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要去印度了，我們還要“求”它留下？_風聞

2010年11月5日，深圳，富士康園區，一名23歲男性員工跳樓自殺。這是那一年的“第14連跳”。

一連串悲哀到離奇的用工醜聞發生後，工廠內部野蠻、非人道的管理被曝光，令全球驚詫。

3個月後，一次晚宴上，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問了喬布斯一個問題：蘋果能否回到美國生產手機？

聽到這個略顯“幼稚”的問題，喬布斯當即回答：不可能了，這些工作機會永遠回不來了。

卓別林之後，西方沒有出現第二個卓別林。美國把人當機器的“摩登時代”，很難再現。

而“供應鏈大師”庫克也早已做好長遠規劃，並將蘋果帝國打造成世界上盈利能力最強、現金流最充裕的公司：

總部坐鎮美國，負責研發設計，運籌帷幄；第二圈，則有美軍掠陣，其中，日本負責生產電阻電容，韓國製造屏幕；圈外的中國，負責組裝。

每個納入帝國版圖的公司，都會都有蘋果的“特派工程師”來配合做技術升級。一切細節，蘋果悉知悉見。因此，每季度還會重新議價，直到所有環節再難發現“額外”的利潤。

帝國法度森嚴，令出中央，不容商量。帝國的供應商，還須時刻做好為帝國重建新產線、開闢新疆圖的準備。

除非美國工人能夠在1年內創造出“24連跳”、“34連跳”……為蘋果創造更多的利潤，否則，蘋果不可能回到美國生產手機。

2016年11月，剛剛當選美國總統的特朗普，着急向媒體“誇功”：自己已經和蘋果CEO庫克通過話，向對方傳達了讓蘋果製造迴流美國的計劃。

事實上，特朗普的表態，是單方面的表態，是獨角戲，並不是和庫克商議之後的共識。

蘋果是供應鏈全球化的典範。如果，“天生驕傲”的特朗普，能通過自己強大的輿論能量，逆轉全球化大勢而獨利美國製造和就業，他定能超越前任、“壟斷”支持率，身份凌駕於政、企兩界之上，創造出屬於自己的聖主時代。

雖然，替蘋果製造手機的富士康，不是美企，更不是蘋果。但，輿論場上，能把富士康拉回來，就約等於兑現了諾言。

為了將富士康請到美國，倔強的川皇親自下場抬起“八抬大轎”：

他力排眾議許諾給富士康30億美元的補貼；新工廠從密歇根湖調水原本需要8個州批准、耗時25年才能合規，他卻在一夜之間完成；後來雖有環保人士抗議，然而抗議之後補貼反倒增加了10億美元，其中，甚至“貼心”地拿出1億多美元為工廠修路……

2018年6月28日，經過一年半的過關斬將，“霸總”特朗普站在美國威斯康星州，手持鐵鏟，與郭台銘一起為美國新工廠奠基。

對於富士康艱難且高調的逆勢迴流，特朗普稱之為“世界第八大奇蹟”。

“始皇帝”級的歷史成就。

在特朗普這一全球頂流加持下，這家工廠，自誕生就吸引了全球媒體的持續關注。

而回顧這幾年的報道，發現該工廠不是停建，就是在更改目標：

工廠原本是要建一條10.5代LCD液晶面板產線，後來又準備改建第六代，隨後幾年又傳出準備生產呼吸機、服務器、機器人、電動車……

簡而言之，美國富士康工廠一直處在修補漁網、曬網，再修補、再曬的循環，就是不見捕魚。

此時此刻，如果阿Q附體，完全可以説，富士康回流美國失敗了，蘋果離不開中國。

但是，蘋果產業鏈全球化，並非是由“我”來主導的敍事。更準確來説，這是一場以美國為中心的敍事。我們只是參與了其中一部分，並且是微笑曲線中讓大家“微笑”不起來的那部分。

説白了，即便是富士康回流美國失敗了，並不代表蘋果離不開中國。

當我們將視線移向西南方，就會發現以中國“平替”自居的印度正在以極其踴躍的姿勢，將手高高舉起。

2014年，具有前所未有民眾凝聚力的印度總理莫迪宣佈，將投資數萬億盧比啓動“印度製造”計劃；2020年，莫迪準備加註20萬億盧比啓動“自力更生”計劃；2022年，莫迪又加註到100萬億盧比，提出“總理速度的力量”計劃。

這一系列目標，總結下來就一句話：印度要取代中國，成為新的世界製造中心。

理性來看，這不是白日夢。

2017年，印度還只是負責蘋果舊機型的組裝；然而，到了2022年，印度的富士康工廠就已經開始生產新機型iphone 14。

華爾街預測，到了2025年，蘋果就會把25%的手機生產放在印度。

此時此刻，如果請走阿Q，讓公知附體，完全可以説，工資水平只有中國1/5的印度，必將取代中國，成為下一個中國。

暫且不論道德層面，我們應不應該挽留富士康，且問，中國是否還有足夠的優勢，挽留富士康？

如果能，還能挽留多少天？

印度，是否就是富士康的歸宿？

01

種姓制與工業

莫迪總理的野望

“為印度書寫光輝的未來。”

2014年5月26日，高票當選的莫迪，在印度新德里總統府前廣場正式宣誓就任總理一職。在印度內外4000多名嘉賓見證下，莫迪發表了時長2分鐘的宣誓詞，開啓了印度“製造大國”的夢幻之旅。

就在莫迪宣誓的當天晚上，距離首都新德里200公里的北方邦Badaun地區Katra村的3名少女，失蹤了。

在印度，女性坐公交，以及女性下班之後沒有準時回家，都是很危險的。因此，少女的家人懷疑3人發生了生命危險，三番五次報警，但當地警察始終不予立案。

原因是，這3名少女，屬於達利特。

直到27日凌晨，有人發現，失蹤的3名少女，其中2人的屍體被懸掛在村裏的芒果樹上。一個14歲，一個15歲。

警察接手後，就斷定二人是自殺。

死者家人堅稱二人是先被強姦後被謀殺。後來，經過進一步調查，屍檢報告顯示是強姦。然而，這個結論很快又被推翻。

最後，印度中央調查局認定這起案件是“榮譽謀殺”。

所謂榮譽謀殺，就是男女間發生曖昧、尤其是不同種姓男女間發生曖昧，家族成員為了維護家族“榮譽”，按照印度傳統文化，會將當事男女殺死。一般來説，警察會尊重印度傳統，不會干預。

判定這兩個少女被“榮譽謀殺”，其實就是判定這兩個女孩“不檢點”，死有餘辜。

事實上，這3名少女，都是在一個叫Anshu Naharia的工頭手下工作，給村裏修路，每天可以掙25盧比，摺合人民幣2.5元。每個月只有75元。

事發前，3名少女提出每天漲薪3盧比（人民幣0.3元）的請求，被工頭拒絕。

為了殺雞儆猴，給其他心懷漲薪企圖的人一個警告，Anshu Naharia夥同當地警察以及其他人，輪姦、殺害了少女，並將其中2人屍體懸掛在顯眼的大樹上。另外一名少女則繼續被囚、被折磨。

本來，這一事件應該按照工頭Anshu Naharia的預期進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為在印度“向來如此”。更何況，印度當地警察也共同參與了強姦、謀殺。

儘管，印度憲法早就規定了，達利特也是人。

但是，印度這個“國家”的統一和獨立，都不是經由底層爆發暴力革命來實現的。而是當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為了方便殖民才順手進行統一，二戰期間英國無力維持殖民才勉強同意印度獨立。

由於底層從未向上層展示過他們的獠牙和利爪，因此，長期以來達利特只是理論層面的人。

每年都有數以萬計的達利特因各種原因失蹤、死亡，最近幾年甚至有增長的態勢，但警察也都習慣性不立案。

兩名達利特少女被強姦、被公然懸屍，在印度本可以就此揭過。印度依然還是公知口中那個“不需要警察，幾乎沒有人犯罪，最和平的國家”。

沒想到，印度電影製片人Mayurica Biswas將該事件拍成紀錄片《芒果樹下的聲音》，還獲得了洛杉磯電影節的最佳紀錄片獎。

5年後，也就是莫迪第二任期。根據該事件改編的電影《憲法第十五條》上映，再一次將該事件暴露在公眾面前。

電影之所以取名《憲法第十五條》，因為印度憲法第15條規定，“不得僅根據宗教、種族、種姓、性別、出生地點或其任何一項為由，對任何公民有所歧視。”

印度獨立之初，印度憲法就寫了這一條。不過，也只是寫了。

然而，印度教的“憲法”，印度人卻已經踐行了上千年。

印度教將人從優到劣分為4個種姓：掌管精神世界的婆羅門；掌管現實世界的剎帝利；扮演小商小販小中產的吠舍；靠出賣苦力餬口的首陀羅。

婆羅門、剎帝利，兩個種姓都很高貴，不用納税，犯任何罪都不會判死刑以及傷害身體的肉刑。

互聯網上“印度只有1億人”的梗，如果是寫實，那就一定是指人口規模大約1億的婆羅門和剎帝利。

至於第三種姓吠舍，跟婆羅門、剎帝利一樣，屬於“再生人”，有資格信婆羅門教，只要這輩子把財富捐獻給婆羅門、剎帝利，下輩子就有機會投胎到更高種姓。

首陀羅，幹活就有飯吃，不幹活沒飯吃，沒有財富，沒資格當“再生人”，也沒有資格信婆羅門教。在宗教層面，已經處在是人非人的模糊地帶。

至於達利特，根本沒資格排進4大種姓。

種姓，不僅僅代表人的“優劣”程度，還是近乎永恆的工種標籤。是什麼種姓，世世代代就從事什麼工作，父死子繼、世襲罔替。

老子是銀行職員，兒子也是銀行職員。老子是小販，兒子也是小販。

公務員層面更是如此，老子是警察，兒子也是警察。這也就形成了印度特色的行政制度“公務員專政”。畢竟，不論部長、邦長、總理思想再前衞，再有改天換地的想法，還是要依賴公務員去執行。

公務員，其實就是一個地方的土皇帝，永享一方香火，永保一方裙帶。

至於達利特，天生只能掃大街、通下水道、掏大糞，幹最髒最累的活、掙最少的錢。

前幾年，印度還有報道一名出身達利特的青年，儘管擁有2個學士、2個碩士、2個博士共6個學位，但是，靠知識無法改變命運，擠不進其他圈層。最終，他仍然只能和父輩一樣去清理垃圾。

2014年莫迪上台之後，他想把印度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改造成“世界上最大的製造國”，最大的難題就是：

如何從運行了上千年的鐵板一塊的舊制度中，釋放出足夠多幫自己實現新夢想的產業工人。

後來的事實證明，莫迪並不是空喊口號。

莫迪正在藉助“神明”之力，改變印度“公務員專政”、打掉鐵飯碗，讓那些希望改變命運的低種姓羣體，幫助自己實現“製造大國”的夢想。（詳情可點擊酷玩之前的稿子《萬萬不可輕視印度》）

那些為了申請漲薪3盧比（人民幣0.3元）而被輪姦、懸屍的少女，那些拿到6個學位依然只能清理垃圾的青年，那些平均工資不足中國工人1/5的數量龐大的印度民眾，就是莫迪圓夢的希望所在。

對於這些“欲活無門”的印度底層來説，富士康，又何嘗不是一座人間天堂。

02

螺絲釘與詩歌

許立志們的逃離

就在莫迪就職印度總理的第5個月，確切時間是2014年9月30日，24歲的許立志在微博上定發了自己的遺言，然後從深圳一座大廈17層墜樓身亡。

除了是富士康工人，許立志還有另外一個身份“打工詩人”。

由於沒考上大學，高中畢業之後，許立志先是在揭陽市的店裏賣了1年的驗鈔機。但是，他覺得每個月1000多塊的工資實在太少了。

廣東揭陽玉湖鎮長大的許立志，希望到大城市去闖闖。

2011年初，他來到了深圳，因為沒什麼一技之長，最終他進入富士康，簽了3年合同。開啓了他的“摩登時代”。

許立志的工作描述起來很簡單，人等同於機器。白班和夜班，每個月一輪換。白班是從早上8點幹到晚上7點，夜班是從晚上8點幹到凌晨7點。

試用期9個月，轉正之後基本工資2300元。要想多掙一點點，就要不停地加班。

如果是在世界上最大的文盲且擁有貧困人口最多的國家——印度，擁有這份工資就可以成為當地的“人上人”。

但，當時的中國，已經有超過總人口1/5的人受過高中以上教育。而一個人一旦讀過高中，尤其是接觸了文學，看待世界的角度就變了。尤其是身處於一個經濟和房價都快速增長、習慣於競爭和攀比的時代。

與其説這份工資不夠高，不如説這份工資與所承受的身心“痛苦”，顯得不成正比。

按照許立志詩中的描述，一旦車間開關啓動，所有人都必須完全“效忠”於流水線，私自上廁所如同“叛亂”。工作時每個人都像“雕塑”、“兵馬俑”一樣，站在流水線上機械麻木地“擰螺絲”。

任何人交頭接耳，都會被訓斥、謾罵。

許立志聞着工廠的氣味，喝着“鐵鏽”感的水，在默劇環境中，感覺自己就是機器的一部分。

下了班回到狹窄、逼仄、火柴盒一樣的宿舍，聽着工友們傾訴做小生意失敗、為了養家餬口、為了掙錢治病等等來富士康的原因，以及孩子的哭鬧聲、咳嗽聲，許立志感覺這裏就是人間煉獄。

他每次推開狹小的窗户，感覺自己是推開了棺材蓋。

許立志20歲就開始寫詩，到達深圳之後他開通了微博和博客，將自己打工的見聞感受，悉數記錄到自己的詩歌中。這也是他被稱為“打工詩人”的原因。

不過，“打工詩人”這四個字，他更想做的是詩人，而不是在富士康打工。

準確來説，他時刻都想逃離富士康。

在這份合同期間，越到後期，許立志詩中關於“死亡”的意向越來越濃。

不考慮人道的話，如果以許立志為樣本，以他的100多首詩歌為線索，就可以大致解剖出許立志以及“N連跳”的工人，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死亡的。

或者，也可以説，在任何一個“摩登”工廠，死亡只是一個時間問題。個體差異不同，忍耐的時間有所不同。

2014年，許立志與富士康3年的合同期滿，他就離開了，去了江蘇開啓新的人生。

漫長的3年，證明了，許立志並非懦夫。他勇敢熬過去的一劫，是很多人都未能熬過的一劫。

並且，他在富士康期間，在內心極度抗拒的情況下表現也很優秀。3年期間他做過作業員、倉管，也做過線長，管理過整條流水線。

但是，由於他性格內向、內心敏感，且最近三年的工作經驗就是“擰螺絲”，離開富士康，兜兜轉轉也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這並非完全屬於他個人的悲劇。

2014年9月26日，許立志再次與富士康簽訂了為期3年的合同。

也正是在這個9月的最後一天，許立志將遺言定發在第二天，也就是10月1日。然後，他選擇結束生命。

許立志之後，國內不再經常看到觸目驚心的連跳事件。

難道是富士康改善員工待遇了嗎？

其實，自從2010年14連跳之後，富士康及其背後大客户蘋果，就遭到國際的一致譴責。各大媒體卧底記者，紛紛潛入富士康，不遺餘力揭露其“殘酷剝削”和車間非人道管理方式。

為此，蘋果強烈譴責其供應商的勞工制度，不符合自己的“審美”標準，並責令富士康進行整改，同時還會不定期檢查監督。

但是，本質上説，如果蘋果不能剋制自己對於利潤的慾望，不改變自己過去定期與供應商“議價”的傳統，富士康永遠無法拿出“額外”的錢改善員工生存狀態。

去年，鄭州富士康車間工人因為疫情“大逃亡”，寧願千里徒步走回家，也不願留下工作。疫情，似乎成為一個逃離的導火索。

鄭州當地先後發動退休軍人、基層幹部去填充車間，還是無法滿足用工需求。當時，很多網友支招，只要漲薪，不怕沒人過來。

然而，富士康年利潤雖然在300億元左右，如果120萬工人每個人每月漲薪超過2000塊，富士康就會虧損。

漲幾十幾百塊沒有意義，漲1000塊，就意味着富士康利潤減半。富士康又不是胖東來，很難做出這樣的抉擇。

因此，我們就看到了富士康的對策：在中國勞動法規定臨時工不能超過10%的背景下，富士康臨時工比例竟然高達50%（注：非營利監管機構 China Labor Watch的報道，但富士康回應稱不實消息）。

這就是蘋果要“面子”，富士康“面子”和“裏子”都要的結果。

2014年之後，富士康連跳事件之所以減少，最重要的原因是或許應該歸功於外賣行業的快速增長。

在許立志感覺到人生無望的2014年，國內外賣行業還沒有形成如今的規模。那一年，佔據國內60%市場的外賣平台還是餓了麼，業務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地。

外賣員，雖然也像富士康工人一樣被“困在系統裏”，暴露在危險之中。但是，不論是工資上限、時間靈活性，還是上廁所要不要打報告等等各方面來説，送外賣都要好過“擰螺絲”。

人生來不是為了吃苦受虐的，只是為了生活不得不吃苦。但是，如果有不太苦的苦可以選擇，為什麼還要選擇更苦的苦？

因此，任憑人大代表們千呼萬喚，任憑製造企業老總們痛心疾首，任憑鍵盤俠們以“怕吃苦”百般綁架，許立志們一旦有能力離開，有能力找到更好的“富士康”，就不會再回來了。

這樣來看，富士康遲早要離開中國，趕往下一個勞動力成本低廉的窪地。

03

代加工與機器

勞動素質的“冗餘”

“一顆螺絲釘，突顯了中國的無可替代。”

在以“我”為主的敍事中，我們經常會看到這樣一個故事：

2012年，在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5年出口倍增”和“再工業化”雄偉夢想驅動下，蘋果CEO庫克宣佈將在美國得州生產Mac電腦。

然而這款電腦被推遲數月才上市，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為這款價值3000美元的電腦生產螺絲的生產商，僅僅有20名員工，每天最多生產1000個螺絲。

然而，即便面臨蘋果這樣的大客户，當地的供應商雖然有心，但是沒有能力快速增加產線、開模。

正如庫克所説，“在美國，你如果讓模具工程師來開會，我不確定能否讓他們坐滿一個房間。在中國，他們可以坐滿好幾個橄欖球場。”

而除了上下游供應商數量、規模，遠遠不如中國之外。美國得州工廠無法按需生產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在美國根本無法讓工人進行晝夜生產。這已經不是單純的成本問題，而是一系列複雜的社會問題、人權問題。

美國商務部前首席經濟學家蘇珊·赫爾普曾表示：“中國並不僅是成本便宜，那是一個你能召集10萬人為你通宵工作的國度”，“這已經成為開展生產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但是，中國工人，很想變成，也正在變成美國工人。

同樣是在2012年，這一年台北年會上，富士康掌門人郭台銘，對着台北動物園園長調侃道：“人類也是動物，如何管理這100萬動物讓我很是頭疼。”

富士康需要的不是人權、勞動法、最低工資標準等各種條款保護的美國工人，而是只需要吃最少的草，就能擠出最多奶的百萬牛馬。

機器人可以24小時工作，全年無休，只要有電就能幹到報廢，且不會自殺。

早在2007年1月，富士康就在深圳成立了機器人事業部。

而3年後的連跳事件，面對利潤和輿論的雙重壓力，郭台銘制定了一個瘋狂的計劃：2014年，僱傭100萬台機器人，取代80%的作業人員。

之所以説這個計劃很瘋狂，是因為從1961年第一台工業機器人問世，到2014年全球累計只生產了200萬台工業機器人，還在繼續運行的大約只有一半。

在巨大的輿論壓力下，蘋果也秘密組織了機器人團隊。

但是，到了2018年，蘋果從汽車行業四處拉丁組成的機器人團隊，最終還是解散了。截止到2019年，富士康也只配備了10萬台機器人。

關於蘋果、富士康機器之夢失敗的原因，業界共識是，將“傻大憨粗”的汽車機器人，複製到精度要求很高的3C領域，是行不通的。

而這也是女工更受歡迎的原因之一，因為將螺絲擰到面板上時，力度太大容易損壞面板，力度太小容易鬆動。微小的細節，恰恰是良品率的關鍵。

2014年，庫克試圖推動MacBook生產線自動化時，由於產線出錯，導致當年新款MacBook推遲半年發佈。

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每年或者每季度，甚至3-5個月，由於產品迭代或者品類變化，就需要更換新的產線。

如果機器人也要隨着產業變化而變化，成本太過昂貴。

也可以説，富士康當下離不開中國，是因為對於富士康來説，當下階段，中國工人比機器人更划算。

這份划算，我願稱之為“勞動素質冗餘”。

所謂勞動素質冗餘就是，許立志這樣受過一定教育的工人，即便時時刻刻想逃離，還是能把產品做到零缺陷，還是能在變化、迭代的產線中越做越好，甚至做到線長。

同理，國內外賣行業能夠突飛猛進發展，也是同樣的道理。龐大的外賣員羣體平均學歷遠超這個崗位需求，他們還普遍具備熟練使用智能機、熟練駕駛電動車奪路狂奔的技能，甚至具備替廚師炒菜、替客户打遊戲、為客户獻才藝的能力。

正是這些“冗餘”，註定了在一定時間內外賣機器人很難取代人。

目前富士康之所以沒有真正轉移到印度，還是同樣的原因。

近期，根據外媒報道，印度工廠生產的蘋果外殼良品率僅50%，這與蘋果追求的零缺陷，相去甚遠。

這其中，固然是有印度基礎工業不完善的原因，然而，印度所擁有的近3億成年文盲，尤其是印度高中女生畢業率不超過33%，不能為精密加工提供充足的優秀勞動力，這些都是短期內無法改變的客觀事實。

50%的良品率，可見印度的工人勞動素質別説有“冗餘”，甚至都沒有達到及格線。

但是，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就會發現：

印度工廠生產的蘋果外殼良品率，竟然已經高達50%了。印度女生高中畢業率已經達到33%。

要知道，從頒佈義務教育法到全民普及，日本用了78年，美國用了100年，中國只用了15年，中國才是那個“異類”。

放眼全球，在全民教育方面，印度並不算太差勁。

並且，印度工人工資只有中國的1/5。並且，蘋果總部不斷派產品設計師和工程師前往印度工廠進行培訓。

海爾創辦之初，張瑞敏曾定下這樣一條廠規“不準在車間隨地大小便”，如今的海爾已經連續14年蟬聯全球洗衣機銷量第一。

印度工廠，同樣也藴藏無限潛力。

甚至可以説，過去幾十年，印度的潛力之所以沒有得以釋放。除了印度自身民族、語言、文字、度量衡、宗教等各種衝突過於激烈。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外在原因就是，在東南亞“怪物房”中，有着一個“神級怪物”。

站在以“我”為主的立場，我們可以找出無數個理由證明中國工業產業鏈的完備、柔性生產能力的強大，同時證明印度有多麼不堪，以及蘋果將供應鏈轉移到印度有多麼的愚蠢。

不過，説到底，蘋果全球供應鏈轉移與否，並不是以“我”為主導的敍事。這是一場以美國為中心的敍事。我們只是參與了其中一部分，並且是微笑曲線中讓大家“微笑”不起來的那部分。

富士康之所以還沒有真正從中國轉移到印度，是因為當下階段，中國勞動素質的“冗餘”性價比超過機器，更超過印度勞動力。

説白了，富士康只是蘋果在全球遊牧“掠食”過程中的代理人，會不斷尋找更為肥美的獵物。它們對任何一塊土地，都沒有感情。

更何況，印度還有龐大的日薪2.5元人民幣的“賤民”，想進血汗工廠而無門的高學歷“賤民”。

與此同時，富士康以及上下游供應商，也已經陸續趕到這塊人力成本肥沃的新牧場，着手馴化這一方的勞動力。

簡而言之，中國工人想努力逃出富士康，而印度正削尖腦袋鑽進去。此消彼長，天平終將傾向於印度。

因此，關於蘋果、富士康是否會離得開中國這一話題，各方人士不論以何等高傲的姿態進行探討，不論得出何等自豪的結論，本質上都是一種“乞憐”，都是在求着富士康不要走。

當下，或許，探討富士康還有多少天離開中國，離開中國之後龐大的中國產業工人該何去何從，以及在這個窗口期我們應該做什麼，這些話題更有價值。

因為，越來越難承載中國年輕人生存需求的富士康，已經不值得中國留戀。

尾聲

2020年6月，美軍最新研製的KC-46加油機在交付之時，被西摩·約翰遜空軍基地拒絕。

拒絕的原因是，機體內有異物殘骸。

準確來説是電器垃圾、金屬碎屑、操作工具、摺疊梯，還有堅果皮。

並且，這不是波音飛機第一次出現這種問題。此前，美國軍方除了發現異物，甚至還發現飛機的佈線並不是按照圖紙，而是按照工人“喜好”。

或許，在普通人的第一感覺中，飛機制造是個技術密集型產業，大部分環節都會是自動化。事實上，走進波音飛機制造工廠就會看到，來自全球的數百萬個零部件，是由數萬名工人人工控制，一塊塊拼接起來。

和富士康工廠需要人來組裝是一樣的道理，飛機需要人來組裝，是因為要確保每個零部件都能嚴絲合縫組合在一起。

但是，和上廁所也要打報告的富士康工人不同的是，飛機制造工人每天只需要上班8小時，並且在這8小時裏可以隨意上廁所、嗑瓜子、喝咖啡、抽雪茄，交頭接耳也不會被罵。

因為每一個零部件對飛機都有重大影響，都不能出錯，每個環節的工人都是人，都不會被“組長”隨意侮辱。

根據美國勞工部的統計數據，美國航天航空工程師的年薪中位數約為11萬美元。大約是富士康工人的薪資中位數的20倍。

難道説，美國工人比中國工人優秀20倍、努力20倍？

難道美國工人天生就應該拿着高薪，悠閒地嗑着瓜子上班？

其實，關鍵還是在於，和製造蘋果手機一樣，波音製造飛機也是以美國為主導的敍事，美國處於全球分工的中心，因此波音面對全球任何客户，都會帶着骨子裏的“驕傲”。

波音的工人，這才真正活出了人樣。

客觀上來説，中國產業工人也有大把機會擁抱美好未來。

除了我們正在如火如荼發展的C919飛機產業，還有我們昨天剛剛寫過的中國軍工（可點擊進去了解詳情）。甚至於，軍工實力，才是一個國家參與全球分工最大的底氣。

因此，當下國內工人面臨的最大困境，或許並不全是產業迭代的技術問題，一定程度上還有國內的廣大民眾在心理上，還沒有做好中國即將成為全球最大、最強軍工國家的準備。

或許廣大民眾內心深藏的温良恭儉讓，以及漫長的苦難歷史，已經習慣性認為我們應該站在苦難者的視角、站在道德無瑕的立場，同情、悲憫世間一切弱者，譴責、唾罵一切強者。

但是，當下的美國已經連“巧取”的耐心都沒有了，只剩下“豪奪”。而擁有龐大人口的印度，又以空前卑微的態度迎接命運的垂青。全球產業分工正在快速改寫。

此時此刻，狹路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