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生育的必殺技是減税_風聞

全國兩會期間，如何支持生育，成為了代表們最關注的話題之一。

很多代表提出了增加產假、育兒假並強制執行，要求懷孕期間不得降薪，嚴懲企業辭退懷孕女員工……

這些建議基於初心的確是好的，但政事堂看來，提案若不貼合實際，也容易好心辦壞事兒。

在祖先數萬年的自然進化中，男性變得更適合高風險高回報的崗位，女性則更適合追求長期穩定的崗位。

政府若是強制企業給予女性超額的生育福利，便是給企業頭上懸了一個隨時引爆的“生育”炸彈，導致企業將原本一些追求長期穩定的崗位，不得不錯配給男性。

女性就業崗位供應鋭減又會導致內卷化與競相壓價，大幅降低女性整體的就業收入，甚至被迫向企業主做出入職後不生育的承諾。

極度不合理的收入與承諾，又引發職場女性的巨大不滿，導致極少數羣體的故意隱瞞懷孕。這又把企業被嚇到，進一步縮減女性就業的需求，導致了“生育”與“女性就業”之間的惡性循環。

因此，真想要把生育率提起來，不能靠一刀切和拍腦袋來解決。

回顧中國歷史，最大的人口爆發期，當屬乾隆朝，從幾千萬迅速突破3個億。

大爆發的秘密，是乾隆的老爹雍正推行的“攤丁入畝”政策。

簡單來説，“攤丁入畝”之前，朝廷是既收土地税，又收人頭税，之後取消了人口税，改為只收土地税。

收人頭税的時候，地主多僱一個人就要多繳一份税，因此對僱農們挑三揀四，極盡壓榨，遭遇災年動輒解僱，導致僱農養活自己都很困難，更不要説結婚生子，一些幹不了農活的女孩，只能往地主家送。

攤丁入畝之後，地主無論僱多少人，繳的税都一樣多，但勞動力越多地主賺的更多，導致地主們開啓勞動力的爭奪，不斷給僱農增加薪水，甚至鼓勵僱農們結婚多生孩子，以期把勞動力栓住，實現可持續發展。

雍正的一個減税政策，徹底改變了勞資雙方的供求關係，推動了人口的大爆發，最終讓朝廷、地主、僱農三者實現了共贏，實現了乾隆盛世。

而且，我們還可以回顧南北差異巨大的80、90年代。

在國企作為市場主體的北方，廠長們在官帽子的刺激下，全員堅決執行了一孩政策；在宗族作為市場主體的南方，族長們的香火旺盛的激勵下，逼着晚輩們生四胎五胎也非常的多。

可以説，真正決定生育走向的，是地主、族長、廠長，這些不同時代的“市場主體”的熱情。

如今，中國90%的就業由民營企業提供，生育不斷下滑的根子，是這些民營企業主不願意讓員工們生孩子。

解鈴還須繫鈴人，要解決生育問題，關鍵是轉變企業主們的觀念，讓他們願意僱傭女性，願意給予女性生育時更好的待遇，甚至形成鼓勵女性生育的企業文化。

借鑑歷史，可以學習雍正的攤丁入畝，調整税收政策。

喜歡招募女性的企業和崗位，主要訴求就是穩定性，那麼税收政策就需要給予企業長期的穩定性。

政事堂的建議，就像對企業科技創新的税前扣除那樣，也對企業的新生育女性進行薪資的税前扣除，也就是對企業長期定向減税，該企業只要一直僱傭該生育女性，可享受這部分的減税一直到孩子的小學入學。

這招比政府一次性給二胎三胎髮錢要好得多，政府把支出攤薄到多年以後，還不需要掏財政支出。而企業拆除了生育這個隨時爆發的大雷，便敢於掏錢加槓桿投入，增加女性員工的招募，擴張業務線，短期就給政府提供更多的税收。

而且，企業主對女性的生育寬容，不僅有利於年輕人增加生育的意願，擴大招募調整了市場供求關係，會為女性提供跟企業博弈的籌碼，讓她們迎來地位與收入的大幅提升。

這樣，既通過對企業的減税讓利，為政府涵養長期穩定的税源，又增加了企業投入、社會就業和居民收入，提升急需擴大的消費，還能夠刺激生育，促進我國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實現國家、企業、個人層面的三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