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要去印度了,我們還要“求”它留下?_風聞
酷玩实验室-酷玩实验室官方账号-03-06 05:41
2010年11月5日,深圳,富士康園區,一名23歲男性員工跳樓自殺。這是那一年的“第14連跳”。

一連串悲哀到離奇的用工醜聞發生後,工廠內部野蠻、非人道的管理被曝光,令全球驚詫。
3個月後,一次晚宴上,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問了喬布斯一個問題:蘋果能否回到美國生產手機?
聽到這個略顯“幼稚”的問題,喬布斯當即回答:不可能了,這些工作機會永遠回不來了。

卓別林之後,西方沒有出現第二個卓別林。美國把人當機器的“摩登時代”,很難再現。
而“供應鏈大師”庫克也早已做好長遠規劃,並將蘋果帝國打造成世界上盈利能力最強、現金流最充裕的公司:
總部坐鎮美國,負責研發設計,運籌帷幄;第二圈,則有美軍掠陣,其中,日本負責生產電阻電容,韓國製造屏幕;圈外的中國,負責組裝。
每個納入帝國版圖的公司,都會都有蘋果的“特派工程師”來配合做技術升級。一切細節,蘋果悉知悉見。因此,每季度還會重新議價,直到所有環節再難發現“額外”的利潤。
帝國法度森嚴,令出中央,不容商量。帝國的供應商,還須時刻做好為帝國重建新產線、開闢新疆圖的準備。
除非美國工人能夠在1年內創造出“24連跳”、“34連跳”……為蘋果創造更多的利潤,否則,蘋果不可能回到美國生產手機。

2016年11月,剛剛當選美國總統的特朗普,着急向媒體“誇功”:自己已經和蘋果CEO庫克通過話,向對方傳達了讓蘋果製造迴流美國的計劃。
事實上,特朗普的表態,是單方面的表態,是獨角戲,並不是和庫克商議之後的共識。
蘋果是供應鏈全球化的典範。如果,“天生驕傲”的特朗普,能通過自己強大的輿論能量,逆轉全球化大勢而獨利美國製造和就業,他定能超越前任、“壟斷”支持率,身份凌駕於政、企兩界之上,創造出屬於自己的聖主時代。
雖然,替蘋果製造手機的富士康,不是美企,更不是蘋果。但,輿論場上,能把富士康拉回來,就約等於兑現了諾言。
為了將富士康請到美國,倔強的川皇親自下場抬起“八抬大轎”:
他力排眾議許諾給富士康30億美元的補貼;新工廠從密歇根湖調水原本需要8個州批准、耗時25年才能合規,他卻在一夜之間完成;後來雖有環保人士抗議,然而抗議之後補貼反倒增加了10億美元,其中,甚至“貼心”地拿出1億多美元為工廠修路……
2018年6月28日,經過一年半的過關斬將,“霸總”特朗普站在美國威斯康星州,手持鐵鏟,與郭台銘一起為美國新工廠奠基。
對於富士康艱難且高調的逆勢迴流,特朗普稱之為“世界第八大奇蹟”。

“始皇帝”級的歷史成就。
在特朗普這一全球頂流加持下,這家工廠,自誕生就吸引了全球媒體的持續關注。
而回顧這幾年的報道,發現該工廠不是停建,就是在更改目標:
工廠原本是要建一條10.5代LCD液晶面板產線,後來又準備改建第六代,隨後幾年又傳出準備生產呼吸機、服務器、機器人、電動車……
簡而言之,美國富士康工廠一直處在修補漁網、曬網,再修補、再曬的循環,就是不見捕魚。
此時此刻,如果阿Q附體,完全可以説,富士康回流美國失敗了,蘋果離不開中國。

但是,蘋果產業鏈全球化,並非是由“我”來主導的敍事。更準確來説,這是一場以美國為中心的敍事。我們只是參與了其中一部分,並且是微笑曲線中讓大家“微笑”不起來的那部分。
説白了,即便是富士康回流美國失敗了,並不代表蘋果離不開中國。
當我們將視線移向西南方,就會發現以中國“平替”自居的印度正在以極其踴躍的姿勢,將手高高舉起。

2014年,具有前所未有民眾凝聚力的印度總理莫迪宣佈,將投資數萬億盧比啓動“印度製造”計劃;2020年,莫迪準備加註20萬億盧比啓動“自力更生”計劃;2022年,莫迪又加註到100萬億盧比,提出“總理速度的力量”計劃。
這一系列目標,總結下來就一句話:印度要取代中國,成為新的世界製造中心。
理性來看,這不是白日夢。
2017年,印度還只是負責蘋果舊機型的組裝;然而,到了2022年,印度的富士康工廠就已經開始生產新機型iphone 14。
華爾街預測,到了2025年,蘋果就會把25%的手機生產放在印度。
此時此刻,如果請走阿Q,讓公知附體,完全可以説,工資水平只有中國1/5的印度,必將取代中國,成為下一個中國。
暫且不論道德層面,我們應不應該挽留富士康,且問,中國是否還有足夠的優勢,挽留富士康?
如果能,還能挽留多少天?
印度,是否就是富士康的歸宿?
01
種姓制與工業
莫迪總理的野望
“為印度書寫光輝的未來。”
2014年5月26日,高票當選的莫迪,在印度新德里總統府前廣場正式宣誓就任總理一職。在印度內外4000多名嘉賓見證下,莫迪發表了時長2分鐘的宣誓詞,開啓了印度“製造大國”的夢幻之旅。
就在莫迪宣誓的當天晚上,距離首都新德里200公里的北方邦Badaun地區Katra村的3名少女,失蹤了。
在印度,女性坐公交,以及女性下班之後沒有準時回家,都是很危險的。因此,少女的家人懷疑3人發生了生命危險,三番五次報警,但當地警察始終不予立案。
原因是,這3名少女,屬於達利特。
直到27日凌晨,有人發現,失蹤的3名少女,其中2人的屍體被懸掛在村裏的芒果樹上。一個14歲,一個15歲。

警察接手後,就斷定二人是自殺。
死者家人堅稱二人是先被強姦後被謀殺。後來,經過進一步調查,屍檢報告顯示是強姦。然而,這個結論很快又被推翻。
最後,印度中央調查局認定這起案件是“榮譽謀殺”。
所謂榮譽謀殺,就是男女間發生曖昧、尤其是不同種姓男女間發生曖昧,家族成員為了維護家族“榮譽”,按照印度傳統文化,會將當事男女殺死。一般來説,警察會尊重印度傳統,不會干預。
判定這兩個少女被“榮譽謀殺”,其實就是判定這兩個女孩“不檢點”,死有餘辜。
事實上,這3名少女,都是在一個叫Anshu Naharia的工頭手下工作,給村裏修路,每天可以掙25盧比,摺合人民幣2.5元。每個月只有75元。

事發前,3名少女提出每天漲薪3盧比(人民幣0.3元)的請求,被工頭拒絕。
為了殺雞儆猴,給其他心懷漲薪企圖的人一個警告,Anshu Naharia夥同當地警察以及其他人,輪姦、殺害了少女,並將其中2人屍體懸掛在顯眼的大樹上。另外一名少女則繼續被囚、被折磨。

本來,這一事件應該按照工頭Anshu Naharia的預期進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為在印度“向來如此”。更何況,印度當地警察也共同參與了強姦、謀殺。
儘管,印度憲法早就規定了,達利特也是人。
但是,印度這個“國家”的統一和獨立,都不是經由底層爆發暴力革命來實現的。而是當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為了方便殖民才順手進行統一,二戰期間英國無力維持殖民才勉強同意印度獨立。
由於底層從未向上層展示過他們的獠牙和利爪,因此,長期以來達利特只是理論層面的人。
每年都有數以萬計的達利特因各種原因失蹤、死亡,最近幾年甚至有增長的態勢,但警察也都習慣性不立案。
兩名達利特少女被強姦、被公然懸屍,在印度本可以就此揭過。印度依然還是公知口中那個“不需要警察,幾乎沒有人犯罪,最和平的國家”。

沒想到,印度電影製片人Mayurica Biswas將該事件拍成紀錄片《芒果樹下的聲音》,還獲得了洛杉磯電影節的最佳紀錄片獎。
5年後,也就是莫迪第二任期。根據該事件改編的電影《憲法第十五條》上映,再一次將該事件暴露在公眾面前。
電影之所以取名《憲法第十五條》,因為印度憲法第15條規定,“不得僅根據宗教、種族、種姓、性別、出生地點或其任何一項為由,對任何公民有所歧視。”

印度獨立之初,印度憲法就寫了這一條。不過,也只是寫了。
然而,印度教的“憲法”,印度人卻已經踐行了上千年。
印度教將人從優到劣分為4個種姓:掌管精神世界的婆羅門;掌管現實世界的剎帝利;扮演小商小販小中產的吠舍;靠出賣苦力餬口的首陀羅。
婆羅門、剎帝利,兩個種姓都很高貴,不用納税,犯任何罪都不會判死刑以及傷害身體的肉刑。
互聯網上“印度只有1億人”的梗,如果是寫實,那就一定是指人口規模大約1億的婆羅門和剎帝利。
至於第三種姓吠舍,跟婆羅門、剎帝利一樣,屬於“再生人”,有資格信婆羅門教,只要這輩子把財富捐獻給婆羅門、剎帝利,下輩子就有機會投胎到更高種姓。
首陀羅,幹活就有飯吃,不幹活沒飯吃,沒有財富,沒資格當“再生人”,也沒有資格信婆羅門教。在宗教層面,已經處在是人非人的模糊地帶。

至於達利特,根本沒資格排進4大種姓。
種姓,不僅僅代表人的“優劣”程度,還是近乎永恆的工種標籤。是什麼種姓,世世代代就從事什麼工作,父死子繼、世襲罔替。
老子是銀行職員,兒子也是銀行職員。老子是小販,兒子也是小販。
公務員層面更是如此,老子是警察,兒子也是警察。這也就形成了印度特色的行政制度“公務員專政”。畢竟,不論部長、邦長、總理思想再前衞,再有改天換地的想法,還是要依賴公務員去執行。
公務員,其實就是一個地方的土皇帝,永享一方香火,永保一方裙帶。
至於達利特,天生只能掃大街、通下水道、掏大糞,幹最髒最累的活、掙最少的錢。

前幾年,印度還有報道一名出身達利特的青年,儘管擁有2個學士、2個碩士、2個博士共6個學位,但是,靠知識無法改變命運,擠不進其他圈層。最終,他仍然只能和父輩一樣去清理垃圾。
2014年莫迪上台之後,他想把印度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改造成“世界上最大的製造國”,最大的難題就是:
如何從運行了上千年的鐵板一塊的舊制度中,釋放出足夠多幫自己實現新夢想的產業工人。
後來的事實證明,莫迪並不是空喊口號。

莫迪正在藉助“神明”之力,改變印度“公務員專政”、打掉鐵飯碗,讓那些希望改變命運的低種姓羣體,幫助自己實現“製造大國”的夢想。(詳情可點擊酷玩之前的稿子《萬萬不可輕視印度》)
那些為了申請漲薪3盧比(人民幣0.3元)而被輪姦、懸屍的少女,那些拿到6個學位依然只能清理垃圾的青年,那些平均工資不足中國工人1/5的數量龐大的印度民眾,就是莫迪圓夢的希望所在。
對於這些“欲活無門”的印度底層來説,富士康,又何嘗不是一座人間天堂。
02
螺絲釘與詩歌
許立志們的逃離
就在莫迪就職印度總理的第5個月,確切時間是2014年9月30日,24歲的許立志在微博上定發了自己的遺言,然後從深圳一座大廈17層墜樓身亡。
除了是富士康工人,許立志還有另外一個身份“打工詩人”。

由於沒考上大學,高中畢業之後,許立志先是在揭陽市的店裏賣了1年的驗鈔機。但是,他覺得每個月1000多塊的工資實在太少了。
廣東揭陽玉湖鎮長大的許立志,希望到大城市去闖闖。
2011年初,他來到了深圳,因為沒什麼一技之長,最終他進入富士康,簽了3年合同。開啓了他的“摩登時代”。
許立志的工作描述起來很簡單,人等同於機器。白班和夜班,每個月一輪換。白班是從早上8點幹到晚上7點,夜班是從晚上8點幹到凌晨7點。
試用期9個月,轉正之後基本工資2300元。要想多掙一點點,就要不停地加班。

如果是在世界上最大的文盲且擁有貧困人口最多的國家——印度,擁有這份工資就可以成為當地的“人上人”。
但,當時的中國,已經有超過總人口1/5的人受過高中以上教育。而一個人一旦讀過高中,尤其是接觸了文學,看待世界的角度就變了。尤其是身處於一個經濟和房價都快速增長、習慣於競爭和攀比的時代。
與其説這份工資不夠高,不如説這份工資與所承受的身心“痛苦”,顯得不成正比。
按照許立志詩中的描述,一旦車間開關啓動,所有人都必須完全“效忠”於流水線,私自上廁所如同“叛亂”。工作時每個人都像“雕塑”、“兵馬俑”一樣,站在流水線上機械麻木地“擰螺絲”。

任何人交頭接耳,都會被訓斥、謾罵。
許立志聞着工廠的氣味,喝着“鐵鏽”感的水,在默劇環境中,感覺自己就是機器的一部分。
下了班回到狹窄、逼仄、火柴盒一樣的宿舍,聽着工友們傾訴做小生意失敗、為了養家餬口、為了掙錢治病等等來富士康的原因,以及孩子的哭鬧聲、咳嗽聲,許立志感覺這裏就是人間煉獄。
他每次推開狹小的窗户,感覺自己是推開了棺材蓋。
許立志20歲就開始寫詩,到達深圳之後他開通了微博和博客,將自己打工的見聞感受,悉數記錄到自己的詩歌中。這也是他被稱為“打工詩人”的原因。
不過,“打工詩人”這四個字,他更想做的是詩人,而不是在富士康打工。
準確來説,他時刻都想逃離富士康。
在這份合同期間,越到後期,許立志詩中關於“死亡”的意向越來越濃。

不考慮人道的話,如果以許立志為樣本,以他的100多首詩歌為線索,就可以大致解剖出許立志以及“N連跳”的工人,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死亡的。
或者,也可以説,在任何一個“摩登”工廠,死亡只是一個時間問題。個體差異不同,忍耐的時間有所不同。
2014年,許立志與富士康3年的合同期滿,他就離開了,去了江蘇開啓新的人生。
漫長的3年,證明了,許立志並非懦夫。他勇敢熬過去的一劫,是很多人都未能熬過的一劫。
並且,他在富士康期間,在內心極度抗拒的情況下表現也很優秀。3年期間他做過作業員、倉管,也做過線長,管理過整條流水線。
但是,由於他性格內向、內心敏感,且最近三年的工作經驗就是“擰螺絲”,離開富士康,兜兜轉轉也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這並非完全屬於他個人的悲劇。
2014年9月26日,許立志再次與富士康簽訂了為期3年的合同。

也正是在這個9月的最後一天,許立志將遺言定發在第二天,也就是10月1日。然後,他選擇結束生命。
許立志之後,國內不再經常看到觸目驚心的連跳事件。
難道是富士康改善員工待遇了嗎?
其實,自從2010年14連跳之後,富士康及其背後大客户蘋果,就遭到國際的一致譴責。各大媒體卧底記者,紛紛潛入富士康,不遺餘力揭露其“殘酷剝削”和車間非人道管理方式。
為此,蘋果強烈譴責其供應商的勞工制度,不符合自己的“審美”標準,並責令富士康進行整改,同時還會不定期檢查監督。
但是,本質上説,如果蘋果不能剋制自己對於利潤的慾望,不改變自己過去定期與供應商“議價”的傳統,富士康永遠無法拿出“額外”的錢改善員工生存狀態。
去年,鄭州富士康車間工人因為疫情“大逃亡”,寧願千里徒步走回家,也不願留下工作。疫情,似乎成為一個逃離的導火索。

鄭州當地先後發動退休軍人、基層幹部去填充車間,還是無法滿足用工需求。當時,很多網友支招,只要漲薪,不怕沒人過來。
然而,富士康年利潤雖然在300億元左右,如果120萬工人每個人每月漲薪超過2000塊,富士康就會虧損。
漲幾十幾百塊沒有意義,漲1000塊,就意味着富士康利潤減半。富士康又不是胖東來,很難做出這樣的抉擇。
因此,我們就看到了富士康的對策:在中國勞動法規定臨時工不能超過10%的背景下,富士康臨時工比例竟然高達50%(注:非營利監管機構 China Labor Watch的報道,但富士康回應稱不實消息)。

這就是蘋果要“面子”,富士康“面子”和“裏子”都要的結果。
2014年之後,富士康連跳事件之所以減少,最重要的原因是或許應該歸功於外賣行業的快速增長。
在許立志感覺到人生無望的2014年,國內外賣行業還沒有形成如今的規模。那一年,佔據國內60%市場的外賣平台還是餓了麼,業務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地。
外賣員,雖然也像富士康工人一樣被“困在系統裏”,暴露在危險之中。但是,不論是工資上限、時間靈活性,還是上廁所要不要打報告等等各方面來説,送外賣都要好過“擰螺絲”。

人生來不是為了吃苦受虐的,只是為了生活不得不吃苦。但是,如果有不太苦的苦可以選擇,為什麼還要選擇更苦的苦?
因此,任憑人大代表們千呼萬喚,任憑製造企業老總們痛心疾首,任憑鍵盤俠們以“怕吃苦”百般綁架,許立志們一旦有能力離開,有能力找到更好的“富士康”,就不會再回來了。
這樣來看,富士康遲早要離開中國,趕往下一個勞動力成本低廉的窪地。
03
代加工與機器
勞動素質的“冗餘”
“一顆螺絲釘,突顯了中國的無可替代。”
在以“我”為主的敍事中,我們經常會看到這樣一個故事:

2012年,在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5年出口倍增”和“再工業化”雄偉夢想驅動下,蘋果CEO庫克宣佈將在美國得州生產Mac電腦。
然而這款電腦被推遲數月才上市,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為這款價值3000美元的電腦生產螺絲的生產商,僅僅有20名員工,每天最多生產1000個螺絲。
然而,即便面臨蘋果這樣的大客户,當地的供應商雖然有心,但是沒有能力快速增加產線、開模。
正如庫克所説,“在美國,你如果讓模具工程師來開會,我不確定能否讓他們坐滿一個房間。在中國,他們可以坐滿好幾個橄欖球場。”
而除了上下游供應商數量、規模,遠遠不如中國之外。美國得州工廠無法按需生產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在美國根本無法讓工人進行晝夜生產。這已經不是單純的成本問題,而是一系列複雜的社會問題、人權問題。
美國商務部前首席經濟學家蘇珊·赫爾普曾表示:“中國並不僅是成本便宜,那是一個你能召集10萬人為你通宵工作的國度”,“這已經成為開展生產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但是,中國工人,很想變成,也正在變成美國工人。

同樣是在2012年,這一年台北年會上,富士康掌門人郭台銘,對着台北動物園園長調侃道:“人類也是動物,如何管理這100萬動物讓我很是頭疼。”
富士康需要的不是人權、勞動法、最低工資標準等各種條款保護的美國工人,而是只需要吃最少的草,就能擠出最多奶的百萬牛馬。
機器人可以24小時工作,全年無休,只要有電就能幹到報廢,且不會自殺。
早在2007年1月,富士康就在深圳成立了機器人事業部。
而3年後的連跳事件,面對利潤和輿論的雙重壓力,郭台銘制定了一個瘋狂的計劃:2014年,僱傭100萬台機器人,取代80%的作業人員。

之所以説這個計劃很瘋狂,是因為從1961年第一台工業機器人問世,到2014年全球累計只生產了200萬台工業機器人,還在繼續運行的大約只有一半。
在巨大的輿論壓力下,蘋果也秘密組織了機器人團隊。
但是,到了2018年,蘋果從汽車行業四處拉丁組成的機器人團隊,最終還是解散了。截止到2019年,富士康也只配備了10萬台機器人。
關於蘋果、富士康機器之夢失敗的原因,業界共識是,將“傻大憨粗”的汽車機器人,複製到精度要求很高的3C領域,是行不通的。
而這也是女工更受歡迎的原因之一,因為將螺絲擰到面板上時,力度太大容易損壞面板,力度太小容易鬆動。微小的細節,恰恰是良品率的關鍵。
2014年,庫克試圖推動MacBook生產線自動化時,由於產線出錯,導致當年新款MacBook推遲半年發佈。

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每年或者每季度,甚至3-5個月,由於產品迭代或者品類變化,就需要更換新的產線。
如果機器人也要隨着產業變化而變化,成本太過昂貴。
也可以説,富士康當下離不開中國,是因為對於富士康來説,當下階段,中國工人比機器人更划算。
這份划算,我願稱之為“勞動素質冗餘”。
所謂勞動素質冗餘就是,許立志這樣受過一定教育的工人,即便時時刻刻想逃離,還是能把產品做到零缺陷,還是能在變化、迭代的產線中越做越好,甚至做到線長。
同理,國內外賣行業能夠突飛猛進發展,也是同樣的道理。龐大的外賣員羣體平均學歷遠超這個崗位需求,他們還普遍具備熟練使用智能機、熟練駕駛電動車奪路狂奔的技能,甚至具備替廚師炒菜、替客户打遊戲、為客户獻才藝的能力。

正是這些“冗餘”,註定了在一定時間內外賣機器人很難取代人。
目前富士康之所以沒有真正轉移到印度,還是同樣的原因。
近期,根據外媒報道,印度工廠生產的蘋果外殼良品率僅50%,這與蘋果追求的零缺陷,相去甚遠。
這其中,固然是有印度基礎工業不完善的原因,然而,印度所擁有的近3億成年文盲,尤其是印度高中女生畢業率不超過33%,不能為精密加工提供充足的優秀勞動力,這些都是短期內無法改變的客觀事實。
50%的良品率,可見印度的工人勞動素質別説有“冗餘”,甚至都沒有達到及格線。

但是,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就會發現:
印度工廠生產的蘋果外殼良品率,竟然已經高達50%了。印度女生高中畢業率已經達到33%。
要知道,從頒佈義務教育法到全民普及,日本用了78年,美國用了100年,中國只用了15年,中國才是那個“異類”。
放眼全球,在全民教育方面,印度並不算太差勁。
並且,印度工人工資只有中國的1/5。並且,蘋果總部不斷派產品設計師和工程師前往印度工廠進行培訓。
海爾創辦之初,張瑞敏曾定下這樣一條廠規“不準在車間隨地大小便”,如今的海爾已經連續14年蟬聯全球洗衣機銷量第一。
印度工廠,同樣也藴藏無限潛力。
甚至可以説,過去幾十年,印度的潛力之所以沒有得以釋放。除了印度自身民族、語言、文字、度量衡、宗教等各種衝突過於激烈。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外在原因就是,在東南亞“怪物房”中,有着一個“神級怪物”。

站在以“我”為主的立場,我們可以找出無數個理由證明中國工業產業鏈的完備、柔性生產能力的強大,同時證明印度有多麼不堪,以及蘋果將供應鏈轉移到印度有多麼的愚蠢。
不過,説到底,蘋果全球供應鏈轉移與否,並不是以“我”為主導的敍事。這是一場以美國為中心的敍事。我們只是參與了其中一部分,並且是微笑曲線中讓大家“微笑”不起來的那部分。

富士康之所以還沒有真正從中國轉移到印度,是因為當下階段,中國勞動素質的“冗餘”性價比超過機器,更超過印度勞動力。
説白了,富士康只是蘋果在全球遊牧“掠食”過程中的代理人,會不斷尋找更為肥美的獵物。它們對任何一塊土地,都沒有感情。
更何況,印度還有龐大的日薪2.5元人民幣的“賤民”,想進血汗工廠而無門的高學歷“賤民”。
與此同時,富士康以及上下游供應商,也已經陸續趕到這塊人力成本肥沃的新牧場,着手馴化這一方的勞動力。
簡而言之,中國工人想努力逃出富士康,而印度正削尖腦袋鑽進去。此消彼長,天平終將傾向於印度。
因此,關於蘋果、富士康是否會離得開中國這一話題,各方人士不論以何等高傲的姿態進行探討,不論得出何等自豪的結論,本質上都是一種“乞憐”,都是在求着富士康不要走。
當下,或許,探討富士康還有多少天離開中國,離開中國之後龐大的中國產業工人該何去何從,以及在這個窗口期我們應該做什麼,這些話題更有價值。
因為,越來越難承載中國年輕人生存需求的富士康,已經不值得中國留戀。
尾聲
2020年6月,美軍最新研製的KC-46加油機在交付之時,被西摩·約翰遜空軍基地拒絕。
拒絕的原因是,機體內有異物殘骸。
準確來説是電器垃圾、金屬碎屑、操作工具、摺疊梯,還有堅果皮。
並且,這不是波音飛機第一次出現這種問題。此前,美國軍方除了發現異物,甚至還發現飛機的佈線並不是按照圖紙,而是按照工人“喜好”。
或許,在普通人的第一感覺中,飛機制造是個技術密集型產業,大部分環節都會是自動化。事實上,走進波音飛機制造工廠就會看到,來自全球的數百萬個零部件,是由數萬名工人人工控制,一塊塊拼接起來。

和富士康工廠需要人來組裝是一樣的道理,飛機需要人來組裝,是因為要確保每個零部件都能嚴絲合縫組合在一起。
但是,和上廁所也要打報告的富士康工人不同的是,飛機制造工人每天只需要上班8小時,並且在這8小時裏可以隨意上廁所、嗑瓜子、喝咖啡、抽雪茄,交頭接耳也不會被罵。
因為每一個零部件對飛機都有重大影響,都不能出錯,每個環節的工人都是人,都不會被“組長”隨意侮辱。
根據美國勞工部的統計數據,美國航天航空工程師的年薪中位數約為11萬美元。大約是富士康工人的薪資中位數的20倍。
難道説,美國工人比中國工人優秀20倍、努力20倍?

難道美國工人天生就應該拿着高薪,悠閒地嗑着瓜子上班?
其實,關鍵還是在於,和製造蘋果手機一樣,波音製造飛機也是以美國為主導的敍事,美國處於全球分工的中心,因此波音面對全球任何客户,都會帶着骨子裏的“驕傲”。
波音的工人,這才真正活出了人樣。
客觀上來説,中國產業工人也有大把機會擁抱美好未來。
除了我們正在如火如荼發展的C919飛機產業,還有我們昨天剛剛寫過的中國軍工(可點擊進去了解詳情)。甚至於,軍工實力,才是一個國家參與全球分工最大的底氣。
因此,當下國內工人面臨的最大困境,或許並不全是產業迭代的技術問題,一定程度上還有國內的廣大民眾在心理上,還沒有做好中國即將成為全球最大、最強軍工國家的準備。
或許廣大民眾內心深藏的温良恭儉讓,以及漫長的苦難歷史,已經習慣性認為我們應該站在苦難者的視角、站在道德無瑕的立場,同情、悲憫世間一切弱者,譴責、唾罵一切強者。
但是,當下的美國已經連“巧取”的耐心都沒有了,只剩下“豪奪”。而擁有龐大人口的印度,又以空前卑微的態度迎接命運的垂青。全球產業分工正在快速改寫。
此時此刻,狹路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