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井消費，盡顯中國經濟“韌勁”_風聞
鲸商-03-08 21:43
鯨商(ID：bizwhale)原創 作者 | 李清樂
西周《周禮》有“左祖右社，面朝後市”的記載，這就是最早的地攤。這種經濟形式，在農耕社會里幾經浮沉，於北宋迎來了黃金時期，《清明上河圖》中那些挑擔的小販、牽着牛趕着驢騾的農夫、雜耍的、賣藝的、悠閒趕集的各色人物，就是最好的佐證。
市井一詞，最早出現在春秋《管子·小匡》：“處商必就市井”，意思是有商販經營的地方就是市井；而幾乎歷朝歷代，都有相關史料證明着“攤販”是各地主要的經商形式。這兩個詞誕生於民間，也在民間流傳至今，因此一提到“市井”，大多數人就會聯想到“地攤”。
中國人對地攤上的煙火氣，有着最天然的嚮往。改革開放以後，做買賣不再被視為“投機倒把”，此前幾乎已經絕跡的小商小販或走街串巷，或練攤賣貨，重新出現在市場經濟浪潮中，義烏就是這一波地攤經濟的先行者。在那個年代，前赴後繼的義烏商人，帶着一盤貨走南闖北，把“攤販”這種貿易活動發揚光大，推動了全國的商貿大流通。
最近二十年間，擺地攤幾經浮沉，在文明城市創建的過程中曾一度被“邊緣化”，終於在2020迎來了“春天”：中央文明辦明確將“馬路市場”從全國文明城市考核指標中剔除。隨着政策鬆綁，長春、成都、懷化、許昌等地陸續重啓了這項夜間經濟活動；而在去年，北京、上海、成都、武漢等諸多一線城市也逐漸鬆開了對市井攤販的限制。
“寬街無鬧市，窄巷存旺鋪”，正在成為越來越多城市的縮影。
用市井的煙火，“重燃”消費
3月2日晚，夕陽的餘暉尚在，義烏賓王市場已經開始躁動起來。
一輛停在地攤攤位許久的勞斯萊斯有了動靜。車主下車後，打開後備箱，裏面裝滿了琳琅滿目的小飾品，幾秒鐘就切換到了賣貨模式，把接地氣和高大上的反差演繹到了極致。粗粗望去，這樣的“豪車攤位”竟然不在少數。
整個夜市裏，最火爆的區域就是日用百貨用品區，這裏遍佈着經營攤位，一眼望不到盡頭。人流往來中，一個攤位前擠滿了顧客，其中還有不少是外國人。撥開人羣，發現被大家哄搶的是外賣中經常附贈的“易拉罐濕紙巾”。
一會兒的功夫，濕巾就兜售一空，老闆娘黃惠芳擦着額頭上的汗，笑着表示，樣品帶得太少了。“我有次外出旅遊看到類似產品，覺得很新奇，就回來自己改良。經過幾年的不斷優化，豐富創意，現在每年可以完成500多萬元的內外貿銷售額。聽説小商品城辦了採購節活動，立馬就來了，我剛到這一會兒，就有很多采購商過來諮詢。”
她對鯨商談到，一個易拉罐濕紙巾批發價不足2元，但出口後在國外商超會賣到2美元左右，如今通過Chinagoods，她還為全世界的小微攤販、社羣團長、電商機構供貨，一直供不應求。
除了正在舉辦“市井好貨節”的賓王市場，這幅“千燈夜市喧”的畫卷，正在全國多地同步上演着。市井攤販是城市經濟運行的毛細血管，也有“先有市，再有城”的説法。這些大大小小的“地攤”上，你幾乎可以找到所有與生活息息相關的商品，儘管類別不同，但它們有個共同的特性，就是“平價”。
平價經濟，並不是新物種。被稱為“10元店”的名創優品，就是非常典型的平價品牌，在名創優品之前，創始人葉國富還有一個得意之作，就是曾火遍大江南北的“2元店”哎呀呀。2009年時，哎呀呀門店數量達到了2000多家，零售額高達12億。
金融危機過後的2009年，催生出了隨處可見的“全場2元”；而疫情過後全面放開的2023年，同樣孕育出了平價的“市井消費”。從經濟學角度來看，這背後折射的規律，可以看作特定經濟週期下的“平價產品偏好趨勢”，又稱“口紅效應”。
這種規律由來已久，曾伴隨着經濟波動，頻繁出現在歐美日韓等國家。背後的原理在於，當消費者預期趨於理性時，會減少大額開支；但他們的消費慾望並沒有消失，而是通過平價非必需品釋放出來，來滿足心理層面的快樂和對美好生活的追求。
不過，地攤經濟的價值遠不止於此，因為當下的環境更為複雜。隨着中美貿易摩擦加劇，美國正在推動“製造業迴流”和“供應鏈外遷”，對外貿造成了不小衝擊。最近有很多視頻顯示，在上海港、寧波港、天津港等重要港口，停放了海量空置集裝箱。
商務部在2月初就對此有過解釋，“我們現在外貿領域的主要矛盾從前兩年的供應鏈受阻、履約能力不足轉變為外需不足、訂單下降。”在出口顯露出疲軟時，由消費帶來的內循環就對恢復經濟增長顯得至關重要。
在今年兩會發布的政府工作報告和《關於202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情況與202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草案的報告》中，都將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這是繼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後，國家第二次確保消費的“優先地位”。
之所以被反覆強調，是因為投資、出口和消費這三架拉動經濟增長的馬車裏，消費已經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一驅動力。根據統計局披露的數據，最終消費支出對中國GDP貢獻，從2008年的44%，逐步提升到2021年的65.4%。
消費的擴大，來源於居民收入的提升。擺地攤，一方面能夠釋放老百姓的“理性”消費需求；另一方面作為一種成本較低的創業形式，也能夠緩解就業壓力、提升居民收入，這些都是內循環鏈路中至關重要的環節；而正在義烏舉行的“2023市井好貨節”，也是通過平凡的市井煙火氣，促進消費、拉動經濟增長、擴大就業的行動。
可以説，由一盤貨所組成的市井經濟，是由當下國內外雙方因素共同催化，所產生的必然結果。但“重新歸來”的地攤，也在迎合時代的變革，穿上了數字化的“外衣”，把這盤貨擺到了Chinagoods小商品城APP、百度愛採購、阿里1688等各種平台上。現在，這種線上地攤有個時髦的名字，叫做“雲攤”。
從地攤到雲攤，儘管銷售場景變了，“平價”的特性卻沒變，因為這市井好貨，都是從義烏這個供給“源頭”走出去的。
從地攤到“世界超市”，一盤貨編織出“創業夢”
“雞毛鴨毛換糖嘍……”義烏中國小商品城發展歷史陳列館裏，有一個碩大的撥浪鼓；對於出生在七八十年代的義烏人來説，兒時最盼望聽到的就是貨郎擔“咚咚”的撥浪鼓聲。久遠的童年記憶裏，這些挑貨郎肩上挑的扁擔如同一個百寶箱，用雞毛鴨毛就可以換取糖塊、玩具等。
義烏“雞毛換糖”的行商風俗由來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新中國成立後，義烏一直是普世意義上的“貧困縣”，不僅地少人多、不宜農耕，交通也不夠便利，既不靠海，也不靠邊。
在這樣的條件下，“人”永遠是生產要素中最活躍的因素。或許是“窮則求變”，上世紀70年代起，不少農民由“雞毛換糖”起步，開始沿街擺攤；1982年，隨着改革開放帶來的破冰，“七山二水一分田”的義烏在縣委領導班子的帶領下，開創性地提出了“興商建縣”的發展戰略，建立了最早的小商交易流通市場。
作為最後一代“挑貨郎”，義烏的“吸管大王”樓仲平見證了整個義烏小商品市場的成型與發展。80年代，他拖着20個麻袋，擠上綠皮火車，把義烏的商品輾轉賣到了烏魯木齊、喀什、柳州、南寧、北海等大半個中國。在這些地方，他帶着“流動攤位”，沿街叫賣小商品，賣完以後，又將當地的商品扛回義烏銷售，如此往返於義烏與株洲之間。
“我們當時整個村有三分之一都這樣出去跑貨，有點像後來説的‘專業村’。”樓仲平回憶道。在那個信息不發達、物質極度匱乏的年代，許多像樓仲平一樣敢闖敢拼的義烏商人，用“串貨”、“擺攤”的方式，把來自義烏的小商品輸送到了全國，形成了最初的產業集羣效應。
到了90年代，儘管小商品市場經過飛速發展，開始出現了“前店後廠”和“專業村”的現象，但擺攤依舊是當時創業的主要形式，因為成本低，只要勤奮，就能賺到錢。這一時期，馬雲、宗慶後、鍾睒睒等未來首富都有過從義烏進貨、回去擺地攤的經歷。
賣襪子起家的樓國英從1997年開始擺攤，夫妻二人晚上收攤以後一起去廠家拿貨，第二天在市場上出攤賣貨。“我當時懷着孕，但很有幹勁，第一年就存了幾萬塊錢。”從拿“一點貨”，逐漸發展到小量批發，再到現在，她的“親霞”牌褲襪，已經發展成為網絡爆款的專供貨源。
鯨商走訪義烏商家過程中，發現幾乎所有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行商的人，都是從“擺地攤”起家的，正因如此，義烏的商邦圈子裏一直流淌着濃郁的“地攤基調”，隨之延續下來的還有“薄利多銷”這一行商基因。
1998年，義烏迎來了走向世界的契機，小商品城成了浙江省首批獲得進出口權的專業市場，小商品進出口貿易開始野蠻增長。隨着產業帶集羣效應進一步放大，義烏市場呈現出“前店後倉”“前店後坊”“前店後廠”的主流特徵。成本的下降，讓原本就奉行“薄利多銷”的義烏商品，更加具有價格優勢。
21世紀初，中國加入WTO，義烏市場抓準了這一時機，在德國、日本等多個國家設立辦事處，為義烏商品搭建對外橋樑，吸引更多外國客户來義烏。藉助“內外貿雙循環”的契機，義烏完成從“馬路市場”往“世界超市”的蜕變。
在此期間，互聯網浪潮席捲而至，電商時代來臨，義烏的一盤平價貨品，也被無數商家從線下“擺”到了線上，逐漸衍生出了“雲攤”、直播等多種業態；而從義烏小商品中生長出來的平價消費市場，正在成為當下各大平台的“必爭之地”。
拼多多靠“平價”，不到五年時間就躋身電商的第一梯隊；下沉市場崛起的快手，兩年前就瞄準了“新市井電商”；今年，阿里把價格力列為了內部的五大戰略之一，京東也馬上要在三八婦女節上線“百億補貼”頻道；鯨商還得到了獨家消息稱，抖音電商即將改版，對標拼多多爭奪平價市場，一位抖音商家側面證實了這個消息：“小二的考核從GMV變成了訂單量”。
從沿街叫賣的貨郎擔到勇於開拓的經營户，從零散小商品到“一盤好貨”，從“雞毛換糖”到國際商貿城，義烏的成長並非一帆風順。在金融危機、疫情等特定時期下，義烏的商人也不可避免地經歷着陣痛和焦慮，但最終他們還是扛住了壓力，建設起了更好的義烏。這背後，靠的不是運氣，而是抵抗風險的“韌性”。
“一盤平價好貨”，獨具“韌性”
美國知名經濟學家、風險投資家尼古拉斯·塔勒布在《反脆弱》一書中提到：平常心擁抱變化，面對風險波動，要有復原力和強韌性，並在不確定中，尋找到確定性，利用自己最擅長的優勢，發揮其“凸性效應”。
貨品和供應鏈的升級，是義烏“韌性”最外化的體現。隨着消費互聯網流量紅利見頂，零售消費迴歸產品本質，對供應鏈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倒逼着義烏加快了“一盤好貨”的升級。
早在2016年，義烏小商品市場就發出了構建“義烏好貨”聯盟的倡議，鼓勵外貿升級，也就是鼓勵貨的供應鏈升級，淘汰掉了一大批品控不穩定的小作坊，逐漸把義烏的“一盤貨”，升級為“一盤平價好貨”，並在今年首次舉辦了“市井好貨節”。
據悉，義烏市井好貨採購節將持續到4月份，參與的商家平均三天一輪換，每天展示的貨都是不一樣的。40多天的活動，會有超過500個商家，幾萬個商品通過本次市井好貨採購節展示給採購商和消費者。這一舉措，吸引了大批國內外“攤主”採購商前來選品進貨。
打造“平價好貨”，供應鏈的改造只是其中一環；這盤貨的“韌性”，同樣離不開產業帶集約化帶來的降本增效，其中最明顯的，就是“頭部效應”帶來的物流成本。
温州商人沈東青在義烏經營汽車配件生意，他17歲就離家闖蕩，最後選擇落腳義烏。對義烏物流成本的優勢，沈東青深有體會。“我從廣州發貨到義烏，公路運輸一立方米成本需要70元，而從廣州發到温州，大概是120元。”
鯨商走訪商家的過程中瞭解到，在義烏，單個快遞的郵寄費用不足2元，全國沒有任何一個地區能做到這個價格，這也使得很多電商平台都把一件代發的雲倉放在義烏。物流成本的優勢，也使得諸多義烏商家能夠在重大事件過後，迅速恢復生機。
物流的優勢，令許多像沈東青一樣的生意人落腳到義烏，極大地豐富了平價商品的供給，逐漸成為“市井小商品貨源地”；而這帶來的結果，是吸引了更多采購商來批發商品，畢竟在這裏“貨比三家”時，更加高效。就這樣，一環扣一環，義烏的商業“飛輪”逐漸轉動起來。
一盤平價好貨的韌性，還得益於義烏用“多條腿”走路。一方面，商城集團積極推動線上線下融合，將6.5萬商家搬上了義烏小商品官網“Chinagoods”，截至2022年底，平台累計GMV超500億。
另一方面，為滿足商家的出口需求，集團把自己轉型為國際貿易的服務集成商，2020年上線Chinagoods數字貿易平台，整合了線下商户供應鏈資源，為跨境客户提供國際倉儲、物流、支付、訂艙等貿易服務。
在“走出去”的同時，義烏也在通過引進更多進口商品，為一盤市井好貨進行品質升級。官方消息稱，即日起開始到3月18日，義烏市文旅局和義烏中國進口商品城攜手，打造市井好貨節之“進口商品消費專場”，來自全球各個國家的日用百貨，紅酒零食，工藝品等商品，將在國家商貿城五區進口館進行特賣。
隨着線上線下、內貿外貿一盤貨的打通，義烏的背後，編織着一張大網：這張網由國內210多萬家中小企業、全球2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進出口貿易通路交織而成，不僅滋養着義烏的生命力，也令這個城市在面對經濟波動時，能夠從容應對。
換個角度來看，義烏一直在改變，但營商環境卻是四十年如一日地未曾改變，這背後折射的是當地政府對於“興商建市”的全力以赴。籌資建設、擴張初期的小商品市場；對市場進行“划行歸市”；將義烏中國小商品城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剝離出來，為商户提供更好的服務；整頓市場環境；編制“義烏·中國小商品指數”，使之成為小商品價格的風向標和大市場行情的晴雨表；肅清市場環境，打擊假冒偽劣……每一個關鍵動作背後，都離不開政府這隻無形的“手”。
基於以上，鯨商認為，義烏最大的確定性，來自於政府塑造的營商環境、不斷升級的產品和供應鏈體系、以物流為代表的產業鏈集羣化所帶來的降本增效。而這幾方面，也恰恰是誕生於義烏的市井經濟的“韌性”所在。
事實上，義烏沒有得天獨厚的先天優勢，無論當地政府還是小商品城，都始終帶着“危機意識”謀變。當下，儘管疫情已經全面放開，但面對俄烏地緣政治衝突、中美脱鈎、供應鏈向東南亞轉移等因素波動，身處全球化大潮中的義烏仍舊難以獨善其身。隨着產業互聯網的加速滲透，面對諸多不確定性因素的義烏，正在內循環中，展現着復原力和強韌性。
而點燃內循環發動機的，正是義烏的一盤“平價好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