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 對世界底層邏輯的嚴重誤解, 正在撕裂中國人心 | 文化縱橫_風聞

強世功

北京大學法學院

【導讀】近年來，全球形勢急劇動盪，輿論場上對世界發展的解讀主要有兩種：一種認為世界處於中美競爭、“逆全球化”的悲觀境地；一種則認為全球化趨勢猶在，中美合作、“熱和平”才是主流。然而，這兩種心態都對“全球化”存在一定誤解，未能真正觸及當前世界問題的本質。

本文分析，後冷戰時代以來，美國在全球推廣“全球化”概念，使之成為全球公共話語，以至於人們對國際問題的思考，往往侷限於是否有利於推動“全球化”，還是會導致“逆全球化”。在此思維慣性下，“全球化”概念變成價值指南，讓我們不假思索地認定“全球化”就是好的，“逆全球化”是壞的，前者與“改革開放”一致，後者不免有“閉關鎖國”之嫌。然而，這種理解其實混淆了“全球性”與“全球化”的不同，以致不明白“全球化”的真正意涵，以及“全球化”背後的世界帝國秩序。

作者指出，“全球性”是一個社會學概念，代表着世界相互聯繫的現象，但“全球化”則是一個政治概念，背後隱含着以誰為標準、誰來推動的問題。“全球化”的結果是建立“世界帝國”，在看似由平等的主權國家構成的世界帝國裏，其實有一個核心，其他國家則是核心的“附屬行省”。今天，美國就是這個世界帝國的核心。而中國人面臨的問題則是，我們究竟是要將自己改造成為世界帝國體系的行省或“遠東之錨”，還是保持自主性，繼續推動世界向多極化發展，並在聯合國這個全球民主體制下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

從這一意義上説，中美競爭的實質，是中國作為獨立的主權國家與美國所構建的世界帝國，圍繞全球秩序和人類文明未來發展走向而展開的競爭。基於這一本質認識，我們需要重新梳理“世界帝國史”，重新考察世界帝國的形成如何改變人類文明的演化進程，並在“全球性”的基礎上，重新思考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和歷史意義。

本文原載《讀書**》2023年第3期**，原題為****《全球化與世界帝國》。****************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後冷戰時代開始以來，美國在全球推廣“全球化”（globalization）這個概念，並由此日益主導着全球公共話語，以致任何引發全球關注的重大事件都會被人們從這一角度評估是有利於推動“全球化”，還是導致“逆全球化”。在這樣的思維慣性下，“全球化”概念不僅是事實的陳述，而且變成價值指南，讓我們不假思索地認定“全球化”就是好的，“逆全球化”是壞的，前者與“改革開放”一致，後者不免有“閉關鎖國”的嫌疑。然而，這種理解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我們混淆了“全球性”與“全球化”這兩個概念的不同，以致不明白“全球化”的真正意涵，不理解“全球化”的背後乃是世界帝國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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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文語境中，我們對“全球化”有着巨大誤解。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們在不經意間將這個概念理解為一個名詞，並在社會學意義上用“全球化”來描述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趨勢，即曾經在地球上分散的人類文明逐漸形成越來越緊密的聯繫，甚至成為無法相互分割的整體。因此，“絲綢之路”、地理大發現被看作全球化歷史中的標誌性事件。從鐵路到互聯網的科技進步，使得“地球村”不再是比喻，而是近在眼前的現實。氣候變暖、疫情傳播、星際探索，乃至“元宇宙”都變成了“全球化”所關注的主題。在目前流行的全球史寫作中，茶葉、蔗糖、棉花、咖啡等作物的全球流動，人權、司法審查、“門羅主義”等概念的跨語境傳播，都變成了重要的話題。

**這種對人類生活越來越邁向“地球村”的理解在不經意間混淆了“全球性”與“全球化”。我們上述對全球化的理解實際上講的是“全球性”，即任何事物都需要從全球互動視角來理解並獲得其全球性意義。**人類空間意識中不斷壓縮的“全球性”狀態乃是我們必須面對的歷史命運。因此，“全球性”作為名詞描述的是一個客觀的歷史現象和歷史進程。相應地，“全球化”其實是一個動詞，關注的是如何將人類生活從“非全球性”或“前全球性”狀態推進到全球性狀態中。**因此，作為一個動詞，“全球化”概念的真正意義恰恰是那些被隱蔽起來的內容，即“誰”用“什麼方法”把“何種事物”向全球進行推廣。**它意味着有一種力量將原本屬於地方性的要素（比如生產工具、商品、制度組織方式、文化觀念和信仰等）向全球推廣，從而使其凌駕於其他類似的地方性要素之上，最終具有了全球性，乃至普適性。

**在這個意義上，“全球性”是一個社會學觀念，而“全球化”乃是一個政治概念，****並且隱含了曾經分散在地球上的各種地方性文明為爭奪“普世文明”的支配權而展開的鬥爭。**而“全球化”理論往往是為這種獲勝的文明或生活方式提供意識形態的正當性辯護：這種勝利不僅由於在這場爭奪中擁有的實力而獲得正當性，更因為其正當性才取得必然勝利。當這種言詞無法説服對方時，人們往往會訴諸槍炮來“證明”。由此，政治與哲學乃至神學始終糾纏在一起，“硬實力”“軟實力”和“巧實力”、“經濟權”“政治權”和“話語權”、“捱打”“捱餓”和“捱罵”等等，就糾纏在各種力量交織鬥爭所推動的全球化世界中。

從這個角度看，鄭和下西洋和歐洲大航海運動的區別不在於時間先後與規模大小，而是性質不同。前者就意味着“全球性”，表明航海技術已經能夠將不同的生活方式連接起來，但這並不意味着中國要將自己的生活方式向東南亞、印度洋和非洲沿岸推廣，從而成為一種凌駕於其他文明之上的普遍性生活方式或“普世文明”。後者則意味着“全球化”，歐洲人將其文明通過傳教、商業、暴力等方式向全球範圍擴張、推廣，從而取得普遍主義的凌駕性支配地位，它是西方世界崛起之後的“特殊專利”。因此，中國文明在東亞地區的傳播不是“全球化”，蒙古帝國在歐亞大陸的擴張也不是“全球化”，伊斯蘭教在歐美的傳播更不能被看作“全球化”，全球共產主義運動、反殖民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非但不能被看作全球化，反而被看作“逆全球化”的潮流。

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全力打造“全球化”的意識形態，希望將其生活方式在全球加以推廣，從而利用後冷戰單極世界優勢，締造一個由美國主導的世界帝國。至於那些將“全球性”與“全球化”混為一談從而熱烈擁抱全球化的人們，不過是主動或被動地扮演起世界帝國臣民的角色而已。與“全球化”相一致，曾經風靡的“地球是平的”這句話的真實含義，是用各種力量將整個世界夷平，以便建立起世界帝國。因此，後冷戰以來，無論“歷史終結”的暢想，還是“文明衝突”的憂思，這兩種看似矛盾的主張，實際上共同構成世界帝國的意識形態，即用“文明衝突”來推動“歷史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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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角度來看，今天主流媒體和學界關於“全球化”“逆全球化”乃至“再全球化”的討論，以及中美關係“脱鈎”與“再掛鈎”的爭論，往往將“全球化”混同於“全球性”。我們僅僅關注到“全球性”的表面現象，忽略或迴避了“全球化”的政治實質：誰的全球化，何種全球化？這些爭論和判斷往往基於“全球性”來觀察和分析歷史現象，結論不同既是由於選擇關注的現象片段不同，也是由於對歷史進程的主觀期待有所不同。就像裝有一半水的杯子，有人會將其描述為“半杯水”，有人則描述為“半杯空”。悲觀主義者看到了中美競爭和“逆全球化”的一面，從而認為中美已經進入“新冷戰”，期待國人不要抱有幻想，紮紮實實做好準備；樂觀主義者看到中美合作和全球性發展的歷史趨勢，認為中美處於“熱和平”，期望努力推動中美合作，避免陷入“自我實現的預言”。

然而，如果我們試圖擺脱經驗主義，從歷史經驗的“全球性”表象深入到對歷史內在邏輯的把握，就必須藉助哲學思考來把握歷史發展的主要矛盾及其變化規律，把握“全球化”進程中各種力量的對比關係。這就意味着，我們必須以一種客觀冷靜的科學態度，把握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及其發展趨勢，圍繞推動全球化的政治主體之間的力量對比關係來思考全球化的動力。

眾所周知，在將全球連為一體的大航海時代，海盜、冒險家、封建君主、金融家們是大航海事業最早的推動者，緊隨其後的則是教會、教士、商人、企業主等。今天的跨國公司以及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組織可以説是這個傳統的繼承者。然而，在所謂西方“發現”世界的“全球化”進程中，誕生了真正的政治主體——現代主權國家。**可以説，主權國家從一開始就是全球化的產物，是歐洲封建領主在這場以殖民掠奪為主要特徵的全球化競爭中的產物，是圍繞掠奪殖民地以獲得優勢權力而展開的長期戰爭中鍛造出的產物。**因此，主權國家從一開始就與全球殖民掠奪、商業貿易、金融和戰爭聯繫在一起，這就是現代“財政—軍事國家”的崛起。在此基礎上，歐洲建構出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國際社會”。今天的國際經濟理論和國際政治理論很大程度上是對“全球化”進程力量對比關係的思考。

然而，當我們在理論上將“國家”想象為一個獨立的決策主體時，似乎假定了這些國家之間是平等的。如果我們考慮到主權國家誕生的“全球化”背景，即西方文明凌駕於全球之上成為“普世文明”的歷史進程，那麼“全球化”的政治主體表面上看是主權國家，實際上是主權國家背後的整個歐洲發展出來的現代文明。因此，亨廷頓將“全球化”的分析單元確定為“文明”，認為西方文明凌駕於其他文明之上成為“普世文明”，並與其他文明形成“文明衝突”。儘管地球上很多主權國家從屬於某種文明形態，但只有文明中的“核心國家”才能領導文明的發展。**可見，“全球化”的政治主體表面上是主權國家，實際上是文明及其背後的“核心國家”。這種文明與核心國家的結合就是我們通常所説的“帝國”。**因此，帝國與文明才是我們理解“全球化”乃至全球秩序的基本分析單元。

從這個角度看，全球化的歷史其實是帝國擴張與爭霸史。如果從帝國和文明的角度看，人類文明史乃是從“區域性文明帝國”邁向“世界帝國”的歷史。區域性文明帝國往往以農業或遊牧作為基本生存方式，因此帝國財富來源於土地，區域性文明帝國就以領土擴張為特徵，最典型的就是蒙古帝國及其後繼者的領土擴張心態。然而，隨着大航海時代商業貿易建構起了全球經濟網絡，整個世界被貿易、金融組織在一起，從而推動以領土擴張和宗教控制為特徵的古典帝國形態，向全球經濟金融的擴張和控制的新型帝國形態轉變。因此，殖民帝國既有古典帝國領土擴張的特徵，也更多着眼於建構經濟產業鏈分工體系的新型控制模式。前者屬於傳統的“有形帝國”（formal empire），後者就屬於現代的“無形帝國”（informal empire）。大英帝國就是古今帝國形態轉型的中間形態，它將這種“有形帝國”與“無形帝國”結合起來，構建出第一個世界帝國——“自由貿易的帝國”。在此基礎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從英國手裏接過了世界帝國體系，徹底拋棄了“有形帝國”形態，在“無形帝國”的基礎上建立起“自由主義利維坦”。而在後冷戰的今天，美國以建構“新羅馬帝國”為目標，進一步推進世界帝國的建設。可見，“全球化”隱含的政治含義就是推動建構由美國主導的世界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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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説，大航海時代以來的歷史是西方建構世界帝國的歷史，那麼這個歷史進程當然會遭遇到各種反抗，並改變世界帝國的建構和演化。比如，正是由於共產主義運動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反抗，導致美國放棄殖民地的“有形帝國”方案而全面轉向建構“無形帝國”，更多依靠科技優勢、金融壟斷、文化意識形態來控制世界。由此，世界帝國就變成美國通過科技、經濟、金融和文化觀念的“全球化”建構起的一個越來越堅固的底層，實際上就是通常所説的資本主義。而在資本主義底層之上，則建立起法律形式上獨立平等的主權國家所構成的國際社會。

這種世界帝國構造必然形成底層的資本主義與上層的民族國家之間的衝突，即每一個民族國家都試圖藉助自己的力量來控制它。由此世界帝國的歷史就成為不同國家爭奪對資本主義底層的控制過程。這種爭奪往往會發展為世界大戰，其結果是最強大的國家才能獲得控制權，而它也必然按照自己的形象來重新塑造這個世界帝國的資本主義底層，從而推動世界帝國形態的演進。

世界帝國之所以從大英帝國向美利堅帝國轉移，一個重要原因是大英帝國缺乏足夠的政治力量來掌控這個底層的“自由貿易帝國”。美國的世界帝國建設不僅在於大幅度強化對底層資本主義的控制，更重要的是推動對主權國家進行民主化的政治改造，並由此組織其聯盟體系，來解決底層資本主義與上層民族國家之間的矛盾，解決民族國家爭奪對底層資本主義控制權的鬥爭，解決資本主義全球化底層的“美國性”與上層民族國家的文明多樣性之間的“文明衝突”。**只要這個國家建立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底座上，只要這個國家是自由開放的民主化國家，那麼來自底層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力量，包括經濟的、金融的、文化傳媒甚至軍事暴力，就會控制這個國家的經濟、政治乃至文化。**這才是民主化締造“永久和平”的秘密，即弱小的民主化國家必然淪為世界帝國的準殖民地，而強大的民主化國家也最多扮演起世界帝國行省的角色，因為民主化的政府不過是資本主義全球化底層勢力的資產管理委員會。在這個意義上，世界帝國對內始終要提防帝國行省的崛起和反叛，對外要鎮壓不受“全球化”底層資本主義控制的國家和政權，特別是有可能對這一秩序構成破壞的國家和政權。

從這個角度看，冷戰起源於一種“反世界帝國”乃至“逆全球化”的政治運動。社會主義國家不但在經濟、金融和文化上完全脱離西方幾百年來“全球化”所建構的世界帝國體系的底層架構，並由此建構了屬於自己的經濟、金融和文化的基礎，而且在政治制度上徹底斬斷了全球經濟資本力量對本國政治的控制，從而獲得了高度的政治自主性，並以此來建構一種新的世界體系。在這個意義上，冷戰乃是分別以美國和蘇聯為中心推動的兩種“全球化”乃至兩種世界體系之間的競爭。因此，後冷戰以來的歷史，既是美國通過“全球化”來建構世界帝國的歷史，也是一部反世界帝國建構、推動全球向多極化方向發展的歷史。因此，“全球化”與“逆全球化”趨勢是“世界帝國”的單極化建構與“反世界帝國”的多極化建構之間的鬥爭，以致任何具有“全球性”的重大事件，都會圍繞美國推動的世界帝國的“全球化”形成截然分裂的兩種立場。

只有在這種歷史大背景下，才能真正理解一八四〇年以來中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歷史遭遇，才能理解所謂古今中西衝突的深層根源，即**中國面對世界帝國擴張的兩難：既要在經濟底層上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又希望在政治上層中保持國家主權獨立性和自主性，從而避免淪為附庸國或帝國行省的地位。**前者是從傳統邁向現代的必然，而後者則是幾千年文明培育出來的政治自覺。近代中國融入全球底層資本主義的進程恰恰是中國逐步淪為世界帝國附庸國的半殖民地化過程。由於“巴黎和會”引發的五四運動乃是中國人面對世界帝國體系的一次政治覺醒，如何擺脱全球化底層資本主義帶來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世界帝國統治，努力建立一個主權國家真正獨立平等、團結互助的世界新秩序，成為“五四”以來中國人的世界政治意識。這種對世界新秩序的政治意識反過來推動了國家建設，推動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因此，要真正讀懂黨史、國史、改革開放史和社會主義史這“四史”，還必須讀懂作為其底層架座的全球史——尤其是世界帝國史——這“第五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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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當中國人面對西方世界幾百年來建構的世界帝國體系，面臨的問題與百年前依然相似，那就是，中國究竟是要將自己改造成為世界帝國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成為世界帝國的行省或“遠東之錨”，還是保持自身的政治自主性、文明自主性以及由此形成的發展道路自主性，繼續推動世界向多極化發展，並在聯合國這個全球民主體制下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中國是全盤接受西方文明控制下的“普世文明”，還是推動中華文明的“創造性轉化”，從而推動“文明覆興”，並在文明覆興的背景下與其他文明展開“文明對話”，建構人類文明新形態？想要回答這些問題，意味着我們必須思考並積極建構全球政治秩序和人類文明秩序。

因此，對當前中美關係的理解不能簡單地按照國際政治理論的標準範式，將其理解為老牌強國與新興強國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競爭。**中美競爭的實質是中國作為獨立的主權國家與美國所建構的世界帝國圍繞全球秩序和人類文明未來發展走向展開的競爭。**是選擇以美國為主導的、加劇全球矛盾與衝突的世界帝國體系，還是走向中國基於“天下一家”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推動全球共同發展、共享繁榮，是未來全球格局和全球治理面臨的關鍵。

面對今天全球大變局，我們思考的理論工具不能再侷限於大航海時代以來西方圍繞主權國家建構的理論，以及由此而來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有必要恢復“帝國”和“文明”的理論視野，重新考察人類歷史上文明帝國的演變、世界帝國起源及其奠定的秩序，重新考察世界帝國的形成如何改變了人類文明的演化進程，在“全球性”的基礎上重新思考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和歷史意義。這無疑是推動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創新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推動建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的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