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博士的深度調查：中國農村男青年“高價娶妻”研究_風聞

本文作者張雪霖是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試圖探討當下天價婚姻、高額彩禮的成因和鄉村家庭倫理的變革。

高額的彩禮、家庭組織和家庭倫理的變革，正是農民對市場參與帶來的階層分化和競爭焦慮的不自覺適應，也是底層社會的競爭策略。

我的家鄉是安徽亳州，在春節回家的火車上，對面坐着一家三口，安徽阜陽太和人，夫妻倆46歲，兒子22歲，高中畢業，女兒在家上高一。他們夫妻倆在湖北宜昌打工有十幾年了，租個門面做餐點生意，賣油條、燒餅、包子等。阜陽和亳州距離很近，1個小時火車的距離，地方文化是相同的。

恰好我先後兩次跟隨團隊在宜昌鄉村做過社會調研，分別是2013年4月在宜昌點軍區，2015年12月在宜昌秭歸縣，可以説對宜昌當地的家庭社會文化還是相當熟悉的。於是，就跟老鄉攀談起來，聊聊他們在外打工的生活。

崔阿姨夫婦倆在宜昌做小生意十幾年，兒子高中畢業沒有考上大學，就去宜昌給父母做幫手了，女兒一個人在老家讀高一。家裏幾畝土地流轉給村裏老鄉，450元／畝，只有春節才回老家，甚至有的春節也不回去，目的就是為了多掙錢。在房價上漲前，2007年崔阿姨夫婦以1000多元／平方米的價格，在宜昌市買了一套60平方米的商品房。

兒子今年22歲了，到了結婚的年齡，之前在宜昌談了一個當地的女朋友，但是由於父母不同意，倆人就分手了。今年春節回家就要給兒子相親，認為還是找個老家的媳婦比較靠譜，至少家庭觀念和生活習慣都一樣。他們在宜昌生活感受到地方文化衝突，這也是兒子與宜昌女友分手的根本原因。

具體而言，崔阿姨説兒子的前女友讓自己最不能接受的有兩點：

其一，生活觀念上，宜昌人太愛吃喝，對生活的要求很高。對於地處皖北的崔阿姨而言：“我們生活吃喝只要過得去就行，有的時候忙起來，隨便吃點就行了，掙得錢都節儉積累下來，好留給兒子。但是對於宜昌人而言，這種節儉的生活是無法忍受，掙錢不花是傻瓜，人生在世吃喝二字。”

其二，生育觀念上，不管是生男還是生女，生一個就夠了，不願意生二胎，父母也不願意為子女操心太多，更注重自己的生活享受。這一點崔阿姨是無法接受的，因為在他的老家是一定要生個兒子的，父母這一輩子的奔頭就是為兒子娶媳婦抱孫子，平時不捨得吃不捨得喝，攢下來的錢都是給兒子娶媳婦的。   

既然打算給兒子回家娶媳婦，就要按照老家的規矩來辦，阜陽和我的家鄉亳州都地處皖北，現在婚姻的市場價不斷攀升，現在為兒子娶媳婦除了需要建一棟樓房外，還要支付十五六萬的高額彩禮。崔阿姨説他們村裏大部分都建了兩層樓房，還有一些建的是三層的，三層根本就住不完，沒有必要，但都是比着建起來的。

兒子今年春節回家準備相親，為了提升兒子在婚姻市場上的資本，她也在糾結着要不要在村裏再新建樓房，家裏的樓房還是10年前建的了。但這十幾年在外做生意掙的錢，在老家的鎮上已經買了2間門面房，宜昌市也有一套60平方米的房子。崔阿姨想現在老家新建樓房屬於純消費性的，用處不大又要花一大筆錢，就先不建，等兒子相親定了後再看女方有啥要求吧。

春節回到家，不管是莊鄉鄰里串門聊天，還是走親訪友噓寒問暖，家長裏短聊的最多的就是結婚嚇人的彩禮故事。兩三年前我的堂弟和表弟結婚彩禮為10萬到12萬，今年的行情已經普遍上漲到15萬到16萬。而最近家鄉口耳相傳的就是一個彩禮要20萬的故事，家鄉的父母們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壓力，人人都忍不住感嘆下“真是不得了，這咋弄”。

莊鄉們心裏都清楚，有一個人要價20萬開了頭，慢慢的就成為大家效仿的對象，最終成為普遍的市場行情。尤其是家裏有2個兒子或者3個兒子的，父母都已經着急的不行不行了。我們村裏的一户叫學習的，有2個兒子，大兒子過了年22歲，小兒子18歲，大兒子已經相親好幾個，都以失敗告終。村裏的莊鄉在議論時都為學習捏一把汗，大兒子相親再不成功，就有可能打光棍，小兒子也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了。

因為在我的家鄉兒子一旦到了21歲婚事還沒有定，父母就開始非常焦慮了，因為到了二十三四就比較難找了，在婚姻市場上有可能被淘汰。而今年相親出現的新形勢是，女孩一聽到對方家裏有2個兒子，更別説3個兒子，連見都不見。現在女孩相親找對象的標準從過去兄弟多家族大變成了現在的要獨子、有錢、父母年輕健在，因為若是獨子和父母年輕健在的話，父母還能勞動，掙得錢都歸獨子，還能幫忙帶孩子。

村民議論時無法理解：“一聽説兩個兒子，連見都不見，這是啥道理。你先見了面，有啥要求儘管提，這連見都不願見，咋弄。”這也對村民的生育觀念帶來很大沖擊，過去村民追求多子多福，兄弟多家族大，沒人敢欺負，而現在真的變成“生兩個兒子哭一場”。國家雖然放開了二胎政策，但是現在頭胎生了兒子的，雖還想生個女兒，但愣是不敢生，就怕再生個兒子，到時候只有哭了。

我家鄉的父母們就像火車上的崔阿姨一樣，在外拼命打工掙得錢，不捨得吃不捨得喝不捨得穿，為的就是實現家庭財富積累的最大化和代際資源的向下傳遞。自從兒子出生的那一刻起，父母就已經開始為兒子操心，為將來娶媳婦做準備，因為兒子娶不到媳婦打了光棍，不僅父母自己一生愧疚，死不瞑目，就是周圍的莊鄉鄰里也會在背後指責父母無能。而如果做父母的貪吃愛喝，存不住錢，村莊社會輿論就會指責父母不正混，家裏沒有錢，也沒有人願意給其兒子介紹對象。

而宜昌秭歸的地方文化與此完全不同，相比之下父母為兒子操心的太少，父母的人生任務主要是將兒子撫養成人即可，兒子娶媳婦結婚主要是他自己的事情，父母在有能力和顧好自己生活前提下，才會輔助幫忙娶媳婦。而結了婚後，父母一般也不會幫忙帶孫子，一代人只管一代，帶孫子是兒子自己的事情。

因為代際之間並沒有資源向下傳遞的壓力，當地人注重家庭財富的積累，掙得多花得多，掙得少花得少，掙多少花多少。令筆者驚訝的是調查的一個村莊家庭存款在5萬以上的居然不超過一半，還有很多家庭住着土房子。

在秭歸調研，一個30來歲的男青年在北京服裝廠做技工，2015年收入為9.6萬元，這是相當高的，甚至比很多高校畢業生都要高很多，但是除掉開支只剩下1萬元。還有一户70多歲的老太太，有一個兒子40多歲，光棍，但是這絲毫不影響她的生活享受。

在家種田養了三頭豬，賣了一頭，殺了兩頭當年豬，當問及殺兩頭豬吃是否太多，她驚訝地説：“家裏三口人殺兩頭豬，還劃不到一人一頭，怎會多呢。”此外，她每天要喝一斤白酒，一個月抽一僅煙，頓頓都有肉，“想吃肥的有肥的，想吃瘦的有瘦的”。

這要是放在我的家鄉，大家絕對是不能理解的，就會覺得父母太不會做人了。兩地對比，宜昌秭歸的父母生活的輕鬆安逸無壓力，注重生活的享受，生活水平高；而皖北的父母們不僅壓力大，還生活的相當簡單粗放。但另一方面，秭歸農村卻形成了普遍的貧困積累和大量的光棍，筆者調查的一個自然村落不足200人，30歲以上的光棍卻高達22人。

而皖北村莊的光棍卻普遍比較少，父母雖然壓力大甚至為兒子結婚而負債，但是子代卻因為結婚都有了第一桶金，擁有社會向上流動的希望和機會。

閻雲翔曾提出兄弟之間因為競爭通過婚姻索要高額彩禮來實現家庭財產的提前轉移，最後的分家就只是一個形式了。但我一直困惑的是，為什麼在我的家鄉即使一個兒子也同樣索要高額的彩禮，這僅僅用社會性面子是不足以解釋的。特別是現在女兒相親提出來了更進一步的要求，兩個兒子的都不願意給相親見面的機會了，彩禮不斷水漲船高。

隨着市場的自由開放和農民對市場參與的深入，全國性勞動力市場和全國性的婚姻市場逐漸形成，同時全國性的階層分化也已經出現。面對着階層分化和社會地位競爭的壓力和焦慮，對於女性而言，婚姻的性質發生變化，婚姻由目的變成了現在的手段，即實現階層競爭和向上社會流動的手段。所以現在即使是獨子，女性也要索要樓房和高額彩禮，不再是兄弟之間競爭家產，而是不能輸在起跑線上。

有一個人要了20萬的彩禮，大都會效仿和跟進，因為索要的高額彩禮並不是給女方父母，而是屬於女方小家庭，第一桶金就可以存到銀行。同齡人都要那麼多，你若不要，在社會競爭的比賽中你就要落後，一步跟不上，可能步步跟不上。彩禮的不斷跟進，至少能保證年輕人能在同一起跑線上。

全國性婚姻市場的形成和性別比的結構性失衡，中西部農村的女性資源在流出，就會進一步抬高婚姻的成本。娶外地媳婦很容易跑婚或離婚，娶個媳婦的成本太高，媳婦一旦跑了，父母很難給兒子再婚，那麼家庭也就很難再翻身，所以就加劇了對婚姻市場中本地女性的競爭，女性在婚姻市場的要價也越來越高。

現在的農村經歷了幾千年歷史從未有的豐裕，但同時中西部農村也構成了中國龐大的底層社會。

在階層分化與競爭日益激烈的形勢下，中西部農村的農民在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三重有限的限制下，農民對市場參與帶來的階層分化競爭的壓力，唯有通過婚姻向家庭內用力來實現壓力的轉移。高額的彩禮、家庭組織和家庭倫理的變革，正是農民對市場參與帶來的階層分化和競爭焦慮的不自覺適應，也是底層社會的競爭策略。生活在村莊中的農民，頭腦中沒有階層的意識，更不知道階層的概念，但是他們在熟人社會面對面互動中卻感受到的是深刻的競爭壓力。

村裏的樑子和燕子是親兄弟，樑子是老大，家庭經濟條件較好，不僅在亳州市買了房，2015年又在家建了樓房。而燕子在北京打工，家庭經濟條件稍差，又有兩個兒子，家裏現在只有存款30多萬，還沒能在城裏買房。今年春節他不想回家過年，覺得自己窮，沒本事在城裏買房，會被人看不起。在她媳婦的再三勸説下，才回家過年。一向開朗幽默的燕子，往年見到我總是“大學生”“大學生”的喊，今年再見到他卻總是鬱鬱寡歡，心理憋着一股氣。

村莊中最親密的兄弟之間，充滿了厚重的情感和責任連帶，但市場參與日深的今天也同時被階層分化的激烈競爭壓力所撕裂。就像燕子一樣沒能像哥哥那樣在城裏買房，心理的沉重壓抑使得他逃離春節，因為春節是鄉村熟人社會和親朋好友的大聚會，也是各種儀式性消費和日常性消費的集中展演。人們的生活越來越好，但生活的也越來越艱難，尤其是村莊中處於中下層家庭的壓力是巨大的，心是被撕裂的，社會關係是脆弱而敏感的。

總結

當下的鄉村社會正在經歷千年未有之變局並不是虛話，對鄉村鉅變的觀察不能僅僅停留在文人式的哀怨，更需要理性客觀的剖析，提出建設性的意見，才是對9億農民最深沉的愛。

處於底層社會的農民因為擁有的資本稀薄，面對着洶湧的消費產生的階層分化，他們正在通過家庭組織形態和家庭倫理的變革來適應，在看似衰敗的鄉村社會中潛藏着社會流動的活力和希望。

同時，他們的內心確實感覺到很苦很累，財富增長的速度越來越趕不上消費的提升，“現在花錢太厲害”成為心理的緊箍咒。國家政策的導向不應再是刺激消費，拉動內需，而是引導農民將財富的積累轉化為家庭的發展能力，投資於教育和人力資本的提升，才是新科技時代實現社會流動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