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盡的前沿，無畏的出擊_風聞

· 這是第5078篇原創首發文章  字數 5k+ ·

· 秦朔 | 文·

挑戰與響應

歷史不會線性延伸，變局與挑戰無可避免。

2月7日，美國總統拜登發表年度國情諮文，提出“投資於美國的創新，投資於着眼未來的行業，投資於中國政府打算主導的行業。投資於我們的盟友，與之合作，保護我們的先進技術”。

新一輪地緣科技攻勢已然展開。1月27日，美國與日本、荷蘭就限制向中國出口先進芯片製造設備達成協議。1月31日，美國和印度在白宮舉行“美印關鍵和新興技術倡議”（iCET）第一次正式會議，美國組建的高科技聯盟又邁出了重要一步。

美國對中國製造的依賴度很高，短期內不可能擺脱。但從趨勢看，中美貿易佔美國貿易總額的比重已從2018年的15.6%降到2022年的13.0%。中國曾是美國最大貿易伙伴，從2021年起降為第三，落後於加拿大和墨西哥。

基於“近岸供應鏈”和“友岸供應鏈”的考慮，未來美國將進一步加大對加拿大、墨西哥、歐盟的貿易傾斜，減少從中國的進口比例。

和貿易總量的問題相比，貿易結構的挑戰更為突出，在高技術領域的“脱鈎”之勢越來越明顯。去年10月，美國商務部發布了修訂後的人工智能和半導體技術的對華出口政策，實際上禁止向中國出口能為人工智能算法提供動力的一切先進芯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説：“我們正處於一個拐點。後冷戰世界已經結束，一場激烈的競爭正在進行，以塑造未來。競爭的核心是技術。”

面對美國咄咄逼人的科技戰略動員，中國怎麼辦？

“健全新型舉國體制，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優化配置創新資源，優化國家科研機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科技領軍企業定位和佈局。”這是二十大報告做出的戰略判斷和選擇。

在這場註定漫長而艱辛的科技角逐中，中國的科技領軍企業責無旁貸。

剛剛開幕的2023年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海爾集團黨委書記、董事局主席、首席執行官周雲傑提交了《發揮科技領軍企業作用，完善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協同機制》的建議，從企業端對國家戰略做出了響應。

早在2022年初，海爾成立科學與技術委員會，統籌集團研發，加大科技創新，預計總投入1000億元，包括600億元研發投入和400億元專項產業基金。海爾還表示，將以國家高端智能化家用電器創新中心等20餘個國家級創新平台為依託，向整個行業開放資源，構建從原創科技到成果轉化到產業鏈的創新體系，以實現高水平的自主可控。

｜全國人大代表周雲傑（左一）在海爾再循環互聯工廠調研

2023年全國兩會，周雲傑建議的三個具體方向是：

**1、**擇優支持科技領軍企業牽頭探索可複製的“揭榜掛帥”模式，打通阻礙產業實際需求形成攻關課題的機制堵點；

**2、**引導高校優化教師評價考核制度，激發教師參與校企合作積極性，實現人才資源的有效整合；

**3、**依託行業領軍企業與一流大學，搭建卓越工程師人才校企聯合培育平台，強化高端優質工程技術人才聯合培育體系。

海爾的這些做法和建議表明，在新的歷史關頭，海爾正在豐富對自身使命的認識，跳出海爾做海爾，從完善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協同機制的角度，發揮科技領軍企業的新的作用。

新型舉國體制與科技創新主體

中央提出“健全新型舉國體制”“優化國家科研機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科技領軍企業定位和佈局”。在周雲傑看來，只有科研機構、大學、領軍企業三者相結合，才能形成“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協同機制”，實現只靠單一主體所無法完成的任務。

這方面海爾已經有一些實踐。如2020年國家體育總局委託山東開展雪蠟車研製工作，就是由省工信廳、海爾、中國重汽等10餘家單位的技術力量合作攻關，歷時11個月完成的。雪蠟車是雪上競技體育的專用保障車輛，過去中國冰雪運動隊參加比賽都是租用國外車輛，或使用集裝箱式板房。

這一次，海爾卡奧斯與康派斯、固特等生態方聯合成立了200餘人的車攻堅團隊，從房車交互設計、新風系統及空調設備等方面研發攻關。經過與國家隊教練組、運動員、打蠟師的溝通，海爾卡奧斯立足平台仿真力，運用數字孿生等技術，迅速推演出整車的功能佈局及分區。

最終，中國第一台擁有完整自主知識產權的雪蠟車在北京冬奧會崇禮賽區亮相。雪蠟車配備了打蠟師工作區、運動員熱身區、休息室、儲物區等功能區，通過模塊化設備更換，還可以改為其他類型的運動功能保障車。

傳統的舉國體制，更多與國防工業需求相關，政府是主導方，負責制定任務，投放資源，組織實施。在科技領域，舉國體制的典型包括——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蘇聯科學家與軍工企業組成研發生產共同體。蘇聯科學院1941年6月23日緊急召開擴大會議，決定科學院所有研究方向都轉向戰爭課題。

戰爭期間，蘇聯科學家從國內原材料中獲得了青黴素並實現量產，在廣泛使用青黴素之後，蘇聯紅軍中傷病員的死亡率下降了80%，截肢人數下降了25%；蘇聯科學家發明的艦艇消磁防水雷攻擊技術，保護了幾百艘艦船的安全；發明的電焊技術，使焊劑在真空下實現焊接，讓坦克的生產速度提高了數十倍。

在美國，“二戰”期間的“曼哈頓計劃”由總統親自領導，由首席科學家奧本海默和格羅夫斯將軍“一文一武”進行指揮，整合政府、軍隊、科技、工業四方力量，投資最多的一年的經費，相當於當時美國GDP的0.4%。1961年到1972年，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指揮了“阿波羅載人登月計劃”，工程高峯期有2萬家企業、200多所大學和80多個科研機構參與，總人數超過30萬人。

在中國，最具代表性的舉國體制項目是“兩彈一星核潛艇”研製工程。1962年11月，中央成立了以周恩來為主任的專門委員會，具體負責“兩彈一星核潛艇”的研製。全國、全軍一盤棋，人財物力統一調度，全國大協作。

在和平年代，戰場轉向商場，消費者擁有決定權，市場體制在資源配置中起着關鍵作用。前蘇聯將國防研發體制用在民用部門，事實證明效率很低。但舉國體制也並未消失，尤其是在面臨“卡脖子”挑戰時。只不過此時的舉國體制更加註重調動市場的力量，依靠領軍企業發揮作用，將重大項目的動員與常態化的創新相結合。

**1960年代到1980年代，日本為了在半導體領域追趕美國，採取了企業、大學、研究機構合作的模式。**日本在1976～1980年組織了“超大規模集成電路工程研究協會”，由通產省牽頭，組織富士通、日立、三菱、日本電氣、東芝五大公司和日本工業技術研究院電子綜合研究所、計算機綜合研究所等進行產學研合作，旨在研究最先進的半導體制備及其設備製造技術。1985年日本半導體產業首次超過美國，1986年全球十大半導體企業中日本佔據了六席。

面對日本的挑戰，美國奮起反擊。英特爾果斷放棄了存儲器賽道，切換到微處理器（CPU）的新賽道，1985年開發成功了386芯片，重振雄風。在這一逆襲而重新領先的過程中，美國創新生態的建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1987年，國防科學委員會（DSB）發佈報告，認為半導體產業衰落將威脅到國防，建議政府和產業共同成立一個製造研發機構。

為此，美國半導體產業協會（SIA）牽頭14家半導體公司發起成立了“半導體制造技術研究聯合體”（SEMATECH）項目，該組織不僅從各個成員公司借調研發人員進行共同開發，也注重與半導體制造設備商、材料供應商的縱向合作，強化上游設備和材料的創新能力。

在德國，化工工業崛起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巴斯夫、赫斯特、拜耳等大公司首創了企業內部的研發部門，並與大學、德國化學家協會、德國工程師協會展開密切的人才培養和研發合作。

從上述舉國體制的歷史流變可以看出，民用產業的創新和追趕，需要的是政府和市場相協同的新型體制。技術研發和產品創新主要由企業來確定方向，具體技術路線由企業、研究所、高校等自主探索，協調推進。

｜西安交大科研人員與海爾研發人員現場交流，技術對接

以需求為導向，以實效為標準

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突出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

科技部部長王志剛説，從“創新主體”轉變為“科技創新主體”，表明企業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的地位上升到新高度，2021年全社會研發投入的78%都來自企業。

在接受《人民日報》採訪時，王志剛還指出，“政府不是科技創新主體，也不是解決重大關鍵核心技術問題的主體，政府要做的工作是為大學、科研院所、企業等科技創新主體提供條件、提供環境、提出問題”。他表示，科技部將完善項目組織機制，進一步發揮企業作為出題人、答題人和閲卷人的作用，推動更多任務由企業提出。同時也通過“揭榜掛帥”等方式，支持更多的企業加入科技創新活動。

科技創新的大方向已經明確，創新主體也已清晰，但實踐中還是存在着一些體制和機制問題。周雲傑在建議中提到的問題主要有兩個：

**問題一：**國家支持企業凝練並提出關鍵技術問題，通過探索“揭榜掛帥”和“賽馬制”等新型科研組織方式，整合高校、科研機構人才，協同開展產業技術攻關。然而，調研發現僅有少數科技領軍企業有能力將產業重大需求拆解轉化為可落地的技術攻關任務，多數企業難以憑藉自身力量將產業實際需求拆解轉化為對應的技術攻關任務，無法形成針對性強的課題“榜單”。

**問題二：**激發高校人才活力的評價激勵制度依然不強。調研發現多數高校對企業提出的產業化攻關項目重視不夠等問題依然沒有根本性改善，主要體現：在教師考核和職稱評聘中，部分高校將橫、縱向科研項目合併，相同資金額度的橫向項目計分比例僅相當於縱向項目的三分之一左右；在學科建設中依然重視考核SCI 論文、國家級平台、國家及省部級科研項目和政府科技獎勵，企業委託項目的權重低、影響小。（注：橫向項目一般是指企業課題，縱向課題是指國家科技部、省科技廳、市科技局等代表政府立項的課題。）

“上述問題既束縛高校人才開展產業技術攻關的活力和熱情，也造成高校缺乏優秀工程師團隊，支撐科研成果工程化、產業化的能力弱。”周雲傑説。

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周雲傑提出的三條建議，都是有的放矢。

如他建議通過遴選在需求拆解、項目規劃等方法流程上引領的科技領軍企業，以“揭榜掛帥”等專項支持方式，由企業牽頭組織高校、科研機構開展“產業需求—技術難題—科研攻關—產業化應用”的全過程試點，形成可借鑑的實踐經驗。

事實上，十四五規劃已經提出，改革重大科技項目立項和組織管理方式，實行“揭榜掛帥”“賽馬”等制度。把需要攻關的科研項目張榜，能者上、智者上、誰有本事誰上，用市場競爭來激發創新活力。

“揭榜掛帥”的效果是明顯的。如供電公司長期有一個痛點，就是為了快速發現、解決故障，給配電設備安裝了智能監控單元，這些設備暴露在户外，通過公網與服務器連接，存在被網絡入侵破解的安全風險。國家電網杭州供電公司決定把需求向社會張榜，很快，就有一家科技企業運用量子通信技術破解了難題。他們將量子加密技術應用到配電設備上，實現了突破，而且有望推廣到更多電力設備應用上去。

周雲傑認為，“揭榜掛帥”是以重大需求為導向，以解決問題的成效為衡量標準，可以有效破除“唯論文”的傾向。

以海爾為例，目前在海爾的HOPE創新生態平台上，已經鏈接了超過20萬專家，覆蓋100多個核心技術領域，可以快速響應需求，鎖定解題方向。

例如，在雙碳戰略背景下，“空調節能減排”就是“榜”，一位在海爾科創平台上活躍了6年的高校專家提出了“可變分流”的技術方向，他和海爾研發人員共同揭榜，通過研發使空調實現製冷和制熱時，冷媒流路各自獨立、互不干擾。在為用户節省能源的同時，也為企業節省了材料。

又如，為應對歐洲疫情帶來的用户對空氣殺菌的需求，海爾集團旗下品牌Candy希望突破高差異化、安全健康的新型空氣淨化技術，並在6個月內實現產品落地。HOPE開放創新生態的專家團隊對此需求快速進行了分析拆解、全球發佈、資源對接、評估驗證，通過聯合技術攻關，推出了採用益生菌抑菌技術的空氣淨化器，上市後受到歐洲用户的熱捧。

無數人的希望

周雲傑建議，引導高校優化教師評價考核制度，吸引更多高校、科研機構人才與科技領軍企業合作開展產業化技術攻關。針對參與國家級平台建設、承接國家戰略的高校院所，在教師職稱評聘中，試點將企業委託項目提高到與縱向項目相同權重。

近年，一直在做科創方面調研的復旦大學管理學院院長陸雄文的感受和周雲傑類似。他説：“目前我們的科研體制仍是相對比較僵化、效率低下的。研究導向仍然以發論文、評職稱、報獎項等為主線，大量的資源浪費在申報、評獎過程中，浪費在課題的低水平重複研究中，浪費在儀器設備重複添置、低效率使用中，浪費在許多不必要的出差和會議中。”

周雲傑還建議，擴大卓越工程師學院建設覆蓋範圍，支持更多製造業領域的科技領軍企業參與試點示範，與“雙一流”大學合作建設具有行業領域特色的卓越工程師學院，夯實製造業高端化、現代化轉型的人才基礎。（注：卓越工程師學院2022年開始試點建設，首批試點建設單位包括10所大學和8家央企。）

談科創，硅谷是全球標杆。而硅谷成功的一個重要依託就是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一流大學的支撐。硅谷的奠基人之一、斯坦福大學電機系教授 弗雷德里克·特曼 曾説：“大學不僅僅是求知場所，它們要對國家工業的發展和佈局、人口密度、地區聲望和經濟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他鼓勵自己的兩個學生創業，成立了惠普公司。在他的推動下，1951年，斯坦福大學把靠近帕洛·阿託的約500英畝校園劃出，成立了斯坦福工業園區，興建研究所、實驗室、辦公寫字樓等。這是世界上第一個高校工業區，它奠定了硅谷電子業的基礎。持續不斷地與企業合作，也成為斯坦福大學的傳統。

今天中國的大學，同樣需要像特曼教授這樣的科創先驅，響應時代的呼喚，與企業、科研機構共同構築國家的戰略科技力量。

截至2022年底，海爾集團所獲中國專利金獎累計增至11項，海外發明專利超過1.6萬件；2022年海爾新增“國際領先”技術鑑定23項，累計達到264項。這些指標都位居行業第一。海爾不僅開創了物聯網時代的生態品牌，而且也是一個可圈可點的科技品牌。

難能可貴的是，從1984年創業至今，海爾從未停止過自我超越的腳步，而對科技自立自強的執着則貫穿了其名牌化、多元化、國際化、全球化品牌、網絡化、物聯網生態品牌各個戰略階段。

1945年“二戰”即將結束時，美國總統科學顧問、戰時的研發負責人布什（Wannevar Bush）向總統提交了《科學：無盡的前沿》的報告，對美國調動國家力量支持基礎研發起到了關鍵作用。

2021年4月21日，美國參議院推出《無盡前沿法案》的新版本，將發展關鍵產業科技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

在中國，科技創新也在時代的最前沿。那些無畏的創新者，凝聚着無數人的希望。

有多大的責任擔當，就有多遠的空間，可以去探索和翱翔。

參考文獻：產業追趕的“舉國體制”：來自發達國家的經驗，徐磊，趙揚，中金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