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征夫建議取消尋釁滋事罪的四點理由成立嗎？_風聞

朱征夫建議取消尋釁滋事罪已經好幾次了，真的感動到他自己。

那麼我們看看這四個理由是否成立。

其一、尋釁滋事罪構成要件缺乏明確性。尋釁滋事罪是故意犯罪，主觀故意是其構成要件。主觀故意本身就是缺乏明確性的，這是故意犯罪的普遍特徵，具體案件中對主觀故意認定有不同意見是常態，沒有不同意見那才怪。難道所以的故意犯罪都要取消？“追逐、攔截”、“隨意”、“任意”等都是主觀故意，這不是一清二楚的嗎？大量的主觀故意犯罪的模糊性都是無法消除的，但這不影響我們定罪量刑。

所以認為尋釁滋事罪構成要件缺乏明確性為由建議取消是不成立的。

其二、法條竟合是立法不可避免的普遍現象，主要要看個法條獨立存在的必要性和規範的差別性。第二條與故意傷害罪竟合，但規範的情形不同，不能相互取代：故意傷害針對特定對象並有特定的情形，並要求構成輕傷以上。尋釁滋事罪的“追逐、攔截、辱罵、恐嚇他人”具有隨意性、挑釁性，且往往羣體無事生非。對社會危害性更大，所以不需要實際傷害為要件。第四條與搶劫罪、故意毀壞財物罪竟合？小孩都不會這樣認為。第五條與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等均存在競合？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是有預謀的，而尋釁滋事罪是隨機的，兩者根本不同。

如果法條獨立存在有其價值，竟合又豈是廢除的理由。除非該行為無需定罪，但又與竟合的情況已經入罪矛盾，應當入罪，豈不是死循環。何解？入罪。

其三、“尋釁滋事罪存在體系上的邏輯缺陷。一方面，某些同樣的行為達不到直接懲治該行為的法條的立案標準，卻可以構成尋釁滋事罪”，法條竟合，證明兩件事：有相同的情形，同時又不同的情形。相同的情形在其他竟合的法條不為罪，不同的情形，卻決定了應當入罪。法條競合的存在，就是這種不同情形定罪不同。法律體系在這裏不存在悖論，是朱大律師的法律理解存在悖論：不同的法條用相同的立案標準。

既然是朱大律師自己的理解存在悖論，該理由不成立。

其四、“尋釁滋事罪所打擊的危害行為，已有相應法律予以處理，取消該罪不會出現法律的空白”，這真是睜眼説瞎話，為什麼相應的法律不能處理而要用尋釁滋事罪入刑，就是因為其他罪不能歸罪且該行為應當入罪，也不能用《治安管理處罰法》處理（太輕）。

所以其四應當取消的理由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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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朱征夫的法律是自學的還是跟那個教授學的。在我知道的證據學中，證據不是必然性，證據只是概然性，即使是客觀證據都是如此，更惶論主觀故意了。朱征夫的建議，竟合的法條剩一條，其餘的都取消，各位可以看看法律體系是否完整？百孔千瘡，絕不為過。

當了這麼多年的政協委員、人大代表，説的有用的吧，不要徹底的侮辱了這麼多頭銜，侮辱全國人民的智商。

附：     《刑法》第293條規定，有下列尋釁滋事行為之一，破壞社會秩序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隨意毆打他人，情節惡劣的；（二）追逐、攔截、辱罵、恐嚇他人，情節惡劣的；（三）強拿硬要或者任意損毀、佔用公私財物，情節嚴重的；（四）在公共場所起鬨鬧事，造成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的。糾集他人多次實施前款行為，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並處罰金。    

  朱征夫取消尋釁滋事罪有四點理由。      

其一、尋釁滋事罪的構成要件缺乏明確性。明確性是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要求，然而尋釁滋事罪中對於具體犯罪行為的表述難以準確界定，例如在公共場所“追逐、攔截”，怎樣的追逐、攔截行為才具有破壞社會秩序的特徵？同時，尋釁滋事罪中“隨意”“任意”“情節嚴重”“造成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等表述模糊，而這些又是該罪關鍵的構成要件。即使兩高出台了相關的司法解釋，例如明確行為人要有“尋求刺激、發泄情緒、逞強耍橫等，無事生非”等主觀動機，但具體案件中對行為人主觀上的判斷又可能存在不同意見，實踐中有人因追討債務方式過激被判尋釁滋事罪，那麼追討合法債務是無事生非還是事出有因？因此，司法解釋仍無法消除該罪在犯罪界限上的模糊性。      

其二、尋釁滋事罪與多個刑法法條存在競合。按2013年兩高的司法解釋規定的該罪的行為特徵，第二條與故意傷害罪、第三條與侮辱罪、第四條與搶劫罪、故意毀壞財物罪，第五條與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等均存在競合。    

  其三、尋釁滋事罪存在體系上的邏輯缺陷。一方面，某些同樣的行為達不到直接懲治該行為的法條的立案標準，卻可以構成尋釁滋事罪。例如故意傷害致人輕微傷不構成故意傷害罪，但卻有可能構成尋釁滋事罪；造成財物損失2000元達不到故意毀壞財物罪立案標準（立案標準為5000元），卻可以構成尋釁滋事罪（立案標準為2000元）。另一方面，尋釁滋事罪起刑點為五年以下，這也導致了一個不構成刑罰較輕的罪名的行為，卻可能構成刑罰更重的尋釁滋事罪。正如前例，不構成刑罰均為三年以下的故意傷害罪和故意毀壞財物罪，卻可以構成刑罰更重的尋釁滋事罪。這不僅是立法體系上的一個悖論，也不符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      

其四、尋釁滋事罪所打擊的危害行為，已有相應法律予以處理，取消該罪不會出現法律的空白。該罪表述的多種行為，在《治安管理處罰法》中均有規定，例如該法第42條、第43條、第49條，規定了侮辱、威脅他人、故意傷害他人、故意毀壞公私財物行為的處罰標準，由此可見，對於不構成犯罪的危害社會的行為，還可以施加行政處罰，法律並非聽之任之。對於危害社會的行為，刑法並非唯一打擊手段。拒絕利用模糊的規定將更多的行為納入刑法的考量，這既是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也是刑法謙抑性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