦法消滅有悖團結的事情，就像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裏寫的：‘這個軍隊有一個很好的內部和外部的團結。在內部——官兵之間，上下級之間，軍事工作、政治工作和後勤工作之間；在外部——軍民之間，軍政之間，我友之間，都是團結一致的。一切妨害團結的現象，都在必須克服之列。’所以，美國人永遠在強調團結，但從來不團結，中國人從來不説要團結的話，卻始終團結如一人。真正先進的民主社會，必然是一個團結的社會，沒有團結就無法維護大多數人的利益甚至是所有人的利益。所以，只要中華民族能緊緊團結在一起，就能高瞻遠矚，就能眾志成城，就能克服一切艱難險阻，就能戰勝一切強大敵人。有了團結式民主這個強大武器在手，回頭再看四分五裂的美國，不由心生感慨，曾經叱咜風雲的美帝其實也不過如此。”

圖59：《財富》雜誌2019年發表社論“人口販賣在美國是一種瘟疫，但也是樁大生意”

圖60：早年間中國民間的持槍證，私人可以合法的持有槍支

圖61：中國式封城，老百姓舍小家為大家，體現的正是中國團結式民主。這次新冠疫情就是一面照妖鏡，究竟誰在戰鬥？誰在躺平？誰是齊天大聖？誰又是六耳獼猴？世人已經看得一清二楚了

圖62：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四十年堅持不懈且成功扶貧的國家，中國政府用實際行動回答了前面駱惠寧問的那個問題：“發展究竟是為了誰？”

圖63：美國國徽上的格言“合眾為一”（拉丁語：E PLURIBUS UNUM），美國人心底深知團結的重要性，但這恰恰是美國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很難做到的

圖64：很多人不知道，希特勒是經合法選舉上台的。後依德國《憲法》，合法成為了德國元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