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樹增筆下流淌的《長征》戰史（一）_風聞

在王樹增筆下流淌的《長征》戰史（一）

一、中國土地革命的產生與發展

 

那是一個充滿熱血、追求救國救民理想的時代，也是一個各種社會理想交錯出現並不斷實踐與探索的時代。

（一）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為什麼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

“中國革命的先驅者之所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因為他們經過對社會現實的深入分析和痛苦思考，發現只有根據馬克思的學説，才能挖掘出中國社會種種黑暗產生的根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體制受到國家法律保護和官僚階層庇護的嚴重的社會分配不公，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導致的社會財富高度集中，帝國主義的入侵以及腐朽封建文化的根深蒂固等等”（P27）。

然而，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理論，從來沒有通過以貧苦農民為主體的革命戰爭進而“武裝奪取政權”之説。這是中國共產黨人根據當時中國社會現實的一個獨創，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踐的結晶！毛澤東提出的“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理論，就是其中最為經典的形象代表與革命運動的真實象徵！

（二）以貧困農民為主體的人民革命為什麼會在中國發生？

在土地革命期間，為什麼在廣袤的中國農村會出現紅色政權？

在此時的貴州，中國社會的現狀表現得尤為明顯：

“扶着原始的木犁在石縫中勞作的人（被稱作‘幹人’）衣不蔽體、目光呆滯，唯一的棲身之處是茅草搭蓋的窩棚”；而“貴州的財主和軍閥以揮霍和奢侈著稱全中國，他們屯積着大量金銀、鴉片、鹽巴和槍支的房屋高大華麗，如同一座座堅固的城堡，高聳的屋檐彎刀一樣翹向陰沉的天空”（P206）；尤以他們過年時的奢華為最，“豬肉和美酒陳列在廳堂，炭火上蒸着餈粑，白米飯在大碗裏推得很高，上面插着供奉祖先的香火”（P218）【第八章《恭賀新年》】。

“共產黨和國民黨因不同的政治信仰而代表着不同的社會階層，因不同的階級地位而追求着不同的社會利益——社會利益的不同，是人類衝突的本質所在。而本質的衝突是永遠無法調和的。因此關於革命目的的不同主張，不久之後就演變成為政黨之間的政治對抗”（P28）。

這就是在大革命取得巨大勝利之際，國民黨內的反動派，隨即就與此時的盟友和戰友翻臉，進而向中國共產黨人舉起了屠刀的內在根本原因。也由此，孫中山先生倡導的國民革命，也在新軍閥混戰中最終走向了南京國民政府的專制統治；主要源自這個黨右派的國民黨反動派，也變成了中國革命最兇惡的敵人。

被國民黨屠殺的共產黨人，在南方各省通過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的土地革命，曾經建立起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實踐着自己的共產主義理想。而通過中原大戰打敗三大主要軍事對手（桂馮閻），連自己黨內的競爭者都不能容忍的蔣介石，當然更是不會允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色武裝割據的存在的。

於是，在不斷的“圍剿”與反圍剿戰爭中，弱小的紅色武裝不斷發展壯大起來，並先後建立起“除中央蘇區以外，還有十幾個面積和人口大小不一的”湘贛、湘鄂贛、閩浙贛、鄂豫皖、湘鄂西等紅色蘇區。“這些屬於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國土’，總面積一度達到四十多萬平方公里，人口達到三千多萬”。其中，“鼎盛時期的中央蘇區面積達八萬多平方公里，被劃分為四個‘省’和六十多個‘縣’，人口四百五十萬之眾”（P23）。其間，中國共產黨先後創建了紅一方面軍（朱毛紅軍）、紅四方面軍（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和後來在長征途中編成紅二方面軍的骨幹紅二六軍團（賀龍、蕭克）等主力紅軍部隊。

（三）中國共產黨內來自莫斯科的國際宗派

然而，在共產國際東方部長米夫的操縱下，於1931年1月7日在上海法租界舉行的六屆四中全會重新產生的9人中央政治局（其中的常委是向忠發、周恩來和張國燾），以及此後因中共中央無法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立足，在陳紹禹遠循莫斯科、周恩來被派往江西任蘇區中央局書記、張國燾去鄂豫皖成立中央分局之後，新成立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即由博古（秦邦憲）、洛甫（張聞天）、趙容（康生）、陳雲、盧福坦和李竹生六人組成“臨時中央”，來自莫斯科共產國際派來的黨內國際宗派，自此完全控制了此時中共中央的最高權力。

隨後，中國的紅色革命力量險些慘遭滅頂之災。

長征就是這樣來的！

當時黨內叫做西征，而實行“戰略轉移”的中央紅軍被稱為野戰軍。西征最初直接的戰略目的是同紅二六軍團會合，以期建立新的紅色根據地【第二章《絢麗之夢》，涉及到中國革命發生、發展和遭受挫折的一些基本政治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