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曝中越戰爭決策內情，感嘆中國外交技巧高超_風聞

基辛格在他的《論中國》中認為，鄧小平1979年訪美是為了慶祝兩國關係正常化並開啓雙邊合作戰略，這一戰略以《上海公報》為基礎，主要針對蘇聯。

他認為這再次表現出了中國外交的高超技巧——造成別國支持的印象，而實際上有關國家並未同意，甚至並未接到要他們支持中國的要求。1958年，毛澤東就採用這種方法，在赫魯曉夫北京之行三週後炮擊金門，造成莫斯科事先同意北京行動的印象，使得艾森豪威爾甚為顧忌，赫魯曉夫則為此百口難辯。

鄧小平採取同樣的手法，在對越南開戰前高調訪美。1979年鄧小平到美國後，通知華盛頓中國要出兵越南，但華盛頓並未明確表示支持，美國的作用僅限於分享情報和外交協作。但北京成功地使外界認為，它的行動得到了一個超級大國（美國）的同意，從而嚇阻了另一個超級大國（蘇聯）的干預。

 在這個意義上，鄧小平訪美是做給別人看的，目的在於恐嚇蘇聯。鄧小平在所有講話中都以各種方式警告説蘇聯一貫的本性是“見縫就鑽”。他對卡特説：“蘇聯在哪裏伸手，我們就要在哪裏把它砍掉。”

鄧小平分析了戰略形勢，告訴白宮中國準備同越南打仗，因為它認為越南不會止步於柬埔寨，而是會繼續在中南半島擴張，和蘇聯遙相呼應，一南一北威脅中國邊境安全。鄧小平宣稱，“中國有義務採取行動，不能坐等事態發展，出了事就太晚了。”

鄧小平告訴卡特他考慮到了“最壞的可能”——蘇聯大規模插手干預，因為莫斯科和河內剛剛簽署的防禦條約就是這樣要求的。確實，報告顯示北京從北方邊境撤退了30萬平民，並命令中蘇邊境線上的部隊進入一級戰備狀態。

但是鄧小平對卡特説，北京認為如果打一場有限的戰爭，速戰速決，莫斯科就來不及作“大反應”。鄧小平説，中國不害怕，但需要華盛頓“道義上的支持”，意思是需要美國把意圖表現得足夠模糊，使蘇聯不敢輕舉妄動。僅此而已。

鄧小平給卡特出了個難題——是原則上的難題，也是公開態度上的難題。

卡特是怎麼回應的呢？

卡特表示：“這是個嚴重的問題。你們不僅會受到來自背面的軍事威脅，而且還要面對國際態度的改變。現在公認中國是反侵略的和平國家。東盟國家和聯合國都譴責了蘇聯、越南和古巴。我不需要知道你們計劃採取什麼懲罰行動，但它可能會造成暴力升級和世界態度的改變，從反對越南變為一定程度上支持越南。

我們很難鼓勵暴力。我們可以給你們通報情報。據我們所知，最近沒有蘇軍向你們邊境移動的動作。我的話只能説到這個地步**。”**

拒絕支持戰爭卻又就蘇軍的動向提供情報，這給美國模稜兩可的態度賦予了新的內涵。

第二天，卡特和鄧小平舉行單獨會晤，卡特把一份闡明美國立場的、迄今為止也尚未公開解密的説明交給了鄧小平。卡特的國家安全助理布熱津斯基後來説：“總統親筆寫了一封信給鄧小平，信的調子是温和的，內容是嚴肅的。裏面強調要力行剋制，並總結了可能發生的不利的國際後果。我覺得這麼做是合適的，因為我們不能正式和中國人串通。”非正式的串通則另當別論。

根據一份記載那次私下談話的備忘錄，鄧小平堅持説戰略考慮比卡特所説的世界輿論更重要。最要緊的是，中國決不能被看做軟弱可欺：“中國必須教訓一下越南。蘇聯有古巴、越南可用，以後阿富汗也會變成（蘇聯的）代理人（以後事實證明，蘇聯比鄧小平研判走得還更遠，直接佔領了阿富汗，這也證明了鄧小平對蘇聯的戰略洞見）。中國有這個實力。行動非常有限。如果越南認為中國軟弱，形勢會更加惡化。”

1979年2月4日，鄧小平離開美國。回程中他在棋盤上佈下了最後一顆棋子——路經東京停留。這是他6個月內第二次訪日，目的是確保日本支持即將開始的軍事行動，並進一步孤立蘇聯。

鄧小平對日本首相大平正芳重申中國的立場：越南侵略柬埔寨必須受到懲罰，並保證“為了捍衞長期的國際和平與穩定……（中國人民）將堅定地履行我們的國際主義義務。”

從1978年到1979年，鄧小平訪遍緬甸、尼泊爾、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美國，再加上二訪日本，達到了融入世界，孤立越南的目的。

一切準備完畢後，1979年2月17日，中國從南部接壤越南的廣西、雲南兩省發動多路進攻，對越“自衞反擊戰”爆發。