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須謀劃“雙5”增長 避免增速滑至4％以下_風聞

【本文轉自中國新聞週刊，作者 張文魁】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1月份顯著上調對2023年中國經濟增速的預測，從去年秋天的4.4％調高到5.2％，反映了對中國優化疫情管控政策之後的樂觀態度。但奇怪的是，在2月份發表的研究報告中，IMF下調了對中國未來五年經濟增速的預測，不但把2024年的預測值下調到4.5％，而且把2025年和2026年預測值大幅下調了0.9個百分點，預計2026年中國經濟增速首次降到4％以下，2027年則只有3.8％。

其理由是，中國經濟增長將遭遇一些中長期逆風（headwinds）,會導致生產率提升的放緩。IMF認為，未來中國經濟增速在較大程度上依賴於如何提振較為疲弱的生產率，而一些重大的結構性改革，譬如提高增長的普惠性，強化社保從而促進居民消費，延長退休年齡從而增加勞動力供給，推進國企改革從而縮小國有和民營部門的生產率差距，都非常有用。其測算表明，這些改革可以使中國未來五年的收入水平提高大約2.5個百分點。

圖/視覺中國

IMF突然大幅下調對中國未來幾年經濟增長的預期，與中國經濟學界的預測存在較大差異。在中國經濟學界中，很少有人預測2026年中國經濟增速會降到4％以下。

很難説IMF的分析預測是否更加周密和準確，但顯然，其對中國經濟增速預測值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結構性改革推進的快慢。而這一點，卻與國內許多專家的研究結果比較吻合。我曾就中國國企改革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進行了量化分析，模擬結果顯示，即使實施比較温和的國企改革，每年也可提高零點幾個百分點的經濟增速，這比出台刺激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放任債務擴張和槓桿率上升，副作用和後遺症要小得多。

未來五年決定着實現現代化的基本盤

如果僅僅盯着今年，IMF似乎比國內許多專家對中國經濟更樂觀。IMF很可能是對的，因為疫情管控措施實質性解除之後，中國內需支出的擴張，包括住户部門在商品和服務消費方面的支出擴張，比許多專家預想的要更加有力。在生產端，恢復的情況截至目前也不錯。因此，即使從較有把握的態度出發，中國今年經濟增速應該定為5％。

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突出做好“穩增長、穩就業、穩物價”工作。中央把“穩增長”擺在“三穩”首位，很可能並不只是着眼今年這一年，而是着眼更長遠。二十大就提出，要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把“穩增長”擺在首位，應該就體現了二十大提出的質與量互促的戰略思維。因此，我們需要從戰略視野、中長期視角，來認識、來落實“穩增長”要求，也就是説，“穩增長”不僅僅是對今年經濟工作的要求，更是對未來五年甚至十幾年經濟工作的要求。

為什麼需要這樣認識和理解“穩增長”？二十大深入闡釋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概念和推進方略，以及各階段的重要目標。到2035年的目標是，中國將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大幅躍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中等發達國家儘管不是一個嚴格的學術概念，IMF等國際組織也沒有相關衡量標準，而且國內學者對此也有不一致的認識，但仍然可以認為，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人均GDP）於2035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是一個比較明確的指標。我做的一些研究顯示：如果按新冠疫情前的2019年的情形來看，將當年人均GDP為2萬美元左右的國家視為中等發達國家，是比較合適的；而如果將世界上一些主要經濟體未來十餘年的通脹率和匯率變化的情景考慮進來，到2035年，中等發達國家的人均GDP基準線，將達3萬美元左右甚至更高。

2月25日，廣西欽州港自動化集裝箱碼頭，塔吊在運送集裝箱。圖/新華

人均3萬美元左右，並不只是一個紙上的數字，它實際上是人民生活水平和國家綜合實力的核算彙總，也是社會生產力的真實體現，並反映了高質量發展的自然結果。中國2022年人均GDP約為1.27萬美元，與2035年的3萬美元左右還有很大距離，這非常直觀地解釋了中央為何把“穩增長”擺在如此重要的位置。

從2023年到2035年有13年時間，但未來五年將決定着實現2035年現代化目標的基本盤。如果在這五年裏，中國經濟增速如IMF預測的那樣滑落到4％以下，那麼五年後人均GDP可能只有1.7萬美元左右；而且，由於存在趨勢性因素，一旦“下掉”，便難“上翹”,此後經濟增速便很難回到4％以上，並有可能繼續滑落到2030年之後的3％左右或更低，那麼到2035年，人均GDP就難以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只有在這五年裏，把中國經濟增速穩在明顯高於4％、力爭保持在5％以上的水平，才可能使人均GDP在這五年內超過1.8萬美元或更高，才可能使五年後以及2030年後的經濟增長，建立在較高速度的基礎之上，那時即便出現規律性的自然下滑，也可以保持在4％左右或略低一些的水平，從而能夠如期實現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

如果這五年的基本盤比較牢固，那麼第一步，中國將邁入世界銀行所劃定的高收入經濟體行列。世界銀行2022年公佈的高收入經濟體門檻線為13205美元，預計2023年還將因全球通脹率高企而顯著上調，如果中國近幾年的經濟增速能夠穩定在5％以上或左右，大約兩三年內即可邁入高收入行列。而第二步，就是要往人均GDP

2萬美元水平靠近，要進入高收入安全區。國際經驗教訓方面的研究顯示，即使一些國家邁入或觸碰高收入經濟體門檻，也有可能再掉下來，譬如俄羅斯和土耳其，都曾在2012年前後邁入或觸碰高收入門檻，但後來卻“降級”為中等收入國家。我個人將高於高收入門檻線1/3以上的區域，設定為高收入安全區。中國經濟只要基本盤穩固，就可以在兩三年之後仍然保持一定的增長動能，力爭在2030年前後進入高收入安全區。

只要這兩步走得穩，中國實現2035年現代化目標就大有希望，到本世紀中葉就一定能夠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謀劃“雙5”增長****避免增速滑到4％以下

中國需要將5％以上的經濟增速維持得儘量長一些，最好能從今年開始連續保持五年，即實現“雙5”增長。那麼，中國有可能實現“雙5”增長嗎？從已經發布的許多機構的預測分析報告來看，似乎不太可能。

但是，進行經濟增速的分析預測，決不能忽視重大政策對經濟增速的抑制或提振作用；在中國，尤其要考慮重大改革對經濟增速的影響。我們不能靜態地、機械地分析潛在增速。如果看不到中國民間藴藏的巨大增長潛力，就不能正確地認識中國的發展前景。

過去幾十年的發展歷程證明，只要大力推進市場化改革、制度型開放，只要充分釋放企業家精神和民間活力，經濟增長就會比較有力。事實上，過去幾十年的歷史中，一些研究機構，包括非常著名的研究機構，對中國經濟增速的預測，就曾被改革開放所釋放的巨大增長動能“打臉”。

譬如，在上世紀末，許多國內和國際機構對中國“十五”時期經濟增速的預測值大都在6％～7％，而實際上，由於在本世紀初中國加入WTO釋放出巨大的開放紅利，加之上世紀末國企改革釋放了巨大的改革紅利，“十五”期間平均增速達到了9.5％，“十一五”前兩年均超過了10％。所以十六大的時候，中央作出了一個戰略判斷：綜管全局，21世紀頭二十年，對中國來説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現在回頭再看，中央的判斷以及相應的發展部署，是何等正確。

因此，只要我們下決心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中國不但可以把今年經濟增速保持在5％以上，而且確有可能把這個增速維持5年。“雙5”增長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現在的關鍵，是要把謀劃一年經濟增長與謀劃五年經濟增長結合起來，並紮實地實施下去。

實際上，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提出，要更好統籌當前和長遠，既要做好當前工作，又要為今後發展做好銜接。中央明確提出這個“銜接”，就屬於戰略性、前瞻性思維。在實際工作中，應該從戰略高度看待“穩增長”，應該把謀一年與謀五年相銜接，才能把政策資源在一年和五年之間進行合理分配，才能避免過於重視如何把今年的經濟增速搞上去，而忽視如何把五年的增長動能放出來。

如果確立了“銜接”的戰略部署，似乎不應該把過多的精力、過多的資源、過多的政策放在今年，因為根據目前的形勢和趨勢來看，不需要過多的精力、資源、政策投入，譬如並不需要顯著增加各類債券發行和貨幣投放規模，更不需要為了快上重大項目而放鬆環評程序和標準，即可以實現5％以上的經濟增速。IMF把今年中國經濟增速上調0.8個百分點，很可能是因為看到了這一點。

如果我們把注意力過度集中於不太需要發力的今年，而不去籌劃和實施一兩年甚至兩三年之後才能見效的重大改革與開放政策，那麼“雙5”增長就難以實現。只有從今年就着手謀劃“雙5”增長，才能避免中國經濟增速在五年內滑到4％以下，才能築牢中國經濟基本盤。

實現“雙5”增長****需要怎樣的改革開放

謀一年與謀五年相銜接，實現“雙5”增長，比把今年增速搞到5％以上，要難得多。“雙5”增長部署，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場化改革、制度型開放部署。

中央對市場化改革、制度型開放非常重視，二十大報告有很多相關論述。二十大報告以及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強調要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改革有機結合起來，就應該成為“雙5”增長的重要抓手。

推進一些重要的結構性改革，不但可以理順諸多重大關係，還可以直接為需求擴張提供有力支撐。而毫無疑問，內需擴張，特別是住户部門消費需求的擴張，是“雙5”增長的重要基礎。要擴大居民消費，雖然實施税費減免、發放消費券、創造新消費場景等舉措可以起到短期刺激作用，但從中長期來看，根本還是在於提高居民可預期的可支配收入。如果只為了今年保增長，政策上似乎應該繼續採取上述短期舉措以刺激消費，但為着謀一年與謀五年相銜接，由於去年消費基數低，今年反彈動能較強，當下這一年的消費增長並沒多大問題，此後幾年的消費增長才是大問題。

因此，應着眼於中長期如何提高居民可預期的可支配收入。這就需要大力推進結構性改革。構建更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特別是營造一個讓廣大中小微企業有穩定感、有安全感、有自主感的營商環境，從而有效地增加居民就業和收入，有效地提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當然，就擴大內需而言，還需要進一步調整和強化社會保障，並探索形成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續增長、勞動者報酬持續提高的良性機制，而這些良性機制的形成，也涉及到企業部門的生產率能否得到持續提升、企業部門投資與債務的螺旋式上升能否受到節制、政府部門與企業部門之間的關係能否得到改進，等等。

總之，整個企業部門的改革，以及企業部門與政府部門之間關係的改革，至關重要。這無疑需要進一步推進國企的市場化改革。國企市場化改革的深化，很可能是開啓許多重大改革的樞紐。國企市場化改革所能帶來的正面效果，並不完全限於IMF在前述研究報告中所指出的縮小生產率差距（close

the productivity

gap）。儘管國企產出佔中國GDP的比重並不太高（約為30％左右），但在許多重要產業中佔有主導地位，對市場的開放性、競爭的公平性、企業進入和退出的順暢性，都有非常重大的影響。

深化國企市場化改革，有助於糾正資源錯配和市場扭曲，有助於非國有企業在大致公平競爭的環境中發展壯大，有助於企業家精神的發揚光大。中央早已指出，國家要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使用資源要素、公開公平公正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從制度和法律上把對國企民企平等對待的要求落下來。

國企改革，不僅僅是國有部門自己的事，也是關乎整個市場化改革和公平競爭環境的事。

更進一步，國企市場化改革能否繼續推進，也涉及到中國既有經濟增長模式能否順利轉換。在過去若干年裏，中國國企債務有了比較明顯的新擴張，特別是一些地方的國企工具化、國資擔保化的傾向較為嚴重，使得政府與企業之間的財務邊界更加缺乏清晰性和透明度，藴藏了較大的宏觀風險。

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為什麼難以擺脱債務推動？中國不同企業為什麼有着不同的流動性策略和態度？企業部門的流動性策略和態度所導致的宏觀結果是什麼？也許宏觀經濟學家只關心宏觀指標，而並不在乎和關注這些問題，但一些經濟學家，譬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本特·霍姆斯特朗和讓·梯若爾等人從微觀經濟學視角得到的研究結論，足以讓我們更加認識到微觀部門改革對於宏觀經濟的意義。如果忽視企業部門改革，僅從宏觀經濟角度來尋求增長模式轉換的方案，是難以如願以償的。

實現“雙5”增長，還需要我們堅持走開放的道路，特別是要貫徹落實中央提出的制度型開放。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奇蹟，與對外開放、融入全球化密切相關。而且，開放已經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如果中國與外部世界走向“隱形脱鈎”。那就不僅僅會影響到中國的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的開放性和全球化，不僅僅會影響到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速，而且也會影響到其他許多方面。

中央指出，要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要積極推動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夥伴關係協定（CPTPP）和數字經濟夥伴關係協定（DEPA）等高標準經貿協定，並要主動對照相關規則、規制、管理、標準來深化國內相關領域改革。只要我們更加有力地推進這些工作，相信中國的制度型開放會取得新進展，而“雙5”增長也會有更好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