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半年過去了，飛盤現在還火嗎？_風聞

在去年一場極限飛盤（以下簡稱飛盤）比賽中，對手的一次揮臂傳盤的假動作重重打在zhifu臉上，撞掉了他兩顆牙齒。

那個回合雙方各執一詞——zhifu認為這是明顯的犯規，甚至有些惡意報復的味道；對手則堅持認為，zhifu在防守過程中距離他太近（飛盤規則中禁止身體接觸，防守方需要和進攻方保持一個飛盤的距離），因此被誤傷。

兩方隊員圍在場地中央爭論不休，比賽因此被迫中止，最後草草結束（zhifu後來因為掉牙+面部骨折，只能接受手術治療）。

與其他團體競技項目不同，飛盤比賽不設裁判，在面對犯規等爭端問題時，雙方當事隊員需要依據飛盤精神進行自我裁決。

WFDF（世界飛盤聯合會）是這樣定義“飛盤精神”的：

1.熟知規則；

2.避免身體接觸；

3.享受比賽；

4.公平競爭；

5.友好交流。

PS：上圖是世界飛盤協會官網對“飛盤遊戲精神” 的解讀，紅框部分翻譯如下：“所有參賽者都有責任遵守規則。遊戲精神的終極體現是每個參賽者都肩負起公平競爭的責任。這份精神相信所有參加比賽的參賽者都不會故意犯規，因此飛盤對犯規行為沒有嚴厲的處罰，（一旦比賽中斷）會在比賽中儘量模擬在沒犯規的情況下最有可能發生的事情的方式來恢復比賽。飛盤鼓勵高度競爭的遊戲，但絕不應犧牲參賽者之間相互尊重，遵守商定的遊戲規則或比賽的基本樂趣。”

這意味着，比賽雙方既是運動員，也是裁判員。那麼比賽中如何在各自帶有基本立場的前提下，公平客觀地評判一個爭端回合？或者，在各自視角偏差的情況下，賽場上覆雜的問題如何客觀真實地被討論？

這場2012年的著名比賽中，日本隊隊員走步，被加拿大隊員指出後雙方重開

在WFDF的比賽規則中（這裏採用浙江大學學生極限飛盤社翻譯版），第一章第一條和第二條都明確寫着——“極限飛盤默認每個隊員都遵守公平競賽的飛盤精神”，“本規則默認沒有人會故意違反規則，因此沒有對無意違規的懲罰條例”。

這種對於自我的要求，從主流競技體育的角度來看頗有點理想主義甚至近乎荒誕，帶有一種烏托邦式的寄託。競技體育向來的真理是——“目的總是證明手段是正確的”，拖延比賽時間、製造犯規尋得有利判罰、擾亂對手心智、惡意犯規等等都是常見又光明正大的伎倆。

大多對抗性運動中，教練往往要求運動員們全力以赴、心無旁騖，尤其是“50-50球”（指雙方有同樣幾率搶到球權）的爭搶，更要主動對抗展現強硬。

但飛盤精神要求避免身體接觸，必要時刻為了保護對手甚至可以放棄拼搶。同時比賽中需要不吝讚揚對手，不斷鼓勵隊友。

事實上，大部分運動很少會有其獨特的精神，或被統稱為“體育精神”、“競技精神”、“奧林匹克精神”等等，人們一般不會説“籃球精神”、“足球精神”又或者“乒乓球精神”。

唯獨飛盤有着其獨特的精神，並被參與其中的人奉為圭臬，似有種主動區別於主流文化的意味在其中。

極限飛盤興起於上世紀60年代，1968年美國新澤西州楓林鎮的哥倫比亞高中舉行了第一場極限飛盤比賽。那恰恰是嬉皮士浪潮席捲全美的年代，數以萬計的年輕人在公路上流浪，他們反對戰爭，反思生活，批判主流文化。飛盤作為一個剛剛興起的非主流運動，便自然而然地銜接進來。而作為賽場上權威象徵的裁判，則被嬉皮士們所摒棄。

正如《華盛頓郵報》在1985年4月18日所刊，“很少有某種社會活動，甚至更少有運動，像飛盤這樣承載瞭如此之深的文化內涵（Few activities, and fewer sports, carry the cultural baggage that Frisbee does）。”在老鷹樂隊的《加州旅館（Hotel California）》中，有這樣一句帶有雙關語義的歌詞——“我們這兒自1969年之後就沒有這種酒/精神了（We haven’t had that spirit here since 1969.）。”這句歌詞深層次的背景便是1969年美國伍德斯托克音樂節，及其背後影響幾代人的嬉皮士文化。

即便如今國內火熱的飛盤更多地成為了雅皮士們（城市中產階級）的社交工具，但當年的嬉皮士們仍然在這項運動中留下了關於平等、博愛、尊重、非暴力的精神印記。

這些與生俱來的，使得飛盤的文化社交屬性遠遠高於其競技性。半個多世紀前，那些在草坪上熱火朝天玩飛盤的嬉皮士們，或許從來沒有在意過輸贏。

過去一年多飛盤運動的火爆，帶入了大量人口，很多國內業餘賽事也逐漸興起，有多支隊伍參與的區域性聯賽，也有商業性質的錦標賽。無一例外，本着遵循飛盤精神的原則，這些比賽都不設裁判，只有場邊觀察員（Game Advisor）在雙方無法解決爭議時給出自己的建議。

比如文章開頭提到那個回合，觀察員的建議並沒有什麼權威性。zhifu所面臨的問題也不再是犯規上的爭議，而更涉及到了意外傷害、醫療賠償等法律問題。儘管每支隊伍都在賽前購買了保險，但也只負擔去醫院檢查產生的費用，後續治療並無着落。

就目前參與飛盤比賽的人而言，絕大部分都是隻是接觸飛盤一年左右的資深新手，這其中又有很多人有着足籃等主流競技運動的經歷。他們往往會帶着固有的運動思維和比賽方式來進行飛盤比賽。

所以業餘飛盤比賽往往會呈現出許多相同的特點——如果一方叫了一個模稜兩可的犯規或者違例，另一方可能會變本加厲錙銖必較；雙方會因為一個犯規長時間難以達成一致，最終只能回盤到犯規前一回合（飛盤規則，不同於足球的紅黃牌、籃球的技術犯規、橄欖球的碼數判罰，這意味着犯規成本有時會比較低）；有些人會利用規則漏洞佔便宜，比如拖延比賽時間等等。

同樣是上面那場比賽（2012年），日本隊員的這個飛撲動作就引發了對手的強烈不滿

根據飛盤規則，兩隊在比賽之後需要互給精神評分，問卷一般基於五個問題：

1.他們是否熟知並且遵守規則？

2.他們是否主動避免身體接觸？

3.他們是否公平地競爭？

4.他們在比賽中是否展現出了良好的自控和積極的態度？

5.他們在比賽中是否友好尊重地交流？

評分分為5檔——差（0分），不太好（1分），好（2分），很好（3分）和非常好（4分）。由於比賽時產生的許多爭端以及不愉快的過程，這項評分有時會非常慘不忍睹。

飛盤精神在這些亂象中反覆受到質疑，缺少罰則使它無法構成一個合理的邏輯閉環。最基本的問題一直存在——在一個自我裁決的運動中，是否每個人都可以通過飛盤精神誠實地約束自己？

飛盤的硬性門檻並不高，很多有運動經歷的人只需幾次訓練便可以玩得不錯，身體條件出眾的更是可以迅速進入圈子頂尖水準。但這項運動軟性的要求其實是優先於技術、天賦、意識以及戰術理解的。

國內許多飛盤俱樂部也開設了自己的培訓課。但由於本身缺少原生的文化土壤，基層教練質量良莠不齊，教學中常常普遍地忽視飛盤精神的灌輸，更多側重於飛盤技戰術的講解。

當飛盤精神在比賽中缺位時，基於此的整個自我裁決體系隨之坍塌，不設置裁判的比賽規則也開始鬆動起來。

去年8月份，中國飛盤聯賽（陝西·西安站）開打，這也是首次由官方主辦的比賽。每場比賽設置兩名裁判員，儘管背上印着“裁判員”三字，但他們的角色實際與觀察員無異。

緊跟着8月底，首屆北京飛盤公開賽舉行，或許是汲取了前不久中國飛盤聯賽西安站的經驗，體育總局表示“北京飛盤公開賽是全國率先啓用裁判員執法、有罰則的官方賽事。”

根據懶熊體育報道，北京飛盤公開賽引入了足球中紅黃牌的機制，以及國際籃聯5次犯滿離場的規則。許多參賽選手表示不滿，認為有違飛盤精神。北京飛盤公開賽的負責人表示：“參賽的新手很多，未必完全瞭解規則和飛盤精神，這樣安排是為了讓比賽變得更加公平，同時也更順暢。”

無獨有偶，世界唯一的職業飛盤聯盟AUDL（全美飛盤聯盟）每場比賽都配備4名裁判，掌握比賽生殺大權。在罰則方面也極為嚴格，諸如走步、阻擋均被視為犯規，並會被罰10碼。

儘量避免身體接觸的確是飛盤比賽的原則之一，萬一有了要致歉的

卡位？不存在的，原地起跳原地落

在大火之後，隨着冬季到來以及疫情的反覆，飛盤開始冷卻，人口紅利期逐漸過去。許多飛盤俱樂部開始探索新的出路，或是與社交、相親、公司團建等社會剛需相結合；或是與露營、攻防箭、躲避球等其他小眾運動抱團取暖；有些俱樂部針對頂端的資深玩家做高階訓練營；還有瞄準下一代，走進小學開展校園體育……

如何繼續推廣這項運動，官方給出的答案是飛盤運動競技化。根據體育總局社會體育指導中心最近發佈的《2023年全民健身項目賽事活動推介招標的公告》顯示，2023年國內計劃舉辦與飛盤相關的國際級、國家級賽事達到7場。

當飛盤頭部比賽越來越多，如何成熟地運營，做好標準化和規範化，打造賽事IP，也將成為一項重大考驗。去年年底，國家體育總局舉辦了第一期飛盤國家級裁判員培訓班，共有123人通過考核。顯然，這也是官方在為今年接下來的諸多比賽儲備人才。

飛盤精神絕不是一個偽命題，它的存在讓這項運動充滿獨特的魅力。但在競技場上，運動員不能有所顧忌，要放開手腳全力拼搏，裁判的存在反而是維護和推行飛盤精神的最好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