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包子地理_風聞

撰文 | 魏水華

頭圖 | 圖蟲·創意

包子，中國最具統治力的小吃。

飽滿、圓潤、温和，但看似人畜無害的背後，隱藏着挑剔的選材和鋭利的味道。

它就像中國人的性格，寧靜恬退、謙虛隱忍，圖窮匕見、一口入魂。

巴比食品出品的手工牛肉包子，外表喧騰，內餡的牛肉粒香氣撲鼻。（文末有福利）  圖/巴比食品

中國文獻中，包子的歷史其實並不長。

這種由小麥麪糰包裹各類肉菜的食物，最早出現於宋代。

在《東京夢華錄》裏，記錄了北宋汴梁街頭的小販售賣一種名叫“包兒”的小吃，皮半透明，裏面有蝦、肉和肉湯。

同一時期的文人小品《燕翼詒謀錄》裏，則記載了宮廷軼事：“仁宗誕日，賜羣臣包子。”

一種食物，在出現的時候，同時成為充滿市井氣的民間小吃，與貴族士大夫之間的饋贈佳禮，這在中國飲食史中是絕無僅有的個例。

顯然，它不是成就於一朝一夕。

事實上，中國人對於包子的愛好，可以追溯到更早以前的歷史。

在維吾爾語、烏茲別克語等突厥語系裏，把包着羊肉和洋葱的特色小吃薄皮包子，稱為“皮提曼塔”。“皮提”意為“死麪”

到今天，在新疆的風味飯館裏，維吾爾老闆在給食客數包子時依然這樣唱吟：“布爾曼塔、西尅曼塔……”意思是“一個包子，兩個包子……”。

在日本，傳統點心和菓子裏有一種特殊的包子，外皮分很多種，包括小麥粉做成的褐色茶包子；用番薯粉、山藥粉和粳米粉等做成的薯蕷包子；用酒粕發酵麪粉做成的酒包子等等。但內餡都是甜豆沙。

日本人把這種豆沙包稱為“まんじゅう”，音為“蠻丟”。

而在韓國，所有包餡的蒸煮麪點，餃子、餛飩、包子都視作同一種東西，“만두”，音為“蠻度”。

無論是“曼塔”“蠻丟”“蠻度”，圍繞中國的文明溢出地區，在包子這種食物上的發音高度近似，且指向漢語裏的同一個詞：饅頭。

是的，中國包子與饅頭高度同源，從更大的歷史觀來看，它們本為一物。

包子也好，饅頭也好，作為一種麪食，他們的共同源流，來自於漢字裏的“餅”。

早在東漢，《釋名》裏對餅就有專門的解釋：“餠，幷也，溲麫（mian)使合幷也。”意思是把小麥粉加水合併在一起。

沒錯，就是麪糰。

很長歷史時期內，明火烤的麪糰稱為烤餅、隔着器皿烤的稱為烙餅、煮麪團稱為湯餅、做成條狀的是索餅、炸麪糰稱為炸餅，而蒸汽催熟的，自然就是蒸餅。

《水滸傳》裏武大郎賣的炊餅，其實就是蒸餅，為了避諱宋仁宗趙禎的名而改蒸為炊。事實上，從東漢到宋的一千多年裏，技術不斷迭代、物產不斷豐富，出現了千層蒸餅、百果蒸餅、芝麻蒸餅等等品類細分，但“蒸餅”的名號一直沒有改變。

蒸餅流傳時間久、地域廣，在此期間，各地出現了不同叫法。比如陝甘地區的饃，是因為《堯典》裏把太陽下山的地方稱為“莫”，而古代中原先民眼裏，大陸最西端就在河西走廊甘肅。所以當地的主食，就成了饃。

今天，在河南開封地區，流傳着一種小吃“羊肉炕饃”。做法不復雜，兩張薄薄的白麪餅，蒸熟後中間夾入碎羊肉和葱末，鹽、孜然，最後下油鍋兩面烙到焦黃——顯然，在這種肉餅類小吃的身上，蒸與煎烤已經沒有固定的界限，它是從河西走廊而來的西式吃法，與中原原發飲食文化的一次碰撞。

後來出現的蒸包子、煎包子，也許在這種古老的食物裏，已經能找到端倪。

饅頭則更復雜一些。宋代高承的《事物紀原》裏説，諸葛亮徵南蠻時，要按照當地習俗用人頭祭江，又覺得太過殘忍，於是改用麪食做成人頭的樣子祭祀神明。後來的《三國演義》裏，採信了這種説法。

中國古代的傳説，當然有附會名人、醜化”蠻夷“的成分，但饅頭起源於祭祀卻是可信的。饅音同“瞞”，頭指人頭，合起來就是瞞着神靈供奉假人頭。

這與秦漢以後儒學深入人心、人道主義萌芽相關。同樣，人殉大規模廢除，被俑殉全面取代，也在東漢年間，與饅頭的起源時間重合。

既然是祭祀的供品，而不是日常的食品。饅頭與蒸餅的差異開始顯現。

首先是固定形態，模仿人頭的樣子，做成球形、捏出眼鼻口五官。後來，球形被改良成更容易在供桌上擺放的半球形，五官則被簡化成褶子和收口以提高製作效率。

其次是用料，為了更逼真地“瞞”過神靈，在麪糰裏填入碎肉。雖然對早期的農耕文明來説，肉類是很不易得的食材，但對有着敬天法祖傳統的中國人來説，在隆重的祭祀場合，偶一為之還是必要的。

是的，“饅頭”本來就是有餡的，它和包子從前就是同一種東西。

在今天的豫東、魯西南地區，流行着一種名為“水煎包”的點心。但它形狀扁圓，更像是一種餡餅。

它的餡兒主要是羊肉或豬肉，用葱、姜、五香粉、香油、鹽調製後，包上發麪，然後在平底鍋中壓扁，温油加水烙熟，最後加入稀溜溜的水面糊，在煎包底部形成漂亮的冰花。這種“水煎包”兩面金黃、外皮酥脆，尤其以河南平頂山、河南永城、山東菏澤為最佳。

這種名為“包子”，實為肉餅的食物，正是“饅頭”誕生後，反向影響中國“胡餅”的一種產物。當然，它也表現了生產力水平逐漸提高、祭祀用的供品，日趨市井化、平民化的轉變。

另一個例子是新疆流行的烤包子，這種被稱為“薩穆撒”的，廣泛生長於維吾爾族聚居區的食物，早在中國宋代喀喇汗國的文獻裏就有記載。當時的新疆人，用火加熱平整的石壁，再將裝滿了羊肉、羊尾油和安息茴香的麪餅貼在石壁上烤熟——它的做法，已經與今天的烤包子差別不大。

這種脱胎於“胡餅”或者“肉饢”的食物，卻有着中原包子的一部分特徵。這是包子與餅殊途同歸的表徵，同時也表明了唐宋時代，肉包作為一種兼具肉、主食和菜功能的方便食物，逐漸在民間定型的歷史進程。

而維吾爾語裏的“曼塔”、日語裏的“蠻丟”、朝鮮語裏的“蠻度”，更是唐宋時代，中國作為文明高地，向外進行文化輸出的遺存。

包子是什麼時候在中文官話體系中取代饅頭的，已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富庶的唐宋時代，生產水平高速發展，食材供應充足、品類豐富，平民階層日常也能吃上肉了，並不一定要等到祭祀時才有“肉饅頭”。“包兒”這種略帶戲謔意味的詞，就是為了區分一本正經的祭祀供品和隨心享用的街頭小吃。

今天，在江浙地區，依然有着把包子稱為饅頭的傳統。肉餡的是肉饅頭，菜餡的是菜饅頭，豆沙餡的是豆沙饅頭，小籠包生煎包稱為小籠饅頭、生煎饅頭，沒餡的“正經饅頭”則稱為“刀切饅頭”。

或許，這是作為南宋故地的人民，對那個輝煌時代的懷念。

20年前誕生於上海的巴比食品，經營各類包子點心，最早被人們稱呼為“巴比饅頭”，是這種地域語言的集中體現。  圖/巴比食品

隨後，元明清的數百年中，“包兒”“包子”並沒有成為主流的叫法。至少在《水滸傳》成書的明代，孫二孃賣的還是人肉“饅頭”，而不是人肉包子。

到了清代，饅頭和包子的界限忽然清晰起來。《清稗類鈔》中寫道：“饅頭，一曰饅首，屑面發酵，蒸熟隆起成圓形者，無餡，食時必以餚佐之。”

產生這種劇變的，可能是滿清入主中原後，康雍乾三朝大力推廣滿語和滿文化的結果。

在滿語裏，餑餑是麪食的統稱。粘豆包、打團子是粘餑餑；發糕、窩頭是笨面餑餑；薩其馬是搓條餑餑；包在葉子裏蒸熟的糕團是葉兒餑餑；餃子則是煮餑餑……

恰好，“餑”與“包”互為諧音，在滿語的普及和漢滿融合的過程中，包子，成為更容易推廣的名詞。

《紅樓夢》中，寫到元妃所賜的“內造餑餑”，紅學家們普遍認為是類似於京式糕點“大八件”“小八件”一類的食品。

最傳統的滿席只有餑餑，沒有菜餚，又被稱為“餑餑席”，這種把各色麪食當菜吃的飲食習慣在北方不算罕見。清醬肉餑餑，是它們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種。

早年的北京人，普遍認為南方火腿有股“哈喇味”，只認清醬肉。梁實秋在《雅舍談吃》中就將它和火腿進行了一番對比：“有些北方人見了火腿就發怵，總覺得沒有清醬肉爽口，道地的北方餐館做菜配料，絕無使用火腿，永遠是清醬肉”。

在保鮮運輸尚不發達的民國時代，經過醃製的清醬肉更便於攜帶。當年的京劇名伶到上海演出，拜客禮物之一便是清醬肉。這塊肉，儼然坐穩了“民國最佳伴手禮”的交椅。

與甜口點心不同，清醬肉餑餑走的是鹹鮮的路子。講究的，除了加清醬肉之外，還要海蔘、雪蟹肉、瑤柱、蝦乾等食材為輔，泡發後切丁炒制，最後將餡料包進酥皮、封口壓模，烤制二十分鐘出爐。趁熱吃，酥皮入口即化，鹹鮮的海味融合着清醬肉濃郁的醬香，這是北派點心的扛鼎之作。

而在萬里之遙的雲南，另一種點心與清醬肉餑餑遙相呼應：糖腿破酥包。雖然沒有任何文獻證明二者之間的相互聯繫，但其類似的酥皮結構，與同樣採用醃製肉類作為主要餡料的做法，不難判斷，它們是同一社會發展水平下的，來自不同區域物產所構成的無限趨同的表達。

與此同時，南方經濟的持續繁榮，促使了其飲食豐富化。讓本來很少有小麥的地區開始種植。同時海運與大運河漕運，也為南方帶來了包括優質麪粉在內的許多北方物產。清末民國開始，南方各地的包子，越來越走上多元化的道路。

太湖平原的小籠包與寧紹平原的小籠包，是一對亦師亦友、亦親亦敵的對手。在蘇州、上海、無錫等地，小籠包往往用死麪製作，成品晶瑩剔透，咬開後口感多汁、鮮爽帶甜，這是加了肉皮凍的肉汁四溢。

由此作為基礎，蘇派的小籠包又能衍生出蟹粉、蝦仁、乾貝、松茸等等不同的口味，總是一味精緻精巧，能登大雅之堂。

而隔着錢塘江的寧紹平原、八閩丘陵等越國故地，人們則傾向於使用發麪製作小籠包，餡兒裏除了肉之外，還會加入豆腐、筍乾、榨菜、梅乾菜、海米、香菇等平民食品，浙閩各地，它有不同的”變種“。製作方式和用料有差別，但滋味和呈現卻有着很大的共性。這是包子江湖、市井的另一面。

一直到珠三角流行的叉燒包，都可以視作西式酥點與浙閩平民包子的，某種聯結與相互糾葛的產物。它們成熟的年代相仿、製作工藝也有類似的相互參考意義，都是南方地區經濟發達、文化繁榮之下，所締造的精品小吃。它們見證了中國包子的無窮想象力，更表達了中國哲學上可達廟堂饗宴，下可入百姓生活的終極趣味。

巴比出品的各類包子，表達中國多元包子文化

圖/巴比食品

20世紀30年代末開始，以丁玲、蕭紅為代表的內地知識分子，和以海倫·斯諾為代表的外國旅華友好人士陸續來到延安這片革命熱土，帶來了文化知識與科學精神的同時，也把洋派的生活作風感染了本地的工農兵。

當時，延安的人們喜歡把鋼筆插在上衣口袋裏，沒事就寫寫畫畫，並將之視作文明的標誌。毛主席知道後很高興，他説：“陝北的‘土包子’與外來的‘洋包子’能結合起來，這很好，從前躲飛機也不走一條路，現在能在一起扭秧歌了。”

這是中國人第一次把“包子”這種食品人格化，無論它有着褒義或是貶義的內涵，從更根本的邏輯上説，這都是包子於中國人司空見慣、又不可或缺的餐桌地位使然。

凡有井水處皆能歌柳詞，凡是有中國人的地方，都愛吃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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