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冬梅：如果皇帝要做昏君，誰也攔不住_風聞

趙冬梅，北京大學歷史學教授

2000年時，我在北大歷史繫上一門課，叫做“中國古代社會生活史”。我在講前言的時候，會講到政治對社會生活的影響。我説，因為我們個體生命是如此短暫，因此政治上的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會影響我們的生命。

的確，當你把歷史的視角調轉去看個體生命、看日常生活的時候，你也會發現政治的影響不容忽視，非常具有決定性。

當時有一個可能是伯克利來北大的訪問學生就站起來説，老師，你們中國人什麼都要談政治，政治真的有那麼重要嗎？我當時就在想，對我們來説政治之所以重要，就是因為在中國，政治在事實上確實是籠罩一切的。

如果説我們一定要問這種情況什麼時候開始形成？我想原因之一可能是因為中國沒有宗教，是政治管理一切，籠罩一切。所以，在塑造和形塑中國人生活和中國社會生活的力量中，政治毫無疑問是説一不二的。

政治籠罩一切，可能還跟中國比較早實現了統一有很大關係。我們很早就建立了非常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儘管學者們今天會從技術的角度去質疑集權在多大程度上能實現；但是，集權是真實存在的。

比如説，湖北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秦簡上顯示，來自咸陽的法令制度，在説一不二地規定着當地的生活。秦代實現了統一，漢代又把統一這個概念給根深蒂固地“種”下去了，這是中國歷史最大的特點和輪廓，跟世界上其他地方都不一樣。

強大的國家一直在實際上控制着一切，掌控着一切，形塑着一切。

儒家對政治的態度是積極配合、努力改造的；老莊主張無為，為心靈別開生面；佛教進入中國之後被政治“歸化”……舍政治之外的空間可能只存在於邊緣地帶，但是不多。中國文化確實是一個被政治籠罩、被政治形塑的文化。

就制度而言，朝代與朝代之間，永遠是“繼承”大於“斷裂”，制度本身自有其慣性。

隱藏在制度的延續性下面的，是各個朝代所面臨的一些共性問題，比如官僚的選任，開國之初通常會“急於人才”；四十年之後則難免“員多缺少”、一位難求；再和平發展四十年，家族背景在官員升遷中的權重必定會大大提高。

比如皇帝周邊勢力（后妃、外戚、宦官等）的處置問題，士大夫與皇帝的關係問題，官員管理中的效率與公平問題，中央對地方的有效治理問題，兵權的收放與邊防的關係問題，等等。

這些共性問題才是帝國治理的真正難題，也是“理亂興衰”的底層原因。

所謂的“歷史週期律”，或者朝代初期的輕徭薄賦，經濟發展到一定的階段，開始出現國富民強的盛世，但同時各種矛盾也開始尖鋭，由於這個矛盾不能夠被及時緩解，所以越積越大。

因為這些矛盾非常複雜，有上層的，有上層和下層之間的，還有下層的，還有中國和外部之間的，一旦哪一個處理不好，就會出現崩潰。然後，一個新朝代又出現了。其實，這是中國歷史的大輪廓，是“一眼看上去就在”的“治亂興衰”。

就制度而言，後一個朝代和前一個朝代之間，繼承因素要遠遠大於變革因素——前面朝代經歷了什麼，實際上都會給後邊的朝代開局造成巨大影響。

不能説我們從歷史當中什麼也沒學到，但我們從歷史當中得到的記憶很短暫，後邊的朝代是受前邊的朝代塑造。

當然，如果時間足夠長，它們所面臨的最重要的，其實是同一個問題，這就是怎樣實現帝制的長治久安。

帝制國家怎樣才能實現長治久安？不同的朝代給出了不同的答案。當然，不同的朝代面臨着不同的挑戰，我們來分析這些答案的類型，分析他們的不同挑戰。

為什麼這些朝代都不能長久？就是因為矛盾不能得到解決，然後激化，就崩掉了。

一個王朝的崩潰，往往是上層出現了分裂，上層的力量跟下層的力量結合才能崩，全靠底下很難崩，比如隋末。實際上，明末是一個內外矛盾的結合。

各種崩法都是因為包括皇帝在內整個統治集團沒有能力去應對挑戰，沒有能力去解決問題，所以政息人亡。

**「如果皇帝要做昏君，誰也攔不住」**一定程度上，在帝制時期人與制度的關係中，最核心的還是作為最高統治者的皇帝與制度的關係：無論北宋趙匡胤之後的幾代皇帝，還是唐太宗李世民、漢文帝劉恆等人，如果能審慎地行使權力，壓抑自己私心並保持寬容，制度就能良好地運行；反之，如果皇帝自身格局太小或見識有限，或者有嚴重的性格缺點卻剛愎自用，就可能破壞運行良好的制度，讓士大夫羣體的努力付諸東流。

問題的關鍵在於，皇帝不受制度和法律的約束。

對於皇帝，特別是對皇帝和宰相關係的理解，都來自我在北大所受的教育，特別是我的導師祝總斌先生。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在大多數時候，歷史學者們在描述帝制時期所發生的事件和關係時，習慣把皇帝作為一個時間標誌，秦始皇、隋煬帝等少數個案除外。比如説王安石變法，就是“在宋神宗熙寧年間，由參知政事王安石所主導的一場改革”。

這種敍述方式，我以為，有意無意地掩蓋了或者説抹煞了皇帝的作用，從而歪曲了事實。在整個帝制時期，皇帝制度是最大的、具有籠罩性的制度背景。

皇帝制度的最大特點是什麼？皇帝的權力至高無上，無遠弗界，沒有任何權力可以對皇權進行合法的強制性約束；用句大白話説，如果皇帝要做昏君，誰也攔不住。

如果去看具體制度的發展，你會看到有很多對皇權進行約束的制度，包括宰相制度、台諫官制度、封駁制度等——這些細部的制度上有很多可以對皇權形成約束。但是，如果皇帝要做昏君，誰也攔不住——這是皇帝制度最大的特點。

怎樣才能克服這個特點？如果在皇帝制度不改變的情況下，一種可能是皇帝對那些軟性的約束有聽納能力。也就是説，他的思想意識、道德建設必須達到一定水平，他得知道皇權不是他自己個人的，不是“以天下奉一人”，而是“以一人治天下”；他有巨大的責任，所以他要約束自己，“狠鬥私字一閃念”。

皇帝制度還有一種毛病，就是脆弱，即很容易受到個人因素的干擾。比如，我在書裏面提到，宋仁宗和宋英宗這對非親父子，收養過程曲折，父子關係擰巴，這種擰巴必然要投射到政治上。

皇帝要做昏君，誰也攔不住，單靠皇帝的自覺很難。那麼，從純理性的角度看，怎樣才能讓皇權穩定運行，讓“具體皇帝”的行為符合“抽象皇帝”的要求？我想，如果能夠在理論和法度上論證並確定皇權的邊界，情況可能會不一樣。

我以前學歷史，一直很看重那些實在的東西，因為我們所受的教育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但到今天，我認為思想觀念很重要，甚至具有最後的決定性。

不飯吃，人會死，這沒問題。可是，在同樣的條件之下，事情會朝着哪個方向發展，它其實是取決於人頭腦中的思想。如果帝制時期的士大夫能夠論證皇帝權力的邊界，並且“夥同”皇帝一起實現對於皇權邊界的劃分，那麼，中國歷史可能就完全不一樣了。

在我看來，從五代到北宋，其實存在過這種可能。 宋仁宗以前，思想領域出現過“劃界”的企圖。比如，五代時期的馮道，歷仕四朝，事奉過十個皇帝，甚至還做過契丹皇帝的臣子，他的人生選擇是“從道不從君”的，他的忠誠所針對的不是一家一姓的皇帝，而是心中的是非。一直到宋真宗朝，馮道都還是官僚們崇拜、學習的對象。

但到了仁宗晚年，當馮道的曾孫拿着馮道的告身（任命狀）來向朝廷討封賞時，就遭到了仁宗的嚴詞拒絕，仁宗説：“道相四朝，而偷生苟祿，無可旌之節！”

一個曾經事奉了四個朝代的人，不就是為了個人的榮華富貴嗎？有什麼可以表彰的地方？！這一席話説明宋仁宗的儒學修養太深了，他深刻理解有關馮道評價的本質。

在仁宗金口玉言否定馮道之前，包括王安石在內的很多人對馮道是讚賞的，他們同意馮道可以“不從君”而“從道”，也就是説，“道”不必與“君”同在，士大夫可以忠於“道”而不必忠於某一個特定的“君”。

假設傳統觀念是一個有邊界的圈，那麼這種想法其實已經到了邊上，就快出去了。仁宗正是發現了這個危險，才予以當頭棒喝。“二程”也發現了這個危險，他們從理論上把那些意圖出圈的想法給按下去、拉回來了。

如果當時的思想家在往回拉的時候能夠順便把皇權的邊界捋清楚，用文字表達出來，然後趁着哪個皇帝（比如仁宗）比較温和時明確提出，達成共識，那麼，帝制中國很可能會有不同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