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中國“外語熱”，英語現在階段100分合適嗎？_風聞

經歷過考試升學的朋友，在專業課程之外，很多時候都會遇到一個“攔路虎”——外語，普遍來説是英語。

但我們只要不是從事特殊的崗位，以及專門做學術研究，需要援引國外的資料的話，英語在我們生活中，起到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英語聽力考試，圖片出自網絡

或許，就是基於這個事實，全國人大代表庹慶明：建議高考外語降至100分。

如果要追問，這個建議是否合理，要先搞清楚，外語佔的權重為何這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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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也有“外語熱”

提到學習外語，很多人能想到晚清“開眼看世界”時期，但其實早在古代，就有這樣的風氣。

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被鮮卑族統治過很長時間。

北齊皇族高氏雖然以出自渤海高氏這樣的世家大族，來給自己貼金，但都知道，他們和鮮卑族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太武帝拓跋燾，圖源自網絡

高歡在漢人士大夫面前，可以講流利的漢語；在鮮卑族武將面前，又能用鮮卑語溝通。

這成了一種社會趨勢，如果你是雙語種人才，你的仕途肯定順利許多。

北齊顏之推的《顏氏家訓》，為中國“家訓”類書的始祖，有許多反映時尚世風的內容，保存了大量珍貴的文化史料，其中便提到過當時的“鮮卑語熱”。

該書記載:

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日:“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教子》)

在南朝，雖然保留了漢人為主體的統治，但也興起了“外語熱”。

主要是因為玄學名士喜歡清談，佛學的進入又給這些名士提供了談資。

《烏龍闖情關》中的早期和尚，圖源自網絡

對佛學的接納，首先要學習梵語，正是梵語的大規模學習，“聲明學”的引入才使得漢語建立起了音韻學,發現了四聲、聲母等規律。

而研習梵語的悉曇類知識被一些士大夫和文人們作為一種新知新學加以模仿和效法,就他們看來梵語是一種新時尚。

《世説新語》記載了丞相王導説梵語、行梵禮。“因過胡人前,彈指雲:‘蘭槃!蘭槃!’”

《書聖王羲之》中的王導，出自網絡

連士大夫都學習梵語，更不用説中國的僧人。

玄奘大師西行以前，就做了充足的準備，“廣就諸蕃，遍學書語”。

掌握了基本的語言，玄奘大師才開始了西行，在天竺的歲月中，玄奘大師肯定在修習佛學的時候，會接觸更為廣泛的梵語。

《大唐玄奘》劇照，源自網絡

等玄奘大師回到唐朝後，為了翻譯佛教典籍，在教授徒弟佛法的同時，梵語教學也是繞不過的環節。

加上武則天興佛的大背景，當時無論是皇親國戚還是文人學者都以能識梵字、能梵音為豪。

王維有一首詩得題序真切得反映了這個現象：“苑舍人鹹能書梵字，兼達梵音，皆曲盡其妙 ，戲為之贈 。”

王維本人字摩詰 ，連起來就是維摩詰(Vimaiakrti)。

02

近代的“外語熱”

不難看出，“外語熱”脱離不了功利性的選擇。

以北齊來説，如果兼修漢語與鮮卑語，很容易躋身上流社會。

還有就是學術交流，如佛教的東傳。

這二者再共同促進“外語熱”成為一種社會潮流，近代中國的“外語熱”也符合這個趨勢。

晚清英語教學，源自網絡

鴉片戰爭前，有不少人意識到了外語的重要性。

清末十三行的首富伍秉鑑能用“漢化英語”與英美客商交流，北方恰克圖也有“一條舌頭沒飯吃，兩條舌頭混飯吃，三條舌頭有飯吃”之説。

但在廟堂層面，翻譯國外資料仍以西方傳教士口述、中方人員潤色為主，在對外談判中，誤譯給國家造成巨大損失。

鴉片戰爭後，清朝的國門被打開，大量的外商進入中國，對於本土通曉外語人才的需求激增。

吳趼人的小説《發財秘訣》中，書中的人物後悔花兩年時間讀中國書，想要發財就得學習外語，道出了當時外語學習與豐厚報酬之間的關係。

《黃飛鴻》系列電影中的“牙擦蘇”，源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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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務運動的興起，向西方學習先進技術，也使得官方助推“外語熱”。

最初，無論是設備還是技術，命脈都掌握在西方顧問手中。

為了建立現代模式的海關制度，洋人赫德甚至成了清王朝的一品大員。

但這些人，在給中國帶來進步的同時，也免不了有“騎牆”的行為。

清王朝意識到了破除語言障礙的重要性，於是建立起了新式學堂，教授外語。

京師大學堂，源自網絡

由於近代化進程對外語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多，外語人才的地位發證了根本的改變 ，甚至《申報》上 出現 “能説幾句洋話，即為不世奇才，內則公卿，外則督撫，無不倒屐相迎，皆倚為左右手 ”。

在民間和官方的共同作用下，學習外語成為民族興起的重要良方。

“癸卯學制”明確説 ：“英、法、俄、德日語，應於高等學堂中習其一二種 ，不能待至大學堂始習。”

能否進入大學堂，那自然要看你的外語基礎是否牢固。

但這時候的外語學習，基本上沒有限定為英語，而是多元化。

晚清留日學生，源自網絡

尤其在甲午海戰後，除了留學英美（如胡適先生），有不少有志青年東渡日本（如魯迅先生），日語的學習也曾經主導過潮流。

後來軍閥割據，和每個列強的聯繫緊密程度不同，自然推崇的外語也有所不同。

不過，英語始終是主流。

03

當代的“外語熱”

如果説中國古代和近代的“外語熱”是自下而上形成的潮流，那麼建國後的一度時間，俄語成為主流則是自上而下形成的結果。

眾所周知，建國後的形勢嚴峻，前蘇聯作為社會主義的老大哥，與我們交流頻繁，這時候自然要學習俄語。

那些年的俄語課本，源自網絡

但中蘇交惡後，俄語教學也陷入停滯，這一時期，由於周總理的堅持，英語教學倒是被有限地保留了下來。

改革開放後，在重拾英語教學之前，社會變革已經悄然發生。

當時上海理髮館裏擠滿了要燙髮的婦女，百貨商店新式服裝一拿出來便賣光。

可各路媒體卻措辭嚴厲：“如果我們忽視這種超自由化的傾向，它很快會變成時代的潮流，中國的現代化將會落空。”

《廬山戀》中的張瑜，第一個以牛仔褲出鏡的中國人，源自網絡

他們還認為，中國要學資本主義的生產和管理技術，但決不仿效它的腐朽生活方式。

所謂“腐朽生活方式”，無非是牛仔褲、流行音樂、男士蓄鬚或留長髮，以及女褲前裝拉鍊。

得知北京正籌備開可口可樂工廠時，某老領導質疑道：“中國的汽水就不能滿足人民的需要嗎？不能滿足外國人的需要嗎？非要喝可口可樂？簡直是賣國主義。”

第一個喝可口可樂的中國人，源自網絡

除了觀念上的阻力，還有工具上的困境，當時絕大多數中國人不懂外語，不具備國際交流能力，在相當長的時期，外語教學被塗抹上政治色彩，其陰影仍徘徊在人們心中。

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以他自身的垂範效應，打消了疑慮。

1979年，應卡特總統邀請，鄧小平出訪美國。二人共進行了5次會談，鄧小平對卡特説：“我們不害怕你們的思想意識，你們也不必害怕我們的。”

1983年，鄧小平在給景山中學題字時，寫道“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外語教學從此走上發展的高速路。

1986年，鄧小平接見美國國防部長温伯格，告別時，他首次用英語説：“Good-bye。”現場翻譯沒反應過來，以為是温伯格説的，忙附到鄧小平的耳邊翻譯道：“再見。”

在不同場合，鄧小平都展現出中國改革開放的決心，以及向世界學習的態度，而世界最先進的科技就掌握在英語國家。

鄧爺爺觀看學生計算機課程，源自網絡

這樣，英語在升學考試中的比重就加大了，也有了後來的英語培訓班，託福、雅思這些考試。

英語部分詞彙也以耳熟能詳的漢語形式出現，如沙發，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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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無論何時，只要存在民族、國家、不同文明交流的情況，就會興起“外語熱”。

如果站在歷史的高度，用世界化的眼光去看待外語學習，就會得出中國世界化、現代化的進程中必然會出現外語學習的浪潮，這是歷史的趨勢，是任何人所阻擋不住的。

圖源自網絡

英語成為主流，有現實因素。如果未來先進的科學和人文知識都是中國人鑄就的，那全世界都學漢語了，“外語熱”自然就降温了。

至於代表所説的實用價值不高，那高中數學、微積分不也是如此，應對生活中的問題，初中數學足矣，那數學是不是也可以降低分值？

代表認為，不利於城鄉教育公平，高考中外語分值越大對落後地區，特別是農村學生越不利。

圖源自網絡

但“窮文富武”的趨勢尤其會放大農村孩子在音體美這些特長課程的弱勢。換句話説，英語相較於進入升學考試的音體美課程，在折騰孩子的程度上還是比較小的。

如果降低英語分值，不如提高語文分值，也不如將音體美中的音樂、美術再次清除出考試科目。

不要為了建議而建議，聽風就是雨，搞那麼多大新聞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