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浩 ：“老齡文明期待一場酣暢淋漓的倫理革命” | 特稿_風聞

編者按

近日，“低齡老年人”“銀髮紅利”“延遲退休”等話題屢上熱搜，引發社會激烈爭論。有觀點認為，這是應對我國日益嚴重的老齡化社會的必然舉措，如日本已經將退休年齡提高到了70歲，而且日本幾乎每隔10~20年就把退休年齡延長5年。如果我國將如果將3億低齡活力老人的空閒時間充分調動起來，將是一筆巨大的人力資源寶庫。但也有觀點針鋒相對地指出，就業市場上，35歲已經“太大了”，60歲又還是“紅利期”，這是一種自相矛盾的説法。這些詞彙往往給人一種感受，彷彿要置老年人於一種趕鴨子上架的窘迫，甚至使得年輕人開始憂慮自己老去之後的生活。

我國已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是一項長期的戰略任務。除了政策層面的改革推進，我們當下最需要的是一種應對老齡化的文化態度、哲學理念和老齡化戰略的總體性話語。應對老齡化的“非常”挑戰，必須進行老齡社會的倫理革命，其哲學理念就是將老齡化推進為老齡文明，建構老齡文明的非常倫理理念和非常倫理戰略。本公眾號特推出此文供讀者思考。

“老齡文明期待一場酣暢淋漓的倫理革命”

樊浩｜東南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部主任、資深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3年第1期

原題《老齡文明的倫理革命》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高新技術的應用、以疫情為代表的重大災害、老齡化，是人類文明進入“非常”時代的四大顯著標志，其中**遍佈全球並且在中國迅速而深刻地到來的老齡化，不只是人口結構的變化，還是人類世界與自身關係進入非常形態的信號。**現代社會中形成的日常倫理觀念和倫理態度，已經不能為老齡化時代提供充分而可靠的倫理供給，而且現代性日常倫理的簡單移植，將給老齡化社會，包括應對老齡化戰略，帶來嚴重後果。應對老齡化的“非常”挑戰，必須進行老齡社會的倫理革命，其哲學理念就是將老齡化推進為老齡文明，建構老齡文明的非常倫理理念和非常倫理戰略。

老齡化已經席捲世界的各個角落，當下最需要的是一種應對老齡化的文化態度、哲學理念和老齡化戰略的總體性話語。“老齡化”顯然不是總體性話語，它只是事實呈現，凸顯事實判斷，並且攜帶明顯的憂患意識。“老齡事業發展”只是一種工具理性的工作話語。從日本引入的“積極老齡化”這一概念雖然部分改變了人們對老齡化的傳統認知，使對待老齡化的態度和戰略從被動適應轉向積極應對，但在理論上還不夠徹底，因為在國外經驗及其話語中，它只是策略性（最多是戰略性）的，難以在哲學層面體現出世界對老齡化的根本態度及對應的戰略理念，筆者認為**，能夠體現這種態度和理念的總體性戰略及其總體性表達是“老齡文明”。**

老齡化與老齡文明：兩種戰略理念

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層面，關於老齡化的理念和戰略可以有兩種表達，即老齡化與老齡文明。老齡化是習俗的，也是在理論和實踐上模糊的一種表達，以“老齡化”為核心，無論何種語詞結構，如“老齡化事業發展”“老齡化戰略”等，都是基於問題應對的工作話語，缺乏作為價值判斷和頂層設計的哲學理念，也隱喻以憂患意識為核心的文化態度和社會情感，因而總體上是被動甚至消極的。**老齡文明宣示對老齡化作為一種文明現象的價值肯定，也宣示對老齡文明建構的積極態度和社會行動。**老齡文明同樣指向老齡化的社會現實，但它不將老齡化只當作對象性的問題，也不滿足於尋找應對老齡化的策略和戰略，而是以老齡化作為人類文明的生命氣象、生命氣質以及與之相對應的文明形態，其內涵包含三個層面：其一，價值肯定，老齡化不只是一個問題集，還是“人類文明進步的表現”；其二，哲學判斷與文化態度，將老齡化作為一種特殊的文明氣象和文明形態；其三，文化戰略及其頂層設計的戰略理念，即建構老齡文明，而不只是滿足於就事論事地解決老齡化所導致的諸多社會問題。

**老齡文明是關於人類生命的具有哲學意義和倫理底藴的文明革命。**人的生命具有自然與精神二重性，自然的即肉體生命在時間之流中滄海桑田，但精神生命在人生的歷練積累中不斷豐滿，像秋天成熟的果實，在這個意義上，老齡是精神的收穫季節。由此社會應當揚棄對於老齡的“黃昏心態”和“夕陽情結”，所謂“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如果我們的想象力足夠豐富，如果思想的翅膀翱翔得足夠高，那麼老齡的智慧在“不捨晝夜”的文明奔騰中，就會成為黎明的文化星斗。在精神生命的意義上，它像黑格爾所説的密涅瓦的貓頭鷹那樣，在黃昏時分，滿載一天的經驗飛向天空，去尋找和締造新的文明。

現代文明史有兩個明顯而深刻的哲學悖論。第一個悖論是對人生經驗的漠視，它會造成文化資源和文明資源的巨大浪費，也導致文明的斷裂。變化為宗教的現代性過度沉溺於人當下的自賞自戀和自娛自樂，把曾經經歷和已經發生的一切都當作文明的“排泄物”。人至今不僅是一個沒有充分進化的動物，還是在文化上缺乏徹底覺悟的動物。人的一日三餐，與其説是一種享受，不如説是一種無可奈何的自嘲自賤。“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這是鐵一般的事實，也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但由此也體現了人與動物的親緣關係。人一生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都用於滿足自身生存尤其是延續生命的吃喝的需要，以此補充人的生命的基本動源，然而這正是人的脆弱性所在，並且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滋生了人的生命和人類世界的諸多痼疾，如生命的諸多病灶像腸胃病和對享樂的過度追求。文化的使命和任務是將之化成人生享受，賦予文化意義，於是產生飲食文化。然而有進食就有排泄，生命的動源就產生於這一過程的平衡之中。文化的大智慧，就在於創造這種生態平衡。個體的精神生命、人類的精神生命同樣如此。個體精神生命的成熟，產生於由生到死的進程中，人類世界的進步，也產生於人類集體智慧不斷成長成熟中。然而，在對待老齡人精神生命的文化態度方面，現代文明卻犯了一個致命錯誤，即在將老齡當作自然生命終結的同時，也將這個羣體的精神生命和精神財富視為風燭殘年的最後呻吟。於是，不僅冷漠和廢棄了人類文明在進步階梯中最鮮活最充沛的果實，現代性和現代文明也在這種冷漠廢棄中使對人的世界的理解走向前所未有的無知和狂妄。

現代文明的第二個悖論，是將人類文明史描述為從原始社會或遠古社會到現代社會的線性進程，其哲學智慧應當是黑格爾所説的從童年到老年的歷史哲學運動，但人們的文明認同和歷史想象又似乎將遠古社會視為老年，而所謂不斷來到的現代或被在場的人的主體所認同的現代，則總是充滿生命活力的青春期，所謂的現代，總是與青春活力相關。然而與對待人類歷史的二元智慧不同，對待作為文明主體的個體生命和人的類生命，則採取一元的態度，認為隨着自然生命的結束，精神生命也愈益失去價值。於是，“古代—近代—現代”的文明生命，“童年—中青年—老年”的個體生命過程，呈現反向運動，恰切地説，呈現反向態度。其實，這也是現代性無知狂妄的表現。人類文明發展史與個體生命發育史應該是一致的，否則將不是人的歷史，這種同一性不僅是哲學的真理，而且也應當是倫理的信念和信心。為此，就必須借鑑並創新黑格爾關於人的生命的精神哲學理論，這種理論認為，個體的自然生命在走向老年時會孱弱不堪，但人類的精神生命在走向老年時則更加豐滿成熟。其實，個體以及由此所創造的人的類生命在走向老年時也同樣是豐滿成熟的，如孔子、柏拉圖對老年精神生命的謳歌肯定就是大智慧。如果沒有個體生命與文明生命的精神哲學同一性，那麼所謂的文明史將變得空洞無物，因為沒有個體及其集合而成的類生命，所謂的文明史就只是一種抽象的思辨。

將以上辯證運用到對老齡化的哲學解釋，可以得出一種啓迪：必須擺脱並告別現代性關於生命理解的可怕而可憐的無知狂妄，創造關於老齡和老齡化的更高遠的、卓越的哲學觀念和戰略理念，這就是“老齡文明”。當人類因壽命延長而出現老齡化時，它作為“人類文明進步體現”的重要表徵之一，會給世界帶來精神上的成熟，這是老齡羣體和老齡化給文明也給世界帶來的具有標誌意義的文化禮物，可謂之“老齡化禮物”。重要的是，要將這份禮物作為新的文明進步的文化資源乃至文化資本，使老齡化“成為”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體現，從而在老齡化社會來臨之際，進行老齡文明的能動的、積極的建構。基於“是”的事實和價值判斷，進行“成為”“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體現”的戰略謀劃和頂層設計，就是老齡化文明戰略的核心和精髓所在。

老齡化只是發展的負面清單嗎

面對老齡化，在進行關於老齡化的戰略謀劃和頂層設計之際，我們有必要進行哲學的追問：我們如何建構“老”這個概念？或者説，我們如何製造了“老”？迄今為止，人們從三個維度進行了“老”的建構。其一，“老”的自然進程和生理建構，這是“老”的客觀自然進程，也是個體對這一自然進程的覺悟和接受。其二，“老”的社會建構，即各種表格中的年齡暗示，社會參與中各種年齡規定的制度安排，退休制度是對“老”的終極社會宣判，強烈甚至暴力地宣判並且要人們接受“老”，並將個體從社會體制乃至社會格局中“驅離”，就像社會將青少年從家庭中“揪出”一樣。其三，“老”的精神建構，一般人在生理建構與社會建構之後，不僅在精神上接受“老”，而且“精神地”老去。在社會文化中，“不服老”僅僅是個案，它似乎被當作違反社會常規的現象。如同性別的身份認同一樣，社會要求個體在自然、社會、精神三維空間認老服老。在性別認同中，英文中的“ladylike”，中文中的“淑女”都意味着按照社會和文化所要求的女性規則去行動，老齡同樣如此。“老頑童”一般被當作具有喜劇意義的反常人格。但事實上，老齡往往是精神的收穫期，是精神的成熟豐滿期，也是個體把握自己的生命節律的最後和最高的權利。但隨着老的生理建構和社會建構，尤其被從社會主場中驅離，逐漸失去話語權，因而精神的領地也慢慢萎縮，精神價值被漠視，最後從生理老齡化、社會老齡化走向精神老齡化。不得不説，這是人生資源和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精神老齡化是最徹底也是生命最後的老齡化，它甚至會加速生理和社會的老齡化，並深刻影響文化精神和文明發展的成熟與合理化。

**其實，老齡化並不只是社會發展的負面清單。**一方面，在生命史的意義上，即便在生理上走向老齡——這是一個十分相對的過程，也是需要在文明進步中不斷調整的標準，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必須根據平均壽命調整老齡的標準及其社會認同，即便個體生命被社會武斷地推進老齡的“集中營”，老齡的精神生命的價值都同樣存在。很多傑出的科學家尤其人文社會科學家，就是在老齡階段達到對人類貢獻的巔峯。只要給予老齡人足夠的社會機會和權利，其精神財富就將成為社會進步的重要資源，深刻地影響社會氣質和文明進程。另一方面，從文明史意義上考察，無論老齡化本身，還是老年的精神與社會財富，對人類世界超越現代性危機，都是一種互動中和的力量，甚至是一種建構性的資源。

人類文明尤其是現代西方文明所遭遇的現代性危機，曾被表述為“青春期危機”。作為自然生命節律移植的概念，文明的青春期突出表現為與傳統的不斷告別甚至決裂中失去家園的危機，是現代文明對傳統的叛逆疏離所導致的生命危機，它可以隱喻地表述為失老無根的危機。其實，經過漫長的演進，現代文明和現代化進程，也遭遇了青春期危機。無論學界關於現代性的起源及其價值的分歧有多大，不可否認的是現代文明已經深刻遭遇危機，這些危機都與單向度地指向未來的、持續進步的、不可逆轉的時間觀念相關，它們與失去家園、工具理性、價值理性分離相伴，使得現代社會至少深陷三重危機。一是科技“任性”所導致的“後原始人危機”。科技發展在造福人類的同時也將人類推向淪為原始人的空前危險之中，人創造了科技，最後可能淪為科技的創造物而喪失自身。二是無休止地征服自然所導致的“末日危機”。極端氣候、環境惡化、疫情危害，似乎天人感應式地宣告自然對人類還擊和懲罰的開始，“末日感”與日俱增。三是社會渙散危機。人的存在方式的原子化或單子化導致社會凝聚力的瓦解，社會衝突不斷加劇。三大危機歸根到底是“在一起”的危機，“我們能否共同生存？”“這個世界還會好嗎？”這些問題成為人類普遍而現實的憂患。危機的根源，在時代精神和文明氣象層面，都與現代性青春期的激烈躁動相關。面對不斷深重的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身的衝突，老齡化是否可以成為以速度和變化為宗教而愈益遠離家園、喪失意義的現代性的“阻尼”，委實是一個值得嚴肅思考的問題。

雖然還沒有足夠的證據和經過檢驗的國際經驗來證明老齡化將給現代文明帶來“人口紅利”，人們寧願將它作為發展的某種阻滯力，然而一旦放棄以征服、變化或所謂不斷進步為特徵的文明觀，老齡化就不僅“是文明進步的體現”，而且將成為文明進步的力量。老齡人成熟豐滿的羣體智慧，他們對待世界的慈悲態度和悲憫情懷，更趨近於孔子所説的“從心所欲不逾矩”的文化境界，柏拉圖所説的“擺脱奴隸主束縛”的對慾望的駕馭力，將對現代文明構建做出重要貢獻，至少，只要不是對這種精神智慧過於漠視，它將可以成為文明史的生命進程中的一種中和的力量。退一步講，即便將它作為一個負面清單，其在延緩發展速度的同時也延緩走向危機的速度。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先生在九十高齡之際曾痛心疾首地發現：“21世紀的世界，似乎正在與過去人類的歷史脱節，我們的進步，似乎是搭上了死亡列車，正加速度地奔向毀滅。”現代文明需要在這趟“死亡列車”上安裝一個阻尼，也許漫延全球的老齡化可以具有這樣的文明功能，關鍵在於對它有足夠的覺悟和情懷。

無論如何，老齡化的“人口紅利”，老齡化對現代文明的可能貢獻，是應該思考卻沒有思考或不願意思考的問題。現代性猶如一匹脱繮的野馬，任性而恣意地狂奔，老齡的重負、老齡的經驗、老齡的智慧，都可能延緩它奔向懸崖的速度，甚至可能找到失落了的駕馭它的那根文明的繮繩，問題在於我們必須有足夠的誠意和敬意。由此，老齡化才能成為真正的老齡文明。

老齡倫理革命

老齡化進程具有文明的意義，其必將帶來深刻的倫理革命。期待文明革命和實現文明革命，兩者都以倫理為內核，老齡文明本質上是倫理革命。

無論世人心態如何，老齡化在以自己的節奏席捲而來。中國老齡化正在結出老齡文明的積極正果，由老齡化的“現存”提升為老齡文明的“合理”，我們期待一場以老齡生命倫理為核心的文明革命。以老齡化既有的文明理念和文明形態為參照，筆者認為這場革命有四個基本結構，即生命的時間倫理革命；生命價值的倫理革命、生命終極關懷的倫理革命和老齡權利的倫理革命。

（一）“老—齡”哲學與生命的時間倫理革命

時間是宇宙中最強大、最公平的力量，因為任何存在者都無法逃脱時間的掌控，所謂“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時間是何種力量？它是一切存在者都不能同時在場的力量。在時間之流的巨大宇宙力面前，一切都只是過程，有始點也有終點。正因為這種流動性，包括人在內的任何強大的存在者最後終將歸於消逝，但也正因為如此，一切才有出場和在場的機會。“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論語•子罕》）在孔子看來，時間既如晝夜般週而復始，又如流水般一去不復返。時間不僅是宇宙的宙斯，讓一切成為滄桑，而且具有徹底的倫理性。一方面，在時間之流中一切生於無，最後歸於無，於是時間是最公平的力量，是倫理上的終極公正，世間任何問題最後都在時間中消融；另一方面，時間在使一切都歸於無的運動中又給一切以出場和在場的機會，因而是生生的倫理力量。可以設想，如果沒有時間這種消融一切、吞噬一切的力量，地球早已物滿為患、人滿為患，今天的人類早已因為無立足之地而沒有存在的機會。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説，時間是倫理上的終極力量，也具有倫理的終極性。

老齡和老齡化就是時間倫理的生命演繹。如果説人的誕生及其童年是生命的出場，青壯年是生命的在場，老年或老齡就是生命的退場。童年—青年—壯年—老年，是生命的時間之流，也是時間的倫理之流。生命的退場，不只是生命的自然終結，而且在締造並養育新的生命之後，給新的生命以出場在場的機會。於是老齡不僅因其對族羣、對世界延續和繁榮的貢獻而具有生命倫理意義，而且其退場本身就是一個重大的倫理事件，是完成“人”的使命、演繹多姿多彩的“人”的存在方式之後的最後的倫理告別，是人生倫理正劇的謝幕。正因如此，老齡和年齡本身才具有倫理意義，家庭和社會才有義務使死亡成為一個倫理事件，因為在時間之流中，生命的誕生和消逝都具有倫理性，都是一種倫理現象。

所以，**毋寧將“老齡”當作一種人類文明的哲學話語，進行倫理的理解。**中國話語中的“老齡”，不能簡單等同於英文中的“aged”。在哲學意義上，“老齡”話語中有兩條線，即自然線和倫理線。“齡”是生命的自然線，古人由齒識齡，以牙齒作為人和動物的年輪或於世界中在場時間的標識，謂之“年齡”。而“老”則是生命的倫理線，在中國話語中，“老”具有豐滿甚至神聖的倫理意義，“老師”與“教師”同樣為“師”，但二者卻有根本區別，後者只是一種以“教”為“業”的職業，而“師”一旦與“老”合一而成“老師”則是一種倫理上的身份認同，飽含倫理的情懷、訴求和堅守，是一種倫理上的尊敬肯定。“老人”“老鄉”等話語同樣如此。發現和肯定“老齡”話語的倫理意義，對確定對待老齡人的態度和制定應對老齡化的戰略具有重大的話語意義，如果沒有“老”，年長者只是在時間之流中不斷“失齒”最後消逝甚至成為“文明剩餘物”。當“齡”與“老”結合，就獻上了一份倫理的親情和敬意。

也許正因為時間力量和“老齡”話語中的自然和倫理的雙重智慧，**在文明體系中，“老”不僅是一個自然進程，而且是一種被建構的概念。**人的生命機體是世間最精緻最耐勞的機器，諸多器官在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地為主人也為世界不息工作數十年甚至百年之後，最終歸於安息。在這個意義上，如同人每天的睡眠，我們可以將其牽強和詩意地理解成為最後一次不再醒來的長眠做演習、做準備，也做隱喻。但是，時間賦予生命的時間節律以倫理性，這種節律既是“壽”也是“命”，所謂“壽命”，人生的退場是為來者的出場、在場挪出位置和空間。所以，生命不僅在時間節律中自然蒼老，而且社會及其創造的文化也不斷地提醒生命主體建構年輪意識，諸多表格中的“年齡”一欄，不僅是人在場的時間刻度，也是退場的時間表，社會身份中的各種年齡限定，中國話語中的所謂“退居二線”“退休”，實際上就是退場的倫理表達和倫理安排。“老頑童”“返老還童”，某種意義上就是對“老”的生理上和倫理上的温柔抗爭。

“老齡”在話語哲學、文化智慧乃至宇宙規律等方面都具有豐厚的哲學底藴和倫理意義，因而老齡化才可能也必然成為一種文明。老齡不是生命的壽終正寢，也不是自然必然性，而是一次倫理退出，是一種具有豐滿倫理內涵的文明事件。將老齡化提升為老齡文明，首先期待一場對於“老—齡”的倫理覺悟和倫理革命，將老齡和老齡化從自然過程提升為倫理進程，使其體現或更準確地説使其迴歸倫理的本性，這是老齡化“‘成’為人類文明進步表現”的前提。

（二）自然—精神的生命二重奏與老齡價值認同的倫理革命

**老齡化所期待的生命倫理，不只是對老齡人生命關懷的倫理，還應包括對老齡人生命價值認同的倫理革命，這種具有哲學意義的生命倫理，是狹義的生命倫理即老齡倫理關懷的哲學基礎。**傳統社會對老齡人價值認同的維度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個體生命的根源；二是社會價值的創造和積累主體；三是知識的負載與傳承者。首先，老齡人是生命的根源和族羣生命綿延的主體，奠定了老齡羣體不可替代並被充分尊重的自然倫理地位。其次，無論生命在到達老齡階段時如何孱弱不堪，都不能忘記在其自然生命力的旺盛時代即中青年時代，他們是社會價值的創造者，任何既有的價值都是他們累積的結果，任何試圖否認既有價值中老齡羣體貢獻的想法都是狂妄無知的。最後，在以口頭交流和印刷媒介為主要信息方式的時代，老齡人是知識和人生經驗的擁有者與傳承者，因此老齡羣體被賦予崇高的文化地位。以上三大原因，使人們對老齡羣體在文化上滿懷敬畏，這種敬畏之心成為文明傳承的重要倫理條件，於是年齡不僅成為人生的資本，對年齡的敬畏也成為一種文明要求和文明現象。然而現代文明的演進顛覆性地動搖了老齡羣體的文化地位。在急劇變化的時代，日益普及的電子信息方式使老齡羣體難以挽回地喪失了知識擁有和傳承者的地位，在時代進程中成為知識的弱勢羣體。爆炸式的知識更新要求不斷學習，電子信息方式使知識傳承從縱向走向橫向和自我學習；高速變化的社會導致對既有價值的不斷否定，在難以捉摸的變遷中淘汰和湮沒了前輩的貢獻，至少這些貢獻被質疑甚至否定。於是，對老齡羣體來説，剩下的財富只有兩個，即不斷遠去的生命之火和作為生命根源的自然地位。然而，不婚不育這種對待種族和家庭的新的倫理態度，代孕、基因技術等新的生命造就方式，從文化和技術兩個方面動搖了老齡人最後的文化根據地和文化資本，由此老齡羣體在文明劇場中留下的似乎只是一個不斷老去的漸行漸遠的悲憫背影。

其實，這只是一種不折不扣的錯覺，甚至是現代性的無知。人的生命是肉體與精神的二重奏，在強大而不可逃脱的時間之流中，肉體生命自然而又遵循倫理地退隱，但精神生命在退隱中不只是一道絢麗的晚霞，而且是新的黎明的晨曦，烘托出新一輪朝陽的噴薄。歷史上無數哲學家都滿懷敬意和憧憬地謳歌老齡精神生命的成熟和豐滿。孔子描述自己的生命歷程時曾説了那段醒世話語：“吾十有五而有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論語•為政》）這段話與其説是孔子對自己人生軌跡的描述，不如説是對生命節律的揭示。“年齡”作為文明現象，是伴隨自然生命的老去、精神生命的不斷覺悟和成熟，最後由自然之境達到自由之境的超越過程。這是孔子所處的那個“人生七十古來稀”時代的生命軌跡，在當今百歲也“不稀”的時代，人的精神生命在達到“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之境後是何種境界？八十、九十乃至百歲的精神生命境界是什麼？也許我們至今還缺乏體悟和表達，更缺乏認同和敬畏。因為自然生命之火的不斷遠去會遮蔽，或者更準確地説讓人們難以發現精神之火的光芒。不是沒有光芒，而是如日中天的現代人以為自己身上所披的那些光芒，以為讓自己能見能視“文”而“明”的光芒，不是分享了日月，而是自身噴發。這是一種可悲可憐的現代性的狂妄無知。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曾這樣謳歌老齡人的精神生命：“上了年紀的確使人心平氣和，寧靜寡慾……像是擺脱了一幫子窮兇極惡的奴隸主的羈絆似的。”柏拉圖與孔子，只是表述方式不同而已，“擺脱奴隸主的羈絆”，就是“從心所欲”的自由之境的希臘表達。“從心所欲”是自由，更可貴也更高的境界是“不逾矩”，老齡人在精神生命上達到真正的倫理性自由。所以，在《歷史哲學》中，黑格爾對自然界的老年與精神世界的老年做了區分，認為“自然界的‘老年時代’是衰弱不振的，但‘精神’的‘老年時代’卻是完滿的成熟和力量”。正因為如此，在他的歷史哲學體系中，中國、古希臘、古羅馬，雖然分別處於文明的童年、青年、壯年時代，卻幼稚而不成熟，到他的祖國即日爾曼德國，精神才到老年時代，具有“完滿的成熟和力量”。黑格爾的歷史哲學當然是西方中心主義的哲學演繹，但其中對民族生命、文化生命的自然與精神的二分，對理解老齡的生命價值以及對待老齡羣體應有的倫理態度具有重要的哲學啓迪。

因此，我們期待老齡化成為老齡文明，期待一次以老齡價值認同為着力點的老齡生命倫理革命。**這場革命的要義是擺脱單一的自然生命倫理觀，對老齡生命及其價值建立自然與精神的二重維度的辯證認知，在對老齡人自然生命給予關懷照顧的同時，對其精神生命的價值給予肯定和敬畏。**由此，不僅老齡人的自然倫理關懷成為一種社會文明，老齡羣體的精神生命的價值也會成為社會文明的寶貴財富。對老齡羣體精神生命的價值肯定，將是對待老齡人的文明態度的心理與倫理基礎，不僅對社會風尚，而且對老齡社會的文明具有直接而深刻的意義。老齡羣體精神生命的價值認同，是回應現代性思潮衝擊的一場倫理革命，它是一種健全而富有文化內涵的生命倫理觀。這個問題不解決，這場革命不完成，老齡化就難以成為老齡文明。顯而易見，如果不肯定人生在老齡階段的精神價值，社會對待老齡人的倫理態度及其公共政策的人文基礎，將侷限於對老齡人的同情、幫助和關懷，老齡人將作為弱勢羣體，只被當作照護的對象，難以成為對新的文明有重要貢獻的積極構造，中國的老齡化也難以真正達到“積極”的境界。

（三）“公眾家庭”與生命終極關懷的倫理革命

梁漱溟先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曾辯證，中國傳統文化以倫理為本位，而不是以家庭為本位，只是由於倫理始於家庭，所以才被誤讀為家庭本位。其實，家庭本位與倫理本位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具有因果關聯。對任何文化來説，家庭都是倫理的重要根源，黑格爾曾説，家庭與鄉村是倫理的兩大策源地，但對中國文化來説，家庭還是倫理的範型，人倫本於天倫是倫理建構的基本規律。中國文化傳統上是倫理型文化。根據我們全國調查的結果，現代中國文化依然是倫理型文化，因為倫理依然是個體安身立命和人際關係調節的首選。在最重要的五種倫理關係中，排列前三位的都是父母子女、夫婦、兄弟姐妹的家庭倫理關係。20世紀的中國雖然傷痕累累，但最強大的依然是家庭，家庭就是中國文化的萬里長城。當下中國老齡化的現狀要求我們必須在文明綿延、文化傳統中進行一場以家庭為背景的倫理革命。

**在漫長的數千年中，中國人從生到死的整個過程，都首先甚至主要在家庭中完成。**對任何文明來説，生命都出場於家庭，諸文化傳統和文明形態的區別，主要在於生命在場與家庭的關係，以及家庭對生命退場的意義。在各種文化反思中，學界和社會的注意力更多聚焦家庭及其規律與生命在場的關係，如裙帶風、熟人社會等，因而引進市民社會等理論，其實生命退場即人生達到老齡之後與家庭的關係，是現代中國社會面臨的更深刻的挑戰，最大的難題是當家庭難以繼續為其成員提供最後的自然倫理安全系統時，如何建構與文化傳統和文化期待相匹配的人生歸宿。

中國的傳統家庭為個體在世俗性和精神上解決了兩大問題：一是從哪裏來，這是所有文化的共性，但中國家庭對個體的關切比任何其他文化都更強烈和周到；二是到哪裏去，也許從家庭出發走上社會後迴歸家庭是每種文化的共同邏輯，但相對來講，中國文化中對家庭的依賴度最徹底，家庭是個體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最後家園，從社會退場之後，所謂“有子萬事足，無官一身輕”，對個體來説，家庭在物質和精神上都自給自足，是世俗和倫理的最後家園。然而，在獨生子女使中國家庭不僅於經濟社會而且於文化上全面超載的背景下，中國的老齡化如何建構新的社會文明，老齡化如何帶來老齡文明？

也許可能的邏輯路徑是由國家與社會承擔原有的家庭的部分功能，但該方案在經濟層面很難實現，因為中國是全面和深度的老齡化，而且文化上該方案也很難被認同。根據我們所進行的調查，80%以上的老齡人選擇居家養老，也有70%以上的社會大眾認為把老人送養老院是不孝或部分不孝。獨生子女已經使家庭在經濟上和倫理上很脆弱，但社會大眾依然對家庭保持原有的倫理守望和文化期待，於是西方市民社會邏輯便難以成為解決中國老齡問題的可供參照的模式，更難以建構真正的中國式老齡文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天下一家”的中國傳統，要求為老齡人建構“公眾家庭”，不僅滿足他們在生理和生活上的需求，而且滿足心理和倫理上的需求。“公眾家庭”一方面適合中國社會大眾的文化期待和倫理要求，另一方面又是中國文化和中國文明的傳承創新。根據西方社會的特點，黑格爾曾説，既然社會把個體從家庭中揪出，就有義務為他們建立第二家庭。對於現代中國來説，既然獨生子女的社會試驗導致家庭的脆弱性，那麼無論是國家還是社會，便有義務為個體尤其為老人提供和建構第二家庭，即公眾家庭。

然而，**“公眾家庭”是一場革命，至少在理論和現實層面都具有革命意義。**相對於傳統，它突破了家庭的自然倫理實體；相對於現代理論和社會現實，它突破了社會學和經濟學意義上的市民社會和市場化理論，迴歸於中國傳統。老齡化社會的“公眾家庭”假設將受到來自以上兩方面的批評，但無論如何，它是老齡文明的中國氣象，由此我們能夠真正建構人類文明尤其中國文明的新形態。它也許被當作已經實現了的常識，公眾家庭在現實中被詮釋為老齡人食堂、社區養老院等，但這些都只是在客觀上具有部分替代功能，不一定就具有實質內涵。它也會被當作不合時宜的倫理替代，認為老齡化中的相關問題應當在社會化和市場化中解決。正因為存在這兩種可能的觀念，公眾家庭才是一種具有革命意義的老齡文明構造，它延續但也創新性地轉化了中國傳統文化，在西方現代性謀劃的衝擊下表現出某種堅守。社會學家曾提出“孝道替代”的概念，觸及公眾家庭理念和理論的核心問題，但公眾家庭不是孝道的替代，而是在獨生子女所導致的家庭脆弱性背景下對家庭的倫理需求的尊重，是老齡化時代社會文明的新構造和新形態。

老齡化向老齡文明的推進，需要以公眾家庭為着力點的倫理革命，這是入世的倫理型文化背景下終極關懷的倫理革命，這場革命的意義重大而深遠，它關乎中國文化傳承，關乎中國文化安全，也關乎全球化背景下中華文明的新形態。這場革命的要義，是從根本上改變對待家庭的文化態度，傳承、轉化、發展家庭倫理形態。家庭是中國“國—家”文明的根基，是中國文化的倫理基礎，為個體生命提供全程的安身立命的基地。中國文化之所以形成“不宗教”的文化氣派和文明形態，根本原因是“有倫理”。“有倫理”的底藴是家庭作為倫理的策源地。如果家庭不能為個體提供充分的倫理供給，人們就會到宗教中尋找終極關懷，當下中國老齡羣體信教人數的增加便與家庭的脆弱性深度相關。近現代以來一以貫之並且過於激烈的文化批判和社會轉型，使家庭傳統及其文化地位遭遇反覆滌盪，其文化根基的地位不斷被動搖。獨生子女使家庭的倫理承載力發生深刻變化，家庭不僅在價值觀念，而且在倫理能力和文化能力方面難以承擔原有的文化使命，可以説，經歷一個多世紀歐風美雨的衝擊之後，家庭已經不再是中國文化的萬里長城，但人們在價值觀念和文化心理上依然對此保持高度的認同，更重要的是在文化體系和現實社會結構中，還沒有也難以尋找到文化替代。老齡化將使這一矛盾突顯，以緊迫而尖鋭的方式將它提高到文化傳承、文化安全和文明形態的高度，它要求從根本上改變對於家庭的過於警惕、過於緊張甚至過度批判的文化態度，進行一場關於家庭的倫理革命。無疑，現代社會迴歸中國原有的家庭傳統已經不可能也不合時宜，但中國文化傳統和中國文明形態的傳承，要求創新倫理型文化，老齡化將這一歷史任務提高到空前緊迫而重大的程度，在家庭脆弱性生成甚至原有家庭結構和家庭的文化地位解構的背景下，為人們建構和提供“公眾家庭”或“第二家庭”。“公眾家庭”不只是倫理意義和文化意義上的“老吾老”，它還具有現實性，即在社會中建立準家庭或類家庭，由此為老齡人提供現世的終極關懷。這也許是一個可能引發巨大爭議的問題，但無論如何必須探索，首先在理念和理論上探索。這是必須直面並完成的歷史任務，因為它不僅滿足占人口總數三分之一的老齡羣體的文化期待和文化需求，更因其與文化傳承、文化安全和文明形態深度關聯而具有文明史意義。

（四）差異公正與老齡權利的倫理革命

老齡化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關係、老齡羣體與其他社會羣體的關係，是老齡化與老齡文明必須回應和解決的兩大問題。從學術界到社會大眾，關於老齡化的認知和擔憂首先發生於經濟領域，然後向社會領域擴展。經濟學的觀點認為，老齡化將延緩經濟發展的進程；社會學的觀念認為，人口結構將導致社會結構的變化，尤其是諸羣體間利益格局的變化。關於老齡化的基本共識和基本智慧，是世界各國的退休及相應的福利制度。退休是人生達到一定年齡階段之後，將工作與發展的機會讓位於其他生命羣體的一種倫理退出及制度安排。退休福利制度的基礎是對老齡羣體對社會價值積累貢獻的肯定與回報，肯定度越大，回報率越高。然而，現有制度大多是對老齡人權利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的關懷保護，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這些當然是老齡社會文明的“硬件”，但如果不將老齡關懷由經濟、社會和政治上升並沉澱為文化，便難以真正使老齡化成為有深度、有底藴的社會文明。向文化的轉換，同樣期待一場倫理革命，它是關於老齡人與其他社會羣體關係，關於老齡發展與經濟社會發展關係的倫理革命，是老齡社會的權利結構和社會風尚的倫理革命。

**老齡人福利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關係、老齡羣體與其他社會羣體的關係，本質上是公平與效率之間的相互讓渡，**正因為如此，它具有社會的權利結構的性質。各國老齡人福利制度（如退休制度）上的各種政策差異，根本上是倫理與文化的差異，各國對待新冠肺炎疫情的政策及公眾響應就體現了這種差異。西方社會的羣體免疫制度本質上以老齡人為代價，因為在疫情中老齡人是最具生命脆弱性的羣體，媒體報道中個別老齡人在醫療資源匱乏時主動退出治療，在體現崇高生命倫理的同時，也是一種倫理上的悲劇。文化與倫理意義上的老齡關懷的要義是差異公正，因為它具有對關於效率與公平、對諸羣體關係的既有觀念的挑戰，因而具有倫理革命的意義。

差異公正的理論在羅爾斯《正義論》中曾有系統論證，但差異公正絕不止於分配公正，對老齡羣體來説，只有實行完全的差異公正才有真正的社會公正，也才有真正的老齡文明。老齡化中的差異公正發生於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各個領域，從生活方式、分配製度到思想觀念、倫理態度，其中最具哲學意義的問題，就是老齡人與時代的關係。老齡人一般被視作時代的落伍者，尤其在高技術社會，老齡羣體往往成為高技術生活或所謂智慧生活的淘汰者，由此也在社會生活甚至社會結構中出局。然而，如果所謂的時代只是中青年人的時代，那麼就像有的學者所發現的那樣，必須追問一個問題：老齡人是否有義務跟上時代？它的反問題是：社會是否有合法的權力將老齡人裹挾進一個變化的時代？如果要求老齡人在思想觀念與行為方式方面都跟隨甚至追逐時代變化，那麼對老齡羣體來説就是不公正的。在現實生活中，老齡人的許多權利被剝奪，從手機打車到網絡掛號，出現了對老齡羣體的技術與文化暴力。老齡文明的社會，不只是“適老”的社會，而且應當是“宜老”甚至“怡老”的社會。“適老”只是“能養”，“怡老”才是孔子所説的“色難”，也才是真正的社會文明。顯而易見，這是非常難以達到的境界，因為它不僅期待諸羣體間利益關係上的價值讓渡，而且期待全社會的倫理態度和倫理教養，由此也才具有文明革命的意義。它成為一場革命，還有另一個原因：我們對所謂時代變遷包括技術進步，也應當採取反思批判的態度，放棄對於時代的批判，將會落入“凡是現存的都是合理的”的庸人邏輯。不應當強迫老齡人跟上時代還有另一個原因，也就是時代及其變化本身也不應當自以為是，這才是真正的文明態度。

要之，**老齡化推進為老齡文明，期待一場以倫理為核心的文明革命。**這場倫理革命和文明革命的內涵是：以時間倫理為着力點的生命節律的倫理革命；以價值認同為着力點的生命倫理革命；以公眾家庭為着力點的生命終極關懷的倫理革命；以差異公正為着力點的社會權利結構的倫理革命。也許，只有推進和完成這些革命，老齡化才能成為真正的老齡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