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電影《正義迴廊》，是一部非常“複合“的電影（下）_風聞

影片的第二部分，陪審團成為了非常重要的存在。由不同階級、性別、年齡，甚至－－暗示性的－－性取向的各人組成的陪審團，成為了香港社會的縮影，既是司法系統的一部分，也擁有廣義大眾輿論的代表性。雙方律師對於張顯宗的選擇性舉證，法官在其中的態度，是純粹的司法視角與標準，而陪審團的討論和結論，最終引導團隊意見之人的身份劃定，則成為了另一個側面，共同組成了審視與評判張顯宗的“外部標準”。在庭審的段落中，陪審團的記錄、傾聽，始終與律師一邊保持着並列的剪輯關係。並且，每一次的庭審後，導演也永遠不會忘記加入陪審團討論的內容。

在庭審的初期，陪審團與律政隊伍一樣，都有着對暴力表象的過度關注，以及突出其兇殘後的簡單判斷。在陪審團的討論中，有人提出“殺死父母還用説別的嗎”，也有人對犯案的瞭解全部來自於八卦雜誌，除了年輕男女之外，盡是藉助間接陳述與反感暴力後的粗糙結論。而此時被他們宣判的張顯宗，則始終出現在後景中的電視畫面中，分辨率模糊，表情模糊，暗示着陪審團對其全貌的忽視。而在另一邊，法官則拿出了例行公事一般的態度，甚至説錯了重要的證物名字。這讓人想起了抓捕張顯宗時叫不出死者名字的警察，共同説明了司法者對案件中人的不夠重視，彷彿自己不需要關心兇手與死者其人，只需要完成抓捕和判刑的程序即可，其定性早已在“查案”與“庭審”的環節之前便已完成。他們的行為方式，正是年輕男陪審團成員，在該段所提“相信人還是制度”中的後者－－不需要挖掘太多，只要依照制度走完程序即可。

作為呼應，雙方律師的辯論和舉證，也都只是圍繞着“暴力”的表面。作為陳述畫面的一個個特寫鏡頭，全部聚焦在兇器與罪案計劃書的上面。這看上去是“客觀”，實際上卻過於簡單，是年輕男人提出又否定的“剃刀理論”，剔除了對兇手本人的可能性假設與挖掘，只留下確定的東西。而在錯綜複雜、人心糾結，且涉及到關天人命的兇殺案中，這樣的處理符合最簡化的制度，卻無疑是不夠“正義”的。就像年輕男人指出的那樣，認清兇手的表裏全貌，才能更好地找到犯罪動機，完成謀殺的定罪，實現真正的正義審判。“錯殺一個人比放過一個兇手更嚴重”的“無罪推論”，更是在另一個角度上的證明－－重視被告人的一切真相，才能規避冤案，因此相反的做法也就談不上“伸張正義”，實則輕視人命。

隨着年輕男人的觀點提出，審判來到了一個短暫的好轉階段，對張顯宗的內心動機開始重視起來，並嘗試着挖掘他在家庭中的壓抑痛苦。在陪審團一方，始終重視張顯宗的年輕男女佔據了上風，引領了其他人的態度，熱烈地討論着張顯宗承受的種種壓力，尋找他殺死父母的心境來源，對絕對反向存在的高階級中年男人，形成了氣勢上的壓制。

更重要的是，在庭審環節，以律師為代表的眾人也展現出了關注點的轉變。作為一大提示，我們看到了第一階段中“黑白色的現實場景”在此處庭審的再現。如前所述，藉由色彩和時空形成的二重全貌，隨着張顯宗的被捕而消失了。前者是張顯宗壓抑自我的表，説明着他的痛苦。此時，在張顯宗的弟弟和律師的交流中，它則以二人主觀性陳述的方式再次出現了。這已然説明了旁人關注點的變化，又有着非常具體的表現。最開始，弟弟只是在回憶張顯宗發傳單的樣子，敍述張顯宗“無感“狀態下的行徑，以及想要殺死自己的“兇手”一面。然而，張顯宗的完整心境也體現在了此時的敍述中，先是扭曲形態的“色慾”，偷拍了表姐的露點照，隨後則是積極的一面，與“痛苦”相輔相成的“親情”，親情的缺失才帶來了痛苦，表現為是他對殺死哥哥的放棄。無感與親情，負面與正面，就此混合了起來，呈現出張顯宗的心境全貌。

對比第一階段的黑白場景，此處的弟弟無疑更進了一步，關注到了此前被自己在敍述中忽視的，張顯宗內心的另一側面。上一個尋人段落中，張顯宗便對此有所流露，但卻被弟弟忽視了。回憶段落的結尾，也正是對張顯宗待遇變化的畫面強調：此前，站在樓梯上的二人始終以各居高下的全景與仰拍俯拍的特寫出現，張顯宗在影片開頭受到的階層壓抑依然存在，而在最後，樓梯的全景橫置了過來，讓兄弟二人打破了高下之分，變成了平行的關係。而與弟弟保持交流，共同引導出這段回憶的律師，便也自然帶上了同樣的轉變，在此後的獨自陳述中反覆強調了張顯宗在家庭中的痛苦。轉移房產所有權的黑白段落，在他的敍述中再次出現，也與弟弟的陳述部分一樣，展現出此前未曾展示的“被壓抑的痛苦”之真實：張顯宗走到外面，憤怒地捶打了垃圾箱。

黑白現實段落以“隱秘真實被挖掘”形式的再現，意味着現實中庭審者態度的巨大變化。張顯宗的內裏，可以被拿到現實的外部環境中表現了。甚至，張顯宗在現實中唯一的完整自白場景，與表姐的雨夜相會，也出現在了此處的庭審中。弟弟抵達時的雨傘特寫，始終出現在牆壁上的雨幕影子，進行了環境的對應。隨後，導演操作了光線效果，讓四周處於全黑，只集中於表姐和律師的眼睛，讓她們此刻的表述流露出了聚焦的意味：排除一切，只圍繞張顯宗的內心。作為關注對象的，只是表姐敍述中，張顯宗對錶姐的自白畫面。逐漸縮窄的畫幅，讓畫面中只剩下了張顯宗二人，再次表現出視點的聚焦。

作為對此的表現，“非外部”、“非現實”的段落，與外部現實的部分打破了分界，產生了聯繫。在弟弟敍述的時候，導演穿插了張顯宗接受表姐朋友問詢時的畫面，讓他對弟弟和父母的表達與弟弟的言辭相結合，彷彿二人建立了心靈上的問答交互。“無旁人，獨立電話，背景簡單”而封閉的張顯宗部分，由此進入了外部的眾人關注之中。

此外，第一階段中“非真實身份與幻想”的彩色段落，也開始進入了庭審空間，突破了此前的“試鏡和幻想”之架空侷限。這也是這一階段的最重要手法，意味着張顯宗的主動性轉變。此前，他的情感依靠外人的推測而得出，自己則更多是以沉默呆坐的鏡頭出現，被動接受着外界集中於“殘暴”的審視評判。而外部視角的轉變，也促進了他自己的變化，似乎產生了一絲期望，嘗試在現實中表達自己。“情色片試鏡”的畫面，與走上陳述席的張顯宗實現了移動的同步，讓其藴含的“情慾”之痛苦真實進入了現實，“希特勒”的演講鏡頭也出現了。此時，兩重空間得到了合一，而扭曲一面則來自於張顯宗的自我空間，而非外界的解讀與敍述---他即將走上陳述席，完整表達自己的扭曲成因，解除外界對扭曲的片面理解。

然而，這樣的積極變化，最終只持續了很短的時間。在與張顯宗的會面中，律師再次回到了曾經的狀態中，不支持他的陳述決定，也再次心不在焉地討論起薯條，不想浪費時間在這裏。此前發生的庭審，彷彿只是一場虛幻的夢境。事實上，在第二次庭審中，導演已經弱化了其現實感：弟弟與表姐陳述時，環境始終是非日常的黑暗狀態，而尋人段落的最後一個鏡頭中，二人的平等關係固然存在，終究也是以一種畫面橫置的非自然狀態呈現。

而更重要的，則是張顯宗在現實中陳述的被打破。“情色片試鏡”，先是從黑白變成了彩色，意味着此前“各自獨立”狀態的打破：張顯宗身處的環境變成了二者的結合，是為完整形態在現實中的複合呈現。而“希特勒”在轉彩色的同時，也隨着哥哥和表姐的演出，以及張顯宗被提及的真實姓名，擁有了更強的現實要素，暗示着其“親情缺失痛苦“的成因。然而，負向的轉變隨之到來。情色片的鏡頭回到了黑白，張顯宗自己表達的“情慾”，因為出血與逃跑而被打破。在“希特勒”一邊，張顯宗則被打扮成部下的兩位親人怒斥，違反了“納粹領袖”的人物設定，演出失敗了。

由此可見，張顯宗自己表達的完整自我，特別是“有其痛苦成因的扭曲”，一旦被放置到現實環境中，最終還是要被破壞的，因為外界並不希望看到扭曲的可被理解。此段落的最後一幕，是對此的最佳強調：張顯宗站在了陳述席上，扮相與佈置帶着納粹的要素，但被其帶到此間的，卻只是哥哥和表姐對此的“逆反”－－－掐着他的脖子進行怒斥，毀壞了他自己而非他人帶進法庭的“希特勒”，也重新將他視作了單純的罪犯，其“打壓”回到了開頭的家庭關係。更進一步地，導演徹底推翻了這一切的現實基礎。它們其實只是張顯宗的幻想畫面，他實際上只是坐在原地，並沒有任何動作。身處於外界壓力下的他在現實裏能做的，只是隨後的放棄陳述而已。

最後，導演更是剝奪了張顯宗的“非現實幻想”，讓表達內心慾望的後者，從完全獨屬於其個人而具有準確性的狀態，同樣變成了外界對其主觀的侷限認知。“被認知，而不再是表現自己”的張顯宗，也正是他在此刻現實中的待遇。首先，陪審團敍述了張顯宗和希特勒的關係，“希特勒”首次以本人想象之外的方式登場，張顯宗與真正的希特勒交替出現，自我幻想的力量被弱化，“被外界旁人認知”的屬性出現。而後，我們則看到了它與現實的關聯：依照旁人敍述而行的張顯宗，身邊跟着自己的弟弟和表姐。這無疑是對張顯宗此前未遂之事的逆反－－他試圖進行陳述，幻想畫面與現實移動相同步，將幻想空間帶入現實，最終因放棄陳述而失敗，幻想畫面確實與現實擁有了同步，卻已然成了陪審團和律師的敍述，不再屬於他自己。張顯宗的爭取，引發了更徹底的毀壞，他失去了一切的自我陣地，只能在現實中接受旁人的主觀評判。

與之相對應的，是陪審團對張顯宗在認知上的轉向，此前一度產生的“分析各種可能性後體察全貌”，變成了對各方律師觀點的站隊選擇。這首先體現在了對張顯宗的態度上：三個精神病醫生的證詞與陪審團各人的表態達成了平行的剪輯關係，讓他們對張顯宗“有無精神病，內心痛苦是否合理”的各種判斷，成為了在各方醫生推定下的站隊結果，而並非獨立思考或綜合全部意見後的結果。而在整體傾向上，陪審團也出現了轉向，認為張顯宗“不足以共情”的觀點重新佔了上風，傾向於“制度即是如此”。對其原因，導演也進一步擴大了“外界”的範圍，讓一名陪審團成員在電車上看到了乘客手機中的案件報道，聽着其中關於兇殘暴力的解讀，突出了她受到的影響。

如此一來，陪審團便不再具有全面把握表裏的能力，只會根據自己傾向的某一局部而做出法律上的宣判。由此執行的結果，必然不是所謂的“正義”。值得注意的是，藉由精神病醫生與陪審團討論的平行剪輯，導演也同樣強調了律師一方與陪審團的一致侷限性。律師由於負責不同當事人，自然會將事件解讀方式引導向對自己有利的一邊，抹除其他的部分，就像年輕男人所説，“他們找到的證人必然是有選擇性的”。在對精神病醫生的問詢中，我們已經看到了這樣的內容：一方律師為了證明張顯宗的“有意暴力”，讓醫生強調着疾病無法判定的結論，而另一方律師則為了當事人，強調了醫生問診時間不足的疏忽，在精神病與否的判斷上完全處在兩極化的定性之中。完整的真相，自然不會是如此極端的。

有趣的是，在這個階段，唐文奇的作用被強化，成為了表現庭審“立場選擇大於真相再現”的關鍵存在。他從張顯宗的“被動”同質者出發，隨後走到了比張顯宗更遠的“表達自我”位置，最後卻又被打回到了與後者結局一樣的狀態。

最開始，唐文奇與張顯宗一樣，只是在庭審中以聆聽者的鏡頭出現，接受着外界對自己的解讀。在這裏，雙方律師對他解讀的偏頗，構成了他與張顯宗同樣的“被主觀性認知”狀態，並引導着證人做出符合自己需求的回憶和證詞。一方律師，將他定性成了“暴力的有罪者”，與張顯宗的待遇一樣，自不必多説。而他的辯護律師，則似乎是對“非暴力”的發掘者，試圖證明其的無罪。

看上去，女律師並不停留在表面的暴力罪行之上，甚至似乎成為了唐文奇的同伴－－－她強調了證人對唐文奇的鄙視和敵意，特別是警察的嚴刑逼供，這正是唐文奇在犯案前的悲慘遭遇。在警察拷打唐文奇時，鏡頭給到了憐憫不忍的年輕警察，讓二人成為了積極的關係，而為其出頭的女律師，彷彿也是他們的夥伴。然而，她其實也只是“為了完成辯護工作”而已。與唐文奇初會時對浪費時間的不耐煩，讓她與對張顯宗做出同樣反應的男律師一樣，都並非真正關注犯人與事件全貌的存在，只是站在各自立場與傾向之上，進行着主觀性選擇去判斷而已－－－庭審中，斷定張顯宗是暴力者的男律師，對一切證人均表示“沒有問題”，幾乎放棄抵抗，而另一邊的女律師，則只是強調唐文奇的痛苦，徹底否定了他的犯罪。兩名律師在無視完整真相上的一致性，在休庭段落也有所呈現：一邊，男律師解釋着自己對張顯宗的判斷，而在他描述下出現的女律師則背向鏡頭，出庭扮相被嚴重弱化，暗示了其並非“法庭正義維護者”的實質。

在律師的主觀性認知下，唐文奇無法獲得完整的再現，便引導出了下一階段的行為。他無法忍受證人們對他的片面説法，與此前的張顯宗一樣，決定自行陳述，甚至更加堅決，沒有半途放棄。此時，屬於純粹自我表達的空間，又一次出現在了現實中。張顯宗自白罪行的大雨，如前一般地降臨在了法庭上。而唐文奇的表述，也如同張顯宗試圖陳述時一樣，伴隨着個人空間的現實性增強過程－－－先是回憶畫面與庭審畫面的並列，隨後對他問話的女律師進入了回憶空間，最後則是他的動作與言語在兩個空間中的完全同步，逐漸地完成了主觀回憶與客觀現實的合一。特別是，在回憶到警察逼供的部分時，唐文奇複述下的段落變得更加完整，與此前警察作證時的片段形成了對比，前者從“被解讀”到“自我表達”的轉變，事件局部到全貌的轉變，由此完成。

然而，唐文奇看似來到了比張顯宗更遠的自我表達程度，卻迅速如後者一樣地遇到了“證偽”的結果。在他的前女友作證時，導演已經有所暗示，給出了“他的記憶力不好”的信息。這就讓唐文奇的回憶有了不真實感，不應該如此完整而詳實。這可能是他掩蓋罪惡的手段，從而破壞了其完整真實性，並引導出外界對其判斷的主觀性侷限結果。同時，這也可能是女律師暗中指導他的結果，便不再屬於他的自我表達。作為其延伸表達，此前進入現實的個人空間，也產生了進一步的變化。在最後一個“二人吃飯”的空間中，男律師一邊説話，一邊走到了唐文奇和張顯宗的身邊。這看似是對此處現實感的加強，但卻與此前的唐文奇回憶有所不同，不再是由唐文奇的大段敍述而形成，話語權反而交給了男律師，從而成為了後者對唐文奇回憶的外來解讀，原本可能存在的自我表達之完整性，就此變成了他人的主觀認知結果。如張顯宗時一樣地，唐文奇的個人空間被拿到現實中，最終也失去了原有的自我屬性，説明了他在現實中必然淪為他者主觀判定對象的命運。

對唐文奇身處各方不同立場之主觀認知的狀態，導演有着比張顯宗更加細緻的表現設計。如前所述，女律師與男律師，基於各自需求，對唐文奇有着兩極化的有無罪觀點，這也體現在了看似獨立的唐文奇回憶中。首先，是“吃飯”要素的兩極化。在最開始的敍述中，“吃飯”是唐文奇被張顯宗引導與逼迫的象徵。張顯宗先在西餐廳中教他吃牛排，似乎再現了初次見面時幫其面試時的平等關係，帶他一起改變底層地位，且符合了其姐説的“請他吃飯就能讓他聽話”，是張顯宗對他的引導手段。隨後，在兇殺現場，唐文奇回憶了自己在案發後方才抵達的無罪，而後便遇到了“吃飯”的變化－－張顯宗讓他處理屍體，切成臘肉狀，強行遞給他臘肉飯，他則無法下嚥。“吃飯”成為了張顯宗對他的強制，並且高度對等於犯案，暗合着強迫他承認罪行，並逼他吃咖啡飯的警察。張顯宗的引導進一步變成了逼迫，他則成為了被逼迫着進入“有罪”狀態，但無論怎樣，都是被動的無辜者。

唐文奇回憶失去自我性與完整度的高潮，則出現在了張顯宗和唐文奇吃麪條的回憶中。首先，藉助鐘錶的兩次特寫，導演讓同一時空下的場景，先後以兩名律師的陳述方式，出現了兩次，這種重複便直接打破了其真實感。而在畫面內容上，兩次也給出了完全相反的內容。女律師的陳述中，提出殺人的是張顯宗，唐文奇則是傾聽者，並停止了吃麪條的動作，暗示着“不吃飯”對應的“被引導與逼迫下的被動犯罪”。而在男律師的一邊，唐文奇才是提出者，而他的動作也變成了主動的爽快吃麪，不再有張顯宗指導或逼迫下的被動性。並且，當兩名律師出現時，各自滔滔不絕，而本應是回憶陳述者的唐文奇則不發一言，內容的主導與定義者就此轉變了。

這一幕，完美地表現出了二人基於各自立場而對唐文奇的主觀片面判斷。最後，男女律師分處於白和紅的兩側對峙，後者與代表暴力兇殘之犯案的紅色對立，凸顯了對唐文奇有無罪行的兩極化判斷。特別是，女律師手裏的奶茶，以“食物”做出了暗示，説明她對於唐文奇“吃飯就會聽話”之無罪化的極端主張。然而，完整的真相，卻可能是更加複雜的。如前所述，由於唐文奇的説辭可能是對自己有罪的掩蓋，他與張顯宗的關係很可能並非如此。在回憶中，唐文奇參與兇殺前後的各個段落，始終以黑白和彩色的狀態交替出現，而在電影的第一階段，二者則分別是“被動地壓抑自我（不想殺人而參與）”與“自我的爆發（主動參與）”的代表。這樣的交替，完全弱化了唐文奇回憶的完整真實性，讓它變成了兩名律師各自引導下動盪搖擺的存在。

由此可見，無論是哪一個律師，其陳述都必然不會是完整的表裏全貌，真相幾乎不可能呈現在庭審之中。而律師與陪審團，卻正是案件的決定者。在兩名律師對峙的唐文奇回憶中，陪審團也出現在了後景中。他們如此前的庭審時一樣，始終拿着筆記並進行傾聽，但此時接收的卻不是唐文奇真正的獨立完整自述，而是兩個旁人的主觀侷限性敍述，這也正是對他們在整個庭審中接收內容的定性。至於真相，則在唐文奇和張顯宗回頭看向鏡頭的時刻，得到了凸顯---依然是開頭時張顯宗的表情，眼神模糊，表情漠然，讓人無法窺探到任何東西。經歷了漫長的庭審，甚至所謂的“回憶”，我們依然無法真正瞭解他們二人，這也正是作為辯論旁觀者的陪審團的狀態。而正義，便也必然無法被如此之人成功伸張。

在最終的審判階段，導演短暫地重建了制度的權威性，又迅速地推翻了它。在律師一邊，電影徹底展示了他們對案件的態度。一方面，是庭審進行中雙方律師看向對方的鏡頭，突出了他們基於各自辯護立場下的敵對關係，這必然讓他們對事件的陳述變得極端而侷限。另一方面，當庭審結束，三個律師卻又一起約飯，回到了和諧的關係，特別是對唐文奇的無罪表現出強烈伸張的女律師，她的攻擊顯然只是出於工作需要，而非真的堅信自己的解讀。於是，純工作態度下的極端解讀，便形成了對事實再現的雙重弱化，讓其完整呈現的可能性徹底消失於法庭之上。

而在陪審團一邊，導演似乎在最終討論投票時，給出了積極的暗示：被收走的手機特寫，意味着對外部輿論的屏蔽，保持獨立的思考，而眾人的態度也從開始的參差不一－有人感情用事，有人階級鄙視，有人只看“兇殘”，有人只趕時間－－最終歸攏到了一致的端正態度，聽從了中年女人的“對得起良心”，帶來了年輕人主張的勝利。由此，最終的結果，看上去成為了綜合社會各方存在遵循各種可能性考量後的存在，具備了權威性，也突顯了“社會”與“司法系統”的正義伸張能力。

然而，導演卻在其間暗示了對其的否定。即使在最後的討論中，陪審團成員的觀點依然是從各自的生活狀態出發的，而在此前的庭審環節，鏡頭始終給到傾聽的他們，強調了他們對於庭審內容的接收，特別是對唐文奇，受到了女律師引導下其姐展現出的巨大親情感召力，讓感動哭泣的陪審團出現了非理性的極端傾向，這就削弱了視角的客觀性。甚至，其姐要求“記住我説的話”與女律師微笑的兩個鏡頭，與唐文奇的點頭畫面形成了同步的正反打，更是暗示了他當庭陳述由女律師安排的可能性，進一步弱化了其對唐文奇真實自我的完整再現能力。而當他們以場景再現的方式進入犯案場景時，唐文奇的動作也繼續以黑白、彩色的切換方式出現，顯示出他們對其行為解讀的全然混亂。

而在最後一刻，導演更是給出了非常出彩的瞬間：陪審團們齊心協力的“權威高潮”時刻，當他們即將投出貌似神聖的一票時，身處的罪案空間再次回滾到了開頭，之前本以在他們的覆盤中死亡的二老重新進入了房間，讓他們此前似乎已然明確的覆盤產生了動搖。這樣的犯案場景回滾，此前被用在兩名律師基於各自立場的敍述中，是對於“不完整事實”的表現。於是，這一瞬間便成為了對陪審團投票之“權威”的再次推翻。

在這裏，司法系統對正義的無法執行，成為了一種讓人無奈的必然－－－即使陪審團成員已經如此認真，如此排除了外界影響，但他們的侷限性與立場性卻並不能消除，因為其在外部社會的生活狀態，以及在司法環境的“律師基於各自立場而辯護”之運轉方式，都是無法規避的主觀性影響因素。在投票的覆盤段落中，導演保持着成員們在現實與罪案場景中的高度同步，將宣判對象帶到了現實中。而由其結果來看，被放置在現實審視下的事件，最終也只能是非完整真相的狀態，並非由人力可以扭轉。

這樣的表達，也在張顯宗和唐文奇被宣判後的部分，得到了更加明示的強化。首先，兩名律師各自表達了真正的態度，女律師表示“我只是為當事人辯護”，而男律師則説出了“為犯人的犯罪理由説話。。有時候説點真話也挺好的”，一方是不在乎自己看法的工作態度，一方則是基於個人認知而對“預先有罪推論”的主張，截然相反，卻都是主觀性的存在。而在陪審團一邊，他們和諧地説話，似乎實現了自己的使命。但最先強調“對的起良心”的兩名女子的鏡頭中，二人卻在隨着遊船而上下浮動。並且，外部輿論的因素也在此時加入，此前始終以新聞和雜誌方式進行“獵奇解讀”的媒體記者，爭先恐後地湧上，説明了其對宣判的間接引導作用，隨後被凝聚成了中年女記者的表現：對唐文奇繼續追蹤採訪，試圖挖掘出獵奇爆點。而這一切相對地，則是與張顯宗建立起真實聯繫的年輕女記者。她與張顯宗藉由旁人（中年女記者）聽不到的電話，於封閉環境中交流，也獲得了張顯宗在庭審階段中僅有的自主表達內容，更在庭審中與張顯宗達成了唯一的光線連接關係。在此刻，也只有她，在張顯宗被判有罪的情況下，瞭解到結局的侷限性，深感外部視角的誤導影響，留在了出租車上。

當然，導演也正面給出了庭審結果的侷限性。律師完成了辯護，輿論進行報道，陪審團則遙望着押送張顯宗的囚車，一起對他執行了宣判。然而，由各人解讀而明確給出的事件內容，卻隨之出現了更多的可能性。被審判嚴格劃分以“突出兇殘的有罪”與“可被同情的無罪”的張、唐二人，對應着最初“扭曲內心之彩色”與“被迫壓抑之黑白”的區分，最終卻各自展露出了反向的另一面---前者並非沒有被迫的痛苦，後者也不是全然被動的所為，實際上均是“二色空間的對等並立與交互影響”。

始終沉默的張顯宗，聽到唐文奇的無罪時怒罵出聲。同時，只在第一階段中存在的“完全個人空間“”，也再次出現，並具備了對“黑白之現實”與“彩色之個人”的結合屬性：它是隻發生在張顯宗意識中的回憶，與外界無關，是當時確定發生的事實，且在“自我壓抑的黑白”中帶來了真情的爆發。這樣的操作，是對於此前張顯宗“現實中爆發”的犯案與試圖自我陳述時的手法再現，也成為了兩重空間結合後“完整真相”的存在－－－二人站在最初的面試場所中，張顯宗與唐文奇一起，對着公司職員發出了同樣的爆發，顯然在情緒和行為上並沒有強迫的因素。這也讓人想到了此段落在電影開頭時的設計，二人在同一鏡頭中先後同位出現，早已暗示了其一致性。

然而，就像電影此前所做的那樣，上述的完整真相，只能截止到犯案之前的部分。並且，導演也給出了宣判之後的複雜真相。張顯宗與弟弟會面，弟弟先交代了父母對張顯宗房產的部分保留，二人也一度達成了和諧的交流，淡化了地位高低導致的家庭問題，又在最後恢復了“對哥哥的壓制”：回憶中的張顯宗戴上了手銬，弟弟則旁觀着他被帶走，背後取景説明了他對此的毫無感情波動。而在張顯宗身上，我們也再次看到了內心的複雜性－－既有對罪行狂笑的“無感”，也有對“遊戲有兩關始終過不去”而“無法達到家庭水準”的動機表述。這樣的複雜性，才是完整的真相，但卻必然無法由現今的社會與司法系統所再現，也只會帶來毀滅性的結果：弟弟最終還是打破了對張顯宗的情感聯繫，掛斷電話而去，沒能瞭解到張顯宗的完整動機，更談不上或多或少的理解共情，而只是將他單純地當成了兇殘的罪犯。

張顯宗的痛哭，二人對話時“實體與鏡中面孔並列”的構圖，側面全景中隔開二人的黑牆，都是對司法對張顯宗造成結果的展示。最後一個鏡頭中，德國女人拍攝着張顯宗，意味着由痛苦而產生的“暴君希特勒“在現實裏的又一次出現，對應着張顯宗此時展示的複雜形象。而其結局也與庭審時出現的“希特勒”一樣，迅速被打破，且是更加極致的“自殺”方式。張顯宗的真實，就此徹底消亡了。甚至，與張顯宗存在密切聯繫的年輕女記者，最後也在自己的庭審中無言嘆氣，同樣成為了司法系統的“受害者”。

而在唐文奇一邊，導演也拿出了“判決後”的真相提示，就此削弱了司法系統的權威性。年輕警察再次看到了犯案現場的數學筆記，意識到此必是會計出身的唐文奇所為，他絕非表面上那般，絕不只有被張顯宗逼迫與引導下的非自我一面。由此，“外界視角”對唐文奇的現行解讀，便也被極大地否定了－－－他出現在記者的鏡頭中，以此前由司法視角下被判定的“無罪的傻子”姿態出現，依然與姐姐保持着打動陪審團的親情關係，但這由各方外部視角詮釋的形態，卻並非完整的唐文奇，反而更接近於此前同樣在記者採訪鏡頭下的張顯宗，帶有一定的真實情感---撒謊與殺死父母的動搖，姐姐的親情---卻也掩蓋着自己的犯罪事實。最後，被唐文奇稱為“做了那件事後就會發噩夢“的主角蜘蛛，也爬上了唐文奇的身體，甚至讓整個犯案房間都佈滿了蜘蛛網，提示了他的深度參與，並未因無罪推論與案件結束而獲得解脱，成為了另一極端的“張顯宗”，同樣承受了審判侷限性帶來的負面結果。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後的“披露真相”階段，我們能看到的只是案件前與審判後的部分。對於宣判關鍵對象的案件環節，我們卻依然是難窺全貌，只能做出一些可能性的猜測。這呼應了此前“黑白與彩色空間從並立到融合的完整呈現”，結束在犯案前瞬間－－被害人走入案件現場－－－的操作，正是對司法侷限性的再次強化。唐文奇無罪後的天空晴朗，似乎代表着罪惡的洗清與正義的伸張，但隨後出現的，卻是於鏡頭下的“非真相”之人。

綜上所述，電影並未給出對案件相關的世界各層面---犯罪，人性，司法，輿論，階級--的正邪判斷，包括對似乎打壓犯人的弟弟，也流露出過親情的一面。就像年輕人説的“掌握全貌也是為了定罪”，電影並非只看到同情一面而開脱，而是呈現其複雜，説明了主觀性簡單評判的“世界”的不權威侷限性。特別是對司法體系，實際上也沒有批判否定，也有人觀察到了內裏，但同樣不全面。

它只是表現了一種複雜性，帶來了對“正義”這一簡單存在的執行，在這個世界裏的難以實現。無論是人性，事件，還是社會管理系統，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