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哪一點最值得中國創業者們學習？_風聞
新眸-03-06 10:52
作者|鹿堯
編輯|桑明強
時至今日，依然有很多中國創業者在講述硅谷的故事。在成為全球科技聖地前，這裏曾牛羊成羣，果蔬遍野，面積也僅有500平方公里。但就是這麼一個地方，卻聚集着數萬家大大小小的科技企業，集結着全球逾百萬的頂尖工程師，誕生過近百位諾貝爾獎獲得者。
據相關數據統計，這裏生產的半導體集成電路和電子計算機，分別佔據全美市場的1/3和1/6，甚至更多。更讓人感到震驚的是，隨着名氣越來越大，硅谷效應已經蔓延到周邊多個城市。
其中，位於西南部的帕洛阿爾託，一直被看作是硅谷的絕對中心。
帕洛阿爾託夾在山景城和門洛帕克的中間，後兩位是Google和Facebook的誕生地。帕洛阿爾託同樣攢聚着大量的高科技公司，見證了包括“車庫公司”惠普、“八叛逆”的仙童半導體等全球巨頭從0到1，與它毗鄰的斯坦福大學，是產學研模式最早、也是最成功的試驗田。
這份數據來自Pitchbook，通過收錄近10年全球VC機構支持的超過14.4萬名創業者，統計出培養創始人最多的前100所大學。其中，全球培養超過1000名創始人的大學有9所，除了劍橋、牛津，其餘均在美國。雖然中國擁有全球最多的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畢業生，但以清北為例，畢業於這兩所大學的研究生，最後成為創始人的分別僅有421和227人。
值得玩味的是，如果單從融資額來看，清華、北大都可以在排名上往前提10-20個名次：兩所大學的研究生和本科校友，加起來分別融資了753億美元和612億美元，這比相鄰位次的大學要多得多，但國內本科校友的融資額卻遠高於研究生校友，這和美國的情況完全相反。
回到我們一開始討論的話題，後人在總結硅谷奇蹟時把因素歸結為5個方面：歷史的機緣、活躍的風投資本、前沿的科學技術、政策的支持，以及熱情的創業文化。但世界範圍內始終沒有誕生出第二個硅谷。
更進一步探究時，我們發現，所謂的產學研（教育和研發、產業與學校），和硅谷的萌芽與發展聯繫緊密。當大多數人對產學研還停留在辦宣講會、聽講座、寫paper、幫導師做項目時，硅谷周邊的高校卻早在源源不斷地向外輸出高精尖人才。
這也是我們最好奇、也是最容易忽視的地方。在這場聲勢浩大的人才遷徙中，大學師生所創辦的衍生企業，很大程度上成為硅谷能夠跨越半個多世紀的起點，這些創始人後來戲稱自己是“牛仔”或“先驅”，但他們中的大多數，最初都是學生。
01
“讓自由之風吹拂”
“如果要成為大學的頂尖教授，至少要創辦過一家公司。”這是斯坦福大學裏的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後來有媒體驗證，有位叫查克·艾斯利的斯坦福教授，也是該校“技術風險投資項目”的一員，他把“斯坦福+硅谷”模式，解釋為是科學家、天使投資人、VC等自下而上的驅動，組織上要扁平，文化上強調創造力。
很多人把硅谷的魔力歸結為自由創業的傳統，這最早可以追溯到“加州鐵路大王”力蘭·斯坦福：為了紀念自己夭折的小兒子，夫婦倆捐出2000萬美元和3561公頃土地，經過6年籌辦，1891年斯坦福大學成立，校訓就是“讓自由之風吹拂”。
相比理論式教育，斯坦福更傾向實用主義，就像老校長在首屆開學典禮上説的那樣：“生活歸根結底是實際的，你們到此是為自己謀求一個有用的職業。這包含着創新、進取的願望，良好的設計和最終使之實現的努力。”
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之前，斯坦福大學都是免學費的，但隨着1893年力蘭因病辭世，舊金山地震、美國經濟的蕭條，學校漸漸面臨不小的經濟壓力。捉襟見肘之際，在斯坦福夫人和校友的捐贈幫助下，才勉強渡過了最艱難的時期。
這裏不得不提起一個人，弗雷德裏克·特曼，他是斯坦福最早的畢業生之一，24歲取得MIT電氣工程博士的學位後，他返回母校，擔任電子通訊實驗室主任和後面的大學校長。
據《硅谷簡史》描述，這個電機系教授為了辦學，曾“四處求援，八方奔走，遊説一些境況尚可的企業資助，甚至捐出自己的稿酬和版税。”殘酷的現實讓特曼不得不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大學和企業，究竟該建立怎樣的關係？
其實在特曼讀博期間，MIT的副校長範內瓦·布什，同時也是模擬計算機的開創者，除了教出特曼、香農等優秀弟子，他還開創了“國家層面科技管理”的先河，一手主導建立了有政府背景科技投資和研究機構建立（OSRD），在教學上注重實幹，認為大學應該成為研究和開發中心。
後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這家車庫被定義為“硅谷的誕生地”。
02
人、制度與邊界感
我們需要明確一點：其實直到上個世紀50年代，以前國外學術界對教授經商、把研究成果商業化這件事，普遍覺得不光彩。當地政府甚至劃定了紅線，來禁止企業在學校周邊開展業務，維護所謂神聖的學術精神。
但特曼不這麼想。
他本人曾在三家公司擔任董事，給學生站台、做顧問、鼓勵技術和知識產權轉讓、教他們經營，甚至很多教授、校友就是最初的投資者。他非常清楚實業需要怎樣的高校：斯坦福需要發展尖端學科，吸引一流科學家；也要加強基礎教育，給學生做技術儲備，將研究所、教授資源和工業聯合起來，發展當地科技和經濟，也為學生提供就業與創業機會。
在此之前，他甚至在範內瓦建立的OSRD基礎上，牽橋搭線主導了一系列軍事科技實驗室。1951年二戰期間，學校決定出租土地建立科技園，即斯坦福工業園區。戰爭結束後，惠普的資產已經積累了數百萬。
與此同時，美國東海岸貝爾實驗室的肖克利、巴丁和布拉頓剛剛研製出結型晶體三極管，並且憑藉這項發明幾年後獲得了諾貝爾獎。不過惠普的崛起，讓他們對技術的工業價值更感興趣。後來應特曼邀約，肖克利帶着“硅”來到了北加州，在新公司倒閉後，成了斯坦福的電機系教授，創立了自己的半導體實驗室，吸引了一大批技術精英。
到了60年代，硅谷已經集中了近百家高新技術企業，他們將研究成果快速工業化，科研團隊將地區發展看作合作與資金的重要來源，當地政府也逐漸扭轉偏見，支持初創公司的集羣發展。
等到斯坦福第十任校長亨尼斯出現，斯坦福大學的企業家精神已經蔓延開來。亨尼斯能夠在開辦公司的幾年裏，不去學校教書研究，還幫助了楊致遠、拉里·佩奇等人開發他們的軟件。不過斯坦福校方並不介入園區任何企業的經營，而是靠將學校專利授權給企業賺取專利費，以及收租來實現營收。
斯坦福模式後來被紛紛效仿，不過大多只學到了房地產生意，並不是硅谷的“產學研投”一體化的體系。後來有硅谷的公司管理者表示，“他們所建立起的架構，兼具一流大學、高科技公司與創造性的人才，這樣一來就很容易吸引投資。”
換句話説，硅谷與斯坦福之間是相互成就的關係，兩者雖然是角色不同，但仍是一種商業模式：把學校也當作企業，只不過這個企業專門生產並輸出人才和技術。
關鍵在於，這種關聯主要是在人的基礎上，去建立一系列的規則和制度。但當下大部分情況，仍然是靠先有制度，再去規範人的行為，尤其是在創新科技領域，後者並不是那麼合適。
03
技術需要有商業前景
很長一段時間，科技的發展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政治活動開拓商業市場，市場反過來賦能，所以歐美政府會為了科技去資助大學研究。比如，斯坦福大學在特曼的帶領下，能夠實現工業園到硅谷的跨越，也和前期的軍方支持脱不開關係。
事實上，歷史上很多早期科學技術的發展，都離不開政治方面的推動：為了使用熱兵器，研發火藥、解決彈道問題，從鍊金術士到拉瓦錫，打開了近代化學和力學的大門；伽利略一開始是意大利的一個兵工廠的顧問，主要靠解決技術問題賺些外快，以至於成了力學奠基人；互聯網的出現，一開始也源於美國想要搭建的軍事網絡。
不過這種政府主導的局面，隨着兩次工業革命的爆發就出現了轉折，科研逐漸由研究人員自己主導，成果能夠賣給企業或創業。此時企業之間的競爭加劇，更需要能變現的實用技術，搞學術和商業化並非不能關聯，技術要有商業前景，這樣才能進入一個正向循環：研究成果賺的錢，繼續搞技術。
但這並非沒有爭議。
所謂的產學研，本質上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為了符合現實，需要更新，最終的目的是人才的轉化。就像前面説的那樣，當大部人認為產學研僅僅是辦宣講會、聽講座、寫論文上時，就忽略了實用性。這一點，除了硅谷，歐洲方面學的也有模有樣。
舉個例子，英國的本科實習分為暑期實習和工業實習兩種，後者幾乎任何時候都可以申請，一旦通過了就可以去實習，如果沒上完課，學校會保留學籍，他們認為工科是一門理論結合實際的學科，學生能接觸到實戰過程特有的技術問題，所以最好等實習結束回來接着讀書，學校也非常鼓勵學生這麼做。
絕大部分西方國家並沒有全國性教學大綱，也沒有指定的教科書，學校老師可以根據學科特色，事先準備好課件，打印出來發給學生或者上傳網絡。除此以外，導師甚至會邀請一些公司的創始人來做學術交流，公司為了提高知名度、吸引優秀學生，也樂於接受邀請。
雖然不同的大學進行產學研的具體方式都不太一樣，但如果把學校企業化，培養好的學生獲得口碑，吸引企業合作，獲得經費投入教學，這和斯坦福模式是同樣的道理。有知情人士表示：西方文化和東亞不同，前者沒那麼多學歷情結，本科經歷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以後的職業生涯。
不過，有時候如果產學研效果實在不好，也並非完全學校的問題。一方面，有時候評判標準確實能夠影響決策和行為，更不能忽略灰度；另一方面，當地如果長時間的產業空心化，此時的產學研也是真的有心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