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1文科碩士吐槽招聘會均薪僅5500”，人才內卷還是“文理分殊”？_風聞

編者按

近日，據澎湃新聞報道，上海某211高校文科研三學生通過視頻分享了自己在某次求職招聘會上的經歷，視頻中該學生吐槽指出，“現場擠滿了烏泱泱的人羣"“星巴克月薪2500，接線員工資5500” “準備了五份簡歷都沒投出去”，此視頻一經發布，引發廣泛熱議。對此，有網民評論指出，這就是眼高手低,現在大城市最不缺的就是人才。也有人關注到博主文科碩士的身份，認為文科就業面確實窄,現在理工科就業隨便就30萬起步。此前，據智聯招聘發佈的《2022年大學生就業力調研報告》，2022年人文學科畢業生的就業簽約率僅為12.4%，而理科、工科的就業簽約率分別為29.5%和17.3%，可見文科的就業難度要高於理科。同時，一些公認的“高薪行業”如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金融業等，提供給文科生的就業機會也相對較少。

“文科勢弱”背後的深層次原因，與較長期以來高校擴招中各專業學生的人數比例結構失衡有關係。把握“文理分殊”的關鍵，可以從高等教育過程對於青年羣體思想觀念的影響入手。在轉型期中國社會的語境下，不同專業背景的大學生羣體在社會心態方面呈現出一定差異，這些差異最終會通過具體的社會議題加以呈現。本公眾號特推出此文，供讀者思考。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公眾號立場。

“211文科碩士吐槽招聘會均薪僅5500”，

人才內卷還是“文理分殊”？

 付宇 | 復旦大學社會學系、復旦大學網絡空間國際治理研究基地助理研究員

桂勇 | 復旦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本文刊載於《探索與爭鳴》2020年第12期

原題《文理分殊：專業教育如何影響社會心態》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專業教育已經構成影響青年大學生羣體社會心態的重要因素

2018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48.1%，高等教育即將邁入普及化階段。理解和把握高等教育過程對於青年羣體思想觀念的影響，不僅關係到立德樹人這一根本任務的實現，而且關係到社會主流價值取向的實踐和嬗變。很多經驗研究的結論已經證明，接受高等教育對於青年羣體的公平感、幸福感、社會信任等方面均有顯著影響。然而，這些研究大多籠統地將高等教育看作影響社會心態的一種結構性因素，忽略了高等教育過程所導致的思想觀念分化和社會行為差異。

作為高等教育的“第一課堂”，專業（Academic Major）教育對於大學生羣體的意義不言而喻。早期研究者已經注意到，專業教育除了塑造知識結構、培養專業技能以外，還會對於青年羣體的政治社會化產生差異化的影響。晚近的實證研究則進一步揭示了不同專業教育所導致的社會心態差異及其議題呈現。例如，社會科學專業的學生對於社會問題的歸因往往採取一種結構主義的視角，相反，修讀工商管理類專業和自然科學類專業的學生，則更願意採取一種個人主義的歸因邏輯。不同專業教育所導致的歸因視角的差異同樣反映在具體議題的態度取向上。例如，工程技術類專業的學生對於犯罪行為的態度更加嚴厲，對於司法系統的支持度也更高，而社會科學類專業的學生對於少數族裔和移民的態度更包容，更少呈現出消極刻板印象。這些結論表明，專業教育對於人們價值取向和社會心態的影響不容忽視。這些影響不僅對於青年時期思想觀念的形成與轉變產生作用，而且可能延續數十年時間。

甘貝塔與海爾託格的《“聖戰”工程師——暴力極端主義與教育的意外關聯》一書將這一討論帶入了更廣闊的視野。定量研究表明，相當一部分伊斯蘭國激進分子具有工程技術類專業的高等教育背景，這一比例相較於一般公眾高出了足足14倍。但進一步的研究否定了“專業技能假設”，在專業技術要求程度不同的崗位上，工科生的比例並沒有呈現出顯著的差異。通過對超過4000份個人傳記的研究，他們提出工科教育的思維方式（比如非黑即白、追求秩序和等級、過度簡化），是導致這一羣體擁抱極端主義的重要機制。國內學者很早開始關注專業教育對於社會心態的影響。然而，研究者大多隻是將專業背景作為影響社會心態的結構變量之一，或者是將特定專業（比如理工科）作為一個羣體類型描述其思想觀念，鮮有研究者嘗試圍繞不同類型的專業教育導致了怎樣差異化的社會心態作出全景式的描繪，對於其背後的動力機制更是語焉不詳。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一些媒體報道也開始關注專業教育對於社會態度和思想觀念的影響，只是難免落入左右翼二元對立的窠臼（比如理科生更“反美”、文科生更左翼）。

那麼，在轉型期中國社會的語境下，不同專業背景的大學生羣體在社會心態方面究竟呈現出怎樣的差異？這些差異如何通過具體的社會議題加以呈現？不同專業教育背後的動力機制應該如何歸納？差異化的動力機制又是如何影響青年羣體社會心態的形成與演化？這些問題的回答不僅關係到我們對於青年羣體社會心態的把握，而且影響着未來中國社會主流羣體的社會心態變遷。

不同的專業教育導致了怎樣的社會心態差異

本文嘗試使用的數據來自復旦大學社會治理中心、上海開放大學信息安全與社會管理創新實驗室聯合發佈的“中國大學生社會心態調查（2017）”，主要採用“地區－大學－學生”三階段隨機抽樣的方式，從華東、華北、華中、華南、西南、西北、東北等區域不同層次的高校中抽取大學生樣本，覆蓋了全國範圍內42所高校的6759名在校大學生，涵蓋了社會心態的多個維度，便於我們全面考察專業教育對於青年羣體社會心態的影響。為了克服教育過程中存在的自選擇性效應所導致的因果混淆，我們還採用了一種近似田野實驗的研究策略。由於“中國大學生社會心態調查（2017）”的執行時間恰好是一年級新生剛剛入學的時間，尚未開始專業課程的學習和培養，因此我們可以將一年級新生看作沒有受到專業教育影響的樣本，而將高年級老生看作受到了專業教育影響的樣本，並在此基礎上控制協變量的影響。假如某些特定的社會議題在不同專業類別的一年級新生之間不存在差異，而在高年級老生之間存在顯著差異，或者是一年級新生與高年級老生之間呈現出方向相反的差異，則有理由認為這一差異是由於專業教育所導致的。與此同時，為了最大程度凸顯不同專業類別之間的社會心態差異，我們將16個一級學科重新編碼為“理工科類”和“文科類”，並對集中體現社會心態特點的36道問題進行迴歸分析，在此過程中均將樣本分為一年級新生和高年級老生兩個部分，並納入相同的控制變量。

（一）理工科教育：保守主義、建制主義與政治規避

理工科教育所導致的社會心態特點可歸納為三個方面，即保守主義、建制主義與政治規避。

保守主義集中體現在社會觀層面，表現為崇尚個人奮鬥、倡導機會公平、推崇精英主義。理工科類專業的高年級學生傾向於將個人成就歸功於奮鬥，相信努力工作可以實現更好的生活；他們將擺脱貧困看作個體的責任，而非國家或者社會的責任，體現出對於機會公平的倡導和追求。在理工科教育的影響下，這一羣體更加認同社會的資源分配（比如權力、財富、教育資源）應該向那些更有才能、對社會貢獻更大的精英羣體傾斜，而不是平均分配或者向底層羣體傾斜。

建制主義則主要集中在政治觀層面，表現為支持現行的組織和制度，對於國家的高度認同，以及對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樂觀態度。理工科類專業的高年級學生更加信任警察、法院及司法系統，相信遵循政府的政策對國家的發展很重要，也傾向於認為改革開放是當前中國繁榮昌盛的根本原因。這一羣體普遍認同“有國才有家”的理念，將國家的繁榮富強與個體生活的幸福聯繫起來，對於中國未來的發展持積極樂觀的態度，相信中國的積極參與有益於世界的和平與進步。這些既體現出這一羣體對於現行組織和制度的支持，也體現出對於國家能力的高度認可。

政治規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即低政治效能感、低政治參與。儘管對於現行組織制度高度認可，但是理工科類專業的高年級學生認為自己對於國家面對的重要政治議題缺乏較好的理解，對於政治和政府的瞭解程度也更低。在政治參與方面，考慮到青年羣體的特點，我們重點考察了網絡政治參與行為。結果顯示，無論是轉發政治性內容、與熟人討論政治議題，還是就爭議性話題、羣體性事件、網絡抗議發表觀點，或者是參加在線請願或公共議題投票，這一羣體的參與頻率都顯著更低。綜合上述兩方面的結果不難看出，儘管理工科教育提升了青年羣體的政治認同，但是這一羣體無論在政治效能感方面，還是在政治參與方面，都呈現出明顯的政治規避特徵。

（二）文科教育：自由主義、浪漫主義與感性驅動

文科教育所導致的社會心態特點同樣可歸納為三個方面，即自由主義、浪漫主義與感性驅動。

文科教育所導致的自由主義一方面表現為反對政府管制，另一方面則表現為社會觀層面的消極自由。修讀文科類專業的高年級學生傾向於反對推行網絡實名制，反對網絡空間管制，特別是對於網絡文化產品的審查。這一羣體傾向於認為政府的決策實際上被利益集團所綁架，這一點也與前面提到反對政府管制的邏輯相吻合。同時，在文科教育的影響下，這一羣體在社會觀層面往往採取一種消極自由的態度，倡導個人自由，反對干預個體的生活，希望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在關乎個人自由的爭議性話題（例如婚前同居）上也表現出更加開放的態度。

而文科教育所導致的浪漫主義本質上是一種平等主義取向，表現為同情弱勢羣體、倡導結果公平、反對社會達爾文主義。文科類專業的高年級學生傾向於認為，在一個理想的社會中，人們的生活水平不應該有太大的差距，收入的分配也應該儘可能平等；相應地，那些身處困境的弱勢羣體應該被給予更多的關照和更大的話語權，遵循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應該得到徹底地批判和摒棄。因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修讀文科類專業的高年級學生會對弱勢羣體為了生存而違反社會規則的行為（例如“醫鬧”）持一種同情、寬容的態度。

在這裏，感性驅動是相對於理性驅動而言的。這意味着，相較於修讀理工科類專業的高年級學生，修讀文科類專業的高年級學生往往更願意相信經驗和直覺，對於科學以及與科學相關的爭議性話題和專業羣體採取一種消極、懷疑的態度。數據分析的結果顯示，這一羣體往往傾向於反對轉基因食品、支持中醫，認為一些神秘事物是科學所無法解釋的。這種價值取向必然也會影響他們對於專業技術羣體的印象，因此我們同樣看到，修讀文科類專業的高年級學生對於專業技術人員和知識分子的印象也更加負面。

專業教育影響大學生社會心態的三重動力機制

專業教育對於青年羣體社會心態的影響不僅是一個靜態的、截面式的結果，而且滲透在高等教育的動態過程之中。以迴歸分析的結果為起點，結合質性資料的解讀，本文認為，專業教育通過三重動力機制影響青年羣體的社會心態形成，即學科標準化程度與目標－手段效應、學科時間分配對外部信息的擠出/引致效應、學科知識對象對現實的投射效應。上述三重機制與特定的社會心態後果之間並不是簡單的一一對應，而是呈現更加複雜的多對多關係。圖1展示了專業教育的三重影響機制及其社會心態後果。

（一）學科標準化程度與目標-手段效應

學科標準化程度與目標－手段效應指的是教育的目標與手段之間的聯繫強弱以及培養過程的標準化程度。強目標－手段效應意味着培養目標與培養手段之間關係清晰且單一，培養過程的標準化程度高，特定培養手段作為專業教育培養目標的充分必要條件；相反，弱目標－手段效應意味着培養目標與培養手段之間關係模糊且多元，培養過程的標準化程度低，特定的培養手段並不總是可以達致培養目標，而實現特定目標的培養手段也往往不止一種。

理工科類專業的培養模式呈現出強目標－手段效應。就像一位修讀理工科專業的訪談對象提到的那樣，“理工科的特點就是，每一個步驟都很清楚，從本科二年級加入實驗室開始，我每天做的每一個實驗我都很清楚目的是什麼，我也很篤定，只要堅持做這個方向，99%的努力加上1%的運氣，最後就一定可以發SCI一區的刊物”（訪談對象A19）。不止一位訪談對象表達出類似的看法，在專業修讀的過程中他們大多遵循着上課、做實驗、寫論文、發論文的培養軌跡。

學校教育是一個建制化的過程，無論學科體系、培養方案，還是評價標準、教學方法，本質上都是一種權威系統。對於那些建制化程度高的專業，學生在專業教育的過程中更有可能將對於知識權威和專家系統的認可，投射到對於現行組織和規則的認可之上。由此，不難理解理工科類專業教育所導致的建制主義取向。進一步，強目標－手段效應帶來的確定性和標準化，意味着個體成就的差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因於個人奮鬥的結果，而非外在的結構性因素或者是運氣，這也解釋了理工科類高年級學生對於機會公平和個人奮鬥的推崇。

相反，文科教育的培養模式則呈現出弱目標－手段效應。有訪談對象表示，自己專業的培養“完全是放養式的，不會像理工科那樣有實驗室、每天打卡那種，文科老師⋯⋯更多的時候只是給你一個大方向，但是他不會告訴你怎麼一步一步達到這個目標”（訪談對象B4）。這種弱目標－手段效應意味着，一方面，文科類教育不存在某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培養模式，知識生產的過程也通常是個性化的、去權威化的，由此導致的自由主義取向也就順理成章。另一方面，文科類專業教育的培養目標大多是價值取向的，培養手段往往難以還原成為可測量、可評估的組成部分，這使得文科類專業不得不轉向一種整體性的、以結果為導向的培養模式，構成了以結果公平為主要表現的浪漫主義取向的重要來源。

（二）學科時間分配對外部信息的擠出/引致效應

這裏的擠出/引致效應借用了經濟學刻畫政府投資對於私人投資影響的一組概念。對外部信息的擠出效應意味着，學科培養客觀上佔據大量時間，且知識生產相對獨立於外部生活世界的信息和經驗，因此投入在專業學習上的時間、精力越多，對於外部信息的瞭解越少。相反，對外部信息的引致效應則意味着，學科培養過程中有相當比例自由支配的時間，而且知識生產的過程本身也需要投入時間瞭解和體驗外部生活世界，因此投入在專業學習上的時間、精力越多，對於外部信息的瞭解也越多。

理工科類專業教育對於外部信息獲取的影響以擠出效應為主。對於修讀理工科類專業的學生而言，一旦開始進入專業學習的階段，勢必會擠佔瞭解專業以外信息的時間和精力。就像我們的訪談對象所提到的那樣，“每個人的時間都只有24個小時，我們所謂的‘勤奮’，其實就是別人用來刷微博、朋友圈的時間，我們都在做實驗而已”（訪談對象A2）。一方面，理工科類專業教育的擠出效應客觀上制約了學生對於政治和社會議題的瞭解程度，使得這一羣體缺乏參與政治討論的信息儲備，導致了低政治效能感和低網絡政治參與的現象；另一方面，這種擠出效應又反過來強化了理工科類專業作為研究範疇的相對獨立性——“不管外面怎麼熱鬧， 我就在象牙塔裏面安心研究我的分子結構”（訪談對象A5）。而這種相對獨立性還意味着“大家都是差不多同一起跑線，你能做的方向我也能做，最後拼的就是誰更努力”（訪談對象A11）。這一羣體對於機會公平和個人奮鬥的推崇，反映在社會心態層面即表現為社會觀層面的保守主義。

相反，文科類專業教育對於外部信息獲取的影響則以引致效應為主。文科類專業的知識生產嵌入在日常世界的經驗感知過程之中，這意味着“對於文科學習而言，大量閲讀是基礎，經典文獻要讀，時事熱點也要讀，甚至是娛樂新聞也要讀。以前很多人覺得刷微博是消遣，是浪費時間，但是這幾年也開始有人做粉絲和‘飯圈文化’的研究⋯⋯所以，確實很難定義哪些信息是‘有用’的，哪些是‘沒用’的，最好的辦法就多讀、多看、多思考”（訪談對象B1）。文科類專業教育的培養過程凸顯了個體經驗對於知識生產的重要性，而這種對於個體經驗的強調在社會心態層面則表現為將感性、直覺、常識置於優先的感性驅動取向。與此同時，文科類專業教育的引致效應與網絡社會的網絡互聯邏輯有異曲同工之處，都代表了一種對於信息流動“烏托邦”的憧憬，因此我們不難理解文科類專業學生為何不贊同互聯網管制。這種信息流層面的烏托邦情緒還會投射到更廣闊的社會議題上，導致這一羣體對於自由主義（無論是國家層面還是個體層面）的認可。

（三）學科知識對象對現實的投射效應

學科知識對象對現實的投射效應指的是專業學習內容投射到現實社會議題的能力。對於那些投射效應強的專業類別而言，專業學習的內容往往與現實社會議題之間存在着緊密的聯結，學科的問題意識和經典理論既來自於現實，又落腳於現實。而對於那些投射效應弱的專業類別而言，專業學習的內容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通常是脱域的。儘管從學術史的角度而言，前者難免受到後者的影響，但是，這一類學科/專業在總體上還是保持着相對獨立的狀態，其問題意識和經典理論通常並不來自日常經驗，而是來自抽象的概念和假設，或者是在肉眼無法識別的尺度上進行的觀察和研究。

理工科類專業教育呈現出明顯的弱投射效應，這一機制在社會心態層面表現為政治規避和建制主義。理工科類專業高年級學生的低政治效能、低政治參與，很大程度上來自專業學習內容的弱投射效應。“雖然是念了幾年大學，但是我覺得自己對於很多社會問題的認識比之前也沒有更深的理解⋯⋯理工科的生活確實是比較簡單的，每天基本就是三點一線。”（訪談對象A19）這種弱投射效應客觀上限制了理工科類專業學生參與政治討論的意願和能力，在社會心態層面呈現出政治規避的特點。

值得注意的是，理工科類專業教育的弱投射效應一方面制約了這一羣體參與非專業領域討論，另一方面強化了他們對於專業主義和專家系統的尊重。這種尊重既是在學術範圍以內的——“特別是到了高年級做論文，一個寢室四個人都很難説完全能夠聽得懂對方的研究方向，更不要説不是學這個（專業）的人”（訪談對象A7）；也是在學術範圍以外的——“我覺得還是術業有專攻吧，很多政策可行性的論證也是很專業的，我們未必懂，一定要評論點什麼也沒意思”（訪談對象A11）。就像一位修讀數學專業的訪談對象所總結的那樣，理工科類學生的“兩耳不聞窗外事”並不是真的不關心時事熱點，而是相信“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這種對於專業主義和專家系統的尊重，本質上是對於現代社會專業分工體系和知識權威的接受，在社會心態層面最終落腳為建制主義取向。

相反，文科類專業教育呈現出明顯的強投射效應，這一機制在社會心態層面表現為感性驅動和浪漫主義。一方面，這種強投射效應意味着文科類專業的學生有着強烈的意願和能力，將專業學習的內容投射到日常生活世界的現實社會議題之上。“我們每天在課堂上學的這些理論，就是幾十年前、幾百年前甚至幾千年前的社會熱點，對於我來説，用我學的這些理論去解釋社會現實，是一個非常自然的事情。”（訪談對象B6）另一方面，這種強投射效應也在事實上模糊了專業的邊界，一位修讀經濟學的訪談對象忍不住感慨，“經濟學教授似乎特別喜歡‘跨界’，沒有什麼話題是經濟學家不能評論的”（訪談對象B9）。“跨界”的背後意味着大多數社會議題並不在自身專業領域涵蓋的範圍之內，而對於這些專業外的議題，“更多的應該訴諸一個知識分子的‘常識’，不然也不會有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了”（訪談對象B1）。這種訴諸常識的價值取向在社會心態層面也表現為感性驅動。

進一步，文科類專業教育的強投射效應往往並不會由於議題的專業程度而削弱，專業學習所提供的理論視角彷彿是一把可以打開所有門的鑰匙——“有一些人可能覺得（轉基因）這個事情很專業，我不懂，所以我就不説什麼，但其實你還是可以從自己的角度去解讀，比如説知情權，比如説國家之間的不平等”（訪談對象B8）。這種“戴着理論眼鏡”的觀察方式事實上填平了自身知識結構與特定專業議題之間的“知識鴻溝”，將特定領域的專家系統與非專業羣體拉回到同一起跑線上，價值合理性（而非建立在特定頭銜、職稱之上的工具合理性）成為唯一的判斷標準，每個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理論視角，而何者更加具有價值合理性就成為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這種價值取向在社會心態層面突出表現為平等主義和結果公平，最終指向文科類專業教育所導致的浪漫主義。

專業背景：作為影響社會心態的一種動力機制

（一）社會心態特定的研究陷阱：作別收入決定論

高等教育對於社會心態的影響並不總是通過收入/收入預期作為中介變量實現的，社會心態自身有其特定的結構以及形成的動力機制。圍繞着教育程度如何影響社會心態的很多實證研究，儘管落腳點不同，卻無一例外地將收入/收入預期作為解釋其影響機制的重要（大多數時候是唯一的）中介變量。誠然，收入/收入預期的影響不容忽視，但是將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對於社會心態的作用歸結為收入（即教育回報），難免落入“收入決定論”的陷阱。事實上，社會心態有其自身的結構和層次，形成的過程又受到多種動力機制的影響。本文對於專業教育的研究表明，在大學生羣體社會心態形成的過程中，專業教育的影響不容忽視，而且，這種影響還會因為專業特點的不同，呈現出不同的社會心態後果。

作為高等教育過程中最重要的差異之一，“專業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特定青年羣體獲取信息的內容、加工信息的過程和解讀信息的視角。因此，專業教育並非只是通過收入/收入預期影響青年羣體的社會心態，而是作為一種動力機制作用於社會心態的結構。很多經驗研究已經證明，青年時期（特別是高等教育階段）的社會心態可能在未來數十年的時間裏持續產生影響。因此，無論是對於高等教育還是社會心態的研究，專業背景都被視作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

（二）社會心態的認知誤區：左右翼連續統思維的侷限性

值得注意的是，將不同專業類別之間的社會心態差異與分化強行納入左右翼的連續統之中，並不符合青年羣體的實際情況，也無助於正確認識和把握青年羣體社會心態。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們很難用一組彼此對立但又內部統一的概念去刻畫文科和理工科之間的差異。例如，理工科類專業教育所導致的保守主義、建制主義與政治規避三者之間看似彼此矛盾：強調個人奮鬥的保守主義似乎必然推演出對於“小政府、大社會”的推崇，為什麼又會與高度認同現行組織制度、高度認同國家的建制主義同時存在於這一羣體身上呢？我們又應該如何解釋，理工科類在對於國家表現出高度認同的同時，卻呈現出低政治效能、低政治參與的微觀結果呢？這些表面看似矛盾的心態面向，恰恰真實反映了青年羣體的真實心態。“社會觀層面的保守主義”與“政治觀層面的建制主義”在訪談對象中並不鮮見，而態度層面的建制主義與行為層面的政治規避也可以通過專業教育的投射效應得到解釋。有研究已經注意到連續統模型對於理解和把握社會思潮與社會心態存在的侷限性，本文的研究也印證了這一結論。因此，圍繞社會心態（特別是青年羣體的社會心態）的經驗研究應該謹慎地採用左右翼連續統模型，轉而採取一種更加實質主義的方法論，力求在描繪和勾勒目標羣體真實社會心態的基礎上，進行必要的類型學歸納。

（三）如何應對專業教育導致的社會心態分化

處於轉型期的中國社會面臨着一系列撕裂輿論場主流話語的挑戰，貧富、城鄉、代際等因素所導致的社會心態分化隨時可能引爆一輪又一輪的喧囂與爭議，最終將戕害整個社會來之不易的共識價值。

伴隨着高等教育邁向普及化階段，青年大學生羣體的思想觀念關係到未來主流社會心態的實踐和嬗變。因此，我們要謹慎看待專業教育所導致的社會心態分化，專業背景及其背後在獲取、加工和解讀信息過程中的不同視角，不應該成為又一個割裂主流社會輿論的挑戰。我們尤其要避免人為凸顯專業教育過程中，由於學科標準化程度與目標－手段效應、學科時間分配對外部信息的擠出/引致效應、學科知識對象對現實的投射效應等動力機制所導致的不同羣體對待特定議題時呈現出的差異化態度，否則勢必導致社會輿論在精英主義與民粹主義、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絕對主義與相對主義、政治冷漠與政治亢進之間來回搖擺，導致温和派多數羣體的話語落入“沉默的螺旋”陷阱，最終造成決策空間的進一步擠壓。

基於此，在高等教育過程中以下三個方面應該予以高度重視：第一，結合不同學科/專業的社會心態特點，有針對性地將價值觀教育納入“第一課堂”的教學中去，做到因材施教、有的放矢。第二，跳脱“專才”與“通才”的學術辯論，從塑造良好社會心態的現實意義上認識在高等教育過程中開展通識教育的重要性，強調通識教育對於青年大學生羣體建構批判性思維與反思性實踐的價值。第三，重視高校“第二課堂”與“第一課堂”聯動育人的培養機制，鼓勵青年大學生積極投身到社會實踐、志願公益、創新創業等活動中去，以人本主義的“全人教育”理念驅動積極健康的社會心態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