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1936] 第11章：白鳳翔戰敗，高福源被俘，中央紅軍結束長征_風聞

如果你真的理解《白鹿原》這部小説的價值，一定認可它就是一部名著。從表面看，書中寫的都是家長裏短的事，而且是陝西省藍田縣一個村子裏的事，核心是白鹿兩家的明爭暗鬥和恩恩怨怨；但是往深了看，這些瑣事被放置在從清朝到新中國建立的這一大段歷史進程裏，從中能看到在那個“皇權不下縣”的時代基層社會是如何自我治理的，還能看到舊時代地主鄉紳發家和治家的秘訣，那些瑣碎的鄰里糾紛中處處體現着做人做事的道理。當各種歷史大事輪番上演推動時代的洪流滾滾向前時，那個遠離政治中心的白鹿村像小船一樣上下顛簸，尤其是國共鬥爭開始以後，封閉自治了很多年的白鹿村受到的衝擊最大，村民們的命運被改變的也最多。

白嘉軒最疼愛的女兒白靈參加了陝北紅軍，鹿子霖最有出息的兒子鹿兆鵬也參加了陝北紅軍，他倆的共同上級叫廖軍長。會説陝西話的同學可以嘗試一下，“廖”和“劉”的發音非常相似，位置越往陝北讀音越是接近，陳忠實老先生用“廖軍長”指代了“劉軍長”，而劉軍長的原型便是紅26軍軍長劉志丹。白靈和鹿兆鵬參加紅26軍跟國民黨鬥爭，白孝文和黑娃鹿兆謙又做了國民黨的基層軍官，一個村長大的小夥伴成了你死我活的政治對手，這讓他們的父母既痛苦又矛盾。

劉志丹創立了陝北根據地，主動迎接從河南一路輾轉投奔的紅25軍，長期認為他思想有問題的地方官員聯合疑心重重的紅25軍骨幹成員，剝奪了劉志丹的軍權，把連同他在內的團以上幹部全部關進潮濕黑暗的窯洞裏，大量基層軍官和幹部在經歷了互相指認和屈打成招的荒誕調查後被草草殺害，這個就是陝北的肅反運動。《白鹿原》第28章有這麼一句話：“白靈被活埋就在那天晚上，天上下着雪”。活埋是肅反中常用的手段，受害者半夜三更被拖到荒郊野外填埋在某個土坑裏，天亮後連行刑隊都不知道具體地點，一個大活人就此人間蒸發，再也找不到了。

（紅26軍軍長劉志丹）

掌握生殺大權的肅反派核心成員聽説中央紅軍即將抵達陝北的消息後，也曾慌亂地動過幹掉劉志丹的念頭，只是劉志丹在當地羣眾基礎深厚，各縣各村的游擊隊員聽説老劉被捕後，帶着農具和長矛大刀包圍了肅反派們的辦公地，一場內鬥蓄勢待發。肅反派們擔心自己性命難保不敢輕舉妄動，但是一直沒有放棄尋找機會；而劉志丹怕國民黨鑽空子摧毀根據地沒有下命令反抗，雙方劍拔弩張地僵持着。此刻有權打破僵局解救劉志丹的中央紅軍已經翻過六盤山進了陝西，距離他們長征的終點站吳起縣還剩下200公里，吳起縣距離關押他的瓦窯堡又是將近200公里，這400公里他們走的是快是慢是順利還是顛沛，決定着劉志丹等人的生死，甚至關乎陝北根據地的存亡。

陝西省延安市下轄兩區11縣，按照GDP排名吳起縣排在第4位，算是名列前茅，當地特產是蕎麪和蕎麥香醋，口感相當不錯。1935年吳起縣還叫吳起鎮，吳起鎮自身的歷史非常久遠，但是“吳起鎮”這個名字晚到清朝嘉慶年間才出現，為了紀念戰國名將吳起在這裏駐兵守邊，所以命名吳起鎮。1935年10月19日，衣衫襤褸的中央紅軍激動地走進了吳起鎮，這裏是他們長征的終點。可是那一天他們沒看到紅旗和鑼鼓，也沒看到列隊歡迎的人羣，眼前幾乎是一座空城，由破舊低矮的土坯房和坍塌的窯洞組成。原來當時的國軍為了摧毀根據地讓紅軍無法生存，在陝北老幹一些搶糧、燒房、填井、驅趕家畜的事，這就導致當地老百姓一聽説有部隊靠近，提前就拖家帶口逃了。偶爾遇到一個把生死看淡的陝北老頭，紅軍戰士又聽不懂他在説什麼。

好在大家的熱情並不受影響，一年趕路的日子就此結束，心裏確實高興。首長們一聲令下，各連隊卸行李、安置馬匹、武器，組織人手分段打掃街道收拾窯洞找地方過夜，同時派宣傳隊大街小巷唱歌喊口號貼標語，想盡一切辦法表明自己的身份，擴散自己不打家劫舍的消息。這一招確實奏了效，第二天當地游擊隊的隊長和鎮長等基層官員從山裏出來前來彙報工作，看到紅軍那副營養不良的面孔後誠懇地表示，可以在3天內籌集500擔糧、20頭豬和50頭羊，給戰士們補充體力。首長們默默嚥下口水，故作鎮定地表示了感謝。

（吳起鎮和六盤山的地理位置）

中央紅軍決定在吳起鎮休息一個禮拜，然後動身前往陝北根據地的總部瓦窯堡。這個禮拜可不是躺平了睡大覺，這個禮拜要清點人數、武器和物資，要對完成長征的戰士們進行表彰和思想鞏固，並制定和宣佈下一階段的訓練計劃和行動計劃，可以説大小會議是一個連着一個。然而這個7天休整計劃還沒開始，偵察連就帶來了可靠消息，説國民黨的騎兵已經朝着吳起鎮圍過來了。如今人困馬乏繼續跑遲早要被追上，首長們商量後決定打一仗，爭取消滅這支追兵，以一場勝利為長征畫上句號。

身在四川的蔣委員長十分忙碌，他一邊要部署兵力圍剿南下的紅四軍，還要時刻關注北上的紅一軍。根據空軍傳回的情報，紅一軍沒去外蒙而是奔着陝北去了。老蔣聽説後十分焦慮，他急忙通知西安的張學良和甘肅的馬鴻賓，告訴他們紅一軍是一支不足5000人的疲憊之師槍彈物資也沒多少，你們派出騎兵迅速追上務必將他們殲滅，堅決防止他們跟劉志丹的陝北紅軍匯合，這可是我們幹掉紅一軍的最後機會。張學良把命令下給了騎兵軍長何柱國，何柱國將命令下達給騎6師師長白鳳翔，為了確保萬無一失還派出騎3師歸白鳳翔指揮；馬鴻賓接到命令後喊來騎兵團長馬培清，讓他帶着一團人從甘肅慶陽出發前去配合，兩個師外加一個團總數上萬人就奔着吳起鎮去了，一路上殺氣騰騰塵土飛揚。

要不是後來參加過西安事變，白鳳翔或許就是一名普通的騎兵師長，歷史不會對他有過多的筆墨，而能被張學良選中去西安參與抓蔣介石的人，必定是從東北追隨張學良多年的絕對親信。白鳳翔原本是熱河省的一名土匪頭子，騎術精湛百發百中膽識過人，江湖人稱“白三閻王”。張作霖賞識此人設法招降後讓他做了東北軍騎兵旅長，張作霖遇害後他繼續追隨張學良。白鳳翔即將跟紅軍打的這一仗叫做“吳起鎮戰役”，是紅一軍長征的最後一戰，也是白鳳翔跟紅軍之間唯一的交手，所以這場戰鬥很值得一提。

（吳起鎮戰役的三道川位置圖）

吳起鎮戰役發生在今天的延安市吳起縣郊外，具體地點是吳起縣城西側30公里以外的“頭道川、二道川、五里溝”一帶，謹慎的紅軍在這裏設下口袋陣等待追兵進入埋伏圈。話説白鳳翔跟馬培清匯合後一起行動，由於馬培清是當地人熟悉地形，帶着隊伍跑在前面，最先和紅軍伏兵接觸，雙方隔着老遠打了一下午，紅軍就撤了。白鳳翔大概清楚這天碰到的是誘餌，再往前走便是真正的戰場，他派騎兵團長劉桂五通知馬培清説你們人少在側翼包抄，我們人多在正面進攻。馬培清對這個安排非常滿意，帶着人從側面開始爬山。以當時的情況來看，正面強攻側面包抄這個打法沒什麼毛病。

但有毛病的是馬培清，他的毛病是當年所有軍閥共有的毛病。那個年代每一個將領內心深處都是拒絕打仗的，因為一旦打仗十有八九意味着兵員的損失，手頭的兵少了自己要承擔責任甚至職位可能要變，如果職位降了權力和待遇也要跟着降，這換了誰都不樂意。相比正規軍而言，軍閥手下的將領消極怠戰的情況更嚴重，他們普遍表現出行軍慢、不衝鋒、撤得快的特點。馬培清帶着隊伍從側面包抄，過了二道川爬上五里溝就發現了紅軍的大部隊，想派人通知白鳳翔已經來不及了，因為他站在高處就看到浩浩蕩蕩的大部隊衝向了埋伏圈，很快跟紅軍交了火，現場就陷入了混亂。馬培清命令部隊找了一塊蕎麥地構築工事防守，暗自幸慶自己沒有正面衝鋒，否則當天晚上就得全軍覆沒。

紅軍是個疲憊之師不假，武器裝備差彈藥也不寬裕，但是能一路戰勝自然災害和各路追兵徒步抵達陝北的可不是一般人，屬於精英中的精英，況且兵法裏有個詞叫做“窮寇勿追”，追了他跟你拼命。白鳳翔的先頭部隊遭遇的便是敢拼命的紅軍，他的人馬還沒做好準備就遭到了突然衝擊，幾個小時一個團已經被殲滅，到了傍晚時分傷亡已達四五百人。假如馬培清可以從側翼發起進攻打亂紅軍的節奏，白鳳翔或許還能穩住陣腳組織有效的抵抗，但是側翼的馬培清帶着人蹲在蕎麥地裏觀戰，發現紅軍向蕎麥地方向進攻後，乾脆留下一個連佯攻拖延時間，把主力撤回到二道川，他這就把隊友白鳳翔給坑慘了。打到當天夜裏天也黑了，雙方下班吃晚飯睡覺，第二天接着打。

（白鳳翔與劉桂五）

第二天馬培清繼續往頭道川撤退，由於他們跑得快，最後清點人數時驚喜地發現只是損失了一個連而已。馬培清退走後，紅軍佔了這塊高地，居高臨下射擊白鳳翔的主力部隊，大早上正在訓話部署的白鳳翔再一次猝不及防，連忙組織隊伍邊抵抗邊撤退，大部隊退到一座高山上，憑藉武器優勢據守。而馬培清則帶着他的人馬完全撤出了戰場，事先給各營長通氣就説子彈耗盡不得不撤退，誰也不許走漏風聲否則後果自負，眾將士對這個安排表示很滿意，如釋重負地準備回家。白鳳翔帶着人馬在山上被紅軍圍了整整3天，紅軍裝備差攻不上去，只能帶着一大批繳獲的武器彈藥和800多匹軍馬撤離了戰場。紅軍完全撤走後，白鳳翔這才下山集結隊伍，經請示軍部後回寧夏固原的駐地休整。

這場戰役發生在1935年10月21日，是紅一軍抵達吳起鎮的第3天。毛澤東望着成堆的武器裝備和成羣的軍馬後心裏高興，更高興的是打完這一仗就能踏踏實實休息了，望着騎在馬上外出巡視歸來的彭老總，他詩興大發寫了一首《給彭德懷同志》：

山高路遠坑深，

大軍縱橫馳奔。

誰敢橫刀立馬，

唯我彭大將軍。

打完了長征的最後一仗，紅軍回到吳起鎮，中央首長們這才重啓了原定的7天修整計劃，同時安排會見基層黨政軍幹部瞭解陝北根據地的情況。當地游擊隊負責人和原來紅26軍的某個團政委彙報了陝北肅反擴大化的嚴峻形勢，聲音顫抖地説創立陝北根據地的老劉此刻正關在瓦窯堡的牢房裏等待處理。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人聽了大吃一驚，詳細瞭解情況後立即開會討論，決定讓黨中央機關儘快趕到瓦窯堡去處理此事。由於當時部隊的整休、訓練、調動和黨務計劃等工作實在太多，中央機關真正趕到瓦窯堡的日期是11月10日，在此期間紅十五軍團又跟東北軍打了一仗，戰鬥中俘虜了曾經擔任過張學良衞隊營長的高福源，此人後來促成了張學良和周恩來在陝北的第一次秘密會談，因此我們按照時間順序首先講這場戰鬥：榆林橋戰役。

嶗山戰役取得了重大勝利，但是紅軍沒有完全撤走，而是通過輪換的方式繼續圍着甘泉城，等着下一波援兵的到來，誓將“圍城打援”進行到底。67軍軍長王以哲緊急修了個小機場自己坐飛機逃出了延安，但是整個129師的人馬還滯留在延安城內，時間久了物資肯定匱乏，武器彈藥糧草等東西可以先緩一緩，但是過冬的棉衣可緩不了多久，10月下旬的陝北一到晚上冷得必須燒火炕，萬一半夜出現緊急情況沒棉衣穿那手抖得槍都端不起來。延安的士兵既恐慌又焦慮，一遍一遍地給洛川軍部發電報求救，軍部只能把電文轉發給西安，張學良和西北剿總的參謀們在憂慮中尋找對策。

甘泉城的東北軍防守倒是做得不錯，他們圍着城牆挖了三米深三米寬的壕溝，在城牆頂上挖了交通壕佈置了崗哨，8小時一換24小時不間斷巡邏。甘泉城靠山的一側還有個非常高的烽火台，哨兵24小時在上方嘹望，城外的動向一目瞭然，紅軍想偷襲基本不可能，所以這座城可以長期堅守，但前提是伙食得管夠。圍城的紅軍耗了二十多天自己也難受，組織過好幾次強攻，但是武器實在太差沒有實質性進展，只是加劇了城內東北軍的惶恐情緒。在嘗試了各種方法後，他們決定在城下挖洞，一直挖到城牆根下，然後埋上炸藥把城牆炸塌後再衝進去。那個年代用傳統工具挖一條地道可是個巨大的工程，沒有一個多月搞不定，對於此工程本章不做介紹，就讓他們慢慢挖吧。

（西安城牆東城門樓）

1935年那時候通信不發達，普通人接觸不到電話更接觸不到電文，陝北前線發生的戰事屬於軍事機密，西安城內的老百姓聞所未聞。但是總有一些士兵藉着公務機會返回西安，也有一些士兵偷偷脱離部隊回到西安，把前線戰敗的情況添油加醋地告訴後方的家屬，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也不知道自家男人是死是活能不能再見一面，所有人都在絕望中煎熬，熬不住了就找個地方跪地痛哭。當時西安城由楊虎城的警備隊駐守，每天晚上軍官們在城牆上巡邏，時不時聽到東北軍家屬跪在城牆根下肝腸寸斷地哀嚎，聽的這些士兵也忍不住抹眼淚，只能遠離城牆邊緣不去打攪她們。將士們回去把這些情況彙報楊虎城，楊虎城無奈地回覆説：老蔣的計劃就是讓東北軍和紅軍互相傷害，跟咱們17路軍此前的遭遇一個樣啊。

前線的求救的急電讓張學良和“剿總”的參謀人員很頭疼，明知道延安和甘泉被紅軍圍着守株待兔，但還是得想辦法送人頭過去，不然一直耗下去整個67軍都要完蛋。經過“剿總”的幾次會議討論，決定採用第五次圍剿使用的“碉堡戰術”，從富縣以北開始修碉堡，一公里一公里向北推進，一直推到延安去。這方法雖然笨而且費錢，但是既能破紅軍的游擊戰還能欺負紅軍裝備差，於是把這個命令下達到前線，駐守在富縣的67軍107師師長劉翰東接到命令後，就把這個任務交給了619團團長高福源，讓他帶人到榆林橋修碉堡。

高福源比張學良小一歲，曾是北京大學的高材生，戰爭年代一腔熱血的他棄筆從戎到東北講武堂學習軍事，學業被“九一八”事變打算他沒拿到畢業證。肄業後加入東北軍從少校團附開始做起，長期跟隨67軍軍長王以哲，先後在北京抵抗過日軍，到河南和陝南圍剿過紅25軍，如今又到陝北洛川對陣紅十五軍團。由於高福源文化程度高、積極主動而且想法多，深得王以哲的信任，多次被委以重任並公開表彰。當一名團長和軍長走得太近，夾在中間的師長就容易心裏不平衡，而高福源仗着王以哲的偏愛也不在乎師長的感受，所以師長劉翰東和他的關係處得很不好。經歷了嶗山戰役、甘泉圍城和吳起鎮戰役後，東北軍的士氣差情緒低，一聽説有任務沒人願意接手，劉翰東故意刁難高福源就讓他去守榆林橋。

（67軍619團團長高福源）

對於這個棘手的任務，高福源一開始是拒絕的，他説自己一個團人手不夠難堪重任。劉翰東很果斷地説缺人好辦啊，620團撥一個營跟你一起去。這下高福源沒理由推脱了，只能硬着頭皮帶隊出發，619團外加620團一個營總人數3000多人，離開富縣一路向北去了榆林橋，去一個不想去的地方做一件不想做的事，誰也開心不起來。荒草枯山、寒風陣陣，全軍低頭不語默默趕路，場面頗為淒涼。

洛川是67軍總部，洛川以北44公里是富縣，富縣以北10公里處便是榆林橋，此地是富縣往北去甘泉和延安的必經之處，位置非常重要。高福源雖然對這個任務不情不願，但是到了地方他還是認真做了部署，畢竟這關乎性命和榮譽。他帶着參謀等人騎馬前前後後跑了一個下午，判斷紅軍可能進攻的方位，對照地圖做了詳細的部署，具體措施是在鎮子後山和對面山上各修一個大碉堡和幾個子碉堡，作為制高點各派一個連用兩挺重機槍防守，同時在公路兩側也修上碉堡，碉堡之間挖戰壕相連，村內的牆壁都打好射擊孔，對公路形成火力覆蓋；在村子外面也計劃挖戰壕設置障礙物，作為外層防線。

這個防禦計劃要是完全落實到位，榆林橋的防禦就真像高福源預想的那樣堪稱是“固若金湯”了，遺憾的是紅軍不給他足夠的施工時間，工程開始沒多久紅十五軍團就出動了。那是1935年10月24日夜裏，提前做好偵查的紅軍正面佯攻，大量兵力強攻兩側山頭的碉堡，攻下碉堡後撿起現成的重機槍對村內的團部進行火力壓制。高福源親自帶隊反擊試圖奪回制高點，好幾次進攻都被打退。最後紅軍衝進村子，雙方打起巷戰和白刃戰。戰鬥打到中午時高福源向富縣求援但是消息送達不出去，富縣那邊也聽到槍聲打算支援，又怕中了埋伏不敢派兵，猶豫之間戰機就沒了。打到下午3點鐘619團的士兵逐漸絕望，在紅軍此起彼伏的勸降聲中陸續舉手投降。高福源帶着衞兵頑強抵抗，衞兵先後陣亡而高福源胳膊也中了彈，他被一名紅軍醫務兵從後窗跳進去給控制了。

（榆林橋戰役舊址）

經過清點，這一仗俘虜了東北軍1800多人，擊斃300多人，繳獲了8門迫擊炮、16挺重機槍、108挺輕機槍，手槍和步槍加起來2000多支，高福源帶來的4個營被全殲，同時紅十五軍團也有兩名團長陣亡，200多名戰士犧牲，可見戰鬥之激烈。被俘虜的1800多人排着長隊開始了一場持續數天的徒步拉練，他們的目的地是大後方瓦窯堡，去那裏接受下崗培訓。張學良原計劃用碉堡戰術打通洛川到延安的交通，沒想到剛開了個頭就宣告破產，東北軍在陝北的部署被砍成孤立的好幾部分，困在甘泉和延安的孤立無援，守在洛川和富縣的又不敢施救，67軍陷入泥潭動彈不得了。

“西北剿總”的相關部門，會及時把東北軍20天來的戰況和損失情況上報給南京軍政部。按照當時的規矩，軍政部會發來函電並撥付經費、武器彈藥，對損失的兵力進行補充。也就是説，按照以往的慣例，張學良會收到一大筆錢，一方面撫卹陣亡將士家屬，另一方面招兵買馬採購武器，把110師和619團重建起來，保證67軍總兵力不變。然而相關報告送上去之後，遲遲等不到南京的回覆，自己仗打敗了又不好意思主動問，這讓張副司令產生了一種被冷遇的憤怒。

來陝西之前，張學良曾幻想着先消滅紅軍，然後在西北地區練兵發展，再找機會揮師北上收復東三省，重新住進大帥府和北陵別墅。沒想到來陝西才一個月，就接連遭遇了幾次失敗，一個軍陷入泥潭進退不得，一向勇猛的東北軍士氣低落厭戰情緒嚴重，自己的夢想瀕臨破碎。這種情況讓張學良心情苦悶，他想找個人訴苦又怕傳出去被人笑話，想找人商討個解決方案一時又不知道找誰，這讓張副司令整個10月份都過得不開心。

（現在的西安市碑林區政府是當年的“西北剿總”所在地）

11月1日到11月6日的一週，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將在南京召開；這次會議之後從11月12日往後的10天，又是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張學良作為陸軍一級上將，這兩個會議都得參加。他和省主席邵力子定好了10月30日飛南京的日程，張學良擔心自己離開期間再出什麼意外，所以臨出發前特地給幾個軍長下令，告訴他們自己從南京返回之前，各軍留在駐地不許調動。

在生活中，我們總會碰上一些倒黴的事。你擔心遲到，結果真的就遲到；你害怕股票會跌，結果跌得一塌糊塗；你擔心考試會掛，最後你真的掛了科；你害怕錯過進球一直忍着，剛去上個廁所結果就進了球。這種怕什麼來什麼的現象叫做墨菲定律。張學良很怕他去南京開會期間東北軍再次遭遇失敗，所以囑咐軍隊不能調動，結果東北軍偏偏就在他去南京開會期間遭遇了一場更大的失敗。墨菲定律在1949年才被提出來，而張學良的例子證明這個定律早就存在，只是提出的晚了一些而已。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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