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真成日本文化了？_風聞

回到三國時代，和名留青史的武將們一起上陣殺敵，這是許多人自兒時起就無法抗拒的幻想，如今，再一次在遊戲《卧龍：蒼天隕落》中得以實現。

3月3日發售的《卧龍：蒼天隕落》，堪稱整個2023年中國玩家最期待的3A大作之一，去年6月首次曝光後，它就數次以出圈的姿態登上微博、抖音、B站等平台熱搜。製作組過去推出的2部《仁王》都是叫好叫座的佳作，開發實力毋庸置疑，但顯然，三國題材才是這款遊戲備受期待的真正原因。

遊戲中，玩家會化身為無名義勇兵，以“行雲流水般的中華武術踏破妖魔橫行的三國亂世”。這也正是標題的含義，製作人安田文彥在採訪中解釋過：“大家知道卧龍一般特指諸葛亮，在此我們取其隱龍的含義，比喻當下默默無聞的主人公，和在未來大放異彩的三國英豪。”

上一次遊戲圈出現相似局面，莫過於2019年策略遊戲《全面戰爭：三國》發售，彼時遊戲銷量首周即破100萬份，而按Steam上的評測語言推測，國內玩家可能貢獻了半數以上。

不同的是，《卧龍：蒼天隕落》是款上手門檻相對低些的ARPG遊戲，直播和傳播的效果也更好，參考前幾年在遊戲模式上有幾分相似的《只狼》和《艾爾登法環》，《卧龍：蒼天隕落》的國內熱度還有不小的發酵空間。

而不論《卧龍：蒼天隕落》最後成績如何，國內玩家心中始終有一根刺——這又是一部“日本人做的三國作品”。

哪怕暫時拋開中日兩國在產業路線、遊戲質量上的差異，日本對三國的迷戀，也已經遠遠超出了常規狀況下一個國家對異國故事的喜愛程度。

愛三國，有多愛？

2020年時日本上映過一部名為《三國志新解》的電影，走惡搞路線，全片充盈着被顛覆的角色形象與日式冷笑話，豆瓣上有高贊評論稱“陳壽看了會流淚”。

然而“解構”或“顛覆”要有市場，前提就得是觀眾對文化母體足夠熟悉。《三國志新解》最終在日本本土拿下了40億日元票房，列日本年度票房榜第七。換個語境很容易理解這真金白銀的分量：如果拍部《大話日本戰國》在國內上映，根本不會有人關心。

日本的ACG產業遠比真人影視更加發達，三國也一向是熱門題材。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便有一部耗資15億日元、歷時4年製作的動畫劇集問世，動畫分《英雄的黎明》《燃燒的長江》與《遙遠的大地》三部，投拍的重視程度及國民影響力，類似國內90年代末央視出品的《西遊記》動畫。首部《英雄的黎明》同名BGM後來也被TVB《天龍八部》等作品使用，在國內也有很高知名度。

在漫畫領域較早掀起“三國熱”的當屬橫山光輝的《三國志》，該作從1971年開始連載，16年後才完結，單行本共60卷，重印70餘次，是無數日本人的三國啓蒙。

90年代的《蒼天航路》則在動漫領域內開闢了另一條路，這部漫畫完全以曹操為主人公，用日式熱血漫的筆法重構了三國故事。自此，日本漫畫和動畫對三國題材的開發就脱離了歷史演義範疇，變得能以任意人物為主角，也能與任何流行元素結合。

2000年開始連載的《一騎當千》把舞台變成青春校園，有濃厚的媚宅賣肉屬性；2002年的《諸葛孔明：時之地平線》則迎合女性讀者把角色全部變成了美男子；2007年的《鋼鐵三國志》渲染奇幻戰鬥風；2010年的《SD高達三國傳》顧名思義，是與高達IP結合的三國版機甲亂鬥……

這種“魔改”做法一直延續至今，其實也是日本文娛業三國題材產量夠多的保證。剛發售的《卧龍：蒼天隕落》也沒有“老老實實”地寫實，而是從《山海經》汲取靈感，在遊戲內加入了大量神魔元素。

遊戲領域，日本堪稱向世界推廣三國文化的先鋒。一切始於光榮株式會社社長襟川陽一從妻子那收到的生日禮物：一台個人計算機。光榮從染料公司轉為遊戲公司，並在1985年發售了世界上第一款三國題材電子遊戲《三國志》。

一款遊戲的熱銷總會引來模仿與競爭者，《三國志》後許多日廠都拿出了自己的三國遊戲，比較有代表性的有南夢宮的《霸王的大陸》、卡普空的《吞食天地》等。不過只有光榮始終在同一領域耕耘，後來又開了《三國志英傑傳》和《真三國無雙》兩條產品線。

時間流轉，《三國志》和《真三國無雙》這兩個系列不僅仍在推陳出新，還大有“反向推廣”之勢。經常在App Store暢銷榜上位列Top10的《三國志·戰略版》來自光榮《三國志》正版授權，前年內地上映的《真三國無雙》是“中國根據日本根據歷史改編的遊戲改編的電影”。

當然，日本不僅自己樂於開發，國內的三國題材作品流傳過去往往也頗受歡迎。

央視94版的《三國演義》電視劇比較典型，當年國內播出不久，NHK電視台便遠渡重洋，用每集1.5萬美元的價格買下版權，還以每集1萬美元的成本用於日語配音等後期製作，於1995年4月在日本開播，應觀眾要求在3年內播了兩遍。去年劇中關羽的飾演者陸樹銘去世，日推上也有不少網友發文悼念。

吳宇森的電影《赤壁（上）》在日本上映時，連奪5周票房冠軍，最後以5241萬美元的成績破了亞洲電影（不含日本）在日本的票房紀錄，一年後，紀錄又被《赤壁（下）》以5637萬美元再度打破。新京報當年的報道稱《赤壁》在日本滿意度高達90％，而吳宇森認為“這與日本人對三國文化的熱愛有很大關係”。

這股熱情有時會催動普通民眾做出驚人之舉。自詡“宅男”的佐久良剛平時足不出户，也不懂漢語，卻因為太愛三國，完成了一趟180天的跨國揹包遊，走遍中國100多個三國景點。他把自己的經歷寫成了遊記《三國志男》，書籍出版當年一度成為亞馬遜遊記類銷售榜第一名。

在更大的社會尺度上，日本曾有過一種很有趣的現象——將三國裏的兵家權謀和用人之道引入現代企業管理和人際關係中，現象產生的時代背景則是日本70年代到80年代的經濟騰飛期。

1985年《願望》雜誌的創刊紀念號便編撰了《三國志：商業學的寶庫》特輯，特輯約稿中有學者提出，松下幸之助正是因善用諸葛亮的謀略戰術使松下電氣成為了大企業。慶應義塾大學教授立間祥介曾整理一份三國研究書目，1979-1987這8年裏三國經管類的出版專著達18種之多。

這種現象或許會讓國內讀者產生濃烈既視感，21世紀中國經濟開始騰飛時，市面上也非常流行這類“三國裏的人際關係”、“從三國看管理”式讀物。國內“以史為鑑”並不稀奇，日本也有類似社會風氣，便折射出他們已將三國內化為本土文化了。

日本對三國的綜合性學術研究至今未停，日本二松學舍大學中文系教授伊藤晉太郎每年發表《日本“三國文化”研究論著目錄》，統計範圍包括各類專著與論文，2019年共有91篇（本），目前可查最近的是2021年，在“學會連續兩年線上研討，數量遠不及新冠肺炎爆發前”的情況下，依然有46篇（本）。

從異國文化到本土文化

很多人在日常接觸中或許就有感知，日本對“三國志”一詞的使用十分混亂，不僅不是特指陳壽所撰的史書，甚至還能用於小説、漫畫、遊戲等後世改編作品，相當於國內使用“三國”來作為統稱。

這種使用習慣就得從《三國志》和《三國演義》的譯介歷史説起了。使用習慣還只是個微小的歷史副產物，而理清了日本對三國的接受過程，基本也就從歷史層面回答了“為什麼日本人愛三國”。

唐代時，日本天皇多次派遣遣唐使來中國學習，史書《三國志》也由此傳入日本，《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對此有明確介紹：“《三國志》六十五卷，晉太子中庶子陳壽撰，宋中大夫裴松之注。”而最早關於《三國志》的記載出現在760年一本貴族傳記《藤氏家傳》中，書中一句評語寫道：“董卓之暴虐吾國亦有。”這説明當時《三國志》已經被部分貴族閲讀。

但日本古貴族與庶民間存在文化鴻溝，三國故事在日本流行起來還得歸功《三國演義》。《三國演義》已知的最早刊本是1522年的嘉靖本，日本關於《三國演義》的記載最早是1604年《林羅山先生集》附錄的閲讀清單（當時貴族能直接讀漢語），跨國傳播速度在古代已經算快。

彼時日本進入江户時代，政局穩定、生活平穩，民間娛樂也大為盛行。1689年，京都天龍寺一對僧侶兄弟以“湖南文山”為筆名，將《三國演義》完整翻譯出版，這是日本第一次翻譯國外長篇小説，且純粹出於非功利目的，小説很快就傳到了市民階層中。

該譯本參照的是李卓吾批評本，而清代中國讀三國的主流是1679年成稿的毛宗崗本，儘管內容不同造成了很多後續影響，但幾乎可以認為，此時小説《三國演義》在中日兩國的流行基本是同步的。

眾所周知，《三國演義》又名《三國志通俗演義》，湖南文山翻譯時把書名直接譯成了《通俗三國志》。該譯本的影響持續了兩三百年，後來日本又興起翻譯毛宗崗本的潮流時，也只有極個別版本會譯成《三國演義》，“三國志”就這樣作為史書和小説的共同稱呼固定了下來，並慢慢擴大到代指整個三國題材。

在江户時代，《三國演義》還產生了一些輻射影響。比如引發民眾的“唐話（漢語）學習熱潮”，《金澤大學中國語學中國文學教室紀要》中記載：“1711-1716年間，《三國演義》以語言教材的形式，成為了學習書籍之一。”

此外，和我國明清類似，小説和其他藝術門類存在一種聯動關係，在日本，這種效應主要表現在浮世繪和木偶戲（人形淨琉璃）上。1709年，人形淨琉璃便第一次表演了“死諸葛退生仲達”，往後數個世紀，三國故事都這樣同時存在於一海之隔的大陸與島國的民間曲藝舞台上。

以三國故事為基礎的繪本同樣數量繁多，如《畫解三國志》《繪本三鼎倭孔明》等。學者上田望曾指出：“江户時代後期，日本民眾對三國中的故事已較為熟悉，畫家們改變了原有小説插圖的形態，因此在日本出現了日式戴鬥版的插圖創作。”

“戴鬥版”指的是葛飾戴斗的《繪本通俗三國志》，繪本中的人物樣貌偏向日本人，鎧甲以日式層疊肩甲和腰甲為主，還融合了服和日本民間服飾的花紋特徵，這意味着從這一時期開始，三國就被日本吸納成了自己文化的一部分。

當然，不是每種成型的古代文化都會被引入現代。現代日本人三國觀的源頭可以歸於一個名字：吉川英治。

吉川英治有“日本大眾小説第一人”之稱。他並不通曉漢語，因而以湖南文山等前人的《三國演義》譯本為藍本，用符合日本人欣賞習慣的方式進行改寫和二次創作，從1939年起在報刊連載《三國志》小説。在自序中他寫道：“並不做略譯或摘抄，而是把它寫成報紙連載小説。劉玄德、曹操、關羽、張飛等主要人物都加上我的解釋和獨創來寫。隨處可見的原本上所沒有的詞句、會話等也是我的點描。”

結構上，吉川《三國志》共分桃園、羣星、草莽、臣道、空明、赤壁、望蜀、圖南、出師、五丈原十卷，“桃園”章加了許多以劉備為主角的原創劇情，全書是這樣開篇的：

後漢建寧元年。距今約一千七百八十年前。有一個旅行者。除腰間佩掛一劍之外，渾身襤褸不堪，但唇紅眉清，更雙眸聰慧，兩頰豐腴，時時隱含微笑，總之，絕無猥瑣低賤之相。

隨後，劉備立於黃河之岸高呼：

“列祖列宗在上，請佑我劉備，護我蒼生，光復大漢，重鑄和平！”

不論描摹方式還是角色言行，顯然和中國古典小説大相徑庭。全書還在“星落秋風五丈原”之後就收尾結局，吉川表示：“孔明一死，我寫小説的氣力和文思都變弱了，只能到此結束。”

由於諸葛亮的一生既切合武士道精神，又符合物哀審美，此前就一直是最受日本文人、讀者喜愛的角色，吉川繼續放大了這點。首尾改動之後，便也不存在《三國演義》“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主題了，成了一部“全新的日本版演義”。

更大的變化則在角色層面。在吉川筆下，曹操出場是貌美的貴族少年“白麪郎”而非“白臉奸雄”，有立志結束亂世的英雄豪氣；關羽沒有打死惡霸、推車賣棗，“熟讀《春秋》”的他變成了草堂教書先生；諸葛亮並非“多智近妖”，他能借東南風只是因為了解氣候，擺祭壇則是有意故弄玄虛，給自己逃離東吳爭取時間，“五路退敵”則是閉門多日苦想出來的；或許也正因原著裏一些被神化的角色褪去光環，趙雲的武勇被更凸顯出來……

不僅如此，吉川《三國志》還在許多女性角色身上加重了筆墨。如劉備幡然醒悟要復興漢室，是因他的母親摔杯警醒。再如原著“工具人”貂蟬，刺殺董卓功成後，被安排了留下絕命詩、自殺以了終生的悲壯結局。

值得一提的是，這項特色也在後世得到廣泛繼承。《卧龍：蒼天隕落》裏，便有戲份堪比女主角的“紅晶”。光榮的遊戲更是重新塑造了一大批三國女性，甄姬、孫尚香、關銀屏這些約定俗成的人物名，均由遊戲創造或推廣開來，其中孫尚香“弓腰姬”的外號就出自吉川《三國志》。

吉川《三國志》出版後，在日本擁有很高國民度，幾乎取代了《三國演義》的地位。後來便有了將其原封不動漫畫化的橫山光輝《三國志》，再有光榮在遊戲領域引起“三國熱”……順着這條脈絡下來，如今日本的大部分三國題材作品尤其是角色人設，也沒有脱離吉川《三國志》的影子。

到底是誰的“三國”

除了可考證的歷史脈絡，日本對三國的喜愛，或許還有些更深層次的文化原因。

首先是常被提及的“三國與日本戰國的相似性”。這兩段時期的時間跨度接近，羣雄逐鹿、兵法謀略、武將單挑等精彩要素也相仿，更重要的是許多歷史人物甚至能一一對應，因而日本大眾很容易接受。

織田信長盤踞京都、天下布武像“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操，布衣起家、晚年強徵敵國失敗的豐臣秀吉和劉備有幾分相像，被稱為“軍神”、重視情義的上杉謙信容易讓人想到關羽……當然，三國之於戰國也是古代，一些戰國人物在自己的活躍時期本來就被冠以三國外號，如竹中半兵衞有“今孔明”之稱，本多忠勝被贊為“日本之張飛”等。

光榮出品的《無雙大蛇》系列證明和發揚了這種相似性，遊戲乾脆將兩個時代架空打通，幾百號三國和戰國人物總能在史實的基礎上，被挖掘出一些對應和互動關係。

容易被忽略的是，中國三國與日本戰國的對照綁定，其實也是歷史的巧合——德川家康結束戰國時代建立幕府不久，《三國演義》便在江户初期傳入了日本並得到翻譯。有這種時間上的承接關係，三國故事迅速在民間得以傳播、日本將兩個相似時代更緊密地聯繫起來也很自然。

再者，《三國演義》之於日本具有稀缺性。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徐英瑾便認為：“像《三國演義》這樣的不加掩飾地展現馬基雅維利主義謀略的通俗軍事歷史小説，在日本歷史上是沒有的。”

也就是《三國演義》傳入前，日本人沒見過這樣“為了達成目的而毫無道德障礙地”運用謀略的小説，稀缺引發追捧。不僅如此，《三國演義》傳入時適逢平民階層成為文藝消費的主體，它剛好填補了日本傳統文藝中俗文化薄弱的短板，於是成為了日本文藝創作轉向世俗化的源頭之一。

最後，還有一種觀點認為“三國”對日本存在着某種文化尋根上的意義。日本本國存有最早的歷史文獻是《古事記》和《日本書紀》，兩者均成書於8世紀初，更早的史料就只能在別國文獻裏找了。

而世界範圍內，對日本有記載的最早史書就出自中國漢代。《後漢書·東夷列傳》中有過零星幾筆：“桓、靈間，倭國大亂，更相攻伐，歷年無主。”往後就是《三國志·魏書》裏記載的魏國與“邪馬台國”的多次往來，魏王曹睿還賜予過女王卑彌呼“親魏倭王”的印鑑。

換言之，日本民眾熱衷三國，可能與三皇五帝、洪荒神話對許多中國人有強大吸引力有着異曲同工之處，都是潛意識裏存在着對自己文明起源時期的好奇。

淘去歷史沙塵，幾千年後的現在，日本實際上已經建構出了自己的三國文娛再創作體系。如前文所述，《三國演義》曾在中日被“共享”，三國早在江户時代就被吸納為日本本土文化，但吉川英治的《三國志》在現代把“日本三國”引向了新方向。

在中國，毛宗崗本描述的曹操“奸絕”、關羽“義絕”、諸葛亮“智絕”深入人心，人們閲讀的、各類文娛作品改編的，還是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但在日本，進行再創作的初始藍本是吉川《三國志》。這本質上已經是兩種三國文化了。

因此，在理論上，“我們的三國題材怎麼總被日本做出好作品”其實不太成立，也沒必要羨慕或忿恨。

前提是——兩種“三國文化”在輸出體量和質量上有同等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