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要跑了……嗎？_風聞

文 | 佘宗明

“富士康加速撤離”

“再見了，富士康！”

……

連日來，隨着“富士康印度大擴張”的消息傳出，“××要跑了”的傳言纏上了富士康，並激起了輿論對“潤字訣”的敏感。在網上，類似標題不少見。

那，富士康真的要跑了嗎？

只能説，“風之至矣，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

在“風起兮”後，很多人在四處捕捉“木已動”的跡象。

富士康的新動向，剛好進入了他們的視野。

可在慢全球化時代疊合大拆解時代的背景下，這注定是個“一事各表”的話題。

怎麼表述，投射着“世事如舟掛短篷，或移西岸或移東”多變時勢下的幽微人心。

01

説富士康要跑的，多是拿富士康將在印度新增投資説事。

但這事也不無波折。

事情脈絡大致是：

2月27日至3月4日，郭台銘接班人、富士康母公司鴻海現任董事長劉揚偉開啓了印度之行。

在此期間，不少國內外媒體都報道，劉揚偉敲定了跟印度的新投資項目——富士康計劃在印度信息科技重鎮卡納塔克邦投資7億美元，興建新工廠。

印方官員透露，富士康計劃採取幾大動作：

1，擴舊廠：擴建臨近欽奈的工廠，目標是在2024年實現年產2000萬部手機。

2，建新廠：在被譽為“印度硅谷”的卡納塔克邦首府班加羅爾市等地新建代工廠，用來生產iPhone等電子設備。

3，搞芯片：在印度建設碳化硅加工廠和芯片封裝設施，用於發展半導體事業。

公開報道顯示，劉揚偉在和印度總理莫迪、印度電子信息化部部長會談時，還討論了印度政府希望在2026年打造3000億美元電子製造和半導體產值的目標。

▲劉揚偉開啓印度之行時，受到莫迪接見。

又是“印度史上最大的電子行業投資協議”，又是發展芯片產業……龍象的悲歡並不相通。

耐人尋味的是，在印度一方正亢奮的時候，富士康潑了瓢冷水。

上週六，富士康方面專門發了個聲明，稱並未與印方達成有約束力的最終協議，説之前有所誤傳。

這副姿態就像是：印度説“我説過牽了手就算是約定”，結果富士康説“但親愛的那並不是愛情”。

問題來了：富士康是在試探嗎？是，但試探的下一步未必是拒絕。

3月6日，與卡納塔克邦相鄰的特倫甘納邦首席部長辦公室發佈新聞稿稱，劉揚偉在致函中讚揚了當地“友好的工業發展生態系統”，確認鴻海將在該邦建立電子製造工廠，並尋求支持以使新工廠儘快投產。

同日彭博社報道，劉揚偉在致印度卡納塔克邦首席部長的信中，確認了其在該邦建立新工廠的意向，但沒有保證將建造一座工廠，也沒有提到投資金額。

板上尚未釘釘，但“牽手”是確定一定以及肯定的事了。

02

此消彼長，彼長此消，循此邏輯，“富士康要跑了”的結論呼之已出。

但時至今日，富士康官方並沒有官宣要轉移產線，似乎也不認所謂的“撤離論”。

要知道，劉揚偉在去印度前，先來到了鄭州。

自2月21日起，他對富士康鄭州園區展開了為期4天的巡廠視察——這是他任鴻海董事長以來首次造訪這處全球最大的iPhone生產基地。

他在跟河南省、鄭州市黨政一把手見面時，明確表示，在鴻海集團3+3的轉型升級策略中，河南都具有極大的發展優勢，會在河南持續投入、長足發展。

穩住在大陸的供應鏈，被認為是他此行的重要目的。

在2月27日，鴻海還代子公司發佈公告，稱已花1.97億元人民幣取得鄭州綜合保税區約19.5萬平方米土地使用權，將用以建設智能倉儲。

在多方解讀中，這被視作用行動打臉“富士康撤離鄭州”傳言。

這些天，網上傳出富士康深圳廠區已通知勞務中介準備清退臨時工、鼓勵正式工請假、拆除流水線設備，稱產線要轉移到印度去。

3月8日，富士康相關負責人對財聯社回應稱，這是不實消息，目前深圳園區運轉正常。

言語之間，就差直接將槍口對準“提桶跑路”一説了。

富士康這波操作，讓許多人有些看不懂：這到底是要轉移，還是不轉移？

這關聯的核心問題是：富士康的印度工廠，到底是產業鏈轉移（存量騰挪），還是產能擴充（增量突破）？

若是前者，那它就是鄭州工廠的平替；若是後者，那它只是鄭州工廠的補充。

着眼現實看，在短期和長期，答案未必會一樣。

可以肯定的是，富士康在用供應鏈“去單點化”去規避不可控風險。

“去單點化”，不等於“去中國化”，也不等於各個點都均衡——至少目前是這樣。

03

值得注意的是，在當下的國內輿論場中，流行着二元敍事，它會將“外企東南飛”分置在“正常的產業轉移”與“非正常的產業流失”兩種邏輯框架下。

一方會説“穩住，別慌”，順帶着重申起中國供應鏈的韌性。

一方則會對着“產業鏈集體外遷”的景象，探尋起市場規律之外的非市場成因。

兩方的敍事動因並不一致：

前者總想給社會各方吃下定心丸，將當前情形跟日韓製造業轉移過程類比。

有產業觀察家就説，產業鏈中的鏈不是Chain（鎖鏈），而是Catenary（懸鏈）。

從Chain的概念理解，產業鏈外遷是被更具競爭優勢的鄰居搶走，中國在零和博弈中成失意者；但從Catenary角度理解，在中國重構更具技術含量的製造業和更穩定的實業投資過程中，部分低端製造業和高熵值資本因成本因素流出，是正常情形。

後者總想在現實生態審思中啓人深思，它往往連着對複雜政治環境的審視、對民粹輿論環境的反思、對更優營商環境的期冀。

當下輿論場中湧向資本與外企的情緒洪流，通常會進入反思射程。

兩種敍事，哪個有道理？其實都有道理，事實是，當下的產業鏈遷移，經常是兩方面因素兼而有之。

一方面，中國供應鏈有強大韌性是不爭的事實。中國的物流、關税、市場、勞動力質量、基礎設施等，都是沒法説取代就立馬取代的。

舊金山供應鏈公司Fictiv的CEO達夫·埃文斯曾説過，除中國以外，世界上沒有什麼地方有這樣的基礎設施能夠每天製造60萬支手機。馬斯克大概深以為然。

所以，這兩年，在現實因素考量下，許多跨國企業的產業鏈轉移，仍在“中國+1（China Plus One）”的範疇內，“1”並非主要生產地，而是中國之外的補充。

畢竟，本土自主研發企業形成的零部件供應網絡+訓練有素的勞動力等，仍是中國製造的壁壘。

另一方面，中國供應鏈韌性眼下正受到內外複雜形勢的空前衝擊，也是不爭的事實。

不是所有的外企流出，都是“China Plus One”，也有的確實是“De-Sinicization（去中國化）”——這才是輿論常説的“潤”。

耐克將產線遷至越南；東芝關閉了在中國24個城市的33家工廠與研發機構，將研發機構與精密零組件生產搬回日本，組裝業務等全部轉往越南……都是例子。

富士康是哪種？毫無疑問，在現階段，它奉行的仍是“中國+1”戰略。

對富士康來説，在其當前的供應鏈分佈局中，鄭州依舊是大本營式存在。

04

説富士康要跑了，確實該審慎，最起碼得加上限定詞或加個引號。

前不久，政治學學者施展教授在《中國經濟的冰火兩重天》裏指出，網上流傳的很多關於中國外貿困境的文章，如簡單渲染“2022上半年東盟出口上漲多少，2022下半年中國出口下降多少”的，是落入了將數據剝離於參照系的誤區。

他結合數據分析，得出了兩個重要結論：

1，與中國同態競爭的國家，目前還看不出有能力替代中國的，否則無法解釋2022年各國的順差數據變化。

注：2022年中國外貿順差達到了創紀錄的8769億美元，遠高於2021年的4628億、2020年的3586億，是全球第二大順差國德國的10倍多。

在他看來，供應鏈的轉移不像資本的轉移那樣，可以迅速完成，它需要相當長的週期，若干年內，轉移仍然不是個實際的問題。

2，在異態互補的意義上，未來值得憂慮。

異態互補不是印度（或越南）製造對中國製造，而是消費國需求對生產國供給的支撐。

美國是全球第一大消費國，中國是全球最大生產國。現在的情況是，美國加息將全球消費熱度打下來，這樣一來，中國商品的“外循環”之路會碰上需求不旺的壁。

也就是説，中國製造業最大的憂患，不是供應鏈外遷，而是全球消費需求萎縮。

某些研究機構的説法，儼然印證了他説的前半段。

如《經濟學人》智庫全球貿易主管Nick Marro就曾表示，供應鏈多元化問題相當複雜，大家總是在談論它，但人們最後往往會發現供應鏈遷移很難實現。

彭博行業研究（Bloomberg Intelligence）估計，將蘋果10%的產能轉移到中國以外的地方，可能需要8年時間——注意了，這還只是10%。

▲2016年時果鏈企業的全球分佈圖。

時下中國外貿遭遇的困境，則印證了他説的後半段。

前些天有消息稱春節期間外貿訂單下降了40%，這跟官宣的“外貿平穩開局”無疑不在一個平面。但外需走弱，的確是現實。

商務部方面就表示，“進入2023年，全球經貿形勢變得極其嚴峻，下行壓力明顯加大。我國外貿領域的主要矛盾，從去年的供應鏈受阻、履約能力不足，已經轉變為當前的外需走弱、訂單下降。”

也就是説，比起“××跑了”，中國製造更真切也更緊迫的憂慮點，是“外需弱了”。

05

但這不意味着，供應鏈外遷的風險可以“視同空氣阻力，忽略不計”。

認為有了供應鏈韌性人家就不會“跑”，是全球化時代的成本最優邏輯。

可現在是慢全球化時代，也是大拆解時代。

慢全球化，指的是經濟全球化步伐的放緩甚至回撤——《經濟學人》之前就撰文稱，“全球化已失去勢頭”，世界進入“慢全球化”（Slobalization）階段。

大拆解，説的是全球化原有的底層相互依賴信賴基礎正遭到拆除——按社會學家孫立平的定義，大拆解的主脈絡不是經濟，而是政治與價值觀。

美國此前推動的“製造業迴流”與現在強調的“供應鏈彈性”，都是其典型註腳。

這兩年，拜登政府確實在有意淡化“脱鈎論”。美國貿易代表戴琪之前曾表示，美中兩國需要實現“再掛鈎”和“持久共存”。但這並不是説美方要改變對華供應鏈依賴的戰略意圖，只是説它調整了產業迴流的既有目標。

其對應的策略可以歸結為兩點：

1，用“友岸（政治盟友）”和“近岸（地理、語言相近的鄰近地區）”外包，漸進式推動美國夥伴承接低端製造業轉移，以替代全球供應鏈中的“中國製造”；

2，用直接遏制等方式，快速推動對中國戰略性產業鏈的“斷供”，遏制中國創新趕超的勢頭。

一如國際關係學者馬雪概括的：美國在供應鏈中技術含量較低、商品化程度較高、偏重成本導向性的領域並不尋求對華切斷聯繫，而在技術水平更高、易生網絡安全等風險領域轉向“可信供應商”。

也源於此，2022年，美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從中國變為了歐盟，中國成為其第四大貿易對象。

這是地緣政治的大陸架衝撞下的現實。

而這，只是不確定性的一種。

在此背景下，評估供應鏈外遷風險，顯然不能只着眼於成本邏輯了。

要是看綜合成本，蘋果沒理由將目光更多地投向“跨國公司墳場”印度——尤其是在IBM、通用、谷歌、福特、華為、小米們接連碰了一鼻子灰後。

出現“50%良品率”“勞動騷亂”等亂象和麪臨政策多變問題的印度，哪有出現缺人危機後可以發起“富士康保衞戰”、讓基層幹部進廠支援的河南香？

更別提，印度的組件自給率跟中國沒法比——印度產的iPhone中，僅有約15%的關鍵器件和物料可以在當地完成採購。

可蘋果還是去了。印度商務部長今年1月曝出，蘋果公司計劃將蘋果在印度生產的iPhone份額從5%提升至25%。

庫克為什麼“吟鞭東指即India”？原因他之前已經給出了：外移產業鏈分散風險。

06

毫無疑問，我們得留住許多供應鏈——就算產業跨國轉移是經濟全球化常見趨勢，也要儘可能減少“非經濟全球化因素”帶來的產業轉移。

為了供應鏈韌性的發展議題，也為了保就業的民生議題。

這就需要，我們跳出“富士康會不會跑了”之爭的層面，盡力去留住富士康，做大跟富士康們互信與依賴的底盤。

怎麼去留住？

這當然是個宏大命題，涵括了很多個方面。

但落在輿論界面上的底線要求很簡單，那就是：

不極端，不民粹，不排斥，要積極正視每個市場主體的價值——包括外資外企的。

富士康若有不足，我們可以就具體問題説具體問題，但不要動輒扣“血汗工廠”的帽子，或嚷着“少個代工廠，有什麼大不了”。

現實些講，就憑那幾十萬的就業容量，我們都不該去看低它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