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的現實主義理論_風聞

一、古典現實主義理論的歷史背景、代表人物與核心內容

（一）歷史背景

1.國聯的敗象已露。

國聯的主要錯誤在於沒有將美國、蘇聯和德國拉進來，而二戰爆發時，我們基本上可以認為國際體系是三極格局：美德蘇。沒有把最有權勢的國家吸納進集團安全組織，並且放任日本退出國聯，讓德國和日本兩個“報復社會”（極力推翻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的國家聯合，蘇聯這邊“火中取栗”（夥同德國瓜分波蘭、製造了“卡庭森林大屠殺”、建立東方陣線），再加上一個志在復興古羅馬帝國的墨索里尼意大利，就是在想辦法制造一個“犯罪團伙。

2.虛幻的和平預期。

世界歷史上還從來沒有像當今這樣一個時期，戰爭距離我們是如此遙遠——塞西爾勳爵（1931年9月10日）。歐美國家普遍有一種和平主義的訴求，但千萬別覺得是都多麼愛好和平，基於當時殖民地普遍瓜分完畢，且一戰後對戰爭的恐懼，很多人都開始“做夢”，認為不會再有第二次世界大戰。不過福煦元帥很有預見性：這不是和平，是二十年的休戰。但是這句話並不是他認為對德國的懲罰過於嚴苛會導致地緣政治的報復，而是在福煦看來，懲罰太輕，德國還有“東山再起”的機會。

3.中國“九·一八事變”，日本進攻中國東北，後成立“偽滿洲國”。

國聯的主要操縱者是英法，本來就深陷經濟危機、國力日衰，再加上遠離東亞，日本在東亞的擴張有先天的地理優勢來進行權力投射。稍微有一點地緣政治邏輯都不會指望國聯救中國。

4.慘絕人寰的二戰和理想主義的徹底破產。

一個非常悲哀的現象是：只有戰爭本身才能發揮對人們警惕戰爭、愛好和平的最好啓示。尤其是在二戰以前，人們通常是對國家打贏戰爭、逼迫敵國割地賠款感到榮耀，而對國家通過高超的外交手段化解了危機、避免了大戰的爆發相對忽略。沒有戰爭準備與危機管控，結果就是二十世紀上半葉歐洲人玩了兩次“集體自殺”。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從歐洲到亞洲，從大西洋到太平洋，先後有61個國家和地區、20億以上的人口被捲入戰爭，作戰區域面積2200萬平方千米。據不完全統計，戰爭中軍民共傷亡9000餘萬人，經濟損失多達4萬多億美元。

5.同盟國的分裂與冷戰的開始。

實際上聯盟顛倒這種事情是歷史的常態：1744年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時，英國與奧地利聯盟對抗法國和普魯士，到了1756年七年戰爭爆發時，則轉化為英普VS法奧。美國依靠法國獲取了獨立戰爭勝利，隨後撇清與法國的同盟關係，拒絕幫助法國對付英國。拿破崙戰爭期間的反法同盟，尤其是俄國與奧地利，到了維也納體系後一樣分崩離析。二戰期間美蘇中英法聯合對抗德意日，二戰後美國開始聯合德、日遏制中蘇。冷戰期間，中蘇VS美國也在中美改善關係後變為中美VS蘇聯。所以在國際關係中可以交朋友、可以講道義，但是不可將自身的戰略安全與核心利益交付給盟友或夥伴。

（二）代表人物及核心思想

（只是列出部分具有代表性並對今天理論界有重大影響的學者。沒有列出的並非不重要）

馬克思·韋伯

基本上國際關係學者在權力概念的思想來源時，都言必稱馬克思·韋伯的觀點。

1.批判理想主義是烏托邦；

2.強調政治是關於分享或影響權力分配的鬥爭；

3.衝突和安全利益至關重要；

4.目的不能證明手段的正義性；

5.對絕對道德和責任道德進行區分，後者能看到決策行為的可能結果；

6.政治的最根本和最重要手段就是暴力；

7.國家領導人是決定一國國際地位的最重要因素。

愛德華·卡爾

1.政治現實主義奠基人；

2.權力始終是國際政治的核心，公眾輿論和國際法並不重要；

3.道義只能是相對的，不是普遍的；

4.國際關係學科正確的研究路徑是分析在前、目的在後；

5.國家利益的衝突性普遍存在；

6.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不可分開，都是權力組成部分；

7.外交政策應該重權力、輕道德。

他界定了三類權力：（1）軍事力量=軍力質量×效率，國際關係中權力的最終手段是戰爭；（2）經濟力量→軍事力量（僱傭軍/常備軍、戰爭潛力）；（3）支配輿論的力量，國際輿論：國家輿論的國際化。

阿諾德·沃爾弗斯

1.國家是核心的國際行為體，但個人角色不能忽略；

利益與目標結合；

2.對外政策基本目標是自延（改變現狀）、自保（維持現狀）、自制（接受國際法等制約）；

3.均勢理論的四個視角：理想的權力分配-促進世界和平、固有規律-看不見的手、權力平衡-自保、均勢概念過時-美國應該建立單極支配地位。

尼古拉斯·斯巴克曼

1.國家的首要目標是贏得和維持權力地位；

2.地緣政治和均勢是支撐國際關係理論的兩根支柱；

3.邊緣地帶理論—對麥金德心臟地帶理論的補充發展；

4.地緣政治分析法：地理位置、不同權力中心之間的關係是國家對外政策的重要因素；

5.歷史研究方法：不會擺脱權力模式。

漢斯·摩根索

1.政治現實主義六原則—國際政治權力觀的內涵

2.國家權力的組成部分—有形權力與無形權力，權力是目標本身（至少是直接目標）。

3.權力的三種表現形式—維持權力（現狀政策）、增強權力（擴張政策或修正主義政策）、顯示權力（威望政策）。

4.制約權力的途徑—均勢制衡（以權力制約和平衡權力），又叫權力制衡論

5.其他制約權力的途徑—國際法、世界輿論、國際組織等

6.世界政府是擺脱權力政治的唯一出路；

7.在世界政府實現前，要重視外交，恢復類似19世紀歐洲五強均勢外交模式，即精英外交。

喬治·凱南

1.遏制政策—政治遏制和有限遏制為主、與後來的NSC68號文件的軍事遏制和全面遏制有差別；

2.注重國家利益；

3.不忽略法律-道義因素；

4.政府道義責任不同於個人道義責任；

5.大國應發揮榜樣力量來處理與小國的關係。

雷蒙·阿隆

1.自然狀態/戰爭狀態是國際關係最基本特徵；

2.國際關係的本質是關於國家之間的衝突和對抗，國際關係與其他領域的基本區別是使用武力的合法性；

3.國際關係最重要角色是外交家和軍人；

4.反對抽象道德，主張相對道德觀、領導人對國家安全應負的責任；

5.核時代的威懾概念；

6.反對權力絕對化和利益抽象化；

7.重視經濟問題。

約翰·赫茲

1. 普遍道義法則對國際政治並不適用；

2. 強調國際關係中的國內因素；

3. 安全困境-BHJ代表人之一。

亨利·基辛格

1. 現實主義權力論-19世紀歐洲均勢；

2. 有自由主義傾向-批評艾迪遜的遏制政策；

3. 提倡維持均勢-穩定，重視大國外交，外交的目標是將實力轉化為以安全為重點的政策；

4. 國際因素優於國內因素，不能脱離體系分析，穩定性體系VS革命性體系-外交平衡二者；

5. 通過談判實現緩和，但不能削弱聯盟體系、實現互利、防禦力量的必要性。

肯尼斯·沃爾茲

（它同時屬於第二次和第三次論戰的代表人物，經歷了從傳統現實主義到新現實主義/結構現實主義的轉變）

戰爭根源的三個概念：

1. 人的本性和行為；

2. 國家內部結構問題；

3. 國際無政府狀態的存在。

結合了古典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觀點來反對科學行為主義。

古典現實主義/傳統現實主義是國際關係理論的主要流派之一。它認為人是自然的產物，有其先天形成、不可改變的自然本性。追求利益是人的本能，而權力是政治的核心利益。國家追求利益、謀求權力是個人私慾和生存意志的表現，而且權力越大利益越大。但權力的零和性質致使國家追求自身利益必然導致國家之間的衝突，而抑制衝突最好的辦法就是權力均衡，形成均勢。概而言之，傳統現實主義的基本邏輯是：以權力政治為核心，以人性觀、利益觀和道德觀為支柱，以國家為基本單位，以國家之家的競爭為基本互動方式。

（三）漢斯·摩根索的權力政治思想

理解了權力的概念和邏輯，實際上就對整個國際關係領域的基本運行機制有了初步認識，理解貿易的硬通貨是金銀，而認識大國政治的硬通貨就是權力，有了權力才能實現利益交換和索取、威懾對手等目的。

1.理論的前提假定：人性是惡的，人性不可改變；國際體系處於無政府狀態（他的無政府界定是根植於國家和人性、而不是體系結構）；國家是主要的行為體。

2.政治現實主義六原則：

第一，政治受到植根於人性的客觀規律的支配。

第二，權力界定國家利益。政治領導人是“從以權力界定利益的角度進行思考和行動的”。

第三，權力界定國家利益是普遍適用的客觀範疇。利益的觀念是政治的實質，不受時間和空間條件的影響，是判斷、指導政治行為唯一永存的標準，但利益的具體內容會發生變化。

第四，“必須依據具體的時間和地點，而不能用抽象和普遍的公式把普遍的道德原則應用於國家的行為。”謹慎是政治中至高無上的道德。

第五，政治現實主義拒絕把特定國家的道義願望與普遍適用的道義法則等同起來。

第六，政治現實主義強調政治學的獨立性。政治行為必須用政治標準來判斷。現實主義理論家的問題是：“這項政策對國家權力有何影響？”

3.權力和政治權力。

權力：人支配人意志和行動的控制力。

政治權力：公共權威的掌控者之間以及他們與普羅大眾之間的控制關係。

權力的三種作用方式（心理影響）：強迫—對損失的恐懼；利誘—對利益的期待；魅力—對權威的崇拜。

4.摩根索的權力政治理論體系的發展思路：

人都是要根據自己的實力追求權力的，國家也是如此；人之所以追求權力，是由於利益的驅動，國家也是如此。追求權力的結果，就必然引起矛盾和衝突，甚至戰爭。而避免戰爭的方法，人類社會已經試驗了種種，如制衡權力、國際輿論和國際法、裁軍、集體安全等，但是，人類這些實驗的結果均未能成功。人類唯一的出路是用外交手段協調國家利益，營造世界和平環境。

5.個人道德與國家道德：個人道德和國家道德存在根本區別

國家道德低於個人道德。

社會羣體：利己傾向，不能為了其他羣體利益而犧牲自己利益。

愛國主義的道德悖論：（愛國主義：個體無私→民族利己主義）→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的悖論

6.為什麼權力是重要的？

人的原罪→追求權力慾望；人的權力慾→國家的權力慾。如何在推行對外政策時能夠做到道德和利益契合，實際上是歷史上國家決策者所時常考慮和權衡的問題。

7.尋求和平的根本途徑：恢復傳統外交→建立國際共識和和解→國際共同體→一個由中央政府的世界國家→世界和平。

（四）古典現實主義的主要研究方法

它強調國內政治是塑造國際行為的根源，假定意識形態、國家屬性、黨派政治、利益集團、社會政治經濟結構決定了國家的對外戰略行為。像愛德華·卡爾和漢斯·摩根索在其著作中都採用了歷史文獻分析法、對比法和類比法。他們在談到重大概念時，諸如權力、均勢、戰爭、國家、政策、裁軍、國際組織等，都會對這些概念進行詳盡的歷史追溯與個案分析。摩根索的《國家間政治》既是國際關係理論的扛鼎之作，也被視為是一部政治學專著，其原因就是摩根索經常會用類比法來將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比較分析。（這裏的歷史分析法和歷史學方法有本質區別：歷史分析法更強調對案例和素材囊括到理論分析框架中，而歷史學方法則將歷史事實本身作為研究目標。）因此，儘管古典現實主義缺少嚴謹的邏輯假設和系統分析，但是其歷史研究和哲學思維的還原主義分析路徑，是今後的學者學習和研究中要予以吸收和採納的。

二、新現實主義理論：沃爾茲、吉爾平與傑維斯

整體上，我們可以認為摩根索的國家層次分析（儘管有説法認為他的著作不是國際關係理論）和沃爾茲的體系層次分析（現在也有質疑它不夠體系理論）是國際關係學的兩個主要研究路徑，此後的理論發展都主要是在這二者基礎上做了不同程度的延伸、擴展和批判性繼承。所以説，認識國際關係理論的敲門磚是《國家間政治》和《國際政治理論》，它們對我們理解自由主義、建構主義等其他理論也有參考價值、奠定了理論基礎。

這裏所提到的新現實主義（結構現實主義），主要是沃爾茲和吉爾平的觀點，而我們通常説的進攻性現實主義與防禦性現實主義，實際上都算是結構現實主義的主要分支，可以不那麼嚴謹的、粗略的做一個説明：沃爾茲以後的現實主義，都多多少少承認了他的體系（系統）分析法。

（一）主要代表人物與核心思想

肯尼斯·沃爾茲

1.比較還原方法和系統方法，提出國際政治理論應該具有系統方法的簡約性，這是對科學行為主義的方法借鑑；

2.單元層次的原因與結構層次的原因是相互作用的，他的理論重點尋求解釋結構層次的國際政治結果（國際體系的穩定性）；

3.均勢理論：內部制衡（大國自然生長、擴充軍備、國內政治經濟變革等）和外部制衡（聯盟、分化瓦解對方聯盟、或最大可能使對手拉攏的盟國保持中立），兩極體系最穩定；

4.體系包括結構和單元；

5.國際體系的特徵：無政府狀態（常量）、單元國家的特徵（常量）、國家間權力分配（變量）

6.大國居於首要地位；

7.各部分排列組合產生結構，排列變化導致結構變化；

8.權力是實現安全的手段而非目標，國家不是謀求權力最大化，而是尋求權力的平衡分配。

羅伯特·吉爾平

1.體系變化論：

第一，基本的變化動力。在行為者層面，追求權力和財富；在體系層面，是市場機制和技術革新。

第二，國內對競爭與鬥爭的回應及對策。

第三，關於權力轉移的國際管理。體系變化與權力有關。

2.國際政治經濟學：

第一，雙重經濟-一體化現代經濟部門VS傳統落後技術經濟部門

第二，現代世界體系-研究體系的政治經濟關係的性質、結構、功能、動力與規律，資本主義全球等級制、世界經濟領域衝突。

3.霸權衰弱論：

第一，霸權具有週期性-影響國際體系從均衡-不均衡-緩解-回到均衡，即有霸則穩、無霸則亂、霸主自耗、霸權必衰。

第二，沒有國家認為改變體系有利可圖，體系處於穩定。

第三，邊際成本等於或大於邊際收益會阻止國家的體系擴張。

第四，改變現狀的成本與收益持平時，維持現狀的經濟成本要比支持現狀的經濟能力增長得快。

第五，國際體系變革的主要動力是戰爭。

與沃爾茲的區別：沃爾茲是從國際體系結構特徵去解釋單個國家的行為；吉爾平是從單個國家行為體去謀求解釋國際體系的形成與變革。

羅伯特·傑維斯（他個人思想很難説完全屬於新現實主義，非常多元化、在當今國際關係理論界影響深遠）

1.國際政治中的認知與誤解也是導致衝突與戰爭的根源（政治心理學分析），探究如何使誤解最小化。

2.層次分析：從認知和誤解的角度在決策層次、官僚層次、國內政治運作層次和國際環境變化等視角進行互動分析。

3.系統效應/互動效應三段論（對非線性因果機制的研究）：結果不能通過個別行為來預測；一國的戰略取決於對方的戰略；行為可以改變環境。

4.反對沃爾茲的結構-體系-單位分析，主張體系-行為-效應的雙向動態式分析。

5.BHJ代表人之一。

6.理性威懾理論(RDT）：

分析影響威懾效果的四要素：防禦和進攻的變化（攻防平衡）、影響對方決策能力的變化、評估和預測對方行動的變化。

雙重威懾問題-抑制威懾與懲罰威懾，前者強調抑制對方擴張企圖、後者則是核時代的恐怖均勢，傑維斯主張把兩者結合起來。

對新現實主義/結構現實主義的理解，一個不能迴避的概念是“安全困境”，對於摩根索的人性現實主義而言，安全困境是根源於人性惡；而對沃爾茲以後的新現實主義而言，安全困境根植於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

所謂安全困境，簡單來説是指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一個國家增強自我安全的行動必然會削弱其他國家的安全感，國家往往通過增強軍備減弱自我的不安全感。但是這樣做只能使其他國家以同樣的方式加強自己的軍備，結果就會出現國家之間不斷升級的軍備競賽，最終所有國家都因為增加了軍備而感到不安全。這就是“安全困境”，安全困境出現的條件是：無政府狀態，國家希望生存。緩解安全困境的條件為：國家在增強防禦的時候，將進攻型戰略和防禦型戰略清楚地區別開來，使對方得到明確的非進攻信號，安全困境就會得到緩解，國家之間就可以實現合作。在這一過程中，重要的是調整博弈的支付結果，加大相互合作的收益，增加單方面不合作行為的成本，加強各方對對方合作的預期期望。

（二）對肯尼斯·沃爾茲理論的擴展介紹

沃爾茲繼承了現實主義的權力政治學説，其理論的核心仍然是權力，但是對古典現實主義進行了重大修正，表現在：第一，國家關係的第一推動力是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而不是人性；第二，無政府條件下國家的第一考慮是生存考慮，而不是盲目去追求權力；第三，國家權力是國家生存的手段，不是國家政策的目的；第四，國家權力的第一要素是軍事實力。在此基礎上，沃爾茲提出了結構現實主義理論，其主要假定是：第一，國際體系是以無政府性為基本性質的體系。第二，國家是基本行為單位。第三，對體系的穩定和體系單位的最重要影響因素是體系結構。體系結構是指國家間的實力分配，主要是大國之間實力的分佈。沃爾茲認為，國際體系結構是自變量，國家行為是因變量，國際體系結構決定國家的國際行為。總之，結構現實主義理論的基本內涵是：以理性主義為理論前提，以國際體系為基本研究層次，以國際無政府狀態為基本特徵，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國際關係行為體，以國際體系為自變量，國家行為為因變量。

檢驗理論的標準：1.陳述接受檢驗的理論。2.從中推導出假設。3.對假設進行經驗性或觀察性檢驗。4.在進行第二和第三步驟時，使用該理論中的術語定義。5.對該理論以外的干擾變量加以去除或進行控制。6.設計一些不同的、嚴格的檢驗。7.如果無法通過檢驗，那麼思考是否應該徹底放棄這一理論，還是需要加以修正，或是需要縮小其宣稱所要進行解釋的範圍。

1.國際體系研究的內容：設定一個體系；設定體系的兩種主要因素：體系因素和單位因素；設定所研究因素之間的關係：S→U（體系結構作用於單元國家）。

2.國際體系的特徵決定着國際體系單位——民族國家的行為，而國際體系最核心的特徵是體系結構，它具有獨立性，一旦形成便約束着國家的行為並決定着國家行為（衝突與合作）的結果。也就是説，在沃爾茲的理論中，兩個主要的變量是體系結構和體系單元。

國際體系結構與國家行為之間是因果關係，其中體現特徵是原因，單位行為是結果。由於在無政府狀態下，國家的首要利益是生存，所以它必須學會順應國際體系的規律，依照國際體系結構的要求而行動。順國際體系規律而行動的國家可以生存並發展，逆國際體系規律而動的國家則衰退並滅亡。因此，在某一給定的國際體系結構中，國家必然根據其結構的特徵制定本國的對外政策。只要國際體系結構，即大國之間的物質實力分配不發生質的變化，體系中成員的國際行為主要是指國家之間的衝突與合作也就不會發生重大變化。例如，多極結構使歐洲諸國的合作不能實現，因為它們在安全領域裏的互動只能是零和遊戲，但在國際體系結構轉變為兩級之後，由於美國對其盟國提供了穩定的環境，所以它們之間的合作就成為可能。

3.沃爾茲的理論創新 (與傳統現實主義的區別)：

提出“關注個人或國家層次原因的是還原主義理論，認為原因存在於國際層次的是系統理論”。國際政治理論主要用來解釋國際政治後果，同時它也告訴我們一些有關國家外交政策、經濟以及在其他領域存在的互動。

第一，新現實主義將國際政治定義為一種系統（體系），強調結構優先於單位(國家)。將體系結構的要素界定為：單元排序原則；單元之間的功能差異；單元間的能力分配。首先，結構根據系統的排列原則來界定。如果一種排列原則被另一種原則所替代，就意味着系統發生了變化。其次，結構根據不同單元的特定功能來界定。如果功能的定義和分配發生變化，那麼等級制系統也隨之變化。再次，結構根據單元間能力的分配來界定。無論等級制的還是無政府性質的系統，能力分配的變化就是系統的變化。

由於單元的排序原則是無政府狀態且短期內難以改變，單元行為體的功能類似（都要維護主權、安全、尋求權力和利益等），因此這兩者是常量，只有國家間的能力（權力）分配才是國際體系結構變革的核心變量，是導致國家之間的制衡行為和安全困境的重要根源。國際體系權力分配的變化並不能決定特定國家在特定時間地點選擇什麼樣的戰略，但是會大致的塑造國家的政策或戰略預期，獎勵國家遵循體系結構的行為，懲罰國家違背體系結構的行為。國家違背體系結構的制約，可能會取得短期收益，但從長遠看會遭到失敗。例如：兩次世界大戰中德國贏得了很多戰役的成功，但戰役的成功不能掩蓋戰略的失敗和體系結構的權力分配製約，最終招致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發動體系戰爭的權力體量不如制衡它稱霸的力量。

第二，新現實主義關注體系層面，古典現實主義關注國家和個人層面。新現實主義:只有將結構層面與單位層面區分開來，才能科學地解釋國際政治中的因果關係或不斷重複行為模式。沃爾茲強調：國際政治理論不是外交決策理論。實際上就是我們前面所説的，沃爾茲認為他自己的理論並不執着於為國家的決策和戰略行為提供具體的智力支持，而是更側重於研究歷史上反覆出現的國際政治現象，不是要關注我們怎麼做，而是強調國際政治理論教會我們如何思考問題。

第三，古典現實主義將權力視為國家的終極目標或直接目標，儘管很多人認為古典現實主義是強調國家權力的目標屬性，但實際上在摩根索的著作裏並沒有發現那麼多的自相矛盾，因為摩根索認為權力追求根植於人性，國家可能追求現狀政策或帝國主義政策，而如果是現狀的話，權力更多的是手段，如果是帝國主義政策，往往意味着霸權權力追求的目標本身，所以摩根索已經進行了不同類型國家的區分。新現實主義認為，國家的最終目標是安全(生存)，而不是權力。國家關心的是相對權力，而不是絕對權力;他們不是權力最大化者。所以權力是一種手段，而不是最終目標。這裏的新現實主義主要是説的防禦性現實主義，沃爾茲本身也算是防禦性現實主義，因為他認為權力最大化並不會帶來安全最大化。

第四，在國家對外政策的塑造中，新現實主義強調結構對行動者的影響，而古典現實主義則強調行動者對結構的影響。新現實主義認為國家間的互動模式是由國際結構決定的。實際上，吉爾平的新現實主義，有一點偏重於研究行動者對結構的影響，但是他研究的是能夠改變體系結構的行為者，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行為者。

4.結構現實主義的基本邏輯和核心命題：

（1）無政府狀態+安全是首要目標→權力競爭→安全困境→衝突……→戰爭。既能解釋侵略性國家引起的戰爭，也能解釋防禦性國家引起的戰爭。

（2）無政府狀態+安全是首要目標→對權力變化做出反應→外部均衡or內部均衡→防止霸權出現→均勢。

（3）均勢規律讓國家之間難以實現合作：無政府狀態→安全首要→關心相對獲益→難以合作。

（4）無政府狀態→安全首要→擔心合作產生依附→不願合作。

（5）兩極比多極穩定。在兩極體系中，兩個大國對彼此實力和意圖所產生的誤判概率要低於多極體系中大國的複雜關係。稱為“極”的大國越多，那麼國家就越難以實現合作與戰略穩定。在兩極體系中，其他國家制衡的門檻很高，即除了兩極之外的其他國家，導向兩極中任何一方並不會從根本上動搖兩極體系，兩極體系的不確定性低，但容易發生過度反應。比如美蘇兩極格局與古巴導彈危機差點導致“全人類毀滅”。而在多極體系下，大國容易受到聯盟的牽連、也更加擔心被同盟拋棄，因此多極體系的不確定性很高，容易產生誤判，但不容易發生過度反應，尤其是在同盟關係比較靈活的兩極體系中，外部聯盟戰略實力的調控可以彌補內部制衡能力的弱勢。

（6）對體系結構的作用機制分析。沃爾茲認為，在一個系統中，理論解釋經常發生和重複出現的現象，而不是變化。結構由於存續的時間長，因而呈現出某種靜態性。但是由於結構改變了行為者的行為，影響了互動的結果，因此即便結構沒有發生變化，它也是動態的，而非靜態的。結構有兩個重要含義：首先，它可能指代一種補償機構，在輸入不斷變化的情況下保持結果的一致性。將結果控制在一個狹小的範圍之內；其次，一系列約束條件。結構通過獎勵某些行為，同時對某些行為進行懲罰來進行選擇。結構本身並不能直接導致某種結果，而是間接地影響系統內的行為，影響通過兩種方式產生：行為體的社會化和彼此間的競爭。結構限制和塑造了行為體和結構，儘管行為體和結構的目的和努力存在着差異，但結構卻使其運作趨向產生同質的結果。社會化減少了差異。社會成員間的實際差異要大於他們在行為上表現出來的差異。競爭締造一種秩序，秩序內的單元通過其自主的決定和行為調節彼此的關係。社會化發生於部門內部，競爭則發生於部門之間。競爭促使行為者對自身的行為加以調整，使之成為最為社會所接受和成功的實踐。社會化和競爭是減少行為和結果多樣性過程的兩個方面。

（三）羅伯特·吉爾平理論的擴展（1）

沃爾茲主要是將體系結構作為自變量，來分析它所導致的國家間的制衡行為和安全困境反覆發生；而吉爾平更多的是將體系結構作為因變量，來考察影響體系變革的戰爭與和平因素。在政治框架和經濟制度性質的相互關係上，吉爾平全部繼承了傳統現實主義的觀點。

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他強調了世界經濟和政治制度的許多特徵，這些內容是其他學者所忽視的。與多數IPE學者的觀點相反，吉爾平認為經濟相互依存或全球化並不重要。大國的政府都沒有受到相互依存或者全球化的限制，並且通過全球化，大國可以操縱其他更依賴於全球體系的國家。他認為，相互依存和全球化幾乎沒有改變政治。與追求經濟效率或實現福利最大化相比，國家對權力爭奪和財富的關注度仍然高得多。吉爾平也不相信技術可以改變國際政治。在他看來，甚至核武器也不足以消除戰爭的可能性。吉爾平認為，軍事力量是政治變革的最大原因，現有的霸權國和潛在的有抱負的霸權國之間的戰爭，才是全球體系變革的動力。而且，由於國家控制領土和軍事力量，它們才是世界政治的主要參與者。國家之間的競爭，特別是大國之間的競爭，決定了世界秩序。

霸權穩定論認為，霸權體系與國際穩定之間存在着因果關係，有一個超級霸權國家建立和維持世界霸權體系有助於世界和平；而且霸權國國力越強，國際社會就越趨於穩定、國際衝突發生的可能性就越小。這一理論最初由查爾斯.金德爾伯格提出，是指開放和自由的世界經濟需要一個居於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強國。羅伯特·基歐漢首次使用霸權穩定論，是指有一個國家主宰的霸權結構，非常有益於強大的國際體系的發展，這個體系的運行規則比較明確，並且得到很好的遵守。吉爾平認為，世界秩序不是權力均衡的產物，而是權力壟斷的結果。如果在國際競爭中權力最大限度地集中於一個或者兩個國家，使這種國家擁有了支配國際體系的壟斷權力，那麼一種單極結構或霸權體系就形成了，能維持國際穩定的是權力的優勢。最容易破壞現狀穩定性的因素是國際成員之間能力發展的不平衡，這種實力增長的差異最終會導致體系內部發生權力重新分配的根本變革。

他所提出的霸權穩定論，對經濟在國際權力鬥爭中的含義做了理論定位。自由經濟體制，國際公共產品和經濟剩餘是吉爾平霸權穩定論的三大要素。對權力政治中的零和遊戲和經濟活動的雙贏遊戲的結合作了嘗試，他認為經濟上的相對得益從屬於政治上的相對權力。經濟因素在國家對外戰略中佔據重要作用。認為自由國際經濟需要一個能致力於自由經濟原則的霸權國，像19世紀的英國和20世紀的美國那樣。一旦霸權國缺少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能力和意願後，體系變革的概率大大增加。

吉爾平關於國際政治變革的基本邏輯是：處於均衡狀態的體系，由於權力增長的差異，促進了體系權力的重新分配，導致體系出現了失衡，而體系危機的解決，又會導致體系從變革到重塑的週而復始。他列舉了三種國際體系結構類型：帝國主義或霸權主義結構（如波斯帝國、羅馬帝國等）；二元結構（類似美蘇兩極格局）；均勢結構（19世紀的歐洲協調）。

在吉爾平看來，國際體系的變革類型有三種：體系的變更（行為者的性質：帝國、城邦、民族國家等）；系統性變革（出現世界帝國對體系的統治）；互動的變化（國家間作用過程）。他按照變革的方式和目標區分了漸進性變革與革命性變革：前者的主要方式是國家間的談判，主要目標是對國際體系的微量調整；後者的主要方式是霸權戰爭，主要目標是體系的統治方式。他提出了影響變革的環境因素：交通與通信、軍事技能與技術、經濟因素等。

此後，吉爾平又對體系變革的深層原因做了進一步挖掘：在限制和機會並存的歷史環境中，國家和市場相互作用建立了國際政治經濟結構，包括國際分工、貿易網絡、國際貨幣和金融體系以及支配經濟活動的種種規則或制度，這些結構往往反映出行動主體的實力和市場力量的運營。但市場制度促進作用並不均衡，民族國家經濟的不平衡發展、主導部門的興衰和經濟增長的長期變化共同構成了結構變革的根源。他對傳統的金本位制（1870—1914年）、英國領導權結束和美國領導權確立之間的空位期（1914—1944年）、佈雷頓森林體系（1944—1976年）進行分析，在他看來，過去300年中的3次大衰退—1873年後、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1973年危機，都對國際體系變革產生重要影響。

吉爾平對人類戰爭史上的攻防平衡演進提出了假設：一個國家將通過領土、政治和經濟擴張的方式來謀求國際體系的變革，只有進一步變革所付出的邊際成本等於或大於邊際收益時才會停止。如果國際體系中的失衡沒有得到解決，那麼體系將發生變革，一個反映權力重新分配的新的平衡將被建立起來。他認為，符合體系變革的霸權戰爭包括：雅典與斯巴達的伯羅奔尼撒戰爭、迦太基和羅馬的第二次布匿戰爭、三十年戰爭（1618—1648）、路易十四的戰爭（1667—1713）、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1792—1814）、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1914—1918,1939—1945）。霸權戰爭在歷史上一直是國際體系變革的基本機制。

在某些方面，吉爾平對世界政治的現實主義看法，與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看法相似。吉爾平認為美國是一個衰落的力量，並認為霸權國的選擇很少。面對過度擴張的政治和軍事承諾，以及失去經濟優勢所造成的財政危機，霸權主義者必須撤回或尋找新的資源。美國不得不減少對其他國家的承諾，並且撤出駐紮在國外的軍隊，還要適應新興大國的崛起。美國不得不尋找新的資源，努力振興國內經濟並阻止其他國家的崛起。

特朗普的口號是“讓美國再次偉大”，他試圖減少美國對其他國家的承諾，減少對盟友的保護。他試圖緩和與俄羅斯關係的看法，都體現了對美國霸權衰落的現實主義觀點。儘管特朗普扭轉美國衰落的主張，可能會得到吉爾平的同意。但吉爾平對政治的深刻理解，將會使他反對特朗普所採取的許多決定和行動，例如與盟友為敵，以及貶低美國佔據優勢的國際制度。最後，吉爾平認為，收縮和改革都很困難，不太可能成功。他認為，衰落和衝突在過去和未來都是世界政治不可避免的現象。

（四）羅伯特·傑維斯的擴展（2）

1.信號理論

在《信號與欺騙：國際關係中的形象邏輯》書中，傑維斯指出：國家有三個目標是內部難以調和的。它們希望有能力讓別國相信，當自己的確有意以某種給定的方式行動時，就可以這樣行動；當一種印象具有誤導性時，國家希望能夠傳遞這樣的印象；當其他使用相同工具和技術的國家發出帶有真實意圖的信號或進行欺騙時，它們希望能夠把這件事講出來。國家希望想騙誰就騙誰，但不希望被騙。所以正如國家在幾乎任何特定的國際形勢中都有共同和衝突的利益一樣，它們在維持信號體系方面也有共同和衝突的利益。如果有太多的國家經常欺騙，那麼這個體系就會被降格（比如它只能攜帶較少的信息）或被摧毀，但國家在任何形勢下都經常因受到壓力而通過虛張聲勢獲益。

因此，傑維斯認為，國家發信號和對信號表示關注這一事實表明，政治家感到信號容易提供真實而非虛假的信息。如果一個行為體通過發信號表明自己有意做某事，這一行為總體上增加了別國認為它要做某事的可能性。信號因此必須提供某個證據來説明行為體將如何行動。換句話説，必須對説謊有所剋制，要有讓行為體發出準確信號的壓力。

羅伯特·傑維斯將認知心理學路徑運用到威懾研究中。心理分析方法是基於有限理性假設的描述性決策方法，它研究現實中有限理性行為者實際上如何決策。傑維斯認為，傳統威懾理論認為決策者都是在掌握了詳細和充足的信息後，進行效用評估。這樣的假定忽視了一些不確定的因素，比如對他人價值觀的誤判；對他人看待世界的方式的誤解；對對手實力及擁有的選擇的錯誤理解；判斷他人基本意圖的困難；固有政策的影響等。

2.系統效應

實際上羅伯特·傑維斯（Robert Jervis）的系統效應論具有非常靈活的理論定位，很難歸納為哪一個範式或流派，但這裏可以將之看作防禦性現實主義理論內容，因為他強調體系效應的同時沒有迴避國家內部變量，承認安全困境對國家行為的強大塑造作用，其攻防平衡理論也是以此作為理論依據。

他對沃爾茲的新現實主義提出了批判，但對沃爾茲從系統層次上解釋國際政治持贊成態度。他所研究的問題是非本意結果（unintended outcome）,包括：直接的/間接的、(可能更重要的)希望的/不希望的、立即的/滯後的、發生了的(將要發生的)/沒有發生了的(被阻止了的)。他的系統效應論的核心變量機制就是：國際政治的複雜系統（自變量）導致決策者對國家行為產生錯誤認知，引起非本意結果（因變量）。他將系統效應分成三類：非直接效應、連帶效應、互動效應。他認為，反饋（feedback）是系統效應（System Effects）運行的核心，其中，負反饋（negative feedback）有助於維持系統穩定，正反饋（positive feedback）導致系統發生變化和發展。正反饋就是通過行為體、環境的變化，或是二者之間互動的變化而起作用。它主要表現為多米諾理論（domino theory）與螺旋模式（spiral model）,以及和平與繁榮、擴張、地區一體化、改革向革命轉化等。

多米諾的邏輯是：征服可以增加一個國家的經濟和軍事力量，而這反過來又會便利該國進一步的擴張。第一個加入擴張主義聯盟的國家可能是最容易受到脅迫的國家，權力的這種增大能使聯盟強大到足以征服或脅迫一個以前進行過抵制的國家。這種新的擴張反過來又能使聯盟招募到較強大的國家。當多米諾的條件具備時，國家會感到無法制衡一個成功的侵略者，因此會選擇加入該國一邊，擴大它的權力並增強其進一步獲勝的前景。衝突螺旋模式的邏輯是：國家可能被捲入一個種種因素不斷強化的循環當中，包括敵意、軍備、安全困境所驅動的衝突，以及附屬的心理動態（包括決策者理解這種困境的失敗）。儘管結果是負反饋，即增加安全的努力使自我挫敗的，但它本身乃是正反饋，因為軍備建設所導致的仍然是不斷增強的趨勢。衝突本身是從互動過程中滋生出來的，而且其發展會大大超過最初的爭執所能理解的程度。

在螺旋模式中，戰爭乃是悲劇，要不是因為安全困境和錯誤知覺，戰爭原本可以避免。因此，他對複雜系統的正反饋和負反饋機制、以及系統的構成等具體的研究方法，這種變量分析和機制創建的科學性與發散性，是理論框架分析的參考模塊。

（五）新現實主義理論的研究方法

新現實主義包括進攻與防禦現實主義兩個主要分支，以沃爾茲、米爾斯海默和吉爾平為代表，整體上新現實主義採用的是系統方法和演繹法，追去簡約性，將經濟學和社會學方法引入傳統分析模式中，並結合證偽法和類比法，否定傳統的研究方法、將國內政治結構與國際政治結構進行類比，質疑摩根索的人性分析起點，豐富層次分析，研究更強調變量機制的科學性。

新現實主義的諸多理論分支都體現出了極強的變量機制的邏輯性，沃爾茲的結構現實主義邏輯是：國際體系處於無政府狀態→國家自助→均勢的內部制衡和外部制衡→軍備競賽和聯盟政治的安全困境→制衡比追隨強者更為普遍/維持現狀偏好壓倒修正主義意圖→反霸優於爭霸→國家追求適度安全而非安全最大化。米爾斯海默的邏輯是：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鼓勵國傢俱有修正主義意圖→權力最大化帶來安全最大化的普遍信條→陸權力量居於首要地位→爭霸戰爭會帶來巨大的戰略收益→大國政治陷入持久悲劇。

實際上，新現實主義發展到後來，形成了一套研究模板，即對問題的研究大致分成五個階段：對既有成果的文獻綜述、提出理論假設的演繹邏輯、通過歷史案例來證明自身理論推導的邏輯自強和富有解釋力、進而提出政策建議或對當代問題的戰略分析。

三、米爾斯海默的進攻性現實主義

（一）進攻性與防禦性現實主義的劃分含義

沃爾茲之後的現實主義可以劃分為進攻性與防禦性現實主義兩大分支，都可以被稱為是新現實主義。沃爾茲本人也被視為防禦性現實主義代表人物。

進攻性現實主義和防禦性現實主義的分野是現實主義陣營內最根本的分歧。國家是否一定是惡意的？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是進攻性現實主義和防禦性現實主義在核心假定上的分歧。

新現實主義（結構現實主義）、新古典現實主義、個人層面的現實主義屬於不同層次（level）的分析的結果，不代表最根本的分歧。新現實主義（結構現實主義）和新古典現實主義內部均有進攻性和進攻性的變種。

（二）進攻性現實主義的基本邏輯（以米爾斯海默為例）——權力最大化帶來安全最大化、修昔底德陷阱不可避免

1.進攻性現實主義的前提假定：國際體系處於無政府狀態；大國具有進攻性軍事實力；國家永遠無法把握其他國家的意圖；生存是大國的首要目標；大國是理性行為體。

2.大國的三種行為模式：

（1）畏懼（fear）：權力決定畏懼程度。影響因素：核武器；水體阻遏力量；體系結構：兩極、平衡多極、不平衡多極。

（2）自助（self-help）：關注相對獲益。

（3）權力最大化（power maximization）：做最壞打算。難以估算現在/難以瞭解未來；永遠難以成為體系霸權；國家之間難以合作。難以實現/難以持久的原因：關注相對收益+擔心欺詐。

3.國家權力的衡量：潛在權力+軍事權力

潛在權力：人口+財富：可支配財富+技術發展水平→國民生產總值。

軍事權力：（1）地面力量：陸軍+支持陸軍的海空力量。（2）獨立海軍力量：海上封鎖。（3）戰略空中力量：戰略轟炸。（4）核武器。

4.國家獲得權力優勢的策略：

戰爭（war）：使用武力。

訛詐（blackmail）：武力威脅

引誘搏殺（bait and bleed）

坐山觀虎鬥（bloodletting）

阻止對方獲得權力優勢的策略

制衡（balancing）

推卸責任（buck-passing）。

5.國家選擇制衡還是推卸責任的影響因素

（1）受到體系結構的影響：兩極制衡、均衡多極最可能推卸、不均衡多極居中

（2）威脅程度：威脅越大，越可能制衡

（3）地緣因素：共同邊界制衡、緩衝地帶推卸

6.對維持現狀和修正主義國家的判斷

大國的終極目標是成為體系中唯一的霸主，因為國家認為實力越強則生存幾率越高。在國際體系中沒有維持現狀的國家，國際體系的結構迫使一心追求安全的國家彼此採取侵略行為，“唯一維持現狀的國家是地區霸權國家，即達到權力頂峯的國家”。除非一國取得了超過其他對手的核優勢，否則不可能有取得全球霸權的國家。因此，大國的歷史首要地包括了修正主義國家的衝突，追求地區霸權是大國行為的經常性選擇。國際體系是由修正主義國家組成的，所謂修正主義國家，是指不滿足於現狀，致力於實現權力最大化既追求地區霸權的國家。在動機上，修正主義國家彼此有一種進犯的傾向和侵略的意圖，在外交政策上，修正主義國家致力於奉行進攻性的擴張政策。他提出了水域阻遏和離岸平衡手的概念，來解釋為何英美沒有尋求大陸擴張的戰略動因。

7.歷史案例：體系結構與戰爭

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他進行了歷史個案分析：日本（1868—1945年）、德國（1862—1945年）、蘇聯（1917—1991年）、意大利（1861—1943年）、威廉德國（1890—1914年）、納粹德國（1933—1941年）、美國的核政策、蘇聯的核政策、美國的崛起（1800—1900年）、美國與歐洲（1900—1990年）、美國與東北亞（1900—1990年）、英國大戰略（1792—1990年）、法國（1789—1815年）、俾斯麥的普魯士（1862—1870年）、威廉德國（1890—1914年）、納粹德國（1933—1941年）、冷戰（1945—1990年）、近代歐洲的大國戰爭（1792—1990年）。

米爾斯海默對國際政治的前景持悲觀態度：

（1）國際政治是大國政治，權力分配決定了大國政治模式，影響聯盟的形成。

（2）大國意志在陸地上的表現是成為地區霸權（為了最安全的生存），而水域的阻遏力量使全球霸權不可能實現。

（3）大國政治的歷史是修正主義國家間衝突的過程，儘管全球霸權無法實現，大國一刻也沒有停止這一企圖，因此大國間處於無休止的安全競爭狀態。

（4）美國是世界上唯一成功實現（美洲）地區霸權的國家（拿破崙、希特勒、蘇聯和日本曾先後試圖在歐亞大陸建立地區霸權，但都失敗了），它扮演了一種離岸平衡手的角色，以防止出現任何地區霸權。

（5）隨着中國的崛起，中美之間激烈的安全競爭將不可避免，因此應以遏制而不是接觸作為對中國的主要戰略。

8.進攻性現實主義的邏輯推論：無政府的國際體系結構→國家確保自身的安全和發展→國家必須不斷追求權→國家總是抱有修正主義的意圖以獲得最大的權力→國家間的權力競爭導致國家行為具有的進攻性→國家的最終目標是成為國際體系中的霸主。

四、進攻性現實主義、防禦性現實主義

（一）理論學説的理性假定有何意義？

實際上，很多人文社會科學都會國家理性/個人理性做一個假設，並非這些學者否認人性是複雜的和捉摸不透的，而是為了建構一個學科的需要，理論的模型不可能與現實一一對應。沃爾茲的經濟學理性假定也只是為了發展體系結構塑造國家戰略行為的理論依據。無論是有限理性、還是戰略理性，實際上都反映出一個基本的邏輯：國際關係的歷史、現實與未來，都具有很多不確定性，而國際關係理論通常缺少精準的預測，因此，尊重事件發展的特殊性與不確定性，時刻抱有足夠的戰略警惕、避免抓大放小，實際上是國際關係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

這方面集中反映在人類在戰爭起源、戰爭進程與戰後和平的締造中，克勞塞維茨與約米尼的根本區別是，後者認為戰爭本身藴含着客觀的、相對僵化固定的科學定理，而前者更強調戰爭的不確定性、尤其是戰爭升級所帶來的暴力邏輯：從有限戰爭到總體戰。克勞塞維茨強調或許在戰爭初始階段會有所謂的理性主導和明確的利益界定，但戰爭的進程很容易失去政治的控制，戰爭升級沒有一個明確的界限，最終形成總體戰（全面戰爭）悲劇。即戰爭與和平的戰略行為，在實踐過程中，都會存在各種“摩擦”影響效果，因此對理性假定，不可完全否定、也不要迷戀於國家理性、尤其是戰爭理性。

（二）防禦性現實主義的基本邏輯——適度權力制衡帶來安全最大化

1.對無政府狀態和安全困境的態度：防禦性現實主義假設國際體系無政府狀態是良性的，安全通常是充足的而不是稀缺的。外交政策活動是理性國家對清晰的體系激勵作出的恰當反應，只有當安全困境嚴重惡化才會導致衝突。對防禦性現實主義而言，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 是真實可靠的，國家之間的衝突主要是根植於意圖不確定、對彼此權力增長所帶來的安全威脅的一種威懾升級反饋。防禦性現實主義認為安全困境引發大國衝突的“螺旋模型”（spiral model）是體系戰爭頻發的主要動因。

2.對他國的意圖的判斷是不確定的：既不認為他國一定是惡意的，也不認為他國一定是善意的。在自身安全沒有受到明顯威脅、也沒有明顯感知到對手威脅的情況下，至少並不尋求主動攻擊他國來獲取擴張性收益。這一點很關鍵，因為如果是在沒有明顯的客觀威脅與主觀威脅認知塑造的情況下，國家就尋求修正主義的戰略取向，那麼就不符合防禦性現實主義對國家主導性的戰略取向的基本預判。在沃爾茲以後的防禦性現實主義理論邏輯中：國家追求適度的權力制衡有助於促進安全最大化。

3.在權力→安全、合作→安全這兩種戰略選項中保持平衡協調。即通過自身的力量獲得安全”和“不威脅其他國家的安全／通過合作獲得安全”之間取得一個恰當的平衡。現實主義畢竟是現實主義，即使是防禦性現實主義，其對國家合作的預期只能説比進攻性現實主義要高，但也沒有自由主義對相互依賴和國際制度條件下的合作看的過於樂觀。因此，防禦性現實主義的觀點居於新自由制度主義和進攻性現實主義之間，強調在權力路徑與國家合作路徑中的平衡，不會因為追求合作而放棄通過提升權力來實現安全的渠道，也不會因為追求權力而惡意損害他國安全、從而威脅國際合作。

4.對國家理性和安全需求的看法：理性國家的擴張之勢為了獲取安全；國際體系的運行表明，一國的安全只需要有限的外部利益，小規模軍隊以及自制的外交政策就能夠得到保障；防禦性現實主義假定體系因素只能解釋謹慎適度的國家行為，導致其只能解釋歷史上很少的大國行為。

5.防禦性現實主義注重戰略威懾、締結防禦性同盟、政治制衡為主/軍事制衡為輔。它承認體系結構具有強大的塑造（shape），而不是決定（deside）作用，這一點很重要，體系層次的現實主義通常強調的都是塑造而不是決定國家的戰略行為，塑造相比決定而言，不那麼具有決定論，具有一定的戰略彈性，因為體系結構只能告訴我們國家面臨什麼、應該做什麼，卻不能直接命令國家必須這麼做，而且短期的違背體系結構的制約可能起到一定的戰略收益，但長遠看來會受到體系結構的懲罰機制。從這點來看，體系結構的獎勵/懲罰機制具有滯後效應。因此在分析體系變量的同時，很多防禦性現實主義學説會注重將國家內部的“黑箱”打開分析，比如對國內利益集團、戰略決策等層面的切入。因此，在防禦性現實主義看來，國家的聯盟、戰爭等戰略行為，除了體系結構的影響，還會受到國家層面的直接作用。

（三）進攻性現實主義與防禦性現實主義的比較

進攻性現實主義和防禦性現實主義作為結構現實主義的兩個主要分支，均認同結構現實主義的基本假設：即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安全通常是國家追求的首要目標。兩者的分歧主要體現在：雙方在國際無政府狀態的性質，以及國家對此的反應，和國家如何才能獲得安全等問題上觀點不同。

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觀念適用於19世紀的時代，當時戰爭是國家的一種合法行為的觀點得到了國際法學家的普遍接受，它與主權學説相伴而生。只要作戰機構有權力採取行動、遵循正確的法律程序（比如正當的宣戰），戰爭可以合法地發動，這種國家行為的理由沒有任何法定權益。19世紀的歐洲戰爭是一件非常正式的事情，有正規軍隊佔領明確指定的領土、通常（並非總是）可以觀察到的行為規範，正式宣戰以及正式結局——一個和平條約。

我們可以嘗試討論一個問題：克勞塞維茨的思想更偏好進攻性現實主義還是防禦性現實主義？防禦性現實主義者假定國家本質上是反應型的，準備捍衞自身的地位，不過不大可能對潛在對手發起先發制人的打擊，進攻現實主義者則假定國家會試圖通過先發制人來解決它們的安全困境。他的思想具有進攻性現實主義的元素：樂於使用武力的意願，似乎沒有意識到運用暴力服務於政治目的在道德上的困境；對國家必須總是從自己的立場來判斷的觀念的接受；不能超越民族的界限從更廣泛的人類來理解。但是也兼具防禦性現實主義邏輯：克勞塞維茨提倡謹慎、精於算計的風格包括了對征伐和種族仇殺的反對。對於克勞塞維茨及其哲學上處於同時期的人來説，戰爭是代表民族而戰，有民族支持作為承諾，但是它並不是由民族來進行的。在與他同時代的偉人黑格爾的著作中，戰爭與軍隊有關，在戰鬥人員和非戰鬥人員之間有明確的區分。文職（或者至少是政治的）控制是關鍵——克勞塞維茨或許贊成勞合·喬治的格言：戰爭太過重要，以至於不能任由將軍們去處置。

進攻性現實主義：強調國際體系的霍布斯主義性質，這種無政府狀態決定了安全的稀缺性，為獲取安全而展開的激烈競爭迫使國家採取進攻性的戰略，結果常常導致衝突和戰爭。進攻性現實主義並不主張國家一味推行擴張政策（如果擴張得不償失，那麼理性的國家就不會去擴張），國際無政府狀態的存在以及國家間相對力量的不斷變化使國家總也不能認為自己已經一勞永逸解決了安全問題。進攻性現實主義通常假設在戰略和技術層面的攻防平衡中，進攻成本低於防禦成本，攻方佔優。

防禦性現實主義：第一，國際體系中的安全並不是稀缺的，而是充足的；第二，國家獲取安全的最佳途徑通常是採取防禦性的戰略，或者説是維持現狀的戰略；第三，在某些特定情況下，比如當“進攻——防禦”的平衡關係有利於進攻一方時，即便同是追求安全目標的國家之間也可能會因“安全困境”的加劇而彼此發生衝突，但在多數情況下，國際體系是平穩的，安全困境的問題並不嚴重，國家動員主要限於對付產生體系的某些特定的威脅；第四，如果一個國家採取一種不計後果的態度，那麼各種原因應該從國內政治層面而不是國際層面去尋找。防禦性現實主義通常假設當戰略和技術層面，進攻與防禦可以區分、而且防禦佔優時，國家的安全感較高、傾向於合作、避免戰爭。

1.進攻性現實主義

（1）自身是惡意的

（2）所有的國家都是惡意的

（3）只有武力和（暫時的）聯盟可以獲得安全。安全不能夠由安全合作獲得，因為（真正意義上的）合作是不可能的。

（4）國家的安全戰略很簡單：經濟增長、武力擴張（“耕戰”／商鞅／韓非子）。

（5）國家的安全戰略基本上只由能力和機會決定

2.防禦性現實主義

（1）自身是善意的

（2）不是所有的國家都是惡意的：有的是，有的不是，要仔細觀察

（3）除了武力和（暫時的）聯盟可以獲得安全之外，國家也可以通過安全合作來獲得安全。真正意義上的合作是可能的

（4）國家的安全戰略很複雜：

（5）國家的安全戰略根據對其他國家的意圖的判定而定。

（6）對善意的國家，尋求合作；包括制度化的合作

（7）對惡意的國家，抵抗（但不發動戰爭）並尋求以和平方式改變對方；

（8）對不確定的國家，試圖瞭解對方的意圖，然後視情況而定。

面對技術變革所帶來的攻防平衡變化，我認為我們正在走向一個進攻性現實主義的世界：科技已經成為國際關係中的一種新的結構性權力。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不僅有希望根本改變國家間力量對比趨勢，而且正促使國際關係中的權力分佈極端化。不僅如此，人工智能時代的世界秩序或將走向包容性減弱，零和博弈上升；開放性減弱，孤立性上升；制度約束力減弱，失序風險上升。安全感的稀缺與恐懼感的上升會是人工智能時代一個國家直接的感受，這或將迫使國家，特別是大國重新思考對外戰略——放棄防禦性現實主義。人工智能的到來或將把我們推向一個進攻性現實主義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